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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若从思想史的线索进行考察，其实就是孔子的理想，是中国文明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交流不是导致文明的冲突，而是引发新文明的诞生。 自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这一观点后，西方论者无不将矛头指向所谓儒教和伊斯兰教，以为这两种非西方的文明形态与西方的主流文明价值存在着根本冲突，是世界不安宁不平静的根源；而东方论者则起而反驳，一方面指责西方文明的好战性格才是当今世界不安宁不平静的根源，另一方面为自家文明辩护，论证自家文明是怎样的热爱和平，怎样的不希望冲突。很显然，东方论者陷入了西方论者的理论预设，是在东西文明必然冲突的前提下为自家文明辩护。 其实，从中国文明史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不能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没有冲突，也不能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必然冲突，因为中西文明的接触并不是从今天始，在过去几百年的交往中，有冲突的事实，也有不冲突的阶段，所以直截了当说中西文明必然冲突不对，说中西文明不会冲突，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文明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自其诞生以来，就不是一个孤立自发展的系统。中国文明始终像滚雪球一样，从小到大，从中心到边缘，至今已形成一个远远大于“政治中国”的“文明中国”。其影响也早就不局限于中国本土，走出了亚洲，影响了世界，对人类文明之有今天面貌，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对于异质文明，中国文明从来都是信心十足，没有敌视，没有冲突，只有交流与融汇，并最终重构中国文明的新体系。这大概就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般轨迹。 中国文明之所以在过去几千年没有与异质文明长时期发生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战争或圣战，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文明看来，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吸收就像吃饭一样平常一样简单，是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头活水。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文明其实最初只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一个弹丸之地，如果不是与周边文明不断交流不断吸收，所谓的中国文明大约根本就不会存在，更不可能由一个区域性的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更不可历时千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文明的交流使中国文明不断创出新高和奇迹。中国文明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身。而这种改变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其实就是异质文明的刺激。所谓“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其实就是中原文明在周边文明冲击下所发生的一次文明更新与再创造。 同理，中国文明在宋明时期所形成的所谓“第二个轴心时代”，主要的思想资源并不是中国文明自身，而是几百年前东来的印度佛教。异质的印度佛教文明强烈刺激着中国文明，并为中国文明补充着丰沛的养分，中国文明中原来所没有的许多因子，都因佛教文明的刺激而发生而生成。 明代晚期，随着大航路开辟和工业化发展，西方文明东来，世界上两大文明终于接头。传教士除了将中国文明带到西方，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外，他们带给中国人的新知识新经验，使中国文明在此后的岁月中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改变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结束，中国文明的新形态也可以说正在酝酿成熟中。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文明自晚明开始接触以来，从总体上说并不处于“文明的冲突”状态，中西两种文明在交流过程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各自都有坚持都有改变。西方人从中国文明中看到了有用与合理的内容，促进了西方的发展；而中国人从西方文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因此能够比较坦然吸收接纳西方文明中的合理因素，从而改变中国文明的基本构成。这大约就是胡适当年所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胡适概念中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指乾嘉汉学。从中国文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观察，乾嘉汉学对中国文明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视值得重新检讨，虽然因为满汉之间的民族芥蒂，乾嘉学者没有公开张扬西方文明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讨自徐光启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从李贽、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梅文鼎、戴震、阮元、章学诚等人的学术体系中找到西学的印痕，中国文明的基本构成在那短短的几百年中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中国文明中所缺少的许多因素都在西学的刺激下有所补充，有所增加。 以乾嘉汉学为主轴的中国文明研究在那个时代比较坦然地面对东方和西方，并没有因为西方有而东方无而产生鄙视中国文明的任何倾向；反过来，中国的研究者也没有因为中国文明被传教士和早期汉学家顶礼膜拜而冲昏头脑，以为中国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未来。中国文明的研究，自东西两大文明交集以来，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是最好的时期，一切非文明的考量都不存在。中国文明的研究者，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传教士、早期汉学家，都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文明发展中的问题，看到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和价值，看到两种文明相得益彰相互补充的可能性。 中西文明发生冲突还是在1840年之后。西方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的征服，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信仰发生了动摇，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实就是认为中国文明中有巨大的缺陷，即便从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中国文明也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口号实际上蕴含着对中国文明价值的评估，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开始变得不那么自信。 在魏源之后，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看法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基本上放弃了过去几百年对中国文明的信仰、崇拜和高度赞美，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莱布尼兹、孟德斯鸠都人对中国文明的期待，看到的差不多都是对中国文明的蔑视、嘲弄和批评。中国文明在西方人的视野里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这是充斥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报章杂志上的主流见解。 与西方人的看法相对应，中国人也对自己的文明缺失了信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开始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西方化过程，在那之后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运动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过中国在那三十年间的西方化进程还是非常令人震惊。在西方化的驱使下，许多中国人觉得中国文明的精华大约只在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在物质、制度诸层面，中国文明被描绘成一无是处。 西方化倾向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反省，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物质、器物层面的西方化已经无需讨论，制度层面的西方化引起了政学两界的重视，包括李鸿章这样的重臣也在考虑着中国是否应该在制度层面向西方看齐，是否应该像东西洋各国一样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的西方化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大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也就是与中国向西方学习几乎同步，一些中国人就在酝酿着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九十年代经过张之洞的规范表述，就是“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表明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强势压制下有点招架不住的味道，但这个口号本身也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坚持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一是承认自家文明有改变的需要和可能。 由前者，中国人看到了自身文明的优长及“后现代因素”，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往复一定会给中国文明新的机会，从此开启了十九世纪晚期直至现在尚未见结果的中国文明复兴论，其狭义的表现就是新儒家的思想构造，相信中国文明即便在西方化的压力下暂时退却，但其最终不但一定能够成为拯救世界文明的一支力量。这个观点在最初时期有点类似于痴人说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衰落萧条，在在验证了这个预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明拯救世界的想法在罗素、杜威等一些西方人的鼓吹下急剧膨胀，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等人在认同西方近代以来价值理念即民主与科学的前提下，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并不相悖，中国文明蕴含着西方文明的因子，同样能够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这个观念在1949年之后逐步在大陆销声匿迹，只是最近三十年开始复出。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反对中国文明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必要，只是更强调中国文明在对西方化作了充分吸收消化后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轴心时代一样，都是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文明重建。 由后者，一些中国人着重发掘中国文明中的劣根性，以启蒙者的心态力主中国文明向西走，充分西方化或充分世界化，以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发展同步就是与世界同步。对于既往的中国文明，他们认为糟粕大于精华，中国文明或许具有某些“现代性”，或许具有某些“后现代因素”，但其本质还是一个“前近代”，还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因此必须放弃，这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界激烈反传统的思想根基和学术依据。 很显然，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研究者，他们对中西文明有其是对中国文明的观察，更多的是依赖于现实感受，是中国政治在大的国际背景下对中国文明的投射，观察者从这种背景出发看到了中国文明的某一个侧面，但是很难对中国文明给出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合理的解释。 从一种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立场进行观察，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性质，前者并不因后者的比较而存在，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冲突与对立，不是一种强力压制或进入，中西文明必将像晚明以后几百年所走过的路，两种文明相互吸引相互激荡，各自都会从对方汲取有益的营养和精华，丰富自身，完善自身。今日西方大谈特谈的所谓“普世价值”，似乎就是西方文明的创造，殊不知西方文明发展到十九世纪晚期仍然没有这样的观念，仍然遵循着早期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原则。西方文明中的所谓“普世价值”如果从思想史的线索进行考察，其实就是孔子的理想，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交流不是导致文明的冲突，而是引发新文明的诞生。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必将在相互交流中各自改变，只有在一种平和的心态支配下才能看到异质文明的优长和可爱之处，也才能真正坚定对自家文明的信心。“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这个存在并不是文明交流的全部，而是文明交流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