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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踏入历史学门槛以来，我一直都在追寻所谓“文化史”。1998年，受命编辑第一本学术自选集时，我便欣然题其名为“文化史的视野”。就个人而言，我从未经历过什么“文化转向”，文化史之于我，始终只是一个专门方向、一种研究视角而已，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来没有超过“社会史”，也丝毫不优越于“经济史”和“政治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性之所近，“文化史”好像更为有趣，对我更有吸引力罢了。 但有一种转向——所谓“语言学转向”，我则似乎有所经历。 大约是受到郭沫若、陈旭麓等先生的影响，我较早就对研究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发生兴趣，并试图去揭示其整体的思想文化史蕴涵。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陆续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1997年，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出版，使我深受触动。我根据积累的资料对其成果进行评介的同时，也正式展开了自己有关的专题研讨。2000年，我所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得到批准，从此，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语言的社会文化史意义究竟如何认知与把握？历史学者为何要研究新名词、又如何才能使其研究体现出有别于语言学的历史学学科特色和认知优势，也随之成为了困扰自己十余年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进而去思考“文化史”和“思想史”本身，于是又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话语分析”、“概念史”等等“新”事物。可以说，我这方面的理论兴趣逐渐增强，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起初，它与哲学意义的“语言学转换”，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偶合。 2003年至2004年，我有机会到美国访学，仍带着上述问题去进一步找寻理论资源和研究参照。在那里，我强烈感受到“文化史”的热度，尤其是“新文化史”的时髦情形，这与当时国内史学界“社会史”一头独大的绝对强势，构成明显的反差。尽管“文化史”或“社会史”都只不过是一种名义，在这些名义下所从事的研究各不相同、且相互交叉，但对于我这个多少有些“文化史”情结的人来说，目睹西方在“文化史”名义下的有关研究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还是激发出一点上进的信心，并因此增进了追寻文化史的热肠。 在美国，我接触到德国学者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等所开创的“概念史”，这是当时美国“新文化史”正受欢迎的重要研究取向和方法之一。1“概念史”的路径很符合新名词研究的需要和自己的口味，于是很自然地被我所吸纳。本书所收入的关于清末民初现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运用，以及作为淫秽含义使用的“黄色”概念在中国形成的两篇论文，就是这方面较为自觉的尝试。此外，我还讨论了“概念史”视野与深化五四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但愿这些探讨，对于丰富戊戌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知，对于理解近代中西文化的关系及传统文化的命运，能够有一点切实的启发。近年来，我这一类的研究相对较多，一般都与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总体探讨联系在一起，我的方法是：将新名词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结构性整体来加以综合考察。 正是从近代中国新名词和重要概念的研究着眼，我对葛兆光先生所倡导的“一般思想史”表示认同，并做出自己的一点理解和发挥。我曾经认为并还愿继续强调，“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概念的形成、流行，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认知，特别是对其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乃是中国人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近代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或者说是中国近现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础部分”。（见本书《概念史视野与五四研究》）。不知这样的认识，能否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可？“一般思想史”的核心理念，是关注思想、概念与社会互动的社会化维度，这其实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旨趣。而“概念史”的进路，恰具有一种融合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积极功能。不过我并不迷信柯史莱克乃至剑桥学派斯金纳等人关于“概念史”研究的那些个性化做法。我有着自己的取舍。 对于“概念史”以外的其他“新文化史”的各种取向（可见《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等文的讨论），我也多有认同之处。比如，其强调“实践”的文化认知取向，在我看来就有可能成为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学走向新的高度的一个阶梯。至于有些“新文化史”学者过强过偏的“建构”论或“解构”论趣味，我则宁愿加以抵制。读者从本书关于文化史研究或“话语”分析的几篇讨论中，当不难有所体察。 我喜欢传统文化史那种宏阔的视野，那种“纵横联系”的努力，那种对文艺风格、学术特征的综合透视与时代精神的立体把握，也认定适度的“因果关系”之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在这方面，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之秋》这两部经典的传统文化史巨著至今仍深得许多学者厚爱，可谓引人深思。2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横向“联系”和纵向“延续”，正是“历史”的一种神髓。如果一味让“离散” 和“中断”的偏执主宰和固化史家的思路，历史学这门学科可以不必存在，甚至中文里“历史”这个构词，也将难以成立。 本书所涉及的鼎盛时期圆明园的园林文化特征，晚清山西寿阳祁氏家族的文化趣味与贡献，以及乾隆朝《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考察等，大体都属于这一类看起来比较“传统”的研究。另外，我还热衷于学术史和新知识传播史的探讨，这也是传统文化史的重要领域之一。不过，本书却没有收录这方面的论文，它们将另外结集出版。 我对所谓新、旧文化史，宁取一种“调和”的态度，因此课题的选择和讨论的路径，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旧”的，更多的时候，则恐怕是新旧杂糅。我希望未来文化史的理想形态，是实现新、旧文化史的双向“互补”，或者高调一点说，是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超越”。在目前，这当然还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此一重任，只有盼望那些更有条件的同道，去努力完成。 在《文化史何为？一种研究省思》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两文中，我大体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化史的基本认知和理解。这里不必重复，我只想对前一文中所提到的“文化史事件”问题，再作一点补充。在我看来，“文化史事件”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的存在不局限在语言、思想、学术、文艺、教育、宗教等个别具体的文化门类之内，而是具有着多门类的跨越性，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史事件”，或者“文学史事件”、“艺术史事件”而已。与此相关，它的影响和作用也能体现出某种文化的综合性、持续性，蕴藏着值得深究回味的独特的“文化史意义”；二是它的发生，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常常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文化史意义，有的甚至还需要经过后来人文学者的反思性参与，才能得到彰显。以此相观，像本书中所涉及的现代“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知识精英界的基本形成，像“黄色”一词现代淫秽含义的确立与最早流行等等，或许都可以称得上是某种类型的“文化史事件”了。 对于“文化史事件”究竟如何进行叙事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的问题。我以为有两个“结合”原则，或许应该得到重视：一是史家应借助多种类型的文化史料、力求逼真再现事件的主要实相，与调动自己知识储备、主动而有节制地诠释其内外“意义”相结合；一个是史家应自觉呈现事件中的多种竞争性势力、观念、乃至声音彼此博弈的动态过程，并将其与对该事件最终结局的社会成因分析和文化反思相结合。如果“文化史事件”的叙事，总是“胜利者”喇叭的传声筒，或仅是其胜方所持逻辑之单向推演，那将势必在丧失历史复杂性的同时，也失却对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反思性。 笔者在本书中，曾披露和解读五四运动前一天罗家伦上书北大校方、赶保守派文化人辜鸿铭下讲台的故事。这件事虽谈不上是“文化史事件”，但由于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关联，也不乏值得品味的文化意义。它让我们反思在重大的文化运动中，政治态度与文化选择的密切关联，反思思想倾向、文化选择截然对立的人们，究竟应该如何相处。原来，大义与私意、高尚与卑琐，在历史的运动中有时竟可能是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笔者对有关档案的解读，不仅是要揭示一个久藏的秘密、还历史以真相，尚有意解读文化运动在舞台占领和资源争夺，思想竞争和人格较量等许多方面留给后人长久的思考。 历史中的各式“认同”，是现今“新文化史”喜欢处理的综合性“实践”问题，也是我近年来比较关注的问题。“认同”中自然有思想指导和选择，有形势和利害分析，也体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和精神归属、一种心理和态度趋向，同时还承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制约，存在不得不接受的“处境”。在本书中，我专门讨论了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这主要是针对美国活跃的“新清史”的问题意识而作出的某种回应。对于清朝的满人来说，“中国认同”是政治表现，也是文化选择，有国内民族因素的作用，也有近代国际政治的背景，其本身还经历过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这样的问题，传统文化史的研究较为忽略，其实很重要。但笔者的“认同”考察，并不像有的新文化史学者那样，一味沉醉到“解构”的偏执兴趣之中，而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化解时新的偏谬之见为根本目标。 在我自身的文化史追寻中，西方的“新文化史”的确成为一种动力，不过我也深知彼此之间的距离。比如“新文化史”推崇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全球史”关怀，而我在论述问题的过程中，虽努力扩大眼界，在需要的问题上力图具备一点“全球”的视野和普世的情怀，但有些时候，恐怕还是无法摆脱那种本民族深藏的“情结”。这是我自己感到无奈并愿意反省的。 本书所寻绎的“文化史”，既有理论方法层面的理解和认知，也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讨。书中那些具体研究，可以说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自己目前文化史认知的某些方面和志趣，却又还远非其直接和全面的实践。这一点，实受到自身能力、论文选题与材料，乃至本书容量的多重限制，在此也应该加以说明。 1 1994年，英语世界一部有影响的《文化史主要倾向》一书（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Ten Essays.edited by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Amsterdam,1994.），一共收集十篇论文，其中有关概念史的就占了三篇，并以柯史莱克的概念史论文开篇，由此可见一斑。 2 这两部经典文化史著作，当然也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可参见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5页。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中也并非没有与所谓“新文化史”相通的方法与特点。如对文学史料的重视，对某些心态因素的关切等等。以赫伊津哈的《中世纪之秋》为例，它就注意揭示“衰落感”、对死亡的恐惧等当时的文化心态一类问题。2003-2004年，笔者在哈佛访学期间，荷兰莱顿大学的Willem Otterspeer教授专门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开一门关于赫伊津哈文化史的seminar性质的课，就题为“Johan Huizinga:Th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他强调赫伊津哈文化史研究内容的丰富多彩，所使用方法的多种多样，并将其与“新文化史”多方对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