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之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个长期受到学界瞩目的历史事件。然而多数相关论文往往倾向于定性的“评价”，引证具体史料较多者反出自通史或类似通史的著作。（注：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既存研究和研究现状，参见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待刊）。）一般而言，后一类著作本不要求对特定具体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一相对特殊的研究现状意味着此次论争所涉及的史料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的余地，本文是系列论文中的第三篇，在前面的两文（待刊）中，我想要试图说明的是：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五四”前后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二、那次论争为时虽短暂，却触及了所处时代认知的焦点，其反映出的关怀是广泛而持续的。例如，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个议题，虽已多为既存研究论及，然所涉及的面向似更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甚至不那么激进；而在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中间，也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反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另一个争论触及到的时代认知的焦点，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在1919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期间，少年中国学会的上海同人曾指出当时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即许多“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其实也不过是“叙述他人之主义”而已。[1]对于时人来说，这一现象可能有着双重含义：此时恰逢“西方”在中国“分裂”，即作为榜样的西方是可分且应该有所选择的；而由于主义和学理的外来特性，它们又像已经被“负面整体化”的中国“传统”那样带有“一家眷属”的不可分意味。（注：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6月）。下文还会涉及这些观念，均请参看此二文，不再注出。）这一内在的紧张给许多趋新人物带来困惑，通常是愈了解西方者愈感到有澄清的必要。 一般视为尊西象征的胡适此时一再提出输入外来的学理和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于中国国情，想必具有非常不得已的紧迫感觉。这本是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的一个主要出发点，也长期困扰着中国思想界，却基本被后之研究者忽略。实际上，胡适这方面的主张不但当时颇有人赞同，几年后仍得到呼应，包括一些渐已明确其身份认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似与既存认知有些距离，故有必要对“五四”后几年时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辨进程进行再考察。针对过去的研究，我会较多关注马克思主义者表述出来的看法。 一、学理的探讨 还在1918年3月，胡适把他正在写的《西洋哲学史大纲·导言》中的一段提出来“供《新青年》的读者的讨论”，他在文章中指责“如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的议论的护身符”；其实不同时代的西哲“各有他们不同的境遇时代。因为他们所处的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怀抱的救世方法便也各不相同”；各人的“学说，都由个人的时势不同，才性不同，所受的教育又不同；所以他们的学说都有个性的区别，都有个性的限制；并不能施诸四海而皆准，也不能推诸万世而不悖，更不能胡乱供给中国今日的政客作言论的根据”。[2] 胡适进而批评一些国人“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这是“大错”；若“不管这些哲人和那些哲人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是否于中国今日的问题有可以引证的理由”而盲目引证，便是其所谓“奴性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特别提到当时存在的一个倾向，即“中国政客”拿西洋学说来作自己的“言论根据”，这应该是他后来挖苦安福系试图“研究”社会主义的潜因。 但这些话似乎没引起什么注意，倒是李大钊很快有所反应，他在几个月后与高元辩论“强力与自由政治”时，差不多把胡适上述说法全文引出，并进而引申说：“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3](p.198)（注：龚书铎、黄兴涛先生已注意到此条材料，参见龚书铎、黄兴涛：《胡适与李大钊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或者因为反馈不足，胡适在1919年春夏间重申，“前几年有一般学者做文章时，往往引上许多英文德文法文的句子，末后加上无数的参考书目”。大家都引西洋名哲来驳斥对方，但是“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和我们时代不同，事势不同，历史地理不同，他们的话是针对他们的时势说的，未必能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当时的新人物反传统，“正因为‘诗云子曰’是两三千年前的议论，不能用到现在的情形。若是我们现在论中国的现势，却去引柏拉图和伯伦知理的话作根据，这岂不是西洋式的‘诗云子曰’吗？”[4](p.14)胡适强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4](p.14)这一倾向是新旧共有的，“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现时社会的需要；但是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4](p.14)因而提倡一种“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结合的取向，因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4](p.14)。 民初“西方分裂”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引起胡适的关注，他观察到“你引柏拉图来驳我，我便引阿里士多德来驳你；你又引海智尔来驳我，我再引伯伦知理来驳你”的现象。这样一种西方理论“以中国为战场”的情形在谈论“社会改造”者之间似特别明显，吴康稍后描述说，这些人“你今日鼓吹一个马克思的主义，他明日主张一个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后日再出来一些个什么‘工团主义’(Syndicalism)、‘行社主义’(Guildism)”；大家“各捧着一个洋偶像”，“出奴入主，互相掊击，有如泥中斗兽，闹得个不亦乐乎”。[5] 两三年后，杨铨在总结中国近30年的社会改造思想时也指出，从康有为开始的“中国之近代社会思想，几于完全为中西文化接触之产物”，带有明显的外来特征。更重要的是，持这类思想者“大多对于中国社会缺少深刻之观察与精密之分析”。[6]这正是胡适所忧虑的，也带出“西方分裂”之后的另一新问题，即究竟哪些外来学理和主义才适应“中国今日的时势”。这一问题后来受到长期而持续的关注，“问题与主义”之争就与此密切相关。 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这样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具体主张”一旦成为“主义”，便已被简化为涵盖宽广的“抽象名词”，而后者却未必能够囊括这一名词所指谓的各种具体主张，遑论异地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盖纸上的“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在欧洲已有前科，“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7](pp.249-252) 胡适再次提到“无耻政客”利用已成“口头禅”的“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害人，提示出他一以贯之的关怀，也说明中国“政客”拿西洋学说来作自己“言论根据”的趋向还在发展。[7](pp.249-252)李大钊在与高元辩论时也强调，其立说之意即在防止某些政治“枭雄”据“客卿”之西说以“伪造民意”。[3](p.198)稍后他在论及社会上流行“混充牌号”现象时更指出，“社会上有一二清流学者，很得大众的信仰，一班官僚帝孽，就想处处借他的名字作招牌”，也跟着谈社会主义。[8](p.311) 可知那时确有官僚“攀附”清流谈社会主义的倾向存在，当王揖唐说“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9]；当《公言报》的社论也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这类危险思潮“来如疾风，当者为之披靡；其速也如流电，远迩无所不居；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故不能不以实行“社会主义”来抵御时，[10]他们的口气和思路都很像趋新者罗家伦曾经描述的“世界新潮”。[11]因此，欲与“政客”有所区分，防止他们“利用”外来“主义”来欺人害人是胡适那时讨论“问题与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注：说详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待刊）。）但他并非没有更长远的考虑。 胡适及其支持和反对者恐怕都意识到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已成为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迅速反应，蓝公武把胡适的文章转载在《国民公报》上，又在该报发表长篇驳论，分七次连载；李大钊与胡适讨论的文章是私人通信的形式，以当时人的习惯言，也不排除是为发表而撰写。蓝公武的特别忧虑是，“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即其见解“有为人利用的危险。因为中国自来在因袭势力压迫之下，动不动就拿经验二字来压人。近一年来，新机日发，正有一日千里之势，他们那些经验派正在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胡君这篇文章，若被他们利用了去，如何能保没反压的危险呢？”[12][13] 在一般印象中，胡适可以说是当年尊西趋新的象征，他在此时却一再提出引证西洋学说应该考虑适合于“中国今日的问题”、必须能够“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要在“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基础上输入外来的学理和主义，似乎正在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这的确很容易被“因袭势力”利用以阻遏上升中的“新机”。 在将蓝公武文章转载于《每周评论》时，胡适曾以“篇幅有限”的理由删去了一些“不很紧要的”段落，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在删除者之中。（注：关于删节的说明见《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到再次撰文进行讨论时，胡适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更清晰的表述，实际有所修正。他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修改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并明言“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14](pp.270-274) 当然，胡适还有进一步的界定，即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但他到底说出，“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故“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他只是反对“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在研究了“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之后，诊断中国所患之病及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14](pp.270-274) 或许胡适已隐约意识到，既然当时流行的“主义”都来自西方，它们之间的竞争实不啻西与西斗；不仅中国沦为他人之战场，西方学理的自我争斗也未必有利于“输入学理”；若多研究问题，则具体问题都是中国的，仍可用西法解决之。但他的反对者却更多看到他意思中的另一面，蓝公武就说，“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13]最后半句当然非胡适原意，而是蓝氏自己“提升”出来的。但他和李大钊二人在反驳胡适主张时却都指出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只是西方社会要更“正确”些。 蓝公武自己就说：“社会的环境不同，主义和问题的关系也就不能一样。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前者当然是指西方，那里“一切事物都属能动性，常跟着时代前进，偶有那不进的事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为问题，有问题便发生各种运动。从这运动中，便产生了若干主义，拿来做解决方法的实行标准”。后者则是中国，这里“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方法呢”？必须要“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才可能“制造成”问题。[15] 他举例说：“譬如专制君主的害毒，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这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东方的家族制度、奴隶劳动，在今日思想已经进步的时候，尚不能成为问题；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种不可终日的问题了。”在蓝氏看来，这证明“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12]但他无形中实帮助胡适说明了中西社会的确不一样。 蓝公武进而承认，“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不过对他而言，这反表明中国非常需要外来的主义以“制造”问题：既然“旧习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其实，“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哪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来的”？只要中国“打开大门与世界文化接近，这个时候，吾们的需要，和欧美人的需要，也就相差不远”，外来主义的用处也就呈现出来了。[13][15] 应该说，蓝氏关于中国当时不少新需要、新问题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的观察不无所见，他很可能担心胡适的主张会妨碍当时向西方开放的趋势，故感觉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他在试图与胡适比谁更开放和趋新的言论中揭示了自己的顾虑，即胡适的主张可能导致“关上大门，排斥一切外来的思想”，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自能满足吾们的需要”。然而蓝公武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即中国需要“打开大门与世界文化接近”，恰因中国社会与承载着“世界文化”的西方社会不同。 李大钊在讨论对根本解决“不可一概而论”时也说：“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举例说，俄国就是在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和进行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后，才把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16](p.6) 可知李大钊也清楚地看到中西社会的歧异，且他也像蓝公武一样认为西方社会更高明。不过他认为两者的差别可以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6](p.3) 陈独秀正是从中西社会的不伺看到革命的紧迫性，他认为，“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时间上不容中国人采取“渐进的Evolution”，故只能“取急进的Revolution”。[17] 胡适自己有时也分享着类似的中西歧异观，他后来在讨论“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时指出，“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他非常清楚“武力斗争的风气既开，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纷乱的局势，于是一乱再乱，能发而不能收，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扰乱而不能安宁”，但中国也确实缺乏通过宣传鼓吹、组织运动，以及立法或选举竞争等改变旧制度的条件。[18](p.358)（注：胡适这一看法充分暴露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他们既承认中国的国情基本不允许实行渐进的政治改良，又因暴力革命可能造成的破坏而主张仍实施和平的改良，但一般“起而行”的热血青年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看似矛盾的取向。） 尽管胡适仍然更强调“研究问题”，反对“悬空介绍”专家学说（并以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为例），他仍表示“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也“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将此表述与整个讨论进程结合考察，可以说胡适在坚持自己看法时，也试图尽量容纳“主义”一边的主张，有着继续向其示好的善意。（注：当然，胡适对待蓝公武和李大钊的态度仍有明显的不同，毕竟李是《新青年》同人，而蓝则属于正与胡适等竞争的梁启超派。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281-285页。） 与他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所说的“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相配合，这次胡适主要强调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胡适在论述“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和“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两点时，所举的例证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两三个月后，胡适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并列为“新思潮的手段”；该文第二节专门讨论这两方面，完全可以视为“五论问题与主义”。他特别把《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和“马克思号”皆作为输入学理方面的代表，并指出：“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19](pp.553-556) 由于李大钊那篇文章措辞相当客气，而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写到李的部分有时不那么委婉，且偶有曲解，（注：如胡适说李大钊关于主义的运用会因时因地因事而“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便未曾注意李氏在文章稍后也说到提倡“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也许略有后悔，特意补写《四论问题与主义》，专门谈李大钊所侧重的“输入学理”问题，实是正面呼应李的主张。且胡适具体讨论的，主要就是怎样认识和输入马克思主义。这与稍后《新青年》6卷5号成为“马克思研究号”，恐怕有些内在的关联。《四论》未及刊出而《每周评论》已被查封，胡适又将其收入次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仍要让大家知道他还有这方面的见解。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首先申明“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接下来他开始完善贯通自己前后的主张，提出“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以治病为例，“当时不满意的时势情形便是病症，当时发生的各种学说便是各位医生拟的脉案和药方。……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试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试验过的。那些试验过的（或是大试，或是小试）药方，遇着别时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以供一种参考；那些没有试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做一种参考的材料。”[20](pp.274-278) 如果说初期的争论基本是学理上的，到中共成立之后，面临实际而具体的“革命”活动，迫使中共党人进一步思考输入的主义或学理怎样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其间还隐伏着一个与后来中共党内持续关注的“教条主义”相关的问题。下面主要探讨一些早期中共党人的观念。 二、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 民初趋新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即“世界眼光”，在一些人的思考中，中国的改造或革命也是“世界改造”或“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使外来主义和中国国情的关系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的整体改造和局部改造的关系产生了某种关联呼应，并相应产生出的两种思考：一种倾向于世界的整体性，中国的改造或革命将在世界改造或革命的成功中一起成功；另一种则注意到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即世界之一部分的改造或革命与整体的世界改造或革命虽有关联，但也有其独特之处。（注：这样，“世界”既是“我们”，也是“他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当然是“我们”；然而，时人也隐约意识到，“世界”实质上不过是“西方”体系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许多中国人一直有着“进入”世界的持续愿望和努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集“我们”与“他人”为一体的“世界”正是不少民初人以及此后的中国人困惑之所在。） 陈独秀认为，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故“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他举例说，中国输入达尔文进化论，是因为“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如今“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21] 毛泽东在1920年3月论及出国留学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故“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22](p.474)在次年1月新民学会的讨论中，他解释何以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提法时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其实“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23](p.18) 另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张申府与毛泽东的想法颇接近，他在留学法国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张氏也提出，应该“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世界全个不好，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他认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盖“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列宁的“一大长处”就在能认清自身的事实。[24](p.265)（注：按希望中俄联合似乎是那时不少人的想法，张东荪在1920年也说他曾希望“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张东荪：《再答颂华兄》，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8卷4号。） 张氏提到列宁的“长处”其实有较深的涵义，因为在涉及中外社会对比时，苏俄不仅是革命成功的榜样，且横亘于中国和西方的参照关系之间：俄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欧是许多时人都看到的，但对中共党人而言可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理论问题，俄国的“资本主义”发达程度不及西欧却又超过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而列宁则更多论及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苏俄恰在此时介入中国政治，提供了新型动员整合的组织模式和行动模式，无疑起了相当大的助推作用。但包括思想资源在内的外力介入既可能凸显某些既存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中共党人后来长期应对的“教条主义”就是这些新问题中的一个，中国情形与“世界”局势的异同问题给中共党人带来较他人更深一层的理论困扰。 一些早期中共成员始终在尝试梳理这些复杂的关系，比较明确论及这一问题的是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文章指出：辛亥革命以后，虽然专制改成共和，实际却是“反革命的势力冒着民主的招牌，以行他们的抢掠之实”。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不使人乐观，“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致使“反动的势力”也“乘着这人家不注意他的机会大施其活动”。故“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愉惰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25](pp.528-529)（注：按《先驱》的前3期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北京组织所办，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当时都领导并积极参与北京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381页。）但“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那些“不就客观的实际情形研究，而徒凭个人主观的思想，想改造社会的人”，动机虽不错，然其“罪恶在实际上与反动派保守派没有什么分别”。该刊表示要参考“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并特别提请关注“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因为“许多人都只知道骂俄国和赞美他”，却未曾注意研究“他的施设和他运动的方法”。文章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而强调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25](pp.528-529)后面这句话很多中共党史的论著都曾经引用，但前面那句反对在纸上空谈主义而提倡研究问题的话则很少被引。其实这一《发刊词》的结构有些类似同年李大钊等人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提案，即开始提到应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后面以反对高调主张提倡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形照应之，并婉转说明输入学理和研究问题的关系，（注：参见黄日葵、陈仲瑜、邓仲解、刘仁静、李大钊、沈昌：《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For Revolutionary Democracy》，《少年中国》3卷11期（1922年6月），收入《李大钊文集》(5)，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361页。）大体可见那时中共党人注重“实际”的态度，与胡适此前的主张也比较接近。 “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以及什么是“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共党人还有进一步的探索和讨论。基本上，多数中共党人都像毛泽东和张申府一样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联，不过更多依据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立说；他们也都注意到中国社会与欧美国家的差异，蓝公武和李大钊那种“在欧洲本可如何，但社会不同的中国则不同”的表述形式也常出现在后来的中共党人的言说中，只是西方在蓝、李眼中是“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或“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后来的中共党人则多以资本、资本主义和阶级等概念来界定西方的社会。 与毛泽东和张申府那种相对直观的表述不同，不少早期中共党人是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来认识中国革命的世界性的。蔡和森在1921年2月说：“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世界既然一体化，“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故“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26](pp.75-78) 施存统在同年5月也说：“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27](p.265) 蔡和森因而提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常常通过掠夺殖民地以缓和本国的经济剥削，甚至“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使其“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故“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26](pp.75-78) 这类见解或者在留法学生中较流行，稍后周恩来也说：“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前者“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后者则是“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他们都“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28](p.443)可以看出，周恩来关于“被压迫阶级”的分析与蔡和森略有不同。 陈独秀后来解释中国民族革命“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说，“这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故“尽力世界革命即是尽力中国民族革命”。由于“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故世界各部分的革命运动“相互影响之关系日渐密切”，也已“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而“不能分开”。中国在政治上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共同征服，在经济上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掠夺的市场，若“不根本推翻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不会有完全解放之可能”。[29](pp.1055-1061) 稍后《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说，“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政治经济，都具有他的国际性”，决不可能闭关孤立，“脱离国际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互间之公友公敌的关系而单独发展”。故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即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局部工作”。[30]（注：关于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之一部分，故不能不通过“世界革命”来解决的观念此后仍相当流行，梁漱溟到1930年还说：事实表明，“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这就是国民党为何要“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的原因。见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1930年6月3日），收入《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但是，世界革命的整体性以及世界性地划分“阶级”这样一种“公友公敌的关系”隐伏着一种可能，即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牺牲“局部”具体一国的利益。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的民族革命曾得到苏俄援助，当凯末尔转而枪杀共产党人时，苏俄从“世界革命”角度考虑，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理由是凯末尔正在反帝。后来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即以此为例，主张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国共关系。这是后来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国民军被打败则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注：加拉罕的表述出自其1926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引文及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这样，对中国党人来说，作为世界革命“局部”之一，中国革命也需要明确其独特性，这一点只能落实在清楚地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 中国社会情形不同于西方产业社会是早期中共党人的共识，这在理论上也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供了依据。李大钊1920年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便体现出他自身观念转移的轨迹，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看上去与此前那种包容胡适观念的表述仍接近，但这次中国的“特性”却发生了变化，是“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情形是国际关系之故”，为打破国际资本阶级，“社会主义的运动，当然以国际为范围”。[31](pp.5-6) 陈独秀稍后提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民革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同时“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有别于“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两种“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32](p.557)后来邓中夏更明言：“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的第三种形式”，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33](pp.372-373) 不仅中国革命是特殊的，中西国情的不同也成为中共党人分析中国阶级和社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陈独秀在论证中国青年学生的革命责任时即说，“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有其“特殊状况”，即“幼稚的各社会阶级，都还在睡眠中，只有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这样，他们“责任的轻重，与欧、美、日本的学生迥然不同”。中国学生的“特别职任”在于，“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34](pp.541-542) 青年团中央书记刘仁静也说：“资本主义的列强的学生，多半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子弟，列强的工业发达，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家握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所以他们能安心求学与学有所用；他们在社会上不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无改造社会的志愿。中国的情形适得其反，学生与他们的家庭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同为被压迫者，所以他们必然的倾向于改造社会，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此是中国特有学生运动西方所无的根本原因。”[35](p.75) 彭述之稍后更说：在欧美资本社会里，知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知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知识阶级“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受军阀的冷视和摧残，故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36] 而邓中夏则从中西社会差别中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他反驳当时中共党内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的看法说，殖民地半殖民地与“产业先进国”不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有本国和外国之分。如在中国，中、外资产阶级二者至少处于均势；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故在中国资产阶级尚幼稚而力量不强时，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37](pp.98-99) 瞿秋白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38](p.415)言外之意，正因中西社会不同，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性上是超过其欧洲同类的。 上述言论大体出在中共基本意识形态的形成期，其中许多具体表述在中共后来确立的理论解释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写，固不一定“代表”中共的正式看法；但这恰好体现出早期中共成员对世界环境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并未形成一个抽象、清晰而固定的概念，而更多是一个不时出现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一个随中国外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重新认识和不断修订观念的进程。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共党人一方面“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在中西社会和国情不同的认知基础上，曾长期致力于建立某种“联合战线”（视具体时段而不甚相同），因而对一些后来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念采取了一种更灵活也更包容的态度。不少中共党人认识到特定的西方理论可能因中西社会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作用，李大钊在论证其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中西社会的歧异时所举的例证是社会主义，而瞿秋白则以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虽有两面性，仍比在欧美具有更正面的价值。 瞿秋白在1924年提出，实验主义“教中国人自问‘为着什么而生活，怎么样生活’？在中国是旧制度崩坏，新阶级兴起时的革命标语；在欧美却是旧阶级衰落时，自求慰藉的呓语”。而其“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一原则，在欧美“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若“应用于中国”，更有两重性：对于资产阶级，它意味着“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故“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但“他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故其“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39](pp.619-620) 另一方面，中共党人在强调获取当时当地的知识方面，有时还真与胡适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张国焘在1922年特别针对那些到研究室去研究学问的五四“爱国学生”问道，“你们现在研究三年工夫了，现在你们得着什么了？”他说，“我们很知道‘知识便是权力’，我们并不看轻知识（马克思派还特别看重知识）”；不过，若“要得到知识，便要是得到一种与民众有利的知识。要得到与民众有利的知识，只有在民众中间去活动才能得到这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在书本子上是得不到什么的”。他承认这些人也“知道民众的觉醒是重要”且“也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但其只“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用‘预备改造中国的工具’的语调欺瞒自己，完全把现实政治和中国问题置之不问”，实际起不到唤醒民众改造中国的作用。[40] 张国焘的观察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周策纵后来就指出，自由主义者虽然提出“多研究些问题”，他们自己实际“很少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倒是“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合作者却开始走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41](p.311)故李维汉曾指责“中国所谓时贤，连分析批判过去的、死的历史的能力还没有”，更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他像张申府一样注意到，“列宁一生之长处，即在于”其不仅能“整理过去历史找出其中原因规律”，尤善于“综合考察批判眼前之事实，以求得新的进展的工具”，故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42](pp.13-14) 然而胡适自认比中国的知识青年更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他在1930年说：“谈主义的书报真不在少数了！结果呢，还只是和汤尔和先生说的，‘不过纸张倒霉，书坊店走运’！于老百姓的实际苦痛有什么救济？于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有什么裨补？”有些“我们国内的少年，见了麦子说是韭菜，却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胡适再次建议：“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43](pp.400-403) 尽管胡适和张国焘所说的“中国实际”可能不太一样，他们提出的建议更大相径庭，但对中国知识青年的观察则颇相近，而其强调应该研究本国实际问题的倾向更是相通的。的确，像胡适和李大钊这样来自乡村的人，对于乡村还多少有些直观的认识。对那些基本生长在城市的边缘知识青年，乡村的情形来自二手资源，民众的“痛苦和问题”可能真是构建出来的，不无虚悬想象成分；其相应的解决方法，很可能也带有纸上谈兵的意味。 对李维汉这样的革命者来说，胡适恐怕多少也属于既不知古也不知今的中国“时贤”之列。其实，知识分子不论年少年长，其“脱离实际”是中国革命运动中长期得到重复的表述；而中共在成立初期的几年中偏偏又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注：北伐前夕中共曾主张退出国民党，所持的一个理由即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反对派”。参见古比雪夫（季山嘉）和拉兹贡：《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故拉狄克在1922年对陈独秀说：“我们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从前他们研究孔夫子一样……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注：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7页。如果再追溯远些，则外国传教士很早就指责中国读书人动口不动手，类似的观念在后来曾为许多外国人所重复，此不赘。） 拉狄克可能不过是作出随意的比较，但中共党内确实有一部分“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家，代表着中共内部不时被批判的“教条主义”倾向。至少在中共党内，“脱离实际”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普通意义的“不深入群众”，一是陷入纸上的外来的理论框架之中。毛泽东后来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特别批评中共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现象，并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4](pp.1-11) 从这一角度再来看《先驱》的《发刊词》，特别是其把“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和“反对高调主张提倡研究中国实际情形”结合起来讨论，就更能看出中共主张与胡适观念的直接关联。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年后的反应看，在最初的争论后，双方都曾向对方表示善意，而马克思主义者一方似更明显；胡适的主张不时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人。 直到1924年6月，主持《中国青年》编务的李求实还曾形象地指出，青年学生怎样发动民众参加革命，不能像以前一样徒据“社会改革之学理”而“只唱自己的二簧”，却不顾人民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思想状况；“应该去顺着民众唱那为他们所能领会的小调”。也就是“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他想起“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有些人觉得不满”的话，并看到其与“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这一取向的相通，只是应加上“从一种主义”出发这一补充而已。[45]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直到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学西力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46](pp.1358-1360)然而，就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言，“俄国路”及其代表的理论仍然有一个毛泽东所说的“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从更长远的文化视角看，近代西潮的冲击“既给中国增添了新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资源”；而西潮多以入侵的方式进入中国，这个方式本身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士人接受这些外来的思想资源。（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不得不“开放”的近代特殊国情使众多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心中长期存在着某种中西不对等、不平衡的紧张，“全盘西化”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陆、60年代的台湾和80年代的大陆三次引起激辩，每次辩论都充满了情绪化的尖锐词句和语调，充分提示出这一心态所积蓄的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而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贯穿了20世纪，又带入新的世纪。 （作者附记：本文撰写期间，颇得海内外朋友指点和提供资料，其姓名不便一一列举，谨此一并致谢！又本文引用昔年言论，尽可能注明其写作年代，然作者未自注写作时间者，则注出其发表时间。各家文字，凡通行文集所收者，一般使用文集，以利读者核阅，仅对那些不常被引用者兼注明其发表的报刊。） 【参考文献】 [1] 上海同人致北京同人[J].少年中国，1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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