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
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急剧性的变革虽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导致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也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伴随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复辟运动；而那些缓慢的．渐进的变革，虽然可能收效甚慢、进展甚缓，但它往往使人们不易察觉地导致了真正的变革，当人们一旦醒悟过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仅不愿意再归复旧的秩序，即使依然有人愿意那样做，却已根本不可能，因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情感已不再允许历史车轮倒转．在这个意义上说，渐进的变革的彻底性远远大于急剧的变革，而且较容易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持久。
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急剧的变革，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获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赶跑了皇帝，几乎废除了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关联的所有制度．民主共和似乎将成为中国的必然之路。
然而，来的快，丢失的也快．几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辛亥革命实际上也就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它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而且直接导致了军阀割剧，内战不已、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基本保障的恶果。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何处去？不能不引起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层面的中国人的关注．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往前走，因为辛亥之后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不能归罪于革命，相反，正是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主张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恐怕不能单纯采取革命的手段，更不能不顾及中国国情而盲动，中国要想尽快地恢复秩序与稳定，就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恢复旧有的形式，然后再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前一种意见无疑是革命的，后一种主张则是保守的复辟思潮。
依据20世纪形成的中国价值观念来判断，革命的等于进步的，保守的、复辟的等于反动的、落后的。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这种价值判断为唯一取向，革命的主张虽然在20世纪的中国具有一往无前的锐气，但它带给中国的负面效应也将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而日益清晰。相反，保守的，复辟的，尽管在辛亥之后昙花一现，然由于革命势力的不断强大，革命意识的日益普遍，它不仅没有赢得群众，而且连倡导者个人也渐渐地加入革命者的行列。
本文无意从政治上评判革命与保守的得失，而期望以学理的研究，从文化上对辛亥后复辟思潮作一审视，以期揭示这一思潮发生，发展乃至最终消失的必然性。
意义的丢失与寻求
辛亥革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推翻君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它的意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不仅仅限于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层一时间觉得无所适从，既对新的世界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传统社会怀有无限的眷恋之情．这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必然反映。
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政体远非为一种当然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得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着种种差别，但在承认君主政体的合理性，期望以君主政体维系中国社会则是相当一致的．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L记·坊记》)将君主意志视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体现和唯一源泉．用汉代学者王符的话说：“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潜夫论·衰制》)
君主政体在中国存在了两千余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和负面效应兼而有之。君主政体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决非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及小农经济相吻合。
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因素的不断增长，君主政体的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对君主政体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其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和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来克服君主政体的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的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日知录》卷九《守令》。)依然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祝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输人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过程中也开始对自身传统的重新审视，开始对以君主政体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仅出于救亡自强的目的，而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的统治秩序的话，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的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的冲击一败再败，应当坦率地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根据冯桂芬的归纳，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校庐抗议·制洋器议》，郑振铎《晚清文选》，第106页，上海书店，1987年。)不仅“君民不隔不如夷”关涉中国旧有秩序和君主政体问题，其它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中国政体的必然派生物。
洋务派以及此后的维新派，都曾注意到中国以前君主政体的不合理性和弊病，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它的功能不仅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的意义秩序。
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存废的原则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若干年里，保皇与复古的思潮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的意义，而是关涉到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被废除不久，康有为就敏锐地预言道：“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矣．然或以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摘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夫使当中国一统之时，稍有错误，民少受害耳，于国无关也．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己也。”(《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9页，中华书局，1981年)换言之，康有为并不坚持认为帝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的水平，如此骤行共和，则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的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时机。
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不论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与动听上．他在批评筹安会和袁世凯帝制复辟时重申：“自筹安会发，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夫以今（日）中国之岌岌也，苟（有）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帝者，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其）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条款签订，举国震惊，忧为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请袁世凯退位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33页。)
当然，袁世凯的所谓共和并非真共和，康有为据此否认共和与帝制的本质区别固无道理．但康有为的真实想法，无疑在于说明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不应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在中国传统社会生存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候，政治体制的变革应当慎之又慎，否则后患无穷，变不如不变。
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这些见解从政治上说虽然显得反动和陈腐不堪，但他显然看到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不取决于“旦夕之际”的政体变动，社会的变革有赖于“积久岁月，以渐乃成”，有赖于社会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渐渐养成新的习惯，渐渐培养新的道德．他说：“且即令师人之长，从人之学，亦必积久岁月，以渐乃成，未有造次之间，旦夕之际，尽舍己有而能成就者也”．“夫政治空言理想所能为也，以政治法律皆施于人民者，必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洽相宜，乃可令下如流，施行无碍也，非可执欧美之成文，举而措之中国而即见效也。岂徒不效，其性情风俗不相宜者，且见害焉。”(《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康有为政论集》，第892—893页。)
所谓与人民之性情习俗相宜与不相害，实际上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意义世界怎样既能完整地得以沿续而又能得以变革的问题．康有为说：“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夫今欲此木偶之虚君，举国四万万之人，谁其宜者，谁其服者，苟一不慎，必将争乱，以召外国之干涉瓜分矣。投骨于地，众犬唁唁而争之，若有定分，争者即止。夫虚君无事无权，不须才也，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1页。)辛亥革命之后几十年中国历史的发展，不管有多少客观、主观的原因，都毕竟证明康有为的这个判断与预言并非危言耸听。
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不失为一重要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毕竟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58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辛亥革命之后的复辟思潮，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主张或许有不尽合理之处，但也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从总体上瓦解之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有的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智慧资源的贫乏乃至枯竭．
信仰的崩溃与重构
中国人在辛亥之后意义世界的丢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君主政体被推翻这一个方面，事实上，意义的丢失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的不尽人意之外，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人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溃。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军阀擅权，武人专制，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皇帝之后，除了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胜利之外，政府的权威丧失殆尽，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辛亥革命使政权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中心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李泽厚：《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华民国仅仅剩下一幅空招牌，社会秩序甚至远远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
权威信仰的危机，是当时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于在圣明天子皇恩浩荡的荫庇下生存．旧的皇帝推翻了，新的权威建立不起来，一般国民如丧考妣，社会精英一筹莫展，人们开始怀疑辛亥革命是否必要，进而思考如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建立新的权威，以稳定中国的社会秩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人的困惑，特别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一般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应当保持稳定的秩序，应当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不仅对中国自身有利，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利益．外国势力经过庚子事变之后，已明白无力瓜分中国，将中国论为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基于这种最现实的利益上的考虑，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一个混乱的中国，许多国家也不准备利用中国内部的混乱以肥己。
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外国列强的对华政策，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国并没有立即支持革命党人，甚至迟迟不愿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他们虽然对清政府的作为不甚满意，但又确信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统一、和平与发展，“惟恐北京政府倒后，共和党不能组织完全，乏统一全国之力，势必陷于恐怖时代，殊足忧耳。”(《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辛亥革命》第8册第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那样势必对各国的在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中国政治前途尚不明朗之际，外国列强虽有心“千方百计掩护清军”，(《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8页，中华书局，1964年。)不过作为主导地位的主张实际上是尽量保持中立，等待观望，以免将来政治格局真的发生变动而尴尬被动．各国列强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达成一项谅解，采取合作政策：“为了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假如受到威胁）采取共同行动，在斗争中的各派之间保持严格中立，在中国人组织新政体时避免施加任何影响。”
当中国政治格局逐渐明朗的时候，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采取的共和原则已经适当地表达了自然的同情。”(阎广耀、方生选译：《塔夫脱总统在第四个年度咨文里谈辛亥革命》，《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514—51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他们期望中国尽快出现强有力的人物组成政府，以便使中国尽早摆脱动乱，重建秩序．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列强支持袁世凯成为“将来中国之真主人”，(《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辛亥革命》第8册，第497页。)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们所期望的是中国尽快恢复秩序，也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唯有袁世凯足以担此重任．孙中山说：“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中华书局1982年。)
袁世凯掌管中国之后，面对的首要课题无疑是如何尽快恢复中国的秩序，并建立持续稳定的机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80页，文化资料供应社（香港）1978年。)换言之，如果民主共和的原则可以恢复中国的秩序，袁世凯并非不愿乐而为之，无奈现实并不尽如人心，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的秩序不仅未见恢复，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说：“民国肇造临时政府，一年以来，无日不以恢复秩序，力谋统一为事．盖非此无以靖地方，办非此无以立国也．……若本国不能统一，对内则裁汰冗兵，划一币制，无从人手．因此于各国商业保护条件，俱有妨害。不独无以对本国良民，亦何以对和好各国？”(《通告各国公使书》，《袁大总统书牍类编》第58页，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9年。)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使袁世凯对民主共和产生怀疑，不能不使他对恢复秩序的指导原则作一重新思考。
当然，袁世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他虽然在当总统的头一年中遵循他就职时的誓言，但他信仰的转变，毕竟程度很浅．同南方革命派某些把共和主义当作绝对原则的人们对比，袁世凯支持、遵守共和政体也只是为了平衡国家内部的各种力量和把国家置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作出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反应。(［美］恩斯特·扬《袁世凯何以能登上总统保座？》，一文对袁是否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有平实公正的分析，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266页，中华书局，1982年。)一旦共和政体无法帮助他实现上述目标，那么他对共和政体的怀疑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对共和政体的怀疑，一方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怎样才能重新确立政府或他个人的权威，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袁世凯深感秩序的紊乱不已，主要的不在地方势力的破坏，而在于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全面崩溃，“今日大患，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袁世凯：《复学校祀孔命令》，《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48页。)由于人们价值取向的不一致，因而无法使社会全体成员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达成共识。
要使国人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上建立共识，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寻找一种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益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参照系．当此时，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思潮虽然大量输人，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尚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因为即使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连《新青年》的一班人和晚年的孙中山都一再抱怨中国人民智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孙中山甚至专门著成《民权初步》，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遑论民国初建、袁世凯就任之初的时代？
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尚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植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别无选择只能在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完成意识形态的重构．他说：“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民国肇造以来，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至于人伦道之原，初无歧异。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自余七德，虽广狭有殊，而人群大纪，包举无遗．……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袁大总统书牍类编》第64页。)简言之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中国旧的纲常伦理并不与共和制度相冲突，它不仅合乎中国的国情，而正足以解决当时的问题，有助于重建国人的信仰体系。
平心而伦，袁世凯试图以中国固有纲常伦理作为整合社会，维系人心的信仰，“欲树尼山教义以作为民族精神”，(《孔教十年大事》卷七。)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失为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因为无须否认，在1913年的中国，人民对和平、法制和秩序安定的渴望，超过了其他一切。(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5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只要能达到这目的，就应该承认是有效的手段．至于中国旧有的纲常伦理是否真的与共和制度相吻合，那倒不必过于从学理上去计较．因此，当袁世凯表示这种思想倾向时，立即赢得了相当普遍的好感，以为袁世凯真正把握了中国国情。某些外国人拿袁的主张和孙中山的主张进行比较之后说：“盖孙之思想太高，于中国社会程度不合。彼之所计划者，中国人民殊茫然也．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袁欲保存孔教，…彼知非此不足得民意，非此不足弭消一切反抗。”(《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辛亥革命》第8册，第508页。)
袁世凯重建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乎中国国情，但他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一方面，他的这种主张和革命党人有着相当的差距，他尽管能够以此调动社会一般民众的情绪，迎合民众的心理，但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他无法强迫革命党人的信仰自由，在革命党人不能和他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袁世凯的主张便无法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袁世凯的主张毕竟迎合了康有为、陈献章一班旧势力的情绪，康、陈等人喋喋不休的鼓噪或许有助于造成极大的舆论声势，但又不可避免地为革命党人更强裂的反对留下口实，使其主张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更为减少．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袁世凯重构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政府权威的丧失依然是当时极为严重的问题．在旧的纲常伦理失去作用之后，人们又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政体上来。
一般而言，当时的国内外人士普遍不满意辛亥暴力革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不论是保守派、革命派，还是新一代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所产生的混乱状态已远过于晚清，都在认真地思考如何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使中国尽快走上统一富强之道．思考的结果，他们认为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差太远，在中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政治机构，并通过他所委派的一些官员进行统治，这些宫员不仅对国家负责，而且必须具有效忠于国家元首的基本责任心．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以政党纲领作为组织集团的原则，重要官员虽然经过总统的任命或委派，但他们主要的是向国会负责，国家元首实际上空有其名，相互间的牵制往往使总。统的意图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况且，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主要的不是基于利益原则，而是各种政治势力的结合体，各地老派的地主利益的代表不习惯于参与国家大政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兴商人势力又不够强大，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因此，当时的政党政治并不具有真正的现代意义，对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也并不都起积极作用．李大钊说：“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浮人间，或则翊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象这样的政党政治，“不过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大哀篇》，《李大钊文集》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政党政治或许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发育并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党政治的直接后果是严重消弱了中央政权整合社会和控制社会的功能及主导地位，使中央政府无法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以稳健的改革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革命初成，国民党以全盛之势力，蓬勃一时，而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徒欲以感情相尚，血气相陵。党中虽不无卓特之士，忧深虑远，以政术学理相规绳，而国士俊才，头颅横断，凄风苦雨，天外飞来，自是口众我寡，莠言繁兴，真理正义之建言，胥为狂噪嚣喧之声所湮掩”。(《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第103—104页。)结果，“一念之私，雌簧百口，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遂至激成二种势力相冲相荡，以有今日之乱”。(《是非篇》，《李大钊文集》第60页。)现实的演变并没有按照设计者的要求去发展。
面对这种现状，极端保守主义者主张恢复旧有的秩序和政府权威，并将这一切乱象统统归之于共和政体，康有为说：“国愈纷而无力统一，国愈贫而无术理财，政府无权不能行治，旧制尽扫而乱状日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康有为政论集》第816页。)为此，他主张救中国之良药不在名称的好恶，“为国之道，先求不乱，而后求治”，“今者保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万事之本乎，莫先于弭暴乱以安生业也”。(《中华救国经》，《康有为政论集》第705页。)一句话，中国之乱来源于政体的变革，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也只在于恢复旧政体。
问题在于，民国既已建立，皇帝亦已被推翻，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是否一定要推翻民国，进行帝制复辟，是否能为中国的发展再找出第三条道路来？今天看来并非难解的这些问题，在本世纪初确实困扰着无数中外社会精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固然不愿放弃为之奋斗多年、且得来不易的革命成果，然又确实无力在短时期内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建社会新秩序．而旧派人物包括相当一部分外国人除了尊孔、复辟帝制外，也提不出什么新的方案，中外社会精英都患上了“理论贫血症．”显然这是畸形的、政治变化过激的近代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在新的思维方式没有问世之前，政治的决策往往取决于最直接的社会现实，而无须顾及什么理想与主义．袁世凯虽曾“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表示忠于共和政体．无奈也敌不住残酷现实的冲击，而逐渐走上弃新复旧之途．当然，不可否认袁世凯采取阴谋手段打击孙中山、黄兴势力，以大权独揽，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由正式大总统到终身总统、世袭总统，拥有实际上的皇帝权力．然而，值得重新思索的是，袁世凯的这种一意孤行，如果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性，仅靠阴谋手段，何以顺利得逞？
诚如前述分析的那样，辛亥革命政治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相反地，中国由满清统治下的统一而走上了分裂，中央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现实呼吁新权威的诞生，这就是袁世凯帝制复辟最直接的原因，通观袁世凯在辛亥之后的全部努力，每一步都和重建政府权威密切相关。
不过，袁世凯的努力虽然使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没有皇帝之名的皇帝。但中央政府整合社会、控制社会的功能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袁氏兴作多有不满，逐渐失去合作的信心．尤其是经过宋教仁血案、二次革命等一系列冲突之后，孙中山更采取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决计兴兵倒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制度。
袁世凯如果就此止步，即使政府权威建立不起来，中国继续动乱与■裂，社会秩序依然失范，人们只能指责袁世凯的无能，或许能谅解他的一番苦心．无奈袁世凯一意孤行，悍然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其结局便可想而知。
揆诸情理，袁世凯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固然有其品质方面的原因，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不得不然的趋势．就国内而言，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前清遗老时刻准备恢复清朝统治，而北洋一系则受这股复辟势力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夹攻，袁世凯此时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与孙中山合作，维护共和制，要么向复辟派投降，还政于宣统，而孙中山一派由于此时已失去与袁世凯合作的信心，采取坚决的不合作态度，这便迫使袁世凯与旧势力结合，迎合复辟思潮，以建立袁系皇朝来和满清遗老相抗衡．于是有以鼓吹帝制复辟为唯一宗旨的筹安会正式登场。
筹安会诸公坚信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国体的变更．而国体的原则，在目前现实的条件下，是强调国家必须定于一，实行中央集权和君主开明专制，才能有效地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安定．没有统一和安定的内部环境，中国的富强与统一只是一句空话．“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基于情感，但除种族障碍，未计政治进行，仓卒制定共和政体，国情适否，不及三思．深明之士，明知隐患方长，而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筹安会通电》，《杨度集》第59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一切危机皆为“共和之弊也”。(《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66页。)
今日看来，筹安会诸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无太大偏差，在那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已清楚地说明共和制度在中国实行的条件并不充分具备．他们的错误不在于认识上的偏差，而在于将学理上的研究与实际政治运作混为一谈，忽视了理论的可操作性．20世纪的中国历史表明，口号与现实可以有偏差，追求以名符实，或以实符名，以知识分子的学理研究去与现实政治过于“叫真”，其结果总是悲剧性的．这或许正是民国初年复辟思潮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资料来源：《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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