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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从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则以及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教。 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洋务派兴办洋务运动是受什么思想支配？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当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洋务派的思想体系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指孔孟之道，封建的纲常名教：所谓“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西学为用”，是说采用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为清王朝统治服务。“中学为体”，是说“中学”比“西学”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中具有更重要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中学”和“西学”同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是历史规定了的。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这一思想始终起着指导作用。为了说明问题，需要把这一思想的发展轮廓作一简单勾画。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首次阐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说：治国之道，“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戊戌变法》丛刊（一）第28页。>。这里他虽然没有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但这一思想的核心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此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洋务派官员或洋务理论家都谈论过这一原则。例如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9页。>。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薛福成认定，中国的伦常道德远在西方之上，西方只是器艺超过中国，故应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筹洋刍议·变法篇》。>。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照也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惟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洋务运动》丛刊，第2册第489页。>为此，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兴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企业。 这些企业兴办后不久，就遇到了经费、燃料、原料等多方面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富”是“强”的先决条件，于是他们由“求强”转向“求富”了。李鸿章说：“臣唯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页。>那么怎样才能富呢？李鸿章又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主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页。>这就是洋务派在“求富”名义下，围绕军事工业展开创办民用企业活动的历史背景。他们妄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军事工业，以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 清政府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以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派并未承认这一点，仍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前提下，从事官办军事工业活动。张之洞上奏清廷指出：“此次军事不振（指甲午战争的失败——笔者），固有将士之不练，亦坐器械之不精。外洋新出火器，所及愈远，施放愈速……中国不为远计，临时购买，式样既杂，价值亦贵，而且不可必得。若与外洋开战，相持日久，实属可危……故枪炮子弹，均非多设局厂，速行自造不可。”<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12页。>因此，这时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军事工业生产继续和扩大，而且还新建了一批新的军事企业，如北洋机器局新厂、奉天制造局、江西制造局、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湖南机器局等。 上述情况表明，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虽然已经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巨大变化，应当抛弃“内中国外四裔”、“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臣仆”和“农为重本，工商为下”等陈腐观念，然而他们并未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他们始终认为这一制度是优越和尽善尽美的，“远出西人之上”，中国的富强，只需效法西方的长技，即先进的武器和生产技术便可。 明确了这一点后，我们现在回到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来。 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譬如，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培养了一些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一定期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观念和风气的变化，并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等等。这些我们都是看到和承认的。但是，根据“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始终在洋务运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我们认为，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作用是主要的。 首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指导思想，势必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对立。民族资本主义是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进行经营，以商品为途径，以利润为目的，千方百计地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而洋务派控制的近代企业，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根本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的“体”，而仍然维持封建统治权。这是企图把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硬塞到旧的行将崩溃的封建主义所有制的框子里的办法。早在1865年，洋务派对中国人民使用近代机器一事就已感到十分忧虑：“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洋务运动》丛刊，第4册第14页。>为了官法“为之区处”，便在“求强”、“求富”的名义下提倡办近代工业。等办起来后，就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形式进行控制。其结果是什么呢？官办的军事工业就不用说了，几乎没有一个不宣告失败，即便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由于洋务派处处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在经营过程中，并不是积极地扶助资本主义因素，而是扩大封建特权（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将在下文论述），使这些企业也纷纷亏折倒闭。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外壳中发展起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只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阻碍作用，这不仅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洋务派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可以说是封建传统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通，是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泥潭而难以自拔的必然结果。洋务派依附儒学传统而倡导西学，利用西学以维护传统。所以，他们向西方学习，只能从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而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化，便渗透了大量的封建因素，引进的西学不能不受到封建传统的不同程度的修正。历史事实说明，在近代中国，中学和西学毕竟属于两个社会背景迥异、价值标准截然不同的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洋务派是在并不真正认识西方生产技术所代表的文化力量情况下同意采纳这些生产技术的。他们必须以维护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绝对性作为容纳西学的极限。于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原则，不论对于中学还是西学的现存地位，都越来越不能适应。要么原封不动地坚持中学的“体”，其结果势必限制西学的发展；要么西学的范围不断扩大，西化水平不断提高，其结果势必要冲破封建主义的“体”。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洋务派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这就导致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命运。因此，从“中体西用”这一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进行分析，洋务运动也不可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主要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一矛盾使他们自己经营的企业都无法保住，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它主要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是悖理、不符合实际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既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那么他们所兴办的洋务运动就不会朝着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发展，更不允许民族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这是历史和洋务派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张之洞的《劝学篇》可谓“中体西用”思想之集大成者。此书写作和刊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反对变法维新，反对民族资本主义。在此书中，张之洞大弹“中体西用”的老调，诬蔑变法维新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同时，大力强调官权，认为办工厂，若无官权为之垄断，工厂不能办成。若大搞民权，则“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文襄公全集》第202、203卷，“明纲”、“变法”等篇。>维新变法运动只进行103天就被迫收场，原因固然很多，而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联合镇压无疑是其中之一。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19世纪末，洋务运动虽然宣告失败了，但“中体西用”思想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不仅没有随之消失，相反是更公开、更直接、更严重了。 每个国家在近代历史上，一般都要经过资本主义化运动。在此过程中，如果政权真正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有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作指导，那么就能较好地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取得成效。例如，英国经过17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后，紧接着于18世纪通过政府在全国发动了工业革命，从而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封建势力仍大量保持着。但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阶层，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根本目的，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国内的重重关卡和行会制度，修建铁路，兴办邮局、电报、电信，整顿统一币制，开办工厂，扶植私人企业，奖励贸易，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等等，使日本迅速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在19世纪60～90年代，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洋务派所从事的活动，与外国资产阶级亦很相类似，然而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说是洋务派和中国的悲剧。 二 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是主要起阻碍作用，看看这一基本原则的实施结果便会很清楚。 竞争首先需要平等的条件。没有平等的条件，竞争就难以进行，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就难以贯彻实施。中国19世纪60～90年代的条件如何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1864年外国商品进口净值为4621万海关两，1874年为6436多万海关两，1884年为7276多万海关两，1894年为16210多万海关两。<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91页。>30年内增长了近2．5倍。与此相反，这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就使中外贸易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的市场，进而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中国的自然经济这时虽然已初步解体，但仍居主导地位，其比重占国民经济的90％以上。特别是广大内地，基本维持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重重压迫之下，缺乏平等竞争的条件。洋务派举办的近代企业，特别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特征。照理说，它应该加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使之加强竞争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洋务派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后来由军用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并不是自觉地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其发展民用工业仍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例如开平煤矿生产的煤，要优先供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作燃料用；汉阳铁厂主要是为芦汉铁路制造钢轨和为湖北枪炮局提供原料。天津电报局之设立，系因“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因此，洋务运动最初形成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综合体系，就性质而言，属于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早期官僚资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一方面依赖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又压迫民族资本。这样，它就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处境更为困苦，竞争发展更为艰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上海机器织布局很有说服力，该局系李鸿章根据郑观应等人的申请而办，李鸿章曾指拨了若干官款加入其中，“从此，这个厂及其后身华盛纺织总厂的资本就官私纠缠不清了……（该局）在开车之前，专办官务的龚寿图就任意挥霍，办事不实，所以在还没有赚到那30％的红利时，就已先亏折了30％的资本。1887年李鸿章进一步插手织布局以后，由他指拨加入的官款不足全厂资本的一半，但他所委派的经理人员却掌握了全厂的管理大权，称为督办。1890年开车以后，本有极高的利润，但是直到被焚的时候为止，股东却丝毫未分得红利。”<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6、118页。>这难道不是洋务派官僚借官督商办来对民族资本进行盘剥吗？更有甚者，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即于次年委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和江海关道聂缉规在织布局旧址设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把上海完全商办即完全属于民族资本的大纯、裕源等厂强行收为“分厂”，这已不止是盘剥，实际上是掠夺了！其他官督商办企业，情况莫不皆然。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第38页。> 有些论者认为，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使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从一开始就在某些领域具有较强的优势”，“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桥梁和杠杆的作用”。这些看法不符合事实。在洋务派官僚资本大肆盘剥、掠夺民族资本的情况下，民族资本能具有什么优势？它的桥梁和杠杆作用又从何谈起呢？看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据一些学者的最近研究，除铁路和矿场外，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一般是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例如，在船舶修造业中，广东十三行商人和其他商人的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办军用工业之修造轮船10～20年。在棉纺织业中，上海买办商人的活动，先于李鸿章主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也将近20年。同样，在交通运输中，十三行商人在轮运方面的活动，先于轮船招商局几近30年。在电讯方面，华侨商人的活动，也都在洋务派着手之先。至于金融、保险等行业，情况也无不如此。<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889年第5期。>洋务运动兴起后，这些民间设厂投资活动迅速趋于冷寂，远远落后于比自己晚出现的洋务派的同类企业之后。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毫无疑问与洋务派的压制密切相关。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洋务运动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呢？作为完整的经济形态，民族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产生。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难道不是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束缚有关吗？甲午战争后，也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几度出现繁荣，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之一，难道不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派和清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控制被迫削弱又是什么？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些形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只实行过很短一段时间就遭到舆论的谴责和投资者的唾弃。如果它们的确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尊重事实，就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要目的的运动；洋务派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举办的各种企业，包括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不仅不能使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夹缝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加强竞争性，相反削弱了它的力量，阻碍了它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垄断，垄断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洋务派也搞垄断，但他们的垄断却是封建性的，目的是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垄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十年专利权。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筹办过程中，李鸿章根据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结果，1882～1891年，除上海机器织布局外，没有出现过一家私人投资的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厂。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原定章程，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1881年广东商人拟筹组轮船公司，直接运货到英国贸易，为李鸿章所阻止。1882～1883年，上海商人叶澄衷呈请置备轮船，另设广通局，李鸿章批驳说：“不准另树一帜”。1889年盐商李培松呈请自造小轮船，组织轮船公司，在淮扬运河一带行驶，被另一洋务官员左宗棠反对，没有办成。<《洋务运动》丛刊，第6册第241页。>就是其他官僚想办轮船航运，也不被允许。台湾巡抚刘铭传买了两只火轮船，招商局就是不准它到北方贸易。<《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442页。>开平矿务局也由于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使不少投资者被迫放弃开采煤矿的计划。无疑，洋务派的“专利权”是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绳索。 有些论者提出，十年专利权只限于上述几个企业，并不普遍，因此不能笼统说它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果真如此吗？应当看到，在当时，投资少、原料充足、易于获利的主要是棉纺织业。洋务派垄断了棉纺织业，可以说扼住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咽喉。至于轮运业和采煤业，如前所述，民间历来有较厚实的基础。洋务派垄断了这些行业，就会给民族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这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的论者认为，洋务派的十年专利权，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作用，这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一点我们认为应从两个方面看。首先，应当承认，十年专利权在一定时候确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例如1895年，英国资本家几次企图在中国建立棉纺织厂，均因“十年专利权”的限制而未能达到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次要方面，重要的是应当看到，棉纺织业这十年专利权主要是对付民族资本的，“只准华商搭股，不准另行设局”，重点是华商而不是洋商，它抵制外商在华设立棉纺织厂，只是客观所起的作用。而且，严格说来，这种作用的效果实在是太微弱了。据载：上海机器织布局所织的布，“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一毛哉”<《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第406页。>。其他专利权，也主要是与外国资本联合压迫民族资本。轮船招商局建立后，李鸿章在阻止中国其他商人办轮船航运业的同时，通过总办唐廷枢与英国的太古、怡和轮船公司，订立垄断性的《齐价合同》，规定：招商、太古、怡和三家在各条主要航线上实行统一运价；三家运费收入，货源分配乃至轮船的只数及吨位，均需按一定比例加以规定，不得擅自增加；当出现其他轮船公司时，三家应联合起来竞争。<《上海港史话》第177—178页。>由于轮船招商局和外国轮船公司联合降价招揽运输，使原来中国私人办的小型航运业纷纷倒闭。 分析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撇开本质只看现象。外国侵略者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优势，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洋务派采取的封建垄断政策，并不能限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只能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要加强竞争性，求得不断发展，除了提高其本身的质量外，还必须想方设法减轻各种费用，降低成本。洋务派的军事企业，产品不流入市场，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民用企业的产品，虽然大部分进入市场交换，但是附加条件很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例如，规定天津电报局发报顺序一律“先官后商”，官报所需电费由电报局所欠官款内扣除，官款还清后也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之忱”。轮船招商局运载军火或军队时，其运费“均照定数或七、八折，或五、六折，从减核收”<《洋务运动》丛刊，第6册第73页。>。这些，使企业的收入减少，商股的利益受到损害。另外，清政府还以各种名义向这些企业公开勒索。1890年李鸿章强令轮船招商局提取10万两专为赈灾之用。1894年慈禧寿辰，招商局被迫“报效”5．5万余两，开平矿务局“报效”3万两。黑龙江的漠河金矿被勒索得尤为严重，先后合计共85万余两。“报效”费既损官本，更影响民股。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争取更大效益是十分困难的。 在管理上，各企业都象前面讲过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样，虽然都吸收了商人资本，但大权掌握在官的手里，商股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他人鼻息”<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78页。>。至于其中贪污浪费，中饱侵蚀的现象，商股更不敢过问。这种封建官僚决定一切的现象，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显然存在着严重矛盾。 马克思说：“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53页。>银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所谓“社会的会计”。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是否有强大的竞争力，与银行的作用关系甚大。在洋务运动酝酿、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地主官僚在农民革命的冲击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巨大利润的吸引下，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积极寻找商业投资场所。然而由于洋务派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其举办的企业一切以军事为中心，对民间工商业“□如熟肉，随意刲割”，使近代企业普通商人不得过问，相率视投资为畏途。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资本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剥削的严重影响，市场上的高利贷利息极重，低者为12％，最高达30％，工业利润很难达到这个水平。清政府规定凡官督商办企业的垫款、贷款，利息为7％，后提高到8％～10％，仍大大低于高利贷的利息。这就导致商业资本停在高利贷剥削中，甚至出现产业资本逆转到封建剥削中来的现象。中国的产业资本本身就十分脆弱，谈不到正常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很少利润提成，所以游离不出什么资本去充作银行存款。而洋务派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无疑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银行业的产生，自然也就使民族资本工业无法取得银行的帮助，加大了它发展的困难性。 总之，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实施结果看，洋务运动所起的主要是一种阻碍作用，严重违反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基本原则。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任务。 三 最后，从洋务派民用企业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 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官僚资本的性质越来越明显，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从19世纪80年代起，官督商办企业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1883年，买办化商人胡光墉企图从外国商人手中夺回生丝经营权，被外商挫败而宣告破产。胡的破产波及许多较大的丝行，也使一些与丝行有密切金融联系的钱庄陷于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境地。一直密切注视金融市场变化的外国在华银行决定收回对上海钱庄的一切短期信用贷款，致使大批钱庄倒闭，商号停业。握有近代企业股票的钱庄和商号为争取现金回笼，尽量向市场抛售股票，于是股票市场价格猛跌。以往在市场上曾享有盛誉的洋务企业股票大幅度贬值，至于中小企业的股票更是形同废纸。这次危机遏制了刚兴起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第282～286页。> 经过这次危机，一些具有基础的大型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勉强支持下来，但是在经营政策上作了较大改变。首先在资金方面普遍削弱了商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官股。例如轮船招商局：1877年共有商股73万多两，其中买办资本占了压倒多数，也有一部分是旧式航业资本的转化，还吸收了一部分中小商人的投资。1884年盛宣怀当上总办后，原来通过徐润、唐廷枢的联系而获得的买办资本次第以提款、下股的形式退出招商局，从此招商局逐渐变成了北洋买办化官僚集团的私产。 上海机器织布局：1881年初办时全部资本为50万两，其中商股30余万两，占6／10强。1887年经过整顿后，“老股”一再贬值。到1893年估计商股约占1／3。<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28页。> 天津电报局：1882年拟定的《电报局章程》第四条规定：“未归之官款十万两，永远存局，不更归还。但于十年之后与商本一律起息，仍不兼取息盈余以分商，其余亦永远存局，加添官股成本。”<《洋务运动》丛刊，第6册第490页。>根据这一规定，电报局永远不能脱离官方的控制，而且还以这10万两为基础，将官股在电报局的比重日益扩大。 同时，洋务派为了扩大私利常擅自将企业的资金随意挪用。1897年，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的127万两资金投到其他单位，占该局资本总额的63％。他还套用巨额局款，大做投机生意。张之洞也擅自挪用湖北织布局的经费去挹注汉阳铁厂和枪炮厂。<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943页。> 另外，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派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一般不再公开招商股，而是去借外债和高利贷。1885年，盛宣怀禀明李鸿章，以轮船招商局财产作抵押，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英镑，周息7厘，分订10年还清。1895年，又继借20万两，致使产权一直落到英国汇丰银行手中。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筹集资金的办法先是借拨广东的所谓“闱姓”商人罚款56万两，年息6厘。<“闱姓”是广东关于科举的一种赌博，光绪年间曾抽闱姓捐以助军饷。>接着又将广东拨借山西善后局借款20万两移鄂，年息9厘。1890年又向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年息5厘。这实际上是靠高利贷来维持。即使是当时经营较有成效的开平矿务局，1899年亦一改历来采用的招资集股办法，直接以局产作抵押，向英商墨林公司举借20万英镑。<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第282～286页。>洋务派宁愿受外商控制和背上高利贷的沉重包袱而不愿招收商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腐朽、卖国、反动的面目。 这时，洋务企业的专利权进一步扩大。洋务派对那些与自己争利多、威胁大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附股搭办也不行，而强迫将其停办。例如，1878年，台湾基隆煤矿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前夕，官府为了保持该矿的垄断地位，便以民窑积水泄入官矿为由，封闭了附近12座私营煤窑，禁止煤户开采。随后，又陆续封闭了其他各处私营煤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587～592页。> 洋务派在办军事企业时，一开始就将它们分别变成自己集团的政治资本，而对民用企业则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能完全如此。80年代后期，洋务派对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先后都进行了改组。通过改组，更多的洋务派亲信或封建官僚被安插到企业中来，使之封建性大大加强。这方面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李鸿章、盛宣怀官僚集团几乎囊括了全国重要的民用企业。1894年11月后张之洞曾代理两江总督，而湖北铁政局等企业，仍由他“遥领”。因此当时有人指出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非民人之利，乃公司之利”<《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3卷第11页。>。所谓“公司”实际上就是指北洋官僚集团。也就是说，通过80年代后期的改组，民用企业也完全成了洋务派的政治资本。 不难看出，19世纪80年代后，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果使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越来越明显，扼杀民族资本主义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诗云：“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郑观应《商务叹》，《待鹤山房诗集》第2卷。>值得强调的是，此诗出自郑观应。他曾一度醉心于通过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来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头来却把官督商办比之为“虎”。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例能如此深刻、生动地说明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危害和其彻底破产的命运了！ 与此相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比重而言，是商办企业及其资本额越来越多，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及其资本额却越来越少。详见附表。 附表1872～1913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概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24页。> （附图） 从表中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后的18年时间内，中国的民族资本厂矿单位比战前增加了6．6倍，资本总额增长了4.7倍，其中商办厂矿单位增加了7．7倍，资本额增长了18．3倍。比官办或官商合办厂矿增长速度快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许多论者已从多方面做了阐述，如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打击了封建制度等，这里不再赘言。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情况，说明它和洋务派的民用企业走着不同的道路，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 当然，必须肯定，事物是复杂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与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相绝缘而产生。在内外反动势力夹缝中成长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不能脱离与它们的联系而存在。同样，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也不能不受到民族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它们虽然走着不同的道路，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但是并不排除它们有互相转化互相促进的可能性。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之一。不过，就问题的本质而言，它与民族资本主义主要是对立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起限制和阻碍的作用。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