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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斯基），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流为流民无产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分析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人祸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法律框架之内。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在中国历史中，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狭义而言，江湖有“风”、“马”、“燕”、“雀”四大门，“金”“皮”“彩”“挂”“平”“团”“调”“柳”八小门：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三是土匪强盗。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 在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失衡之际，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倍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武力自保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匪股，就成了很自然的事。进入近代，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土匪、海盗、马贼、盐枭、刀客等盗匪活动显著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近代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秘密社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江湖中人、秘密社会，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如清末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又很容易成为其他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 四是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民间结社是指人们因某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民间秘密结社则是因为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镇压，在民间秘密流传的结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秘密结社，是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某种世俗或宗教的原因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它们利用“互助”、“末劫说”等教义纠集民众，反对社会与政府，因而受到排斥、取缔和打击，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价值取向也极为复杂。由于秘密社会中的骨干成员都是身无恒业、四处闯荡的游民游勇（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满怀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常常在社会危机时期起事、叛乱，形成强大的反抗政府的力量。按照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秘密会党以天地会为代表。天地会是清代前中期民间兄弟结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乾隆末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其后，清朝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秘密宗教（即“秘密教门”）以元末出现的白莲教为代表。明中叶以后，以罗教的出现为标志，秘密教门迅速繁衍（当局不明就里，往往一概称为“白莲教”），他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杂糅和曲解儒释道三教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十分活跃，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龙华教、在理教、先天道、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金丹教等，名目达三四百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小农阶级总是担心朝不保夕，天灾人祸随时会落到头上，所以，秘密教门便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修福来世为诱饵，广收门徒。 在一般情况下，教门首领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功德费”、“线路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传教收徒敛钱就成为部分衣食无着的贫穷农民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寄生方式，传教敛钱是他们传教的动力。对此，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王引之分析道：“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以邀其入教也，则已之钱入于人之手，其人入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入于已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 从敛钱聚众到聚众谋反，仅一步之遥。秘密教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乩、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教首们用上述手段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蛛网式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徒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叛乱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确实，清中叶以前，许多大小不等的起事、起义都与秘密教门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清中叶以后，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大部分是由秘密社会尤其是会党发动的。秘密社会的成员与主流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边缘地位、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以往，学者们着重于梳理秘密社会源流（纵向），今后，有必要与乡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着力探索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三）“乡村边缘群体”与社会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的理想境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一旦进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期，边缘群体大量产生，社会危机与变迁就难以避免了。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边缘群体永远是社会变化尤其是灾难中最容易受伤害、也最容易制造动乱的人群，他们的大量产生，与社会变迁有极大的关系。社会学理论认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主流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乡村边缘群体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属此类，他们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尤有甚者，为种种秘密社会，他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乡村边缘群体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卖身、乞讨、迷信、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耍蛮使横，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杀人越货，竖旗起事，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秘密社会乃是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主流社会尤其是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宋代的王质在其《论镇盗疏》中分析道：“盗贼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饥民，二曰愚民，三曰奸民。饥民求生，愚民求福，奸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终，则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饥民，不可返者愚民、奸民也。何者？饥民之为盗，非有所大欲也，无可生之计，是以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尝不好生恶死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无厌。求之于佛者而以为未足，又转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则是食菜事魔者，盖生于愚民求福之无厌也，奸民之求利也无已。……求福之无厌、求利之无已，是心易入而难出，易聚而难散，”明清时期，在许多乡村地区，巫婆、神汉十分活跃，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事象往往为人们熟知并信奉。秘密社会中的许多教首会首、骨干大多通晓此类法术，或者本身就是巫师出身，他们借沟通人神之术，代天言事，以乡村边缘群体为基础，引人入教入会，引人造反，“愚夫愚妇”，往往翕然信从。 乡村边缘群体的大量出现，实为社会危机的显现，这时，主流群体也容易边缘化，或曰异化，预示着旧的秩序即将打破。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华北乡村问题时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进入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借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事实上，政权的“内卷化”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卷化”的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一方面，乡村边缘群体参与“内卷”，使正常秩序异化；另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况是“离心”。乡村边缘群体往往领导和参与各种反抗斗争，在行动中体现出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不但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而且在“民变”之后，许多人因官府追拿，往往被迫遁入山林湖泽为匪，如江淮盐枭、东北马贼、陕洛刀客、云贵川的棒客、闽浙两广的土匪与海盗，都与这些“民变”有密切关系（参见拙文《清末农村“民变”散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封建政府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的反抗与乡村边缘群体的反抗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 因此，我们在着力关注乡村经济关系、阶级阶层、人口流动、民风民俗等问题的同时，认真探讨乡村边缘群体问题，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乡村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