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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局面，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史开始突破观念及条件的限制，逐渐成长为一个开放性的甚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经常性地与港台及国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同时，图书和史料资源也逐步共享，为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学外，也吸引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参与，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得到双重的更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梯队年龄结构逐步优化，并出现了一批能与主流史学界对话互动的优秀学者，以《历史研究》为例，1999-2008年10年间，发表中国基督教史文章共10篇，其中论文8篇，会议综述2篇，另有天主教4篇论文，是为主流史学刊物对其研究的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出版著作（包括资料集、工具书、论文集和专著）近300本，出版论文约3000篇，另有未刊博士论文40本左右。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与对象渐趋多元化与完整，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渐渐赢得圈外学者的普遍承认。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将其作为学科点加以建设，组建相关的研究所或中心，并作为学科方向招收研究生，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尤其是2002年以来博士生的培养迅速扩展。 一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长历程 (一) 学术破冰的努力（1978-1988） 据顾长声回忆，1978年他得到罗竹风和陈旭麓的支持，开始在过去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周总理1956年交代的任务：写作《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书成后将书名改为比较中性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于1981年出版。该书尽管还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印记，在“有侵略也有友谊”的两分法中仍偏重前者事实的梳理，但这是作者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并且该书依据翔实的中外文资料，使相关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破冰之后的前景并不乐观，“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论判断仍在延续。尽管“文化侵略”早在1920年代就由瞿秋白提出，但影响1980年代学术取向的更多是毛泽东的两段论述：“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及“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在整个1980年代，这种政治批判武器仍频繁出现于学术话语中，被尊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逻辑范式，制约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正常化，也影响了此阶段相关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回归理性，1980年代中后期另一种声音渐渐兴起，徐以骅、曹立前、史静寰、程伟礼、景钟等人开始走出政治判断的简单化，主张深入分析传教活动在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复杂面相，将其剥离开来，分别对待。对传教活动中的西学传播、教育等加以肯定。不少学者还提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式来研究传教运动。这使得单纯“文化侵略”范式渐渐淡出学术研究实践，为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准确讲“文化侵略论”不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或方法，而只是对基督教在华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中是否存在“文化侵略”，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大陆之外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其作为一种在具体问题上的评价意见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也是其影响到现在还未完全终结的原因）。但这只是历史复杂性中的部分面相，不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全部真相，以其作为一种范式涵盖整个在华基督教事业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在这种欲说还休的情境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各个侧面缓缓前行。整个1980年代出版的有价值的作品不多，这一时期更多地是在谨慎地去除“泛政治化”制约的影响，为未来成气候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准备条件。唯一的热点是附属于义和团之后的教案研究，数年间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教案史料及研究著作，触及教案本身的诸多侧面（教案发生的原因、评价定位、教案与各种社会力量及义和团的关系等），逐渐改变了过往研究的单一化，基本理清了晚清教案的历史面貌。但在整个1980年代，对教案仍以反侵略、反封建为基本定位，尽管也偶有中西文化冲突论等声音，这种局面到1990年代还难以完全改变。 （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及基督教外围探讨的突破性进展（1989-2002） 在1989年前，许多学者如程伟礼等开始尝试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来处理基督教在华发展，以纠正泛政治化的偏颇。但这不足以完全改变“文化侵略”的范式地位。学者们都习惯性地妥协：传教士“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后在国内大力提倡这一视角的是章开沅。在1989年首届教会大学史会议上，章先生直言：“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近1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已全面取代“文化侵略”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范式之一，成为诸多相关文章、著作的关键词。这一范式注重对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冲突、相互适应与融汇的考察，将基督教在华事业视为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相遇，将其在华的种种摩擦视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将其归宿与出路则定格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与汇通上。这种范式是对以往文化侵略范式的一种突破与矫枉，且在审视基督教的东来及其中国的呈现时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文化交流模式更多是一种在敏感情势下突破过往偏颇的一种文化策略，意在矫文化侵略之枉，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交往正常化的主流趋势相合，它在使基督教史研究正常化的旅程中功不可没。只是，其在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相遇时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因为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相遇与交流不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等交流，其中存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它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碰撞与摩擦。西方文化占压倒性优势。尽管也有些许的东学西渐，但西学东渐是主流，它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延伸与拓展。学界的研究可能更多侧重在西学东渐上，非主观然，而是实际如此，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晴社会》等。实际上，章先生也看到了其中的复杂性，他也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高级与低级。但他认为异质文化的适应、改造和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以致渐成两种文化的汇通是大趋势。[②]王立新也看到此模式解释的局限性，认为其解释的空间主要在基督教在华文化事业上，而对诠释传教士所行的非文化活动则明显乏力。[③] 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追寻而逐渐出现并完善的。现代化研究宏观理论的奠基人是罗荣渠。罗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近代中国的巨变只是这一世界大变革中的一个个案。而将其用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则首属章开沅，他明确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个由传统宗法社会艰难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现代化研究在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后，迅速在大陆各个学科门类得到广泛的运用。实际上，在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中，已隐含现代化考虑的成分。既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一部孜孜追求的现代化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遇，那么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传教运动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审视。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许多第一的成就者。教育、医疗、科技及政治的现代化转型，都能发现传教运动参与的身影。 较早从现代化角度看传教士的是史静寰。她早年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在讨论传教士教育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后又与何晓夏出版了《教会教育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主题。后来明确提出以现代化视角检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是庄维民1991年发表的《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倡导用现代化线索来调理基督教在华活动，肯定基督教的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改良等活动对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④]其后，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则是现代化范式主导下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明确以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传教士的活动。王还对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传教史研究及对其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贡献给与积极的评价。当然，现代化范式的进入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庄文发表不久，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用现代化理论来估价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带有美化近代中国教会的倾向，拔高了教会的正面作用和传教士的积极影响，不符合历史的事实。[⑤] 不过，海外及港台学者已较早用现代化视角来进行基督教研究，如林治平、梁元生、魏外扬等人，大陆的现代化研究取向也多少受其影响。尽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释力与较为完善的理论视域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例如：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志田所说传教士正是西方不那么现代化的群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与现代化精神相抵牾。[⑥]因而承担现代化这种使命也许是它力难能及的，也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胡卫清也曾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他在讨论中国基督教教育时认为本质指向世俗化的现代化运动与具备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教育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神圣与世俗的冲突时刻在场。[⑦]这一切表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有其局限性，其解释的空间更多停留在传教活动的外围，而难以触摸到基督教在华展开的核心与本身，以其来衡量传教活动全部也有局限。 此外，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研究视角来补充既有的研究范式，如胡卫清在研究基督教在华教育时，提出普遍主义模式，认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展开是世界基督教普遍主义东传的结果，对上帝的统一信仰、普遍救赎思想、天国统治等教义是其普遍主义诉求的主要表现，基督教普遍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的结合为其普遍主义理想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其中的复杂性。[⑧]这种研究视角对基督教在华展开有一定的解释力，其《普遍主义的挑战》是较为成功的学术实践。但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有更充实的理论内涵基础。另外，胡著偏重于基督教在全球扩张的主动性，应对基督教落地生根的本土语境有更多关注。另外，在研究范式方面有较多思考的王立新，也提出过后殖民理论来开展中国基督教某些领域的研究。[⑨]这些新的探索尽管还不足以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而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实践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但无疑对弥补现有范式的不足，拓展研究视野有重要意义。 但是，无论是“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还是“现代化研究”等研究范式，实际上多停留在基督教的外围，而较少触及基督教本身，更多是“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而非“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在其中更多是作为一种工具，与基督教本身之外的某种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取向避免了局限于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的限制，使基督教史研究能在一个较广阔的话语中保持其本身研究的开放性，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成果，但同时也导致了其研究的不均衡性。 1988年，章开沅和美国学者林蔚汇聚大陆部分学者，拟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终于促成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中师大的召开，包括9名北美和2名香港学者在内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论文合集出版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不仅成为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对推动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及与海外学者的合作交流意义重大。此后，在章开沅及吴梓明的推动与组织下，组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相关论文，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继教案研究之后，逐渐成长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成果最多、最为成熟的领域。1994年华中师大在章开沅领导下成立中国首家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组织出版“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丛书”（多种），吴梓明也联合大陆学者出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其间高时良、谭双泉、吴洪成等一些教育学和史学的学者也出版相关著作多种。史静寰、徐以骅、胡卫清、董黎、王立诚等几本博士论文的出版，进一步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鉴于中国幅员的广阔及区域差异性，海内外学者都感受到有分割研究的必要性，受海内外区域史研究的勃兴及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从1990年代起以区域眼光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作品不断出现，是本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特征。早期的两部专著陈支平、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和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就是历史人类学介入的结果。陶飞亚和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则能较早摆脱过往研究中的帝国主义批判模式，对基督教活动在近代山东的意义能给与较客观地评价。之后，又有一批区域基督教发展史的著作出版，以沿海各省及西南少数民族为最。 1990年代的另一个发展是传教士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传教士的形象经历了负面——两分法——更多正面（也更完整）的转变。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和吴义雄《在宗敎与世俗之间：基督敎新敎传敎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硏究》两本博士论文是较早的代表。这一时期反教运动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由晚清延伸到民国，有代表性的是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对1922到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新的研究。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在充分汲取海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的清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基督教缺乏一部通史的遗憾。 此外，这一时期是海外学术交流全面展开，美国的裴士丹、马爱德、比利时的钟鸣旦、香港的吴梓明等都对推动大陆的相关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从外围导向对基督教本身的全面探讨：2002年以来的新趋势 2002年10月，由上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上海大学召开“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的国际会议，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东亚基督教再诠释》。以此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新的转向——改变过往在外围徘徊的状态，逐渐转移到对基督教本身的研究上来，使相关研究渐趋完整，研究对象更趋多元化。 随后，为了推动基督教本身及其薄弱点的研究，在吴小新的推动下，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内多家基督教研究学术单位，合作召开了“本色教会”、“基督教与妇女”、“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中文史料”、“基督教中等教育”、“基督教与地方社会”、“基督教医疗社会事业”、“基督教在边疆”等多次学术会议，吸引了本学科诸多学者的参与，会议论文集陆续出版，对推动相关领域及扩大基督教史研究的广度意义重大。 细观7年来的发展，其研究走向渐趋明朗。首先是研究比较成熟的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基督教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由高等教育逐渐向中初等及特殊教育方面辐射。传教士的研究从宏观讨论转向更深入的个案探讨，如对马礼逊、司徒雷登等的研究。区域研究逐渐由沿海区域向内陆扩展，个案探讨越来越多。教案研究在视角及方法的转变中获得不少突破。其次是以本色化为视角，对本土教会及人物的探讨逐渐兴起。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与2004年华中师大“离异与融会 : 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会议的召开及随后论文的出版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内的各个门类——医疗、文字、青年会、妇女、乡村建设、宗派个案、基督教政策、神学等研究逐渐提升日程，个别领域有了较重要的作品出版。最后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迅速扩大，中国社科院、华中师大、福建师大、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单位培养了一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在此领域渐露头角，为研究队伍的更替准备了条件。 二 研究成果分类述评 （一）、通史性著作 1981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史料详实，但未能尽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此后1980年代大陆没有通史性著作出版。 进入1990年代，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通史性著作也多了起来。1991年有邹晓辛、吕延涛《龙与十字架》史话性作品。其后有较大影响的是顾卫民1996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该书虽上及古唐，但于近代以来新教着力最多。该书最大的贡献在能突破过往的政治局限，参阅国内外论著，以翔实的史料将基督教在华史呈现出来，并给予客观的评价。诚如吕实强所言：“综观全书，不论在资料、内容以至文笔方面，均当属上乘。据个人所见，迄今仍为在所有相类之著述中，允推最好的一本。尤其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已能完全摆脱大陆上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而秉持自己的理性和充分的史料，去作叙述、分析和判断。所以此书确为一本好书，不论参考价值和可读性都很高”。[⑩]此期还有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敎》及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前书较简略，后书上编基督教志，在章节设置与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创见与新意。另有韩国人李宽淑1995年在韩国出版、1998年修改成中文版的《中国基督敎史略》，该书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史有一定的价值，但学术水平尚待提高。 新世纪到来，不仅两次再版王治心1940年完成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又有多本通史性著作出版，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是大陆学人首本中国新教通史，但该书内容比较简洁，论述深度略显不足。另外还有两本简洁和通俗性的通史性著作出版。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出版的断代史著作不多，特别是关于1949年之后的基督教面相，多述之简略，乏有价值的作品。 （二）、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 从基督教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只是个宗教问题，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与纠缠一直是大陆研究的重点。较早的是翻译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相关的内容与评价影响颇大。其后再版了台湾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于外人对变法的贡献颇为肯定，为人所重。陶飞亚的研究也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见其论文集。另外，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则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对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近年陆续出版了关于宗教政策的专著，任杰、梁凌的《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虽不专以基督教政策为对象，但对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共的基督教政策有较系统的探讨。其它较深入的断代探讨有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该书重点阐述了清王朝对基督教的思想认识演变和政策变迁，阐明了其对基督教欲禁不能、放任不忍的两难态度，以至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抵制，而任其自由发展的历史。杨大春的《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系统探讨了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其中亮点为对晚清与教廷通使交涉提出新的看法，对晚清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派冲突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策略，也是较有突破的讨论。近年来，大陆学者何虎生和陈金龙还出版了两本中共宗教政策的专著，对中共基督教政策的演变及其运行逻辑进行了探讨。 另一个是基督教和太平天国。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拜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针对这个传统话题，早期段本洛、罗尔刚及其后的夏春涛等否认拜上帝教的基督教性质，为其本身的革命性辩护。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出现新的看法，倾向于赞同港台学者的观点。邹明德和王国平都认为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新近有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对上帝教的性质并没有简单处理，而看到了其前后性质的演变，认为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尝试，而后来走向了本色化的反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其二是太平天国与传教士的关联。茅家琦198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讨论了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反应及交往的复杂画面。夏春涛199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宗教》则初步提出太平天国对圣经的态度演变、删节改造。太平天国停止出版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对拜上帝教的责难与否定而引起的。太平天国此举旨在应对西方人的责难，维护上帝教的权威，这也是上帝教与基督教日渐决裂的过程。2006年出版的增补本《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则比较详尽地考察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上的碰撞及其影响。两书都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天下一家理论是太平天国对西方政策比较温和、并能吸引传教士的关键因素。 教案研究追随于义和团反洋教研究之后，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显学，召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及专著10多部。其中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虽较为粗糙，观点也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拘囿，但可供了解近代中国教案的基本情况。近年来，此一课题仍在延续，逐渐改变了过往研究中的单一面貌，从深度与广度上拓展了教案本身的复杂面相，并吸引了一些博士论文的参与，其中较成功的研究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近代教案的发生，颇有新意。而关于民国年间的反教——非基督教运动，也成果颇丰，代表性的是杨天宏1994年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再现了非基运动来龙去脉，及其呈现出的反教特征，是大陆相关研究的代表作，其修订本于2005年出版，对部分观点文字稍作修正，并补充其最新研究成果，使内容更显充实。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较为不平衡，集中在反教及宗教政策方面较多，而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复杂处境中的政治参与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互动探讨较弱，尤其是民国及解放之后。 （三）、传教士研究 传教士的综合研究，除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其他研究关涉传教士多个侧面。较早的有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敎士在中国》。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学文献的梳理与考辨，是很见功力的作品。新近则有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从译介学的视角讨论了传教士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侧重文学译著的讨论。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9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则主要处理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史翻译与传播。 另有多本关于美国传教士的探讨，其中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侧重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讨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变革中的参与与反应。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则利用美国传教士留下的一批口述史料为基本依据，在事实的梳理中讨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另外，两本未刊的博士论文——崔丽芳的《被俯视的异邦：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和马少甫的《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考察了19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该书以现代化范式为准绳，探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联、贡献及其局限，对传教士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晚清重大议题的关连有较深入的探讨。另外，关于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其前后的记载，许多学者多有关注到此，尤以章开沅先生为最。 传教士人物研究，比较集中的是顾长声1985年初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该书比较详细、深入，可读性强，但对民国年间的传教士注意不够。另有《近代来粤传敎士评传》等。个案探讨中最早的是翻译出版了传教士友人文幼章的传记，而关注较多的是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其中谭树林的相关研究较为重要。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是司徒雷登。作为民国年间影响甚大的传教士，大陆翻译出版了其回忆录，并有多本传记与研究著作出版，但多侧重其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其中颇受好评的一本。另有一本关于傅兰雅的小书——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及研究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论文集。 与海外及港台铺天盖地的传教士传记及深入研究相比，大陆对传教士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出版的深入研究作品还不多，且关注点很不平衡，以美国传教士研究为多，对民国传教士的关注明显不够。当然，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首先是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及传记，其中有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卫三畏、丁韪良、裨治文等，对相关研究颇有助益。另外，传教士个案研究了吸引了多篇博士论文的参与，惜还多未出版。 （四）、中国教会、基督徒研究 海外学者早期在传教史研究范式下,对中国本土教会和信徒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直到1986年，裴士丹倡导中国本土教会研究以来，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这种呼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陆的相关研究。但大陆起步晚，研究也还处于开拓阶段。在1980年代，较早关于中国教会的讨论，是1982年在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的筹划下，中国两会的沈以藩、曹圣洁发表《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是探讨本土信徒追寻自立的早期努力。[11]另外，1982年和1989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先后编印了《回忆吴耀宗先生》和《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1995年又编印《吴耀宗生平与思想研讨》，但鉴于其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另外还有吴贻芳的纪念集及删减出版了曾宝荪的回忆录。 1990年代以来，其研究逐步兴盛深入起来。但多为论文，著作比较少见。直到最近，较重要的是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从本色化的角度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流播以致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颇有创见。同年，在华中师大召开“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的会议，反映了许多学者对这一题目的兴趣。另外，陈晓嫚的《对立抑或融合?：从民国早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刘家峰的《诚静怡(1881-1939)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也讨论了相关问题。 除吴耀宗外，教会人物受到关注较多的是赵紫宸。除整理出版其文集外，中国基督教协会再版了德国学者古爱华的博士论文《赵紫宸的神学思想》，2004年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赵紫宸的会议，并出版《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新近又有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面世。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众家所长，侧重讨论赵氏神学的伦理化倾向，是比较有见解的一本。近年来，当代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渐受注意，大陆整理出版了其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马佳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丁的传记：《爱释真理：丁光训传》，但较海外学者魏克利的研究则显薄弱。此外，两位红色基督徒董健吾和傅连暲也分别有传记出版。 另外，一些致力于教育的基督徒受到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在这方面，得力于章开沅和吴梓明两位著名学者的推动与组织。如钟荣光、吴贻芳、张伯苓、陈裕光、李登辉、韦卓民等都有传记或纪念文集出版。香港学者吳梓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敎大学华人校長硏究》。另外，燕京大学校友们还努力出版了其系列人物志。进行平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总的而言，关于中国教会和人物研究，大陆和海外及港台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对开明派教徒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但较不均衡。对教会保守派人物的研究几为空白，个别人物仍为禁区。 （五）、中国基督教事工研究 A、 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基督教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起步较早且成果最多、研究比较成熟的领域。但在1980年代所写的几本中国教育史中，教会教育基本很少提及。偶尔提及的，除语焉不详外，就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李楚材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最为典型。但逐渐的一批学者摒弃简单化的做法开始深入分析教会教育在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从1986年徐以骅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初探》开始，评价趋于多元化，1980年代还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该书是一项比较成熟的研究，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有规模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始于1980年代末。在章开沅和林蔚等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陆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吸引了很多学者参与，成果相当丰富。章先生领导的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还组织出版了各教会大学的校史及一批教会大学的专著。除章先生的大力推动外，香港学者吴梓明联合大陆学者组织出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覆盖了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 另外，一些处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先后有中国教会教育的通史性著作出版，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敎会学校史》、谭双泉《敎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的《敎会学校与中国敎育近代化》、吴洪成《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教会教育史》、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等。其中几本著作都有一定影响，惟吴著不大引人注意。不过该书作为一本从教育学角度关注教会学校的历史，颇有特色。 对基督教教育深度研究的上几本博士论文，较早的是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以两个影响很大的教育传教士为个案，讨论了其在华的教育活动，促使学界抛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宗教背景，而关注其教育活动中属于教育的层面。但对教会教育教育功能的强调并不表明其宗教功能的丢失，在为教会大学教育功能正名的过程中，确有不大注意其宗教功能的迹象。对这种现象纠偏的是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个案，讨论了作为直接或间接宣教媒介的教会大学，这是教会大学研究走向深入和全面的一种体现。此外，鉴于这一研究中 “文化侵略”与“现代化”范式存在的某种缺陷，胡卫清在《普遍主义的挑战》中提出普遍主义的评价模式，认为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宗教普遍主义的产物，而后者又是近代西方普遍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看法，胡的观点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似乎并没引起广泛的认同。而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敎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则认为沪江大学在华的展开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结合的结果。近年来，教会教育研究吸引了一些新生力量的参与，成为诸多历史、教育等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内容涉及教会大学个案、区域研究及其他西部课题，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12] 教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是不均衡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是明显研究的重心。近年，这种偏颇逐渐改变，将研究扩展到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首都师大合作召开“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会议，以推动相关研究。其他则有关于盲人教育、特殊教育的论文多种，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趋于完整。 B、 中国基督教医疗及其他社会事业研究 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论文不超过100篇，关涉宏观探讨、个案或区域研究、医学教育、人物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重要的有赵璞珊和高晞关于合信和德贞的研究较深入。近年来有三本相关的博士论文，李传斌的《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是整体讨论教会医疗及其影响的作品。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视野较开阔，颇具问题意识，是为本领域出版的较少的专著之一。邓杰《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则主要讨论抗战爆发后基督教边疆服务中的医疗事业。 基督教的社会事业中另一大宗是慈善事业，研究散篇不少，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另有刘家峰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对相关历史的重构颇力，已出版《中国基督敎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等多种。 C、 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的研究相较于海外及港台为弱。在一些近代出版史中，有附带论及，如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对早期教会出版史的梳理颇细致。近来最着力于此的是四川大学的陈建明，除翻译出版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外，还出版《激扬文字、广传福音——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陈的博士论文《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则主要探讨基督教文字事业在华西的演变历史。关于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则有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考略》，比较全面的追溯了基督教在福建的出版事业及其对福建社会的影响。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淸社会》，虽不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的专著，但基督教出版文字事工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占据了该书大部分篇幅。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大宗是报刊业，其中以《万国公报》最多[13]。较早的是李天纲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年有两本博士论文出版：王林《西学与变法 : <万国公报>硏究》和杨代春《〈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前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与变法之间的关联，后者側重《万国公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教会新报》的研究，有姚兴富的博士论文《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比较重视思想层面的探讨。 圣经汉译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是基督教文字事业中的重项，也是学界甚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海外及香港有多本专著出版,大陆甚为薄弱,仅有几篇较重要的单篇。 D、 中国基督教与妇女研究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妇女，海外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郭佩兰的专著。大陆的相关研究约从1980年代后期起步，论文约60多篇，还没有出现较重要的系统专著。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基督教与女子教育领域及女性启蒙方面，除前面论到的女校长吴贻芳外，有两本相关专著出版。其中李湘敏的《基督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基督教教育和中国近代妇女的论著，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此问题。另有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 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硏究》。鉴于大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和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召开了“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国际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中文学界的重要成果。 E、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研究 大陆学界对青年会的关注起步较早，但相较于海外及港台的成熟（有多本专著出版），则显薄弱。顾长声1981年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专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一章，是为了解青年会在华活动的简要记述。随后陈秀萍编著的《沉浮录：中国靑运与基督敎男女靑年会》，是大陆首本介绍青年会的专著，是了解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基本论著，对青年会的评价比较正面，但学术性不强。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也以简短的篇幅论述了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并分析了其迅速进展的原因。 近来于青年会研究较力的是左芙蓉和赵晓阳，前者出版了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 1906-1949》，其书及系列论文主要以北京青年会为个案，以社会学和跨文化理论为理论方法，探讨其在社会福音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事业。后者出版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详细讨论了青年会在中国成长的中外背景及其组织、人事与事工，除便于对青年会的整体了解外，作者对部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颇显深入。此外，还有一本关于天津青年会个案的作品。但对女青年会的研究除散见的文章外，仍甚为不足。 （六）、宗派个案与区域研究 基督教区域发展往往与宗派性或本土教派纠缠在一起，相对而言，大陆学者较注重区域研究，比较忽略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宗派性，这与大陆1949年后所倡导的后宗派时代息息相关，而海外及港台学者则较注重宗派个案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结合研究，区域研究是大陆相关研究的重点，曾有两次区域研究的会议。[14] 在有限的宗派个案中，陶飞亚的《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讨论了信奉五旬节派教义的山东土著教会的社会试验，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另外，近年出现几本宗派个案的未刊博士论文。 除以上夹杂在个案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外，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大陆在各省编定的地方志--宗教志中都将基督教在各省的发展列为重要内容。近年又有不少有份量的基督教区域研究著作问世，尤以广东、福建、上海、北京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的研究为多。 广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见的有吴义雄的《在宗敎与世俗之间 : 基督敎新敎传敎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硏究》和论文集《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尤以前书影响较大。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的《基督敎与近代岭南文化》也是一本很扎实的区域研究著作。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发展最为成功的区域之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最多，大陆以福建学者的研究最力。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敎与福建民间社会》、林金水等的《福建基督教史初探》、朱峰的《在信仰与实践之间 : 福建基督敎史钩沉》、福建师大编的《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辑》等，从不同方面揭示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和影响。林立强《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讨论了早期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的活动和影响。林金水并成有《台湾基督教史》。 上海和北京都是近代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在上海学界出版的几本宗教通论著作中都把基督教作为重点记述。近年更出版了姚民权的《上海基督教史, 1843-1949》是专涉上海新教的专著。北京则有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和陈月淸、刘明翰的《北京基督敎发展述略》两书和佟洵主编的关于北京教堂文化的专书。 少数民族、西南边区与基督教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 : 基督敎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和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都是关于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的研究。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和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以张书和钱宁主编的较有特色。秦和平在西南少数民族和四川基督教的研究用力甚勤，出版了很有特色的区域基督教史。 其他的区域研究还有一些。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莫法有《温州基督敎史》、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赵英霞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分别讨论了基督教在这些省区的历史。 [①] 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言，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参见章开沅为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所写的序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④] 庄维民：《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青岛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⑤] 何桂春：《也谈目前教会、教案史的研究现状——与庄维民同志商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1992/04 [⑥]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⑦]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⑧]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章。 [⑨] 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⑩] 吕实强评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载《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二十二)，台北：国史馆1999年，第30页。 [11] 沈以藩、曹圣洁：《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社会科学》1982年年第3期。 [12] 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赵厚勰：《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孙广勇：《社会变迁中的中国近代教育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1868—1952）》（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夏泉：《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 杨代春：《〈万国公报〉研究综述》，长沙《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2005年；“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200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