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１９２９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６０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７０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
本文以档案、文献等史料为依据，对上述“伪造”说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田中奏折》是中国人伪造的，还是由日本人撰写的文件？
从６０年代中叶到８０年代，有关《田中奏折》的一个争议重点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来历问题。日本一些学者声称这个文件是中国人伪造的，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是稻生典太郎的“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１）ａ］。二是高仓彻一的中共“伪造”说［（２）ａ］。三是秦郁彦的王家桢、蔡智堪“伪造”说［（３）ａ］。
上述三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拿不出任何相关的证据来。
《田中奏折》原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与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在１９２７年东方会议前密谋，由铃木贞一执笔撰写又经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修改而成的文件。它是地道的“日本造”。这样论断，可以铃木贞一本人在１９４０年和战后两次谈话作为依据。
（一）１９４０年铃木贞一谈话
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１９４０年的谈话：
“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 、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
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
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
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
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
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
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１）ｂ］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１９４０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
（二）战后铃木贞一谈话
“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１）ｃ］
铃木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它为人们一直困惑的《田中奏折》的来历问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答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是地道的“日本造”。稻生典太郎、高仓彻一和秦郁彦等人的“中国人伪造出《田中奏折》”的说法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二
第二个要探讨的问题是：东方会议究竟是否制订过以“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为战略的“积极根本政策”？
持《田中奏折》“伪造”说者声称：东方会议没有制订“满蒙根本政策”；会议上也没有散发和讨论过《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从而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
稻生典太郎的《围绕＜田中奏折＞二三问题》是持这种论点的代表性文章。它强调东方会议的目的只是就“解决满蒙地方等日中悬案”“交换意见和情报”，而“没有形成有关根本满蒙政策的协议和决定”，“田中的对华政策与‘上奏文’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２）ｃ］。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日本现存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东方会议制订了以“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国策；东方会议的《对华政策纲领》同《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及后来被披露的《田中奏折》是一脉相通的。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
第一个论证是，东方会议的组织者森恪及其同谋一贯坚持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的侵华主张，同田中义一首相历来鼓吹“经营大陆”、谋取“满蒙”的政见相一致，这决定了“具有糖衣作用”的东方会议所“统一贯彻”的“政府政策”就是“满蒙分离政策”。
森恪是政友会内部主张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概括其对华政策的主张是“满蒙第一主义”。他认为“满洲和蒙古，无论从历史上、经济上还是国防上，对日本而言，是大陆上的生命线。因此，日本应首先确保满蒙，然后推向中国”［（１）ｄ］。从这一见地出发，他鼓吹日本应对满蒙采取“积极政策”。森恪认为“满洲是同中国关内完全不同而本质相异的特殊地区”。“满洲成为战乱的地区，就已经侵犯了日本的权益。因此，日本为保卫其权益，必须采取积极政策，出面维持治安。尤其是要断然反对中国关内势力进入满洲”［（２）ｄ］。基于上述见解，森恪在炮制“铃木方案”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这一主张既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战略思想的渊源，又是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日本将实行武力“防护”方针的张本。
铃木贞一与森政见相同。当森同铃木密谋召开东方会议时，铃木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把日本的政治势力打进去，应成为“日本一切政策的中心”。这一主张遂成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灵魂。
吉田茂是久驻中国的职业外交官，一向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吉田深知田中义一的政见，在田中内阁成立第二天，这位驻奉天总领事就上书外务省亚洲局局长，献策说：“满洲的治安，……凡我力所能及者，必负共同维持之责，此乃确保日本的优越地位者也。”他强调：“我方对满洲经营应以帝国的国力来进行。”［（３）ｄ］正因为吉田茂坚持恃强权“经营满蒙”，所以森、铃木求教于他时，这位外交官积极出谋划策，终于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出笼。
田中义一从１９１３年以来就鼓吹：“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日本帝国要通过取得路权、土地所有权等措施，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４）ｄ］。森恪一伙的主张正切合田中义一的宿愿和政见。于是，当森恪政务次官以就满蒙悬案等“交换意见和情报”为糖衣，倡议召开以“统一贯彻”满蒙分离政策为实质的东方会议时，田中义一立即采纳了森的建议。掌握了上述基本线索，就能够对东方会议的目的和性质作出切合实际的论断。
第二点论证是，对比铃木贞一的主张和《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及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它们的基本点是一致的。
（一）关于大陆政策总战略：
（１）铃木贞一的主张：
“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政策的中心。”（铃木贞一语）
（２）《田中奏折》：
“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要控制亚细亚大陆，掌握满蒙利权是“第一大关键”。
（３）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
“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这是“根本方针”（导言）。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六条）
（二）关于以武力侵占“满蒙”：
（１）铃木贞一的主张：
“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森恪语）
（２）《田中奏折》：
（同前）
（３）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第八条）
（三）关于攫取中国东北的利权：
（１）铃木贞一的主张：
“要解决满蒙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名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恪语）
（２）《田中奏折》：
“对于南北满权利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
日本要取得土地商租权、自由居住往来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
（３）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
（未作规定）
（四）以“军事为目的”迅速实现满蒙铁路的计划：
（１）铃木贞一的主张：
“这个计划过分赤裸裸了”。“按照这个想法推进，必定与美国发生
正面冲突”。（吉田茂语）
（２）《田中奏折》：
以美国、苏联为假想敌国，准备决战。
“将来欲制中国，必须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日本“不得不
与美一战”。
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
“必须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铁路”是“开拓新大陆的最大关键”。
兴建吉林—会宁、长春—大赉、索伦—洮南铁路。如果这几条铁路形成大
小循环线，北满富源经吉会路越海运到日本，“战时之食料及原料可足”
，日军可自索洮线“迫赤俄阵后”。美中俄众多海陆军“终必无如我何”
［（１）ｅ］。
（３）东方会议决定：
东方会议决定了《满蒙铁路计划》，必须迅速实现的方针。决定兴建
吉林—会宁、长春—大赉、昂昂溪—齐齐哈尔、通辽—开鲁铁路和新丘运
煤线。计划旨在把朝鲜与吉、黑两省铁路联成一气。
参谋次长南次郎强调：兴建索伦—洮南铁路，“在对俄作战上重要，
必须先于上述各线实现”［（２）ｅ］。
由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三者差别仅在于秘而不宣的《田中奏折》是比较赤裸裸的，而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则措辞含蓄隐晦，至于三者的基本内容则是一脉相通的。由此可见，日本的《田中奏折》“伪造”论者所谓东方会议“没有形成有关根本满蒙政策的协议和决定”的论点完全不能成立。
第三点论证是，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完全是按照《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设计推行的。
东方会议闭幕不久，“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于１０月１４日与张作霖签订由日本承建“满蒙新五路”的《张作霖—山本条太郎协约》［（３）ｅ］。日本攫取了五条铁路的路权，其中敦化至图们江岸（吉会路的一段）、长春至大赉、索伦至洮南三条同《田中奏折》所列举的“急欲实现”的铁路完全一致，延吉至海林铁路与《田中奏折》提到的珲春至海林铁路基本相同（按：珲春、延吉同属日本所谓“间岛”地方）。
与此同时，山本条太郎还要求签署事先拟订的建立日奉攻守同盟和经济联盟的协定。日方的《关于维持东三省治安换文案》要求张作霖承认，在“东三省之治安混乱时”，日本有权出兵“维持治安”；经济协定草案则要求，日本人在满洲和东部内蒙古享有土地商租权和经营商工农林矿各业的权利，中方承认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一切有关满洲的日中条约继续有效［（１）ｆ］。日本首相特使提出的这些要求同《田中奏折》是完全一致的［（２）ｆ］。
１９２８年５月田中内阁向中国南北两政府发出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妄图肢解东北的《五·一八觉书》。日军企图阻击出关的南军，解除败退关外的奉军的武装，以实施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分离政策”。
１９２８年８月，田中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助利诱，企图阻止东三省“易帜”。
历史事实说明，田中侵华政策的实践同《田中奏折》如出一辙。
如果考察一下其后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卢沟桥事变，可以看出它们同《田中奏折》揭橥的总战略完全相同。这就难怪日本前外相重光葵不得不承认：它们“恰似以《田中觉书》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３）ｆ］。
但是，为什么《日本外务省档案》里没有散发和讨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件的记载呢？
如前所述，东方会议本身是一个“具有糖衣作用”的把戏，主持者当然不会把会议的全过程，特别是“赤裸裸”的侵略计划公诸于众。但是，档案、文献告诉我们，东方会议期间和会议闭幕后还有秘密会议和活动。这是《日本外务省档案》没有讨论铃木贞一方案的原因。
东方会议历时１１天，而《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档案仅有５天（４个半日、３个整日）议事日程的记录。难道这样一个官盖云集的重要会议竟然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休会日”吗？显然，在没有议事日程的６天里有不肯外传的秘密活动。田中义一的开幕词为人们提供了一点线索。田中说：“当推行政府政策的时候，必须加以深切的考虑。……当考虑掌握政府政策的方法、细节事项时，随着会议的进行，我认为可能有必要组织特别委员会。”［（４）ｆ］这一记载帮助人们了解：在没有议事日程的６天当中，可能召开“特别委员会”或其它形式的小型秘密会议，研究实质性的“细节事项”和“方法”，诸如《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一类内容。
还有，７月７日田中作《训示》时，这样讲过：“有关我国对华政策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１）ｇ］这表明东方会议闭幕后田中与有关军政要员还有进一步研讨和最后确定满蒙分离政策“实施的具体办法”的活动。
上述材料证明，《日本外务省档案》没有记载在东方会议上散发和讨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不能作为日本统治集团未曾研讨过铃木贞一方案的依据。
这里，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日本外务省档案》没有记载、但是能够证明东方会议确曾讨论和决定满蒙分离政策的证据：《森恪》传记收录的田中首相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东方会议决定大陆政策之际的一段对话：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
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或其它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
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
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２）ｇ］
这段重要的对话没有被《日本外务省档案》编纂者收入《东方会议经过报告》，不是因为它无足轻重，而恰恰是因为这一在特殊范围内密谈的内容“过分赤裸裸”了。
三
第三个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评价蔡智堪、王家桢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一些研究者引证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和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两文（以下简称“自述”），认为《田中奏折》“最初的祖本来源于日本国内当权者之手”；王蔡两位“不容抹掉的当事人”揭示出《田中奏折》得自日本的来龙去脉［（３）ｇ］。随后，日本的秦郁彦提出了《田中奏折》是王蔡所伪造的说法。国内个别论者也对蔡智堪“自述”提出质疑，认为“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的”［（１）ｈ］。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议重点。
笔者认为，对待蔡智堪和王家桢的自述，应当同评价一般回忆录之类史料一样，要具体分析，全盘肯定和全面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现就蔡王“自述”试作初步的分析：
（一）关于蔡智堪“自述”
蔡智堪确是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期间为我东北地方政府提供日本政情的爱国者。目前，辽宁省档案馆尚存有蔡智堪提供重要密报的史料多件。例如，１９３１年７月１５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为蔡智堪紧急密报若ｇｕī＠①内阁变更对满蒙政策事给张学良的呈文》，称：“据日本东京蔡智堪紧急秘密情报……日方对满蒙外交，此后欲以恩于南满，以威于北满，而对中华本部仍取不拔剑主义，与英美协调到底。”又说若ｇｕī＠①首相已向外务、拓殖省等发出“秘密趣旨书”，他觉问题重要，“即着手运动抄录，以便详知其真相”。待１２日“方可着手抄录，到时将详细抄呈”［（２）ｈ］。
上述档案证明蔡智堪确曾长期为东北当局提供日本侵华情报。在九一八事变前两月，这位爱国者拟“详细抄呈”若ｇｕī＠①内阁的“秘密趣旨书”，正是其能够在皇姑屯事件后的紧急时刻谋取抄录《田中奏折》而递交王家桢的有力证据。
蔡智堪“自述”［（３）ｈ］的主要价值在于同王家桢“自述”相互印证，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湾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争斗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将抄本递交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参考之用。王家桢为内部刊行的中译本取名为《田中奏折》。
当然，与一般回忆录一样，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讹误和有待考证的地方。其讹误，有些是记忆上的差错，如时间、称谓和数字上的谬误；有些是个人习惯提法的差异所致，如蔡把“宫廷集团”称为“皇道派”，有些则明显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写时造成的，如抄录《田中奏折》的时间，应当是１９２８年“天气热的时候”［（１）ｉ］，而整理人赵尺子却武断地改成“民国十七年六月”。
蔡智堪“自述”质疑者所谓“在关键问题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论点，值得商榷。
质疑者说，当时“东北危急存亡之势如此昭然”，何能有蔡智堪所说致函汇款，指示其谋取奏折这样的事情呢？
张作霖被炸后，返回奉天的张学良确实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即相机与南京政府言和，准备对抗日本的压力。为了对付日本，他亟欲摸清敌情。返奉不久，张学良连续会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试探日本对东北的意图［（２）ｉ］。林久治郎在其遗著中有一段记述可作确证：“张学良为研究我国政情曾付出很大的努力，他派出不少下属到日本收集情报，他自己也尽量同日本人接触。”“不懈地窥伺我国政治情况，考究灵活的对策”［（３）ｉ］。正因为当时东北面临着存亡的严重危机，张学良“拨出专款加紧收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４）ｉ］，因而有王家桢密示蔡智堪“宜速图谋”日本机密文件的措施。这正是合乎东北当局政治需要的事情，怎么能说“不可能发生”呢？
质疑者还说，元老西园寺、内大臣牧野对于田中侵华政策“是支持的”。“蔡智堪谋取奏折时，并不存在元老急于破坏田中对华武力外交政策的事实”。“元老和牧野搞垮田中的真实证据，谁也拿不出来”。
历史事实恰恰同质疑者的论断相反。
例如，１９２８年５月田中义一内阁出兵山东，元老、内大臣极为担心，西园寺曾明确告诫田中要实行“国际协调外交”，反对其武力侵华的方针［（５）ｉ］。
《牧野伸显日记》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１９２８年５月９日，田中内阁决定第三次出兵山东。牧野在５月１０日写道：他觉察到英美与他本人一样“对日本出兵山东、几日来局势剧变的焦虑”［（６）ｉ］。１１日日记又记载，前首相山本权兵卫造访牧野，激动地指摘田中出兵山东“轻率”，要求内大臣转请“唯一元老”西园寺出面，郑重告诫田中首相，并阐明元老本人对“济南事件”的态度［（１）ｊ］。牧野随即委托西园寺的政治秘书原田熊雄将山本权兵卫的提议转告元老。
果然，西园寺于１３日对田中首相提出严肃的告诫，指出：护侨是适宜的。但是，“此次出兵的方针容易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因此，特别需要依照国际协调的原则，取得欧美各国的充分谅解”。他还强调，切不可在天津、北京惹起“第二次济南事件”［（２）ｊ］。
上述情况证明质疑者所谓“西园寺、牧野对田中的侵华政策是支持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又如，在张作霖被炸事件的处理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较量，导致西园寺和牧野决心搞垮田中内阁，以维护天皇制。张作霖被炸后，西园寺劝告田中首相应断然惩处主谋人，以维护军纪和日本的国际信誉，并及早上奏天皇。但田中屈服于陆军的压力，放弃严惩肇事者的主张，激化了同元老和内大臣的矛盾。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８日，牧野记述道：田中首相主张严惩凶手“言犹在耳”，现在他竟然要以“事实不明”，仅予行政处分，实行“绝密处理”。这一“根本变卦，真是岂有此理”。他担心事情迟早会泄露出去，将影响天皇的威信［（３）ｊ］。５月６日牧野同西园寺密商“善后措施”，准备“更迭当局者”。
６月２５日，牧野获悉田中即将向天皇上奏“满洲某重大事件”的情报，立即访问西园寺作最后磋商，决心推倒田中内阁［（４）ｊ］。
《牧野伸显日记》可以证明，内大臣牧野与元老西园寺对屈服于军部的田中首相完全失望，对促使田中内阁垮台起了重要的作用。
质疑者又认为，身居民政党顾问的床次竹二郎当时正指责民政党抨击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声明，旋即脱党。因此，“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及其后一年多不可能有帮助蔡智堪谋取田中奏折这样的事情”。
事实是，在２０年代后半期日本政党政治的激烈斗争中，曾经是政友会第二号人物的床次竹二郎是一位权力欲极强、在政治上贯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他一面奔走于元老、内大臣门下，一面将他的政友本党同宪政会合并，成立民政党，拟凭借议会第一大党的优势，谋求挫败政友会和田中内阁。床次后来退出民政党另组新党时，他在建党声明中也揭橥了同田中相对立的对华方针［（５）ｊ］。正因为他们之间的政见不一，当床次得知西园寺、牧野不赞成田中的武力侵占“满蒙”政策时，认为应当抓住这一可能倒阁的机会，毅然充当了协助蔡智堪联络牧野伸显谋求抄录机密文件的中介人。
在复杂的日本政党政治的争斗中，床次虽同田中义一为相互利用有过暂时的勾结，但他确实长期把长州阀首领田中义一视为自己争夺权位的主要对手。１９２８年底访华时床次曾向张学良请求提供击败田中的竞选资金，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１９９０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发表了《采访张学良实录》，据载，张学良说：“床次先生我见过，我们谈得很好。我谈到中日悬案问题，他说，我假如能够执政、拿到政权的话，很愿意尽量着手解决中日悬案。”［（１）ｋ］
在交谈中，床次说：我想竞选，但“没有这个力量”。张学良表示：“让我帮这个忙。”床次向张提出“借两千万元”［（２）ｋ］。在座的张学良幕僚胡俊曾著文记述了床次谈话的具体内容［（３）ｋ］，可以作为佐证。胡俊写道：“在和张交谈中，床次曾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说：本人反对军人干政。今见田中内阁把日本政局搞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本人遂下决心，率我的政党联络友党“共图打倒田中的军阀内阁”。“本人此次访华目的，亦即向中国各方求得谅解，以便将来组阁执政时改善日中两国邦交”。随后张学良向床次提供竞选资金五十万元［（４）ｋ］。
只要深入研究２０年代日本政局中元老、政党内阁和军部三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对华“双重外交”、“多元外交”的政治现象，就会知道：利用外交矛盾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政治斗争的惯例。床次竹二郎联络内大臣牧野帮助蔡智堪抄取密件，以图倒阁，是完全可能的。
（二）关于王家桢“自述”
王家桢是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据林久治郎说，他精通日本政界情况，“似乎能经常地向张学良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５）ｋ］。
王家桢的“自述”可以印证《田中奏折》是他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同时说明了他主持翻译和内部刊行这一“机密文件”的动机。王说：我“想叫东北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动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在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６）ｋ］。
王家桢“自述”澄清了中译本发生一些谬误和缺陷的原因。王说：“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译出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见，中译本的谬误，有的是翻译和整理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有的则为“添补”所致。
不容忽视的是，蔡智堪、王家桢两篇回忆文章有若干陈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处：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智堪“写信来说，……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二是传递的方式：蔡称是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王家桢的”。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目前，对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不过，蔡智堪在东京的做法应以当事人的陈述较为可信。至于传递方式，鉴于当时日本邮检严格，蔡智堪秘密收藏文件而“亲自携往奉天”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但总的说来，这些疑问并不能否定蔡、王两人从日本获取《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四
对《田中奏折》的真伪一时还难以作出公认的最后结论。彻底解开《田中奏折》真伪之谜的主要障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不利于军国主义的日本档案、文献已被销毁或者湮没。涉及战前日本政治的高度机密文书今后可能更难于寻到。尽管如此，近年仍有一些新的发现。１９９０年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第１２期发表了裕仁在１９４６年的内部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其中有一段关于处理皇姑屯事件主谋河本大作的内容：“据说，因为如果召开军法会议问讯此事，河本将会全部暴露日本的谋略，所以取消召开军法会议了。”
这证明日本确曾制定过一个庞大而完整的谋略计划。因为河本大作是铃木贞一拟定《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过程中的同谋者，又是制定“满蒙分离政策”的东方会议的与会人，理所当然是“日本的谋略”的知情人。
这些新材料的披露提醒我们：过去扑朔迷离的《田中奏折》问题仍有拨开迷雾、澄清事实的可能。
（１）ａ稻生典太郎：《围绕＜田中奏折＞的二三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外交史诸问题》（一），１９６４年７月版，第８７页。
（２）ａ参见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下册，东京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６８—６７１页。
（３）ａ日本《产经新闻》（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５日）。
（１）ｂ见山浦贯一编《森恪》，东京１９４０年版，第５９９—６００页。
（１）ｃ参见〔日〕大江志乃夫《刺杀张作霖——昭和天皇的统帅》，东京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１１页。大江志乃夫在其著作中这样判断：“日本陆军少壮参谋和少壮外务官僚受森恪委托而合作写成的文件就是田中奏折的原文。”
（２）ｃ稻生典太郎前引文，《日本外交史诸问题》（一），第８３、８５页。
（１）ｄ（２）ｄ《森恪》，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３）ｄ《吉田茂致木村锐市》（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１日），《日本外务省档案》，Ｅ１·１·０·１０。
（４）ｄ田中义一：《滞满所感》，《田中义一传记》上册，第５４８—５６５、６３２—６４８页。
（１）ｅ《田中奏折》，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６—５８页。
（２）ｅ《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４１。
（３）ｅ《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２４。
（１）ｆ《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２４。
（２）ｆ鉴于南北两政权对峙，张作霖不敢接受山本的两个草案，加以拒绝。
（３）ｆ重光葵：《昭和之动乱》，《重光葵著作集》卷一，东京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５页。
（４）ｆ《森恪》，第５８４页。
（１）ｇ（２）ｇ《森恪》，第６３６—６３７页。
（３）ｇ章伯锋：《＜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沈予：《日本东方会议与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５—７８页。
（１）ｈ《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的质疑》，《外国问题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２）ｈ辽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７页。
（３）ｈ蔡智堪的自述有两种。一件是《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与蔡智堪座谈问答摘要》（刊于台湾《传记文学》第７卷第４期），该件为问答体裁，蔡智堪的答话也有时间、称谓、数字上记忆不准确之处，但确为蔡本人的原话。另一件是《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这篇文章是经过报人赵尺子代为整理的。赵说：“他用古体国文又夹杂日本化的语句，……我遂将其自述文句加以调整，并参考以上二十余封来信，改成语体文。”这位整理者的“调整”和“改写”，即为一部分讹误产生的原因。例如《田中奏折》的抄录时间，详见下文专注。
（１）ｉ据《罗家伦、蔡智堪座谈问答摘要》记载，当罗家伦询问蔡如何得到《田中奏折》时，蔡智堪回答：“这一年已记不清是在哪一年，大概在民国十七或十八年间的事。但还记得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台湾报人赵尺子发表该《摘要》时加了“按语”：“笔者按：系民国十七年六月”。此后，当赵尺子整理、改写的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一文发表时将蔡抄取奏折的时间都写成“民国十七年六月”。笔者认为蔡智堪抄取奏折的时间应以其原话为依据，是１９２８年“天气热的时候”。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章质疑者立论的依据之一就是“１９２８年６月”这一具体时间，认为“他（指王家桢——引者注）６月尚未到任，而奉天又处于极端混乱状态”，何能有密示蔡智堪谋取奏折这样的事情？而在东京，“天气热的时候”约为７月。
（２）ｉ（３）ｉ林久治郎：《满洲事变与奉天总领事》，第２８—３１页。
（４）ｉ《王家桢答高殿芳问》（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东方世界》第３期。
（５）ｉ《山本条太郎传记》，东京１９４２年版，第５６１—５６３页。
（６）ｉ伊藤隆、广濑顺皓编《牧野伸显日记》，东京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１１—３１３页。
（１）ｊ《牧野伸显日记》，第３１１—３１３页。
（２）ｊ《田中义一传记》下册，第８５５—８５６页。
（３）ｊ《牧野伸显日记》，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４）ｊ《牧野伸显日记》，第３５９—３６１、３７５页。
（５）ｊ参见《牧野伸显日记》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１日、１６日条，第３２９、３３１页；《田中义一传记》下册，第３８１—３８２页。
（１）ｋ（２）ｋ《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张学良实录》（１９９０年６月、８月）。
（３）ｋ胡俊：《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５２辑。
（４）ｋ采访张学良的日本NHK电视台记者有如下按语：“张学良送给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不久以后，昭和１０年，这件事在日本帝国议会被揭露出来，成为丑闻”。此外，据胡俊记述：床次给张学良的５０万元收据在张的沈阳寓所保险柜内，九·一八事变后保险柜为关东军所得。因而此事在日本被揭露。据蔡智堪称，他就是床次事件后涉嫌被捕的。
（５）ｋ《满洲事变与奉天总领事》，第６６页。
（６）ｋ王家桢，前引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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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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