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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十年间，上海报刊舆论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助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使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推动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本文谨就清季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一述论，祈识者评正。 一、上海：清季国内舆论传播中心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商场”（商埠），又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洋场”（租界），其独特的地位和环境使它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发源地和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洋务运动期间，西学首先从这里初兴。戊戌维新运动中，上海《时务报》一时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假途于日”，“通过日本学西洋文化”，形成了留学日本和翻译日本西学书籍的热潮。上海一时成了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居住地，成为国内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主要地区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最大宣传中心。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书533种，其中321种即约60%是“从日本重译过来的”。而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注：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83页。）。再之，冯自由在清末《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收列115种图书，其中40种在日本出版，11种在香港出版，5种在欧美出版，4种在南洋出版，4种在汉口出版，而其余51种都是在上海出版（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156页。）。另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其中革命刊物33种，上海24种，外地9种，有近四分之三集中在上海（注：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至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出版。）。可以说，上海是清季国内舆论传播中心，它对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厥功甚伟。 二、上海庚子时论：话语转换由此起始 报刊舆论是一种大众传媒。从传播学的视角去观察，一种新思想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过程。历史表明，共和革命思潮从甲午战后的一种潜流，到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显流，是与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相联系的。而这种话语转换和话语革新，实际上在庚子年间上海时论中已初见端倪。 1900年1月24日（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立储”上谕发布后，“沪上人心沸腾”。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寓沪绅商计1231人，联名电陈总署代奏：“请皇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开列签名者中的50人名单（注：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影响很大。《新闻报》的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注：《嗣统踈言》《新闻报》1900年1月26日。）《中外日报》则说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抨击“太后此举”是一种“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并借西人之口，称赞“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注：《恭读二十四上谕恭注》、《北京 西人言近事》，《中外日报》1900年1月26日、2月25日。）。这些言论中只是用了些“权奸”、“大乱”等比较刺眼的词汇，虽尚未出现新话语，但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对向思维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却成为话语转换的一种言论前提。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严重搅乱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在“南和北战开奇局”的情势下，上海思想舆论界异常活跃。7月下旬，在唐才常等人策动下，“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确定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络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等五项“联会之意”，定名曰“中国议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又称“中国国会”。曾有英文宣言，后汉口自立军起事时译文以《汉口自立会宣言》名义发布，说：“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我辈之责任也，我辈宜亟谋皇帝复辟，而创立宪帝国”（注：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止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0页。）。这种“中国议会”、“中国国会”以及“变旧中国为新中国”，无疑是很新鲜的话题。其时，上海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说性文字，尤其是反映上海和东南维新人士和绅商意见的《中外日报》，发表了不少从中国“内政”方面思索时局本源的言论，使用了不少以往所未见或少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开阔了人们的思想空间。譬如说，“北方虽乱，然祗二、三满贼主之”（注：《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中外日报》1900年7月9日。）；“满党”敌政，“不能不使南北分疆而离立”（注：《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1900年7月12日。）；“合诸省为联邦是第一要着”（注：《筹南十策》，《中外日报》1900年7月14日。）；“推翻满政府之言，犹秦季时之言亡秦”（注：《论西迁后之变局》，《中外日报》1900年11月5日。）；谴责“北京贼政府”、“无知满员”（注：《东南变局忧言》，《中外日报》1900年7月7日。）；“八股灵长之胙，与满洲国运相终始”（注：《砭俗》，《中外日报》1900年9月25日。）；“挠乱吾国家者，不在汉人而在旗人”（注：《愤言一》，《中报》1900年7月1日。），“今日中国之大势，盖在南而不在北”，“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注：《国地制宜说》，《新闻报》1900年7月3日。）；“考之大局，其当迁都南京”，“收旧邦新命之效”（注：《回銮私议》，《中外日报》1900年10月18日。），等等。从而显现出清朝统治格局中的“满汉”、“帝后”、“新旧”以及“南北”等界限的扩大和深化。这些虽还不是革命舆论，但它们作为一种涵有革新和批判意识的言词，在传播中被演绎、复制和引伸，变成了一种变革的种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上海、东南乃至全国的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自立军失败后，革命和改良的界线渐明，人们对孙中山的观瞻大不一样，这固然是时局的推动，但也与时论中的话语革新与辐射推动思潮发展有关。就此而言，上海庚子时论以及当时维新派报刊和书籍所发挥的传播学上的作用，也应予以必要而切实的估计。 “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注：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当然，最后导致话语转换形式“共和革命”舆论氛围的，还是清末革命书刊。 三、“《苏报》案”：“上海风气言论也因之一变” 庚子以后，“人心进化，孟晋不己”，许多抱负“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之志的青年，目击时艰，慷慨悲辛，纷纷从爱国走向革命。在这种潮流转折中，上海的《苏报》和“《苏报》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报》原是1896年创办的以日本人为背景的一份不起眼的报纸，自1898年陈范购得后，随着陈范思想的变化，它日趋进步。大体上它从1902年11月报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起，便转向“革命排满”。它坚持“鼓铸国民”、“助长风潮”的宗旨，导之以走革命救国的道路。在1903年4月下旬兴起的“拒俄运动”中，《苏报》及时报道上海和各地的运动情况，支持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和成立学生军的创议，认为“学生军之说”是“新中国之起点”（注：《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年6月24日。），鼓励学生加入革命排满的行列。 当时中国教育会及其帮助下成立的爱国学社，在东南地区卓有影响。爱国学社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注：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18页。）。1903年初，陈范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合作，会社负责人蔡元培等七人逐日为报社轮流撰写社说，《苏报》实际上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会的机关报。6月1日，爱国学社章士钊受聘任《苏报》主笔，对《苏报》大改良，更突出革命言论的地位。其时，《苏报》同站在清廷和东南督抚方面的《申报》和《新闻报》相对立，并连续发表《驳〈革命驳议〉》等文，批判《中外日报》所散布的主张保皇的言论。1903年5月，邹容《革命军》一书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影响巨大。《苏报》于6月9日发表章士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写的书评《读革命军》，推崇这本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革命读物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在“新书介绍”中说，“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该报于6月10日又发表章太炎所作《革命军序》，将该书比之为震憾人心的“雷霆之声”。其时，章太炎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于6月29日将之在《庚有为与觉罗君关系》的标题下节录发表。驳斥了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的观点，强调“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革命是补泻兼备的良药”，“民智未开，但恃革命以开之”，并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充满民主革命精神。显然，章太炎、邹容被清廷勾结租界当局投入狱中，《苏报》于7月7日遭封禁。但《苏报》和“《苏报》案”“助长民愤为力不少”，有力地推动了二十世纪初共和革命潮流的发展，并实际上揭开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序幕。 除《苏报》外，其时上海还有两份革命刊物，一是《大陆》，一是《童子世界》。原来，1901年5月，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等在东京创办第一份中国留日学生革命报刊——《国民报》，“每期输入上海逾两千份，影响东南各省青年，为力至巨”。后以“款绌停办”。1902年12月，戢元丞等于上海创办《大陆》月刊（两年后改为半月刊，1906年1月停刊），“以继承国民报之统绪。是报主张改革，虽不如国民报之激烈，而排斥康梁之保皇邪说，尤有过之”（注：冯自由：《国民报及大陆报》，《革命逸史》第2集，1981年版，第70页。）。它在《发刊词》中说，在清廷统治下，“今之大陆”是“黑暗最甚之大陆”，“老朽腐败之大陆”，主张“以欧洲大陆为师，以非洲大陆为戒”（注：《发刊词》，《大陆》第1期，1902年12月9日。）。《童子世界》为爱国学社主办，创刊于1903年4月，6月随爱国学社解散而停刊。它宣传“外拒白种，内覆满洲”（注：《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之奴隶无别》，《童子世界》第24号。）、“革专制之命”（注：吴忆琴：《论希望》，《童子世界》第9号。），称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新纪元的一个纪念物”，美国独立战争“血战八年”，“为后世共和国之圭臬”。鼓励中国青年“抱定宗旨”，不惜“革命”、“流血”，“脱奴隶之厄，建自由之邦”（注：钱瑞香：《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 “《苏报》案”后上海革命力量虽遭挫折，据记载，“然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的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发宣传小册子及日本出版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1903年8月7日，有《国民日日报》创刊，约略出至12月被查封。其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新颖，发行不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注：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革命逸史》初集，1981年版，第135页。）。《国民日日报》宣传国民主义思想，认为“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揭露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唯君所造”。（注：《说君》，《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册。）它称清朝统治集团为“独夫民贼”、“北敌”，摒弃清朝皇帝年号，改用公元和黄帝纪元并列纪年。它鼓吹“破坏”，提出实行“强盗主义”（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即武装反抗的主张。 其时，上海的《政艺通报》也一度倾向革命。该刊物有一个特色，即注重研究世界形势，较早地阐发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双重内涵的时代论。说：“十八世纪为欧洲君民竞争之历史，十九世纪为欧洲民族竞争之历史，此两世纪系帝国主义由胚胎而膨胀之时代也”。认为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在十九世纪已开始，而二十世纪“最凶恶”。因而又提出了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认为，欧美列强立国之本是民族主义，其帝国主义即民族帝国主义，呼吁，中国处于“竞争世界”，“非以我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注：邓实：《通论四·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年第5期。）。该报还鼓吹说，“无革命则无以存中国，不存中国则无以存黄种”（注：马叙伦：《救中国必先自治论》，《政艺丛书》癸卯年政学文编。）。该报也是当时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较早的刊物之一。认为“社会主义”“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至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又提出了“生计革命”问题。说：“而生计革命，也就是要解决人口增长与生产的矛盾，只有在实行了社会主义以后，才能予以解决”（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丛书》癸卯年政学文编。）。这种“生计革命”的提法，与后来孙中山所倡言的“社会革命”颇为近似。 上海《苏报》被禁后，除《国民日日报》继起外，《觉民》、《中国白话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女子世界》等一批革命报刊接踵而起。《觉民》在金山县（今上海金山区）出版。该报也坚持“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内涵的时代观。说：“强权世界，东西强国，各守其民族帝国主义”，“施行殖民政策”“不遗余力”。它赞同“近今志士”，“以民族主义为全国倡，曰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强调“盖今日救国存种之策，舍民族主义，竟无从下手”。但它强调：“惟今日宜守文明国之民族主义，而不宜守吾旧日之攘夷主义”（注：《邓秋枚书》，《觉民》第9、10期合订本，1904年8月。）。《中国白话报》称“争政治的事业”，“叫做革命的事业”，提出“把我们汉族中国，建个独立共和政府”。警示人们“千万不要被清廷”的定宪法“欺住”，呼吁：“快点儿把北京的政府倒去罢”（注：白话道人：《再告当后的兄弟们》附后，《中国白话报》第20期，1904年8月30日。）。《警钟日报》及其前身《俄事警闻》是《苏报》案之后革命派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革命报刊。除注意揭露俄国侵略和日俄战争外，抨击清廷官场腐败，揭露1904年5月各省督抚奏请立宪的虚伪性，说：“今之立宪，专制之变相也，君主专制之变相也，贵族专制之变相也”（注：星桓：《中国立宪之可危》，《警钟日报》第106号。）。该报的另一特色是宣扬反清革命思想。其第六十一号在“投函”的栏目下，披露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华革命军的情况，透露“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总之，这些革命报刊大量传播“共和之革命”的言论，认定“天下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中国人民不实行革命断不能立国”（注：激烈派第一人（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第6期。1904年3月1日。），号召：“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注：《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4月。）。这些新话语和新观念起了震憾人心的作用。 四、同盟会成立后：上海舆论隐然与《民报》呼应 1905年3月25日，《警钟日报》被禁，其时上海其他宣传革命的报刊也先后歇刊。至此，上海革命舆论“为缄口结舌者将及二年”。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和杨笃生等“发刊《神州日报》，以为东京留学界所刊《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各报之呼应”（注：冯自由：《上海神州日报小史》，《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2、243页。）。《神州日报》的创办得到过孙中山的关助，他曾指示于右任要把该报办成联系“东南八省”党务的革命机关报。该报创刊后用力较多的是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先后报道钦廉、黄岗、惠州七女湖以及萍、浏、醴等起义，宣传自由、平等、独立等政治口号，有时引述革命党人的主张，号召：“颠覆现政府，谋求共和政体，分配土地，使国民亲爱自由平等”；“脱口口羁轭，扫除数千年专制政治，建设一完全新共和国”。（注：《革命之恐慌》、《东京近信》，《神州日报》1907年6月18、19日。）该报还着力揭示清朝统治腐败无能、贪贿成风和种种凶残暴政。此外，则进行抵制“预备立宪”的宣传。《神州日报》创办一月多，遭受火灾。恢复出刊后，社长于右任于6月20日辞任。改组后的《神州日报》在政治倾向上有过摇摆，但直至清廷倒台，它大体上仍是宣传革命的报纸。它强调报纸“实为救亡第一利器”，“外人将以路矿亡我中国”，“我同胞日言救中国必先保路权”（注：《论安徽路矿之危机》，《神州日报》1907年9月28日。），于是它大力声援各地收回利权的群众斗争，怒斥清廷“以江山赠朋友，决不以全力救国民”的卖国咀脸，声言：“大清政府之为外人傀儡者久矣”（注：《呜呼沪杭甬》，《神州日报》1907年10月17日。），“是我同胞之公敌也”（注：《为苏杭甬问题敬告诸同胞》，《神州日报》1907年11月3日。）。1908年春以前，该报是反对预备立宪的。此后，一度出现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的文字。但1910年11月，它在评论中指出：“吾民今而后，决无再以和平请愿之理”（注：《时事小言》，《神州日报》1910年11月5日。）。1911年5月，更怒斥皇族内阁为“寡妇内阁”、“私生内阁”、“探囊胠箧之内阁”、“倾家荡产之内阁”，呼吁“排斥今日之恶劣政府而求改造一良政府”（注：《论今日国民当捐私意而事大谋》，《神州日报》，1911年6月8日。）。抨击上层立宪派分子“降伏政府之宇下”（注：《编辑阳秋》，《神州日报》1911年7月6日。）。并继续报道各地反清起义，介绍革命烈士生平及思想，自称该报是志士的“毛瑟枪”，是清廷的“眼中钉”（注：“插画”，《神州日报》1911年3月18日。）。 上海宣传爱国革命的女子报刊除1902年的《女学报》和1904年的《女子世界》外，到1907年1月，有《中国女报》创刊，该报主编兼发行人是女革命家秋瑾，陈伯平任编辑，出了三期，因秋瑾死难，停刊。1907年11月，为纪念秋瑾殉难，遂有《神州女报》的创办，主撰有陈伯平、吴芝瑛、徐寄尘等，义务赞成员有陈以益等。出了三期。1908年1月因经费原因停刊。1909年1月，陈以益等人又创办《女报》，月刊，现仅见三期和临时增刊《女论》、《越恨》。《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和《女报》虽以提倡女权为主要宗旨，但也洋溢着反清革命思想。如说：“争已失之主权于四千年，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注：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2期。）所发表的秋瑾的弹词《精卫石》的一段话：“立汉帜胡人齐丧胆，复土地华国大扬眉”、“拍手凯歌中共欣光复，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注：见《秋瑾集》，第130、131页。），更充满着共和革命情怀。《神州女报》则重点报道了“秋案”和秋瑾事迹。称秋瑾为“神州女界新伟人”、“女豪杰”、“女楷模”。对支持杀害秋瑾的浙江官绅表示强烈的愤慨。《女报》提倡“女学、女权、同时并进”（注：陈以益：《女论》，第4页。），憧憬：“女子慈心未有涯，共和祖国早萌芽”（注：王绍嵚：《题词》，《女报》第3号卷首。）。 清末上海有份《国粹学报》很有特色。它是一份国学刊物，但表现出鲜明的反清革命色彩。它创刊于1905年2月23日，约1912年初停刊，月刊，共出82期。它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由邓实总纂。主要撰稿人还有黄节（晦闻）、刘师培、章炳麟。邓实在1902年曾创办《政艺通报》，其大旨欲扶植民权，以排斥专制，为变政之根本。这种宗旨在《国粹学报》上也有所体现。“国粹”，日本之名词。用之“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表达“保种、爱国、存学之志”。它“虽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它提出了“国学”有别于“君学”的思想，强调“国学与君学不两立”，国学为“真儒学”，君学为“伪儒学”，“真儒之学，只知有国；伪儒之学，只知有君”，“君学无用”（注：见《国学讲习记》、《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19、27、30期。）。它鉴于西方有过文艺复兴，提出“古学复兴”的口号，认为“国粹无阻于欧化”（注：《古学复兴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9、7期。）。它十分重视《春秋》“夷夏之防”的思想，通过对宋、明反对“夷”族统治志士和遗民的表彰和介绍，宣传革命排满思想。 同盟会成立不久，《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大海《神州日报》等革命派报纸没有系统地阐述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正面参加这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由于环境的关系，当时“所得言者，不及十之三四”（注：《神州日报第一周年纪念辞》，《神州日报》1908年4月1日。）。但当时有份《复报》，很特别。它的前身是原爱国学社成员柳亚子在家乡吴江同里自治学社编的油印周刊《自治报》，已出了67期。到1906年5月，出第68期时改成铅印月刊《复报》，协助柳亚子编辑的有田桐、高旭（天梅）、陈去病等人。当时，除田桐在日本东京外，柳、高在上海健行学社任教和办学，陈先是在徽州教学，后来来上海。他们均不在日本。据称，该刊在上海编辑，“邮付东京印刷，在上海发行”（注：《柳亚子自撰年谱》，《宇宙风》第42期，第10页。）。因此，东京的“复报”，实际上是上海和东京的《复报》。 《复报》的特色是大力宣传革命排满，猛烈批判清廷“预备立宪”，积极参与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所以当事者说，它“以《民报》为友”，它起了《民报》的《小卫星》的作用（注：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逸经》1936年第1期创刊特大号，第16页。）。该报从平等观宣释反满问题，说“满洲自入关以来，其普通人民，未有纳国税者”，而满人在京内外担任官职的机会远比汉人为多，因此它强调，“中国可以合十八省之团体而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洲政府而立宪；中国可以为民主之立宪也，万不可以戴满政府而为君主之立宪；中国可以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之立宪也，万不可戴满洲政府而为不平等君主之立宪”（注：恨海（田桐）：《满洲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号，第15～17页。）。该报疾呼：“革命者，将以革除潜伪篡盗之满政府而复我四千年民族的国家者也”（注：《杨枢请禁复报》，《复报》第11号。）。它申言：“二十世纪之时代，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膨胀之时代也”，“欲救中国，必自种族革命始”（注：《〈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驳议》，《复报》第3号。）。它宣传革命民主主义，说：“今日而欲立宪，其手段当如法，其组织当如美”（注：夜光：《中国今日而欲立宪乎》，《复报》第2号。）。即主张效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立宪制度。《复报》还论及社会主义和贫富革命问题，说：革命“不破贫富界，则君主贵族之压制去，而资本家之压制张”，“讲自由而不讲平等，仍属缺而不完之学。平等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亦大同主义也”（注：漱铁和尚：《贫富革命》，《复报》第4号。）。 此时，上海有份《竞业旬报》，1906年10月28日创刊，第10期后断续出刊，1909年6月出至41期终刊。该报是竞业学会的机关刊物。竞业学会是以中国公学为核心组织起的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团体。《竞业旬报》也把反满作为主要鼓吹的内容。它嘲笑发辫是“大清国粹”（注：《发辫论》，《竞业旬报》第7期。），它发表赞颂岳飞的文字，寄托反满倾向。又连续报道萍、浏、醴起义情况，渲染革命声势。并介绍了龚春台起义军情况。披露说，起义军中“多系大革命家孙文之党，发布檄文，数政府十大罪……”，其檄文强调：“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权平均，不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不平等之社会”（注：《竞业旬报》第7～9期。）。这无异是借披露起义军传单，正面介绍和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可以认为，《神州日报》、《复报》以及《竞业旬报》等报刊宣传革命的言论，与孙中山和《民报》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和民生主义同调。 五、1909年前后：在政治批判中呼唤革命 随着共和革命潮流向前发展，上海革命报刊屡禁屡起。1909年起，《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相继以于右任为中心创办起来，被称为“竖三民”，它们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主要革命报纸。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创刊，到8月14日被禁，共出92期。该报接受“苏报案”的教训，“对于满汉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注：冯自由：《上海民呼日报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1981年版，第303页。）。它在对清廷和官场的政治批判中宣传“鼎革”思想。它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注：《论趋时派之新迷信》，《民呼日报》1909年6月17日。）。并且写道：“痛哭告我同胞曰，我同胞今而后，其勿以革新事业再望诸政府矣”（注：《最近时局观》，《民呼日报》1909年6月10日。）。并不时出现“官逼民反”、“铤而走险”和“鼎革之祸以兴，殆为一成不易之公例”等激荡性言词。此外，该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斗争情况，把争路权矿权运动作为抨击官场的重要内容，常用“卖路贼”、“矿贼”、“卖国贼”等字眼抨击媚外的官吏。 《民呼日报》被禁一个多月后，《民吁日报》即出版。它从10月3日创刊到11月9日被封，共出48期。它是在《民呼日报》原址上组建，人民虽稍有变动，其版式与宗旨与前报相同，实际上是《民呼日报》的“变相复版”（注：冯自由：《上海民呼日报小史》，《革命逸史》第3集，1981年版，第307页。）。两报稍稍不同的是，在反对清廷和反对外国侵略这个共同目标上，《民呼》比较侧重对内，《民吁》则较注力于当时所发生的安奉路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的侵略进行较多的揭露。另外，揭露“近年来，朝廷藉筹备宪政之空名，横征暴敛，吸尽民膏”（注：《泛论近今之恶现象》，《民吁日报》1910年10月5日。）。在立宪问题上，它称赞“彼法兰西之颠覆王政，建设共和”，“美利坚之脱英人之羁绊，自建共和”，均是出于他们“国民之自觉”，强调：中国“欲夺专政而图国家进步者，与其举欧美共和立宪之政治，以促政府之猛醒者，勿宁举欧美独立自治之国民，以促国民之自觉也”（注：《国民之自觉》，《民吁日报》1910年10月19日。）。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国人效法法国和美国国民的自觉，走法美革命的道路。 1909年前后，上海除“竖三民”日报外，还有些刊物在宣传革命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是陈其美1910年5月创办的《民声丛报》，半月刊，仅出2期，它批判清廷腐败，假借立宪之妄，斥责“专制民贼”们的“跋扈枭张”、“僭窃主权”，认为指望清廷立宪是“医不对症”，此路不通（注：《中国立宪之观察与欧洲国会之根据》，《民声丛报》第1、2期。）。揭露立宪派们“柔顺卑鄙”、“媚兹政权”，“不惜假立宪之美，以为君主一人之刍狗”（注：《士风篇》、《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质疑》，《民声丛报》第1期。）。根据美、法以革命行立宪的史实，说“可以悟宪法者，大都由激烈时代人民逼迫而成，非可由平和时代政府醖而成者也”。（注：菽楼：《宪法大纲刍议》，《民声丛报》第1期。）激励人民起来和清政府斗争。 另是《克复学报》，月刊，创于1911年5月，现仅见两期。它载有《粤难记事本末》、《革命党列传》和《梁说驳谬》等文。认为革命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政府愈镇压，革命愈发展。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认为，革命党的“政治革命，满汉人民及官吏中之明达者大都深表同情，而为众之的者，极少数之顽固党”。“一旦时机成熟，徒党众多，振臂一呼，四方响应，锄于彼少数顽固党，直无疑摧枯拉朽耳！”（注：《革命党解》，《克复学报》第2期。）它预言，清政府“国是不明，人心大惑。强邻窥伺于外，政府欺诈于中。一旦有事，势必土崩瓦解，不可收拾”。（注：佛掌：《中央集权发微》，《克复学报》第2期。）再有，该刊还著文介绍欧洲近世社会主义，称幸德秋水“乃日本社会学者先锋之一”，并提到了“麦克思（即马克思）主义”。（注：《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记近世英日等国暗杀党事》，《克复学报》第3期。） “竖三民”中的《民主报》存在时间较长，它创刊于1910年10月11日，终刊于1913年9月5日，历时三年。社长仍是于右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沈缦云对之出资最多。1910年6月，为适应革命重心向长江流域转换的需要，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东京。1911年初，宋教仁回到上海，成为《民立报》的主编和报社的灵魂。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报馆成为革命联络机关。它多次发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不适用中国。它主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揭露清廷预备立宪是伪立宪骗局，它强调“国由民而成，国民之合成意力即国家之精神系统作用”，认为“阶级为人道之大敌”，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资产阶级集团专制，以全民政治为原则，主张全民的民权主义（注：泣民：《人道主义论》，《民立报》1910年10月12日。）。这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很相似。它著文揭露“中央资政院与各省谘议局”，“仰鼻息于三数权贵”，“为学界、实业界之领袖”“道德堕落”，认为“人心已死，天意难回，即无外忧，亦将内溃”（注：大哀：《从国民道德上推论中国之存亡》，《民立报》1910年10月13日。）。从而表示对资政院、谘议局和清廷预备立宪的彻底否定。其次，大力宣传共和革命。1911年四川路潮爆发后，清廷顽固镇压。该报社说宣传效法新近的葡萄牙革命。说：“葡国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国王无道”，“葡人遂大起革命”。“今年五月，新政府制造共和宪法，设立议会”。盛赞葡国为“近史上之模范”（注：宋教仁：《葡国改革之大成败》，《民立报》1911年9月28日。）。其三，武昌起义爆发后，连发社说，均以歌颂共和、激发各省响应为要旨。说：“革命党万恶政府之产儿”（注：骚心：《长江上流之血水》，《民立报》1911年10月13日。）；“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注：宋教仁：《湖北形势地理说》，《民立报》1911年10月15日。）；“不可迷心于和平解决”（注：振公：《吾人今日之革命观》，《民立报》1911年11月4日。）；“国民之渴望共和，实有不得止之概”（注：君武：《论共和国之秩序》，《民立报》1911年11月10日。）；主张以南京为临时国都（注：周洁：《临时国都论》，《民立报》1911年12月4日。），“会师北伐”（注：剑秋：《论亟宜会师北伐》，《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到12月24日，发表《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30日，以一整版报道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等相关照片。 应该指出的是，清季上海报刊的革命宣传有一个总特点，即在“苏报案”前后，舆论中的“排满”气氛很浓。但到1909年前后，虽然反清革命仍是主调，但舆论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已较浅淡，言论的特色是突出政治批判，侧重揭示清廷出卖路矿等主权，揭露君主专制黑暗和官府腐败，揭示清廷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推行“预备立宪”的骗局，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批判，宣传“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的共和革命思想。一时，对“独夫民贼”和“卖国贼”的批判增多，先前那种“丑类”、“逆胡”、“北敌”的字样减少。强调“可以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之立宪”（注：恨海（田桐）：《满洲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号。），“使地权与人权平均”（注：见《竞业旬报》1908年第8期。）。对“满汉人民及官吏中之明达者大都深表同情”“政治革命”（注：《革命党解》，《克复学报》第2期。）充满自信。这种情况在《神州日报》及“竖三民”等报中得到较多的反映。“此种着眼于政治批判而不涉种族仇恨的笔法，系同盟会晚期上海革命报刊的特色”（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405页。）。于是，共和革命潮流的影响日益增长。有人赞叹说，“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尤上海报纸党见离合之一大段落矣”（注：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7页。）。事实正是如此。到1910、1911年间，立宪派的请愿国会运动屡遭挫折和最终失败，连立宪派的重要言论机关——上海《国风报》也渐渐地沉不住气了。一再出现惊呼“土崩之势”和呼吁推翻政府的文字。如它说：“二十二省，乱机遍伏”、“变乱四起”、“土崩之祸，即目前”（注：明水：《新疆危言》，《国风报》1911年第6期。）；“吾今请以一言正告国人曰：吾党诚绝对的反对政府”（注：明水：《列强对于我国新外债的态度》，《国风报》1910年第30期。）。又指出，中国前途之“根本”在“改良政治”，而要“改良政治”，“则必当推翻此穷凶极恶之政府”，“为根本之根本”（注：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1910年第18期。）。甚至连梁启超在《国风报》上也指出，“向政府请愿国会，诚无异与虎谋皮”（注：沧江：《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1910年第18期。），并说：“我国民未尝有一事弱于人也。而今乃至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现今之恶劣政府为之梗。……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劣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注：沧江：《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1911年第7期。）。这种潮流的发展和转折，正是在清末社会矛盾不断发展下，“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交相作用所致。 六、结语：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 如上所述，上海是清季国内新闻出版中心和革命宣传中心，上海革命舆论的传播与辐射对共和革命潮流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体现的。实现上，清季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在上海庚子时论中已经开始。上海庚子时论中洋溢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浓郁的主体思想，出现了若干先前所未见或少见的新话语和新话题，而这些新话语的中心内涵和根本大旨则集中表现在以《汉口自立会宣言》名义发布的“变旧中国为新中国”这个崭新的命题中。然而，这个闪烁着时代火花的新话题所表达的内涵当初仍是相当朦胧的。只是在此后十年间的大量新话语的进一步涌现和传播，它的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于是，“二十世纪之中国”的图像从模糊的“立宪帝国”变成为比较清晰的“共和民国”。 1902至1903年间，是“上海新学书报风行的年代”（注：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第115页。）。自此开始的十年间，上海革命舆论中出现并传播众多的十九世纪中国书刊上前所未见的新话题和新话语，如：时代、革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专制主义、君主专制、专制民贼、排满革命、种族革命、联合满蒙青藏、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生计革命、平均地权、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麦克思主义、国粹主义、国学、君学、国粹、欧化、共和祖国……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为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如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双重内涵的时代观，导致“以我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观念的产生；“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民智未开”，“但恃革命以开之”的革命主义思想，使渐进进化论升华为激进进化论；国民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时代论演绎为以革命求共和的共和革命主张；“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立宪”的主张使“革命排满”上升为“中华共和国”的思想……这些新话语和新观念成为撒播的变革种子，在清社会矛盾愈益尖锐和清廷政治日暮途穷的形势下，终于开花结果——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和中华民国建立。就此而言，清末上海革命报刊中所表现出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在思想史和社会变革史上的意义，远比其在语言学上的意义要大得多。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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