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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的自觉 （观察科学与人生观讨论的一个视角） 马勇 近代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说带有很大的被迫意味，是近代中国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不过，中国人既然选择了现代化，选择了向西方学习，所以近代中国人在稍事徘徊与犹豫之后，大体上说还是比较坚定地走上了步趋西方的道路，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那时候，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西方社会比中国进步，西方的生产力比中国发达，西方人也比中国人更自由，更容易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于是中国人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大致限定在科学、民主及自由这几个大的层次上或范围内，至少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经历了向西方学习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似乎还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学习的正当性、合理性。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习西方的梦想，正如严复所意识到的那样，西方社会在民主、科学、自由光芒的照耀下，三百年进化得到的只不过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待到梁启超一行对战后欧洲实地考察归来，满目凄凉、遍体鳞伤的欧洲给中国人留下持久难忘的印象，以为自然界的灾难无论如何巨大也赶不上拥有“科学”武器的人类更残忍。与其继续追求辉煌而不确定的科学未来，不如安于恬静诗意的田园风光。第一次大战促使中国思想界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省：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许多问题，但科学决非万能。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接着梁启超的思考往下讲，强调科学尽管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因为人生观没有客观标准，无法由外在的物质文明、科学所规范或决定，而只能反求诸已，进行内心修养，力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义作为解救时艰的良药：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张君劢的演讲立即引来他的朋友丁文江“勃然大怒”，丁文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绝对的科学主义者”，他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张君劢对科学作用有限性的解析，他强调，科学如果不能解决、支配人生，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人类历史上的偶然现象，并不由此证明科学的破产。张君劢刻意诋毁科学，看重玄学，只表明张君劢被“玄学鬼”附身，并不表明中国应该放弃走上西方科学的路。 丁文江的激烈言辞引起了张君劢的辩驳，你来我往，争论遂起，梁启超、王星拱、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林宰平、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唐钺等学界名流均有文章参与讨论，煞是热闹。 论战中，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主的所谓“玄学派”把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宣扬“自由意志”，提倡内心修养，以为人生观是纯主观的，不受科学规律支配；思想是事实之母，精神变动决定物质变动；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绝对超科学的；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和祸水，人生是关于情感方面的事，是绝对的，也是超科学的，是科学根本无法解决的。 以丁文江为主的所谓科学派强调人生观是由科学支配的。但是，他们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又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物质是由思想构成的，是依靠人的感觉而存在的，离开人的心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只能“存而不论”。 当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之初，胡适正在养病，除了写过一篇“很不庄重的”短文外，并不曾“加入一拳一脚”，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当亚东图书馆准备将这次讨论中的文章结集出版，请胡适所序时，胡适“究竟忍不住心痒手痒，究竟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发表一篇长文，称自己是信仰科学的人，并提出自己的“新人生观”，即“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但人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驶“天行”。 对于胡适的说法，梁漱溟很不以为然。他指出，所谓为了生活的说法是根本不知生活为何物，不知生命何所指。人类的生命是一种无目的的向上奋进，即人类生命处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人生真义无他，只在于同心协力奋勉向前而已。 胡适的一些说法也引起了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陈独秀、瞿秋白认为论争中的所谓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一丘之貉，本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都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能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表明中国思想的成熟与自觉，意味着中国思想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与西方思想冲撞、揉和之后，开始了有了自己的问题与话语表达方式，有了自主性的思考与判断。不过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加入，这场讨论的方向实质上又从人生观转到了历史观，由此又引发了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争，中国思想又在另一个层面展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