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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先用这个标题。因为笔者曾请教过袁世凯研究专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骆宝善先生，当年是否有“总统图书馆”？骆先生说，没有看到有关资料。 可是新加坡的资料中孔天增的履历中确有“1913年，他被聘为袁世凯的翻译员；1914年，被委以总统图书馆馆长”。 笔者本来也不识孔天增。在编《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时，图片中有些人只有音译名，且“生平不详”。于是多留意了有关线索。 后来在策划《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想尽可能地为作者提供第一手资料。恰逢国内莫理循研究专家窦坤先生赴澳大利亚访学，笔者托她查找是否有伍连德与莫理循的书信，复制回来供作者写作时参考。果然有，窦坤找到了他们往来的书信共计28封。当然是英文手书的。笔者想，找篇短信原样复制，作为插页，展示伍连德的手书，使著作更有历史现场感。于是请作者译了一则短信： 奉天亚斯特大楼饭店 奉天， 1911年11月3日 亲爱的莫理循： 特此向您介绍我的一位好友，来自海峡殖民地的孔天正先生。他受那里的一些华人投资者所托，考察东北的情况。 他是一个书虫，急切地希望能浏览您的图书馆。 你诚挚的 伍连德 我一下想起《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中一帧音译“孔天成”的照片，是个很精神的帅哥，高眉骨、厚嘴唇，有些闽粤或南洋一带人的特征。又联系到（《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中一封“孔天增”给莫理循的信。骆惠敏先生给“孔天增”做了注： 孔天增（1916年去世），中国新闻工作者。他是来自马来亚的华侨，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裔。当时他担任上海英文报纸《共和辩护士报》（Republican Advocate）的编辑。耶鲁大学毕业生，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1872-1947）是该报总编辑。 孔天成，孔天正，孔天增，是否同一个人？笔者核了英文原名，都为Kung Tien-cheng。编书时译成“孔天成”是因为照片的误导，因为照片上有“天成影像”字样，笔者以为是人名，现在看来可能是照相馆的名。按威妥玛拼音法，Tien-cheng可译作“天正”或“天增”。伍连德的回忆说他的新加坡朋友“孔天正”因病在北京去世，与骆惠敏的注大致吻合，是同一个人没有问题，真是很令笔者兴奋。至少我了解了孔天增是马来亚华侨，1911年，伍连德把他介绍给莫理循，后来孔天增与莫理循有了交往，所以莫理循便有了孔天增的照片。 骆先生的注较简单，笔者希望了解更多一些。前一段时间，托新加坡的朋友，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些孔天增的资料，配有他的肖像图，可以确认莫理循收藏的那张照片“孔天成”，就是孔天增。于是孔天增在笔者眼前渐渐地清晰了起来。不必说在中国大陆，就是在新加坡，人们也已把他彻底遗忘了。当年他在海峡殖民地，可是与辜鸿铭、林文庆、伍连德、李登辉齐名的风云人物。 从有关资料得知，孔天增的简历大致这样： 孔天增，1879年6月17日出生于马六甲。先在新加坡的英华学校学习，后又到印度就读。他在新加坡莱佛士图书馆担任高级管理员多年，曾在林文庆的建议下，整理了莱佛士图书馆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目。同时，他还担任了“海峡三杰”林文庆、宋旺相、伍连德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的重要撰稿人。 1899年他结识李登辉，受李登辉爱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李氏成立以协助推动清朝帝国进步为主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后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1907年孔天增以监护人及指导老师的身分带领一批华人学生到印度深造。这时，他成为李登辉所主编的《寰球中国学生报》在印度的代理人，并积极为该刊撰稿。 1910年他前往中国。1912年在上海担任李登辉主编的《共和辩护士报》（Ripublican Advocate）主笔。这是一份专谈时事评论的英文周刊。这份刊物虽然在上海出版，却发行到了南洋。 1913年，他到了北京，任《北京每日新闻》（Peking Daily News）的编辑。他还充任袁世凯的翻译员。 1914年他被委任为总统图书馆（The Presidential Library）馆长。在死神夺走他的生命之前，他正在从事编写袁世凯的传记。 1915年1月19日，在北京因染上天花而与世长辞，享年只有36岁。 从上述资料中，笔者理解了伍连德为什么称孔天增为“书虫”，把他介绍给莫理循，因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有个举世闻名的“莫理循图书馆”，而孔天增是图书馆员出身，有共同的爱好。孔天增后来北上到北京，大概与莫理循有关系。至于孔天增是否当过袁世凯“总统图书馆”的馆长，笔者没有找到资料，借此拜求方家赐教。 骆惠敏说，孔天增 “自称孔夫子的直系后裔”，可见孔天增以自己是龙的传人为荣，并崇尚中国儒家文化。有资料记载，1905年5月20日，孔天增参加了威廉·慕莱的演说会。讲题是“孔子忽略了什么？”可见他对孔子学说还颇有研究。 孔天增是莫理循的超级粉丝。莫理循1912年8月回英国休假，8月23日《泰晤士报》刊发了他给报社的信函，并以《莫理循博士论中国》为题刊发了社论。这时莫理循已是袁世凯的顾问了，他积极向英国人民介绍新生的民国带来的种种新气象，为袁世凯的执政能力美言，希望英国人民 “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观察家应当意识到，认为中国行将出现内争和分裂是多少可笑”。而《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以“费尔泼来”为笔名，对莫理循的这篇文章提出质问：如果莫理循博士不受中国政府雇佣，是否会像他在信中表示的那样，对中国前途那么乐观。孔天增不容别人说莫理循的不是，立即为莫理循抱不平，1912年9月14日写信给上海《字林西报》，竭力为莫理循辩护，驳斥濮兰德的言论，坚持认为莫理循老早以前，在他还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国家持乐观看法，而且他写文章或讲话都不仅是为了取悦于人”。孔天增认为自己不单纯是为了维护莫理循，而是为了“捍卫民国”。 孔天增也是袁世凯的崇拜者，他积极支持袁世凯主持共和。从1913年3月23日，他给莫理循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亲爱的莫理循博士： （……） 上海因宋教仁先生被谋杀，人心十分不安，激进分子对袁世凯重谈派遣北军讨伐，摸不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再次对他深表不满。大多数主要人物支持现任总统重新当选，但是此地主要政党的一个派系反对这种想法。一家英文报纸（你明白我指的是哪家报纸）（指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西报》——骆惠敏注）是激烈反对袁世凯的，它刊登了很多拙劣文章，受害的不会是袁世凯，而是民国。我们想和那位主编讲理，但他顽固得像头骡。他想提名某人竞选，却不明说，不过，我们心里明白他提的是谁。他认为这样没完没了的攻击袁世凯，就等于是在为国家作重大贡献，他却不明白袁世凯目前是国家何等重要的栋梁。这些人的毛病是，他们不把国家置于党派之上，只鼓吹破坏，却提不出建设性的措施。我们的报纸（指《共和辩护士报》——骆惠敏注）试图对一切政治问题保持合乎情理的观点，对政府也不滥作攻击，因为那只会削弱我们的事业。但是，那些激进分子不肯听从，怀疑我们亲袁世凯，殊不知我们的主张是最好的——即所有的人，不分党派，都要为国家谋福利。这些是我个人的观点，你自然会保守秘密。我目前不参加哪个党派，我认为采取这一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你诚挚的 孔天增 暂且不论孔天增“看好”袁世凯，是对或是错，他批评一些人“不把国家置于党派之上，只鼓吹破坏，却提不出建设性的措施”，主张“所有的人，不分党派，都要为国家谋福利”，笔者极为赞同。回想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像林文庆、李登辉、伍连德、孔天增这样的海外华人积极参与其中，建造共和之时也沸腾着他们的热血。他们虽出生在海峡殖民地，但他们的族国认同仍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他们接受中西方文化影响，视野更加开阔，更希望中国强盛。 让我们记住这位英年早逝的“共和辩护士”——孔天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