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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刚接触辛亥革命课题并参加当年长沙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时，这场革命对我完全是个与己无关的历史事件，就像中学课堂上听讲的五四运动或抗日战争，都是些遥远年代的呆板故事。那时辛亥革命研究刚刚恢复，这届后来被我们屡屡称道的研讨会，也许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届史学青年的盛会，是章开沅、林增平等前辈关注辛亥革命研究长远发展的创新之举。三十年转瞬逝去，倏忽间，辛亥革命也已届百年，今日之我和三十年的前那批学友，都早已不再是这场革命的旁观者。革命中的人和事，深深印入了心里，我们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身边人和事。有哲人云：史家对所研究的对象，要熟悉得像他的周边世界，方能言之有物。信然。 然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几乎全部借助于文字，无论我们如何挣扎，也回不到已经远逝的那个世界。我们所使用的史料，从最珍稀的到最普及的，都不出文字资料的范围，例如当时的报纸、期刊、官方报告、私家笔记、日记信件回忆录等。我们习惯于读文字，自己也用文字写史书，全然不觉这里会有什么缺憾。 1998年我在为自己的一部书收集资料时，开始对照片有了兴趣，十几年乐此不疲。我读照片就像读文字，渐渐地，这些照片在头脑中构建起了另一个近代史世界，其中有辛亥英烈的相貌，有当年的城墙和街道、婚宴和丧葬，农人在耕田，渔人在捕获，士兵在射击。这些图像清晰再现了当年的世界，那是一个直观真实未被加工的世界。忽然发现，我们原本熟悉的近代史，其实是所阅读的文字经过头脑的加工而重构的世界。历史事件或大或小，莫不言人人殊，即因头脑对文字理解的不同。至于为个人或集团利益曲解历史，是史家之不齿，不值得进入话题。 照片是一种静止的影像，正如电影是活动的影像，影像胜于文字的最大优势是形象的鲜明具体。1895年电影发明后立即风靡全球，立即倾倒中国人。清人在电影中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义和团、八国联军，同时在市场上用不同的价格买下尺寸不一的光绪慈禧的照片，借以一睹真龙天子的风采。影像一旦来到晚清社会，立刻切入了人们的阅读世界，这个世界原本是文字的一统天下。故此，今世学者打开110年前的《外交报》、《新民从报》等杂志，不应只读其中的文字，这两份中国最早登载照片的期刊，登了些什么，为什么是这些人物照和景物照，史家可以一看，一想。同样，《东方杂志》的史料地位等同于《申报》，没有哪个近代史研究者没有读过这份期刊，同样也不妨一读它刊载的照片，该刊对照片之重视，使它多次更新期刊版面以便突出照片的地位，从而成为晚清登载最新最好最多照片的杂志。 今天，收集和出版历史照片已蔚为风气，对照片的解读，大多来自收藏者或照片有关者的后代，很少史家参与其中。史学界还没有认识到照片也是一种重要史料，其重要性类似于出土文物之于古代史研究。古代史，特别先秦史研究，知道利用地下文物印证文字记载，或补充其不足，而近代史研究忽视图像，是因为资料汗牛充栋无暇再顾及其他史料？照片是近现代史研究的独门资料，正如报刊为近代社会所独有一样。近三十年来，史学的发展使学界无人不知报刊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从而大大扩展了挖掘资料的视野；近十年来，照片的收集出版，呼唤着学界利用这些图像资料并推进其收集整理工作。与方兴未艾的田野调查一样，照片资料也在该抢救之列，而只有学界的觉悟，才有可能推进抢救。 研究近代史三十余年，想用我熟悉的晚清史知识，整理我收集的历史照片，以再现晚清社会和辛亥革命的情景。在本书中，这些照片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场面，而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民众生活，从政府政策到革命发生等一系列的相对完整的历史图卷。愿望是这样，做得怎么样，读者会有评判。我自己的评判是：许多历史场景的照片无法找到，以致本书的“画卷”时有“断链”的感觉，文字说明也显粗糙。倘蒙读者厚爱，有机会再版，将补充和修改以求完善。 本书内容截止于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所用照片，绝大部分是此前拍摄的，少数照片特别是人物照，是民国初年拍摄的，但基本不超过1916年“洪宪帝制”的终结。对照片的取舍有两个标准，一是否重要，二是否清晰。本书以普通读者为对象，不是教科书或资料集，全书应该是一幅层次丰富画面清晰的晚清社会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不苛求图片资料是否完备，况且照片资料不同于文字资料，目前远远谈不上完备。为节省篇幅，除特殊重要的人物外，人物图片一个人只用一幅，安排在全书结构最重要的地方。例如伍廷芳、程德全均安排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以保证这届有重大意义的内阁阁员照片的完整性，而不安排在他们任清政府官员或江苏都督时期，尽管那也很重要。 本书的构想始于2008年，是我与该书责任编辑林冠珍女士共同设定的。两年多来，她为本书的筹划编辑诸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福建教育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全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刘贺文先生为本书照片的数字化尽心尽力，在此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