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阶段，近代中国从1840年起被英国用枪炮打开大门以后，便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不得不一步步进入了世界范围之内，于是第一次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即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这是由其长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所引发和决定的。这种矛盾当然不是当时的人们就能清晰地体会得到的，中国只是被迫进入到了世界大潮之中，也被迫在这种世界大潮的冲击下不停的而又艰难的对自身的各种因素不断地进行变化和调整，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这个社会转型的艰难过程中，但这种转型其艰巨和困难的程度使得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过程，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呢？又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此步履沉重艰难呢？ 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由于发生了同西方国家的巨大碰撞，鸦片战争起使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和变化，传统的封建超稳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旧有的封建模式遭到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再也不能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尽快变革，使中国迅速摆脱那种阴影和困境，通过认识和纠正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学习西方的优点和长处，重新振作以走向近代化。而放置于现实中，这样的认识则相当不易达成共鸣，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正是近代中国在许多方面悲剧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西方国家甚至与日俄等国的近代化相比，中国都显得相当迟缓，困难重重，因此所遭受到的灾难也最深重、最持久，除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掠夺外，我们国家的自身构造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殖民掠夺和抢占殖民地的时候，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仍像汪洋大海一样，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建立在一种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基础上，不可能像西方一样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人们也不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是鸦片战争发生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不能说毫无优点，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曾经创造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但其缺点却也不可忽视。有人说，中国从明代起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使在外来强烈的刺激、冲突和压力面前都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对外部的反应不但表现得相当迟缓，自我调节功能差，并且想对它在任何一点上做出变革都显得异常困难，而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许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更是严重阻滞着传统中或许可以走向现代化生长的因素，因此既使中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自觉地走向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它首先要求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的确立使得国民经济自由的权利被确立，由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去，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但传统中国则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中，《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这种家族财产所有制不能分家，使子女不管多大，无论勤惰，都长期不能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中国君权至高无上，可以随时任意剥夺籍没臣民财产，臣民财产没有任何保障，这样就使创造财富的思想不易生出，而随时鼓励巧取豪夺，长期中国人吃人的惨痛历史史不绝书，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下中国要想自觉走向资本主义也是困难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其对国民的经济自由束缚十分巨大。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农为本”，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被提到了一种不恰当的、形而上学的地步，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商人作为重利的典型，被认为是危害社会、伤害农业的严重不稳定因素，由此“重农抑商”便成了历代中国奉行的政策，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朝代如何更新，这项政策却代代相袭，因而在近代社会国外不断要求商业与贸易时，就造成了我们同西方间的巨大矛盾与冲突，直至后来以兵戎相见。对于社会转型起重要作用的工商活动长期受到禁止掣肘，这是整个中国长期财富不能积聚，国家财力疲弱到了极点的重要原因，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百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经济根源之一。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已逐步建立起了生产、流通、消费连为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封建贸易壁垒被彻底打破，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深入到了社会各个角落，成了最广泛的社会现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而封建的小农社会则仍是一家一户，互不相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着节奏缓慢，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与近代社会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正是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生产状况的典型反映，由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得太紧密，便阻碍了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其生产目的又在于自给自足，因此又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日益扩大；最后变成了封建王朝限制国际交往的经济基础。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时代，这种政策的反动本质和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用种种限制手段，妨碍了中外的平等交往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它阻碍了技术引进，使中国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并且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它还压制了国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⑴ 十九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长期思想、政治、经济等等力量对比冲撞后的一次总爆发。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国内完全确立，工业革命也已完成，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此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拓展贸易，寻求殖民地，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并且希望中英之间扩大商业交往和政治联系。而中国则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各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海外贸易中动辄禁海锁国，只是希望周边保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从清入关后不久，便因郑成功占据台湾，自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间严禁海上贸易；在收复台湾后开海禁，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⑵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又只剩下广州单口贸易了。⑶清政府把在对外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十三行之手，进行严格控制。这种广州单口贸易体制极其僵化复杂，英商和华商与清朝地方官员在许多具体方面频起冲突，官僚主义、愚昧专横的封建体制使各项冲突都毫无削弱可能，由于双方政治经济结构截然不同，双方的政府都顽强地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制度、结构和习俗，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决死性冲突。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虽然对此有所估计，但由于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而又闭目塞听，再加昧于世界大势，便显然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以至于造成了日后不可挽回的恶果。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自守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实际上，撇开中国的长远利益，仅从当时的情况来说，闭关政策也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本来属于民间的贸易冲突和正常的贸易往来，在中国严格僵化的广州单口贸易体制面前都会显得矛盾重重，无法可解，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任何变革性建议都没有作用，只能期待英国政府的干预，最终也势必要把两国政府卷入进去。⑷从中国商人来讲，无端的被剥夺了通过自由贸易而生存的权利，剥夺无数的人使用社会公平给予他们的工作机会而将他们推入到困顿和生活无着之中，造成劳动者的权利被侵害，无论如何是当时中国社会并不成熟和理智的表现。落后的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又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并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这种政策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既有的优势。可见清政府闭关自守是一项强硬的政策，但也是一项僵硬的政策，其弹性系数太小，灵活性太差，着眼点太狭隘，因此势必会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冲突中削弱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都正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就必须转变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 二 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因此谈到这一点时我们更不能不常有一种受压迫和受屈辱的感觉，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行征服，要能够自觉地体会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还存在着巨大的缺憾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够抛开这种单纯的民族意识，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西方闯入中国的同时，既带来了挑战、忧患和屈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思维和全新的生活方式，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走向世界的契机，这里的关键也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我们的眼光始终在四海之内，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我们同西方间距离遥远，地理条件又得天独厚，季风气候和雨热同期使我们的土地非常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土地就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必再去探险寻求，小农经济的社会对生活的要求也不高，似乎也无需了解外面的社会，于是中国进入到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也便顺理成章了。同外来的侵略相比较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的无比艰辛与困难，但由于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而不能取得更大发展进步带给我们的悲惨、痛苦其实却绝不亚于外来的欺凌和屈辱，然而这点由于长期的习惯和惰性又常常容易为我们所忽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使世界各个地区靠近起来，进入一个世界体系。全世界或早或迟都要发生这种历史的转轨，这是由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当一种更明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一种更落后、更野蛮的社会制度相比较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更容易向往那些能使人类更幸福、更能保障人类丰富、自由本性的社会，当不知道人类还能有更好生活的时候，悲惨无助的人们或许只能在痛苦无望中挣扎，而一旦看到了希望，无数的人们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社会发展或早或迟地朝向这个方向，因此先进的制度迟早会最终地战胜落后的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社会也是一样，在与外国侵略势力相撞击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的常规和平衡被打破了，随即发生了与西方资本主义间的激烈冲突，但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孕育、艰难和成长。 中国历史上长期不能得到变革，传统有着极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一直绵延至今，中间从未中断，在世界上相对独立地发展，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和发展地位，拥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赋予它丰富的资源，历史上处于四周的民族大多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并长期受其影响，由此长期以往，便鼓励了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大意识，使我们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这也确定了让我们自觉的接受一种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而这种文化要想对中国发生影响除非力量达到足够征服，否则是不容易得到任何改变的，这也确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相比于经济转型，中国的政治转型要显得更为困难。随着晚清面临新的复杂环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显得日益不相适应。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就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以及家族观念，这两种东西都在中国根深蒂固，有着极深厚的社会基础。但随着近代压力的不断加强，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开始不得不一步步地发生解体，在短期内要完成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转变，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基础到思想观念来讲，人们都没有任何准备。曾经在古代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社会在近代的数百年中落伍，与西方社会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这不仅是由于中国社会小农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与中西之间有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的深刻差异有着重大关系，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互动的。在中国，依据儒家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他具有着最高权威，一言九鼎，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随着后来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更是不断膨胀。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是皇帝的办事机构，愚忠愚孝为整个社会所提倡，成了一种广泛风气。中国由是成了一个人治的国家，在这里始终权大于法并且法律常常为个人意志所左右；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法典的内容也主要是刑法，与宗法专制相适应，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对违犯者施以惩治和处罚，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这也与西方法权至上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中国专制制度不断加强，在明清达到极点时，西方则对于专制的反对声浪越来越猛烈，直至后来被彻底铲除，不能存活；法制建设被全面推广，自由民主被广泛提倡。究其原因，这与西方长期有政治上的教权与世俗国王权力的相互制衡，经济上长期鼓励自由贸易与商业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资产阶级，以及西方注重文化积累创新以及民众的普遍教育有关。小农经济需要皇帝，由于自身软弱无力而又力量分散，在封建社会又很少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要皇帝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资产阶级则有着较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着平等权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与小农阶级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在整个社会的基础上其实都已经同西方拉开了巨大差距，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是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物质层面上，我们会对这点有清晰地认识，社会要想发展它体现的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水平。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由于长期停留于封建社会并且一步步加强封建专制，其皇权建构和家族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从儒家的经典起就指明了“义”的基本内容即“忠孝大义”；它借助于皇权宗法合为一体，“忠”成了保卫皇家家天下永不失落的政治保证，“孝”成了保障小农社会政治稳定的可靠基础，通过这些基本观念我们维护了这个国家千年集权制的存在，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我们自身的生命力。个人对皇权无限尊从，对父权家长制完全驯服，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忠臣孝子，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人，否则就是在与社会作对，受到轻则众叛亲离，重则祸延九族的惨痛处罚。这种父权制的基本表现就是家长制，家族中一切由家长说了算，个人只是家庭中的一名成员，由此不仅个人被淹没在家庭之中，而且家庭在以孝道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其地位异常重要，使得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都难以有立足之地。而国家则是家族意义的扩大，其最高家长就是皇帝，他拥有着最高权力；之下又有层层建构的各级官吏，每个官吏又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俨然又是一个土皇帝，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在中国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专制系统。这种建立在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往往会上下脱节，组织结构松散，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机构差得很远，但由于小生产者的力量分散并且见事不远，互不相属，便使国家政权的力量显得十分强大，其赋予最高统治者的极大权威，甚至能够作最后决定，也会使得统治者不必对下负责和考虑，于是谄媚之风盛行，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求力争讨好上司，以争取自己的更多利益；加之家族、宗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建构体制，这种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便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中国历史上无休无止的派系、朋党之争，都与这种体制有极大的关系。由于这种基本建构问题，也使得中国政治常常会被皇帝的个人嗜好和秉性所左右，当皇帝近媚臣而远君子时，精于谄媚之道的官吏就会得以飞黄腾达，而秉直刚烈的朝臣受到排斥打击。宽容的政策利于人们休养生息，社会文化繁荣发达，但中国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因而一旦稍微放松了对下控制，就会使得政治运行机制失灵，各级官吏贪污腐化，争相邀宠，而且联手作弊；于是为着对付这些，明清以来朝廷便又严刑峻法层出不穷，清雍正、乾隆时甚至为对付汉族的民族意识而屡屡兴起文字大狱，不时用铁血手段镇压异己，将能为国着想，不避风险的良臣文士屠戮尽净，给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哀。但严刑峻法始终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惟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于是便造成了因循怠玩，政务废弛。宽则乱，严则死，中国政治似乎从制度上走入了一个死结。无人认真对事负责，嘉庆帝曾说他“再三告诫，舌敝唇焦，”“笔随泪洒”，但诸臣仍“悠忽为政”。从中央到地方，玩忽职守极为普遍。嘉庆二十三年，广东省一邱姓因出人命，向府、道、藩、臬、抚、督各级衙门控告了177次，共17年，竟然没有一个官员亲自提讯。地方冤案不得审理，纷纷进京控告，都察院、刑部等又以不敢擅自做主为由，全推皇帝。中央同样，“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兵部竟将大印遗失，半年后才发觉，可知至少半年未用过印信。⑸土地开始大量集中，豪强兼并，“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⑹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四民之首，奔走下贱，”⑺甚至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士兵不勤操练，京城八旗兵“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逛，”外省军队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勇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严重现象；若遇检阅操演，骑兵便临时雇寻马匹，水勇雇寻渔户冒名顶替。⑻中国如此的政治结构，当遇到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时，其一败再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腐败是中国封建体制的必然，中国历史上一次次的王朝周期规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封建体制从政治上绝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结构已经脆弱到了极点，其内部蕴含着巨大危机，但若没有外来介入，既使中国有了危机也很可能只是按照其固有的模式，走向旧有王朝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去，而绝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体制的巨大弊端，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漫长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侵略既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摆脱旧有循环老路的新途径，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然而就在这个把握之中，中国也走了一条非常艰辛的路，从鸦片战争的失败起举国上下莫不受到了强烈震动，以后却又在历次战争中不断失败，割地赔款，终于使中国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及官僚阶层们认识到了中国同西方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终于开始走向了学习西方的自强之路，但这条路也是步履蹒跚，艰难异常，在以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遂告失败。这里的原因除了政治体制的问题，与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即近代中国要想向现代国家迈进，其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转型。 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释道二教为补充的适应于小农社会的庞大文化体系，它以伦理血缘为基础，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等方面所起过的重大进步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其早期相比世界其它各地更处于文化发达的优越地位，因而也相应表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宏伟气度，其“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崇拜或轻易的唾弃。”⑼这正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却走向了它文化的巅峰，四大发明都产生于此际，唐诗宋词、佛学哲学等也都盛极一时，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优点却由于其长期的停滞和固步自封而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忠孝、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夷夏之防以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等等观念相互交织，都日益成了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枷锁，终于在近代数百年间随着西方的发展而不断落伍，其局限性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便全面暴露出来。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底色，就像基督文化是西方社会的底色一样，其影响所及皆已渗透到了其各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西之间相隔遥远，历史上很少相互交流，在发展中便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直到明朝后期，西方文化才以传教士为先导开始逐渐进入中国，但由于其与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与冲突，所以在许多方面受到排斥抵触，未能引起人们的真正重视。然而正是这种文化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我们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了，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鸦片战争前的人们是不可能意识到这点的，但鸦片战争的爆发却使猝不及防的人们迅速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事态的发展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鸦片战争本是一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战争，但由于我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茫然不知，因而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当时的中国却对于外国几乎一无所知，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处境中。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却并没有惊醒中国广大的臣民，战争结束后，除了少数亲历战争者对敌人“船坚炮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外，中国依然故我，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闯入北京，烧毁了圆明园。清政府内终于有一批人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中央以奕，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首开始创办洋务事业，想使中国走向自强之路，平弭 “内乱”“外患”,以挽救清政府的各项危机。他们在中央设立了总理衙门，为了了解外情和与洋人打交道设立了同文馆，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设立天文算学馆，而在地方上则积极筹划练兵、开办近代军事工业，等等，而这些仅仅领会了西方皮毛，并未真正意识和触及到西方政治文化制度精髓的举措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其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因而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普遍的反对之声，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强大阻力。 中国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但是这种吸收一般也只都是在符合自己固有框架的前提内，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维护其核心的“忠孝”内容，例如对于佛教的吸收就鲜明的具有这个特点；而一旦相差太大，则就会对此进行激烈的排斥，所谓“从来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并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外倾向。由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保守性，他们顽强的维护中国古代一切固有的东西，举凡西方的观点一经进入，便立即上上下下，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凡西方先进的事物一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便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丑陋绝伦的东西，成为中国上下攻讦的把柄和口实。西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人人之爱，被认为是“无君无父，是无纲纪”，“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紊乱伦常”，“不知廉耻”。⑽英国的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逐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女王当政、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享用享玩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⑾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随着他们的大炮一起进来的，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情感上的强烈不平和民族义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形在外国没有挟着大炮进来以前也有，我们长期执行的就是闭关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原本由于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然而这种盲目排外又会使得我们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中国数次失去了进取和发展的机会，延误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绝不只是一两个统治者误国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态使然。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的儒家士子甚至平民百姓来说，维护儒家正统的思想意识都并非由于外来的强行压制，而大多数恰恰出于意识上的高度自觉甚或已经深入到了不自觉的状态，由此也正说明了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所具有的无上地位和高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因而自洋务派向西方学习起便被时人认为是“以夷变夏”的行为，其行为为人所不齿，几无异于汉奸卖国行径；因而其要施行的每一项事业也都举步维艰，从办总理衙门到开同文馆，从开办近代的企业到修铁路，几乎每项举措都要引来不断的反对，每项举措又都是在不断的反对声中进行的。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早的先驱者如魏源等人便皆已意识到了了解西方的迫切性，然而他们苦心积虑写出来的《海国图志》等书在中国却很少有人问津，倒是在日本引起了巨大轰动，并为他们以后明治维新，逐步成为世界强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巨大悲哀。面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洋务派不能说是见识高绝的一群，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他们想到的仅是应该“苦心孤诣，”“欲图自强”，⑿甚至还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失败只是“独火器不能及”，⒀因而“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⒁丝毫不谈甚至根本也不愿想到中国落后的症结正在于它腐朽的封建制度，所以只是兴办了一系列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后又加入了一些民用工业，筹建了中国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其全部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和挽救清朝封建统治；却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管理和运行机制，再精巧的利器都无法真正制造出来。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洋务运动励精图治，上下一心，和对社会改革的全面、深刻、范围及广度等方面皆远不能及，可是就一些技术层面上的变革仍然为许多人所不能接受，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着较强的惰性。 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来讲，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吸收引进的却异常困难，与整个中国旧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极深的关系。西方崇尚上帝，因而从中世纪起，社会几乎就强迫每个人都必须进教堂，教堂内有神父、牧师讲道，在讲解教义的同时也要渗透许多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和理解，中世纪时的许多教父、神父相对来说又都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知识最渊博、最深厚的人，这对于西方得以上下交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十分有益。而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则缺少了这重要的一环，即对于最广大民众的教育机会。纵观整个封建时期文化始终都只为少数人所垄断，而绝大多数人无缘接受任何教育，文化基本上上下脱节，官僚士绅与平民百姓几完全为两个世界，因而形成了巨大隔膜。由于上下之间没有任何通道，儒家文化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非常实际的统治方法得以上下交流和进行运作的，中间根本没有思维与文化方面的培养。例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进入仕途几乎是数千年来读书人晋升台阶、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因而无数的士子寒窗苦读，盼望能够金榜题名，一旦得中，则立刻会金钱、财富、名利、势力等皆随之而来。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正是运用这种十分具体的利益引起人们无限向往，同时又用这种十分现实的管制或奖惩措施而被深入民间的。中国文化对孝道和家庭的异常强调，也使得中国一切都被染上了极浓重的家族色彩，人们重视家庭，以“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为极要紧的事，而对于外界与社会方面的事情却漠不关心，于是便使视野变得异常狭窄，只注意家庭、眼前和身边的利益，却难以看见抽象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儒家传统等级尊卑观念，赋予了中国统治者及各级官吏甚或家庭内部家族之家长都以各自的极大特权和现实利益，这点也强烈助长他们为保其各自利益不受损害而患得患失，甚至危害国家社会之长远利益，等等一切，都为我们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转型设立了巨大的困难与障碍，成为近代转型的极大不利因素。 在与西方接触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虽则这场由上至下的变革已开始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解救陷于亡国灭种之厄运的大清帝国，康梁所提的主张如开议院、废科举、办报馆之类，仍然具有明显的实用特征，最终在于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文化观念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基础，但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无论上下，学者俗人，无不为实用的目的所驱使，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学到西方的利器就能使中国强大，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因此对西学的引进与关心也多于当时的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相关联，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而若没有这些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点却被我们最广大的人们所忽略了。由此以后的戊戌变法及实现社会民主共和的理想都不断地遭到挫败，这实在不能说是没有其深刻原因的。 鸦片战争距今已近170年了，几乎和我们同时起步开始向近代化国家转变的日本已经早已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时至今日，我们社会转型的任务还不能说已被彻底完成。中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得以转变，农业仍在我们国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们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法制观念却依然淡薄，封建思想在许多地方根深蒂固，官僚主义、封建家长制等依然盛行，可见任重而道远，社会转型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了解我们近代史上转型的过程及其转型的艰难，仍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转型有巨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历史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有许多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但不能否认有许多却仍是依然如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尽快完成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注释： ⑴、⑷ 参照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第81页。 ⑵ 连心豪，《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第36、47页。 ⑶、⑸ 张研《清史十五讲》第238、230-231页。 ⑹（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5页。 ⑺《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06页。 ⑻ 中华书局《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47-48页。 ⑼ 鲁迅《坟·看镜有感》。 ⑽《反洋教文揭帖选》，转引自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第37、46页。 ⑾ 参照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7页。 ⑿《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页。 ⒀《李文正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37页。 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00页。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