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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社会思潮，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初年先进的中国人所提出的国魂问题作一番考察。 我所见到的当时比较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两篇。一是《国魂篇》，连续刊载于《浙江潮》杂志（1903年）第1、3、7期（癸卯正月至七月），包括“国魂之定义”、“论铸国魂之法”、“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道德问题”诸节，但可惜未能终篇。另一是《国民新灵魂》，刊载于癸卯八月。作者署名壮游，文中自称金一，可知即吴江著名革命文学家金天翻，也就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落花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文，曾在当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共鸣。 两篇文章都把灵魂一词与封建迷信的鬼神之说区别开来。作者所说的魂，实际上就是民族精神，而且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前者阐明国魂的定义说：“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后者的解释则更为具体：“是故特殊之灵魂足以代表一群，多数之灵魂足以代表一国，有华美高尚樱花之魂，而日本以之名其国也；有凌厉鸷鹜荒鹫之魂，而俄罗斯以之名其国也；有高掌远□神奇变化猛狮之魂，而英吉利以之名其国也。夫国而无魂，乃以陈死之人而充国民之数矣，可乎哉？” 二十世纪初年，在海内外进步报刊上，充塞着诸如此类的悲怆呼唤：“中国之国魂安在乎？”“吾中国国民之魂安在乎？”“国魂乎！盍归来乎！”这决不是一般文人骚客无病之呻吟，而是仁人志士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奔走呼号，于慷慨悲歌声中孕育着一个伟大的古老民族的觉醒。 （一） 把国家和民族人格化，用灵魂比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以招魂寄托绻恋和复兴宗国的情思，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古老的传统。远在两千多年以前，《楚辞》“招魂”篇已经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国殇”篇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也成为世代流传的感人佳句。其后，庾信《哀江南赋》所吟咏的“魂分归来哀江南”，也每每在民族危难之际激动着历代爱国人士的心潮。所以，《国民新灵魂》的作者自称：“学湘累大夫(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之吟，招之使复。升屋以呼，焚符以降，曰：中国魂兮归来乎！”南社诗人则悲歌：“国魂乎！盍归来乎！抑竟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听其不复返乎？”（《南社启》） 还有发表在《江苏》杂志创刊号上的《哀江南》的慷慨陈词：“举目河山，苍凉落日，对此粉碎寸裂之余，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这些都表明，二十世纪初年国魂问题的提出，是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但是，岁月流逝，时过境迁。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讴歌，决不是古老“招魂”篇的低沉回音。它已经突破宗庙社稷之思的陈旧格局，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内容，换言之，所谓国魂，已经成为近代国民精神的同义词。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已经根据西方近代社会学观点，倡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乃是变法图强的根本。他们呼吁不仅要改善民族的身体素质，而且要改善民族的精神素质，用近代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来武装民族成员的头脑。对于这个问题，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阐明得最为精要。他认为灵魂是“智慧之属也”，即属于高级精神范畴，并且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通”包括四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而“通之象为平等”。这就是要求冲决一切妨碍中外、上下、男女、内外、人我之间平等交往的封建网罗，说到底，也就是要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求得个性解放，树立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的资产阶级国民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继续探索这个重要课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其中有“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一节，强调冒险、忍耐、别择（明辨方向）三性，并且主张“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1902年梁氏又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一文，再次提出改善民德、民智、民力之急不可缓，并且从公德、权利思想、自由、进步诸方面具体论证了新的国民精神。梁氏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需要保持这种固有的“特质”，并且不断加以淬厉、濯拭、锻炼、培浚，以求岁岁有新芽之茁，息息有新泉之涌。同时，还需要“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即“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只有把“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两条途径结合起来，才能培育出自立于二十世纪的一代新的国民。 改良派这些议论，曾经起过开拓风气的启蒙作用，但终究受到君主立宪主义政治方案的局限。正如革命派所批评的那样，“新民说”把国家衰亡归罪于国民而不归罪于政府，这是倒果为因。因为，在腐败政府和不肖官吏的统治下，决不容许“民间有所改革，有所兴起”。“故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连载。)“新民说”无非是一纸空洞的议论而已。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的国魂说，继承了改良派倡导的近代国民精神，而又使之与共和国方案及革命手段结合起来，这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譬如，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提倡自由，认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要求得真自由，必须自除“心中之奴隶”。但是他却不敢把自由与推翻清朝暴虐统治联系起来，反而劝人们学习曾国藩的克己自胜，这就把自由引向内省式的修身养性，模糊了它的战斗目标。革命派的旗帜要鲜明得多，早在1901年发表于《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即已公开把自由同反帝反封建以至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而且他们还认为，摆脱君权、外权的压制，只能算是“自由之形体”；必须摆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才算真正实现“自由之精神”。 又如，革命派鼓吹的国魂，包括冒险魂（山海魂）、宗教魂（魔鬼魂）、武士魂（军人魂）、游侠魂、平民魂（社会魂）等等，显然与改良派所说的“民德”，特别是梁启超着力宣传的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等等，具有思想上的渊源或共鸣关系。但梁启超所侧重考虑的，是“破坏而不危险”、“自由而不乱暴”，“独立而不轧轹”(《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全编》第1册。)，极力束缚民众的手脚。革命派则不然，他们鼓吹国魂的目的，是在于“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国民新灵魂》）当然，梁启超所论析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之义，包括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其中也具有若干合理因素：而革命派对国魂的解释，则难免夹杂着一些青年学生的狂热和不切实际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毕竟是革命派的国魂说蕴含着极为昂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刚健善美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摩罗诗力说》）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新的世纪瞩望于中国革命民主派，他们宣传的国魂就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时代精神。 （二） 国魂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中华民族获得新的觉醒的标志之一。 革命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而且更需要国魂。 革命派认为，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暴虐统治下，特别是腐败透顶的清朝政府的残酷奴役下，作为立国精神的可贵国魂已经消磨殆尽，而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则是种种愚昧怯弱的旧灵魂。“梦餍于官，词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息，士淹其气。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暮气入床，沈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国民新灵魂》）在这样落后困顿的情况下，如果不洗刷旧思想，不灌输新精神，祖国是很难有复苏振兴之望的。革命派因此以陶冶融铸新的国魂为己任，他们豪迈地宣言：“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吾使孔子司炉，墨子司炭，老子司机，风后力牧执大革，运气以鼓之，而黄帝视其成。彩烟直上，纠蟠空际，天花下降，白鹤飞来。而国民乃昭然其苏，呆然其如隔世，一跃而起，率黄旗以与他种战。国旗翻翻，黄龙起舞，石破天惊，云垂海立，则新灵魂出而中国强矣。”（《国民新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召唤国魂的呼声，是与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意愿的政治议论相应和的。早在1903年初，《新世界学报》第9期刊登《中国商界》一文，已经明确指出：“民者，国之元也；财者，民之所由生也；而商者，又财之所由出也。”作者认为，中国商务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人缺乏自立精神。为了适应商战激烈的时代，必须提倡勇于竞争的进取精神。在1905年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人们也是把“鼓民气”、“结民力”与振兴商业紧密结合起来(见《时报》1905年7月8日。)。次年，苏州资产阶级追慕“尚武好侠，三吴古风”，愤于今日“柔懦不武，屡衄于外”，发起苏商体育会。他们呼吁同胞“淬厉精神”，“孔武有德”(《苏商体育会举行首次开幕仪式时之演词》，《清苏州商会档》，原件藏苏州市档案馆。)，并且极力提倡爱国心和公德心。甚至连上海水木工业公所，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精神何在？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在联合心志，而切□其智识才能。”(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108号碑文。)这说明，资产阶级人们在极力发展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时候，也认识到精神武器的作用。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初年的国魂召唤中，明显地打上了这个阶级的烙印。 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的国魂，内容甚为庞杂，解释也颇不一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曰山海魂，或称冒险魂。提倡勇于探索、不畏险阻、一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学习张骞、班超通西域、玄奘入印度、郑和下西洋、郑成功收复台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倡导环球航行……。“夫气登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发挥而光大之。”（《国民新灵魂》） 二曰军人魂，或称武士魂。提倡军国民精神，严守纪律，强毅坚壮，同仇敌忾，学习赵武灵王胡服骑身，穆罕默德鼓吹战死登天堂。“处帝国主义之世界，其国家必以军人之精神组织之，进则齐进，退则齐退，盖非是不足以立于大地也。”（《国魂篇》）这种看法与当时到处宣传的军国民教育是一致的。 三曰游侠魂。提倡重然诺，轻生死，急国难，卫国权，反对儒者空言、柔懦、因循、自私等痼疾。“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吾欲以此铸吾国民之魂，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从我游哉！”（《国民新灵魂》） 四曰宗教魂。提倡忠于信仰，牺牲一身以为众生，忍苦耐劳以排万难。 五曰魔鬼魂。提倡秘密运动，严守机密，使革命潜势力遍布于中国。 六曰平民魂，或称社会魂。提倡自由、平等，革命必须注重平民。“美之独立，法之革命，英之改革，十九世纪演种种活剧，皆是魂之产出物也。”（《国魂篇》） 而所有这些新魂（国民精神），都与“爱国心”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派认为：“夫未有国民不自爱其国，而国乃能存者也，夫未有国民脑质中无一点国魂在，而爱国心能发达者也。呜呼！璀璨哉！庄严哉！吾若闻爱国者之言，其言曰：‘吾不自知其何从，吾不自知其何从。惟吾祖国能使我歌，能使我悲，能使我泣。吾不知彼何以具此一种魔力，能移我若是之甚也。吾游矣，吾思吾国，吾足不知其何为而自止。吾望矣，吾思吾国，吾目不知其何为而无所见。……使非其脑质中有一点国魂在，以煽之鼓动之，而何以至此，何以至此！”（《国魂篇》）所以，当年有些人干脆就把种种新的国魂统称之为爱国主义或祖国主义。他们解释说：“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之于民族的自觉心。”（《国魂篇》）这种见解，已经接近于十三年以后，列宁在《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传》一文中，对爱国主义所作的简括说明：“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68—169页。) 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爱国主义，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实质。二十世纪初年，在进步报刊上腾跃一时的国魂、爱国主义、祖国主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范畴，而与中世纪及其以前时代的爱国思想有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明确提出近代风貌的“民族建国问题”。当年的爱国志士自问自答：“民族建国问题者何？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以组织一完全之国家是也。其在德意志，其在伊大利，则所谓祖国主义是也。若曰：日耳曼，吾祖国也，吾誓守之；罗马，吾祖国也，吾誓守之。其在俄罗斯则所谓斯拉扶司统一主义，其在美所谓美人之美洲，其在日所谓大和民族万世一系。凡兹诸说，其始不过一二人言之，一二人信之。而其究竟也，乃为其爱国心之源泉，自尊之种子，统一之原动力。虽刀刃迫于身，弹丸迫于目，而彼脑质中终有一‘誓死以守祖国’之灵魂在。”读者不难看出，以后同盟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所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与此显然是出于同一思想源流。说到底，“民族建国”就是夺取国内市场，就是建立最能满足发展资本主义的各项要求的民族国家。革命派要求融铸的各种新魂，归根到底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正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词所说的那样：“吾人将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与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则吾人之主义，”可以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当年千千万万仁人志士，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陶铸新的国魂而倾注全部心力，甚至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三） 怎样陶铸新的国魂？尽管当时的进步报刊言人人殊，但大体上还是有不少相近的说法和做法。 《国魂篇》第三节“论铸国魂之法”，着重阐明作为陶铸国魂之准备的三件事：“其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简言之，就是把中国局势放在时代潮流和世界全局中来考察，以激发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作为陶铸国魂的思想基础。这也就是当年鲁迅所倡言的，“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 爱国知识分子对新的时代和国际局势的极端关切，首先表现在以“二十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除《二十世纪大舞台》、《二十世纪之支那》两种杂志先后创办以外，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二十世纪之新鬼》（《清议报》，1901年）、《二十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2、3期，1903年）、《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3、6、7期，1903年）、《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二十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号，1903年）、《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至16号，1903年）、《二十世纪开幕绝东战事之预测》（《游学译编》第8册，1903年）《〈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等。人们放眼四望，上下求索。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观察和预测刚刚到来的二十世纪，探讨新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变局，研究中国的地位、命运和向何处去，从较前广博的“世界识见”中去寻求振奋国民精神和救亡自强之道。 “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帝国》，《新世界学报》第10号，1903年）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年先进知识分子的一致认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本质的理解，但对它的侵略本性、侵略政策、侵略手段却已经作了许多淋漓尽致的揭露与说明。他们不胜焦虑地看到，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日趋激烈，中国的民族危机必将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更趋严重。“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哉？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 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民族应该何去何从？“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这是当年爱国志士时时刻刻萦绕脑际的头等重要问题。他们毫不悲观消极，对时代、世界和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们懂得“物极必反，否尽泰来”的永恒哲理，敏感地觉察到，在世界被列强揽乱得“乌天黑地，云黯风号”的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盛极必衰的契机。他们高兴地看到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欣欣向荣，看到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深信“自由与公义”在二十世纪必将比十九世纪发达。而这种世界的变局又必然深刻地影响中国，“文明之潮流”和“进步之气运”将越过太平洋倾注于这个老大帝国，“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但是“不竞争则不进”，光明的前途不会自行到来，必须靠“我同胞之国民”觉醒过来并奋起战斗。 革命派认为，“民族建国”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先结合“大群”；而为了结合“大群”又必须寻找一个“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这就是民族主义，或称为爱国主义、祖国主义。他们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努力发掘并宣扬那些曾经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凝聚、团结、鼓舞、振奋整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心理素质方面的各种因素，以此来唤起“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觉醒和爱国心。 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是当年革命派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重点之一。1903年夏天，在“排满”声浪日趋高涨之际，刘师培以“无畏”署名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力主以黄帝纪元来取代清朝正朔。他认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他毫不讳言这是学习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几乎就在同时，《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录刊行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广泛流传的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也高呼黄帝为“始祖公公”，并且较早地刊登了黄帝肖像。1905年，宋教仁即将此像采用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黄节也在《国粹学报》连载《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尽管当时人们对纪元起始时间众说纷纭，但是对民族祖先的景仰与缅怀却是完全一致的。宋教仁的黄帝像题词：“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帝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吾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正抒发了当年人们所共同具有的深厚的民族感情。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章太炎的说法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东京留学生会演说词》，《民报》第6号。)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志士所提倡的国粹，与民国以后顽固势力宣扬的“国粹”有所区别。还是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必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演说词》）当年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探幽索微，抉剔爬梳，或讲述历史，或整理国学，或研究语言，成品评人物，目的都是反对一味迷醉于欧风美雨的奴化思想，激发“我同胞之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中，革命派特别注意利用人们最熟悉和最有亲切感的乡土历史素材。大至于一省，小至于一县，各种以地区命名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人们缅怀本乡本土的光荣历史，豪杰贤哲以及先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贡献，以一往情深的笔触描绘与赞颂故乡的山川形胜，目的都是为了把爱乡与爱国联系起来，从而振奋民气和陶铸新的国魂。譬如1904年初夏在浙江金华出版的《萃新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从地球源起谈到亚洲，谈到中国和浙江，再谈到浙东和浙西。结论是：“我民族缺点之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族民资格，而在于无国民资格。救时之君子宜如何祛其爱恋故乡之心，而灌以牺牲祖国之志，使人人具爱国思想乎？宜如何由家族制度而铸为人格结为法团，成一完全统一永世无极之公同体，使人人具国民资格乎？”当年的人们把爱乡看作是爱国的基础和起点，把爱乡心看作爱国心的源泉，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但是，这些爱国志士决不故步自封和讳疾忌医，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因而勇于揭露乡梓之地的腐败落后以谋去故求新，他们最为痛恨的是臣服于中外反动势力暴虐统治的奴隶心理和奴隶状态，他们愤懑地抨击：“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感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他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必须以祖国为“国民之田”，以如同孟德斯鸠、伏尔太、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学说为“国民之种子”，著书立说，一倡百和，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国民之果”。 革命派把有无“国民”，看作是“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他们说：“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是也。”（《说国民》）因此，他们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特别是对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制度的封建纲常名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风俗习惯的改革，反对吸毒、缠足、纳妾、赌博等等颓风恶习，提倡文明、卫生、剪辫、易服等等新的风尚。他们的抱负是：“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他日者，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期。)一个由数亿健全国民组成的新中国，将以雄伟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的革命的时期，它也深知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需要，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4页。)因此，他们就必须从中外历史遗产中寻找“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须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可以说，二十世纪初年的国魂召唤，就是这种“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一种表现。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样弥漫海内外的革命鼓吹，没有这样广泛、持久、深入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辛亥革命能够如此迅速地一举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东方第一个共和国，当年爱国志士的奔走呼号，慷慨陈词，以至他们的鲜血、生命、精神，都已经融铸到辛亥国魂之中。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先行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年革命派所宣传的国魂或爱国主义，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只能是民族主义。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国内和国际民族关系，因此在狂热的“排满”宣传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大汉族主义以至种族复仇主义等消极因素。同时，他们所反复阐明的国民精神和国民道德，又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为依归，其终极目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主义私有制。“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尽管在当时曾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归根到底无非是雇佣奴隶制的美丽外衣。他们真诚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下的奴隶状态，但却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状态。他们的国魂召唤声浪虽然极为壮美，但并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平等和幸福。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革命的夭折，辛亥国魂的陶铸不仅弱点甚多，而且其自身也流于半途而废。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半殖民地的国度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足够强大的思想武器战胜封建文化。他们在利用历史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区别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比较容易流于保守主义以至复古主义。譬如有些人就把已经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所改造制作的孔学，毫无批判地看作是国学＝国粹＝国魂。这说明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和在政治战线一样，也具有极为明显的妥协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经企望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所需要的精神文明，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方针政策。如提倡德、智、体、美、世界观和谐发展的国民教育，命令剪除发辫，禁止鸦片、缠足、蓄娼、赌博、迎神赛会，革除陋俗恶习，并且在礼仪方面也作了若干必要的革新，这些措施都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迅速收场而未能认真贯彻下去，加以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盲极多，也大大局限了这些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及至袁世凯登台和各派军阀混战时期，各种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习又复卷土重来，成为桎梏中国人民的层层精神枷锁。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继续鼓吹民生主义的同时，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振兴实业才是“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并且宣言“十年不预政治”，愿以在野之身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他除主张设立铁路公司以外，还兼任中华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以至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但曾几何时，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实业救国”的美梦。经过其后讨袁、护国、护法诸役相继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深感到：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思想战线在任何时候都和政治、经济战线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能忽视精神的作用。因此，他在1917年至1919年期间写成的《建国方略》一书，便把“心理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把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孙中山说：“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这当然是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过份强调了精神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渴望振奋全党革命精神，挽救名实已不相符的民国，并且进而建设适应世界潮流的新的精神文明，这种恳挚的心情则是应该给以尊重和理解的。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辈革命者，始终未能完成在中国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艰巨任务，未能实现“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良愿宏谟，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遗终天之恨。但是，他们那种真诚的不惜为革命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他们努力从事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供我们吸取，他们讴歌国魂的恳挚声音，将世世代代回响在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间。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富强祖国，则是我们对于所有那些为祖国解放与社会进步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 （资料来源：《江汉论坛》198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