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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是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唤起一般基督徒学生的热情，立志终身传道，为教会工作的布道团体，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相当的影响。但多年以来，只有在论述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时略微提及[1]，没有专门文章论述，本文试图探讨这两个学生传教团体的关系和历史，分析其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一 作为以传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想要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19世纪后期，美国基督教神学家约翰逊·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和塞缪尔·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对千禧年的描述激发了美国对外传教运动的觉醒。千禧年论是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教义之一，相信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帝将在世上实行千年统治。但异教国家缺乏福音力量，正在遭受魔鬼撒旦的统治，派遣传教士在耶稣复临之前拯救异教徒是每个教会的职责，在基督第二次在世界上出现之前，福音必须传遍全世界，这个结论清楚地要求到海外广布基督教福音成了教会最急迫地任务之一。著名布道家戈登（Adoniram J. Gordon）、皮尔逊（Arthur T. Pierson）和穆迪（Dwight L. Moody）的布道，加强了千禧年观念在现实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此时的对外传教活动还局限在教会内部，传教人员也都是受过神学训练的职业牧师。 在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引导和帮助下，1886年，100名立志到海外传教的青年联合发表了“普林斯顿宣言”，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为基础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提出了著名的传教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为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协调，青年会北美协会组建了“学生立志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很快成为北美地区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机构和传教机构，连续不断地存在了60年。它初期附属基督教青年会、后期附属于世界学生基督教协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促使将传教范围从美国国内扩大到国外，传教人员从教内扩大到教外，成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 学生立志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在整个传教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它举办宗教演讲，促使学生对海外传教发生兴趣，填写申请卡；鼓励他们参加相应的传教教育计划，包括神学训练、将到国家的知识和语言、文化背景，以及成为一名传教士的一切内容。1886年至1936年的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活动中，有5万名大学生参加，其中1万3千人到国外传教，占美国全部海外传教士数目的一半[3]。1886至1918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外国的传教士达8140人，其中三分之一，即2524人被派到中国[4]。曾9次来华、对中国基督教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艾迪（Sherwood Eddy）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中国就是目标，就是指路星辰，就是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巨大磁铁。”[5]20世纪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员－乐灵生（Frank J. Rawlinson）、巴乐满（Fletcher S. Brockman）、鲍乃德（Eugene E. Barnett）以及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卜凯（John L. Buck）、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等都是加入了学生志愿传教运动队伍来到中国的。 学生志愿传教运动还开始关注本土化人员传教能力的可能性，1889年的费城大会决议加强“培养本土的领导和人员”[6]，虽然不意味着放弃在华外国传教士的任务，但它的确是从直接传教到培养本土人物的改变[7]。他们首先培养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基督徒，即在美国迅速增加的中国留学生的传教潜能[8]。1910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会议上，耶鲁大学学生、留美学生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强烈表示，中国人应对使中国基督化负有更多的责任，应该到国外、尤其是美国受几年专业训练，增加合作机会[9]。1913年，肯萨斯州大会为155名中国留美青年会成员召开特别会议，谈到他们在拯救中国和使中国基督化方面所负有的任务，有61人立志归国后终身服务基督教事业[10]。 二 中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世界传教的范围，西方基督教会不仅要到中国来传教，而且基督教的发展和深入也要求基督教必须在中国本土化，在中国培养本土化人材是必须的任务。1895年，学生志愿传教运动派遣出生于中国、并在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工作过的来会理（D.Willard Lyon）来到中国，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城市青年会。1896年9月21日，北美协会总干事、使“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在中国产生影响”[11]的穆德来华，他几乎访问了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很快产生了22个学校青年会[12]，促成中国青年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召开，随即以团体会员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使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序列中。他还对中国学生立志传道计划提出了建议[13]，鼓励76位中国学生决志终身做服务基督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中国的学生立志传道运动”[14]。
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收支经费表
基督教是从西方传来的，要使它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就需要一批知识广博、灵命丰厚的青年为它献身。那时，基督教是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也因此吸引了不少青年[38]。本色化提倡和实践最为炽热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对它也寄于“与从前盖有绝大之不同”希望，能有“改造精神之青年，为教会别开生面，”“惟以本色教会是否实现为念”[39]，能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有所作为。 学生立志传道团的各位干事不仅游行布道、宣讲福音，而且著书立说促使学生们接受并从事基督教事业，丁立美著《立志传道阻碍解决法》（1916年）“增其灵力”；《立志传道团之连环代祷录》（1916年）“抒其困难”；裴德士编《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已入神道职传道者之团员录》（1916年）“厉其勇锐”；万国同辑《立志传道团之研究课》（1916年）“资其教会之知识”；王善治著《传道团详解》（1916年）“指其立志之迷津”[40]。 除丁立美外，王善治、梅赞文、温朝勋、衣与林、彭长琳、都立华（M. Gardner Tewksbury）、沈嗣庄、刘咸有、陈钟声、王有（192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程宗洛、王揆生（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等曾任专职巡回干事外，江长川、张伯苓、陈金镛、钟荣光、朱友渔、王正廷、李仲覃、胡稼农、张永训、司徒雷登、伊文思（Edward Evans）、海慕华（Egbert M.Hayes）、路崇得（James W. Lowrie）、吴德施（Logan H. Roots）、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魏馥兰（F. J. White）、芮毕（C. G. Raby）、骆爱华（Edward H. Lockwood）等中外教会人士都热心参与，“襄助本团一切事宜”[41]。 三 1922年8月在庐山牯岭召开了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第一届全国大会，出席代表150人，拟定了传道团宪章，选举全国委员3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学生，这时各学校已成立48个支部，团员1579人，其中136人已在教会里担任传道工作[42]。过去都是传道团中年长的领袖人物讨论决定事工，这是首次由学生推荐代表，“在学生中显出一种自觉心和责任心”[43]。首次“主动”地讨论了“教会问题，及在华传教等问题，”“在中国传道应采用何种方法”，对过去的“循例抄袭”深感不满。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在可否让女士参加学生立志传道团，此问题没有引起异议；二个是对立志传道团团员有狭义和广义之论，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狭义者认为“团员应以牧师职为唯一目标”；广义者则谓教会当均齐发展，“医药教育社会服务均是传道，无可歧视。”[44]如果没有更多的青年男女作各种服务的工作，督教会也不可能有更大发展，“中华归主亦不可能”[45]。虽然最后狭义观点占了优势，然而讨论始终没有停止[46]。这些都是自由主义和基要主义之争在中国的具体反映，作为输入性宗教，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将西方基督教会一直存在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争也带进了中国，争论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47]，许多来华传教士以中国为思考和实践对象将西方的宗教理论在中国教会重演[48]，深刻影响了“仍操纵在西方差会手里”的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理论和实践。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会议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49]。1926年8月4日至10日，学生立志证道团第二届全国大会和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同时在济南召开[50]，详细讨论了证道团的主要任务：1、提倡苦修与团契之精神，以养成青年学生健全之宗教生活；2、研究各种宗教事业，如宣教、文字、教育、医药、社会服务等，均齐发展，建立巩固之基础；3、提倡殖民运动与农村运动，以建立基督化社会于穷乡僻壤之中。同时认识到证道团的范围扩大，与青年会的校会组学生事业多有重复[51]。学生立志证道团与青年会在组织上的关系，也到1926年中止[52]。会上还决定由男女青年会与立志证道团各派代表13人，详细讨论组织中国基督教学运的问题[53]。 1927年7月，男女青年会与学生立志证道团三个机构的代表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集会，提出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意见书》，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规定运动的目标为：“本耶稣的精神，创造青年团契，建立健全人格，实行革命，谋民众生活的解放与发展。”就是要建立“统一的、自主的、不分宗派性别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54]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已开始，证道团在组织上，是否有独立存在之必要，逐渐成为问题[55]。经费困难，各干事或回国，或调往其它岗位，都是证道团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 1928年又创办了《微音月刊》作为基督教学生运动的机关报，各地学生联合会普遍地组织起来，而立志证道团在这段时间“就无形中消灭了”[56]。虽然当年热情支持并参与的司徒雷登认为是它“失去其原来的宗旨而衰微了”[57]，但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为潮流所激荡，“对宗教的传统的解释及权威产生怀疑，而转移其努力于‘思想解放’及‘重新估定’价值方面”[58]。经历了产生和影响都在知识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在民族主义逐渐觉醒的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以成为牧师、从事教会圣职为唯一目标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证道团究竟还在学生界中具有多少号召力？离开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稳定庞大、又与青年人有直接接触的基督教组织，它如何与基督教会保持联系并取得支持？它又如何与学生和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证道团内部关于“广义”与“狭义”团员之争反映出的传教政策和工作宗旨的不同究竟怎样影响了传道团的团结和工作？在瞬息万变的历史条件下，证道团有多久的生存能力的确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1933年8月，在上海沪江大学举行了基督教学运团契大会。出席大会的13个区联合会的男女代表150人，自动发起组织一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全国临总会，主要讨论了乡村改进、国货运动以及和平运动。之后，总会更提出鲜明口号，要求“大家参加救国运动”，基督教学生运动“已经从自身的组织与训练，转到社会服务和国难的应付。”[59]从此，基督教学生运动进入了以救亡和牺牲为主题的新时期。 受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唯一产生于学生界和知识分子界、面向学生和知识分子布道、劝导他们成为教会神职人员的团体，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影响颇大，“是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60]。丁立美也以其雄辩的口才、扣人心弦的祈祷，“感动学生献身传道最多”[61]而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1922年10月，当时影响极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进行的“中国当今十二位杰出人物”问卷调查中，丁立美在全国包括政治工商学术各界的171位被选举人中，居142位，影响可见一斑。 [1] 郭明璋：〈抗战前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江文汉：〈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金陵神学志》第26卷，1950年11月。 [2]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 1886-1920, in John Fairbank edit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98. [3] Vergilius Ferm, ed, A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1945, pp741. [4] Clifton J. Phi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 1886-1920, pp105. [5]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s in China, 1890-1952,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3. [6] Foreign Depart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n, 1918, pp24, 上海档案馆U120－0－430。 [7] Clifton J. Phillips,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and Its Role in China Missions, 1886-1920, pp107. [8] John R. Mott, A Quadrennial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Report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1910, pp34. [9] C.T.Wang, The Part of Oriental Student in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Far East, Report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1910, pp45-47. [10] Another Year’s Progress, 1913, Annual Report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The National Committee, 1914, pp23. [11]（美）马泰士著、张仕章译：《穆德传》，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196页。 [12] 王正廷：〈学生世界〉，1923年7月，转引自《穆德传》，第102页。 [13] 来会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二十五年小史》，上海档案馆U120－0－63，第12页。 [14] 王正廷：〈学生世界〉，1923年7月，转引自《穆德传》，第102页。 [15] 江文汉：〈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金陵神学志》第26卷，1950年11月，第61页。 [16] David Z.T. Yui,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Y.M.C.A. in China, The National Committee, Y.M.C.A.’s of China, 1926, pp4, 上海档案馆U120－0－397。 [17] 谢扶雅编：《丁立美牧师纪念册》，上海：广学会1939年，第6页。 [18] 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 [19] 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简又文、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都是受了他的宣道而入教的。 [20]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军队及战区之服务〉，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第73页。 [21]《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16年，第19页，上海档案馆U120－0－1。 [22]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6年8月，第87页，上海档案馆U120－0－8。 [23]〈丁立美牧师列传〉，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第502－506页。 [24]《剑桥中华民国史》（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9－181页。 [25]〈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证道团（原名传道团）第二次全国大会报告书〉，《证道季刊》第4卷第1号，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证道团刊行，1926年10月，第8页，上海档案馆U120－0－395。 [26] The Record of 1914, Annual Report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pp16. [27] 江长川：〈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44页。 [28] 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的英译为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 [29]《民国五年青年会成绩之报告》，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16年，上海档案馆U120－0－1，第11页。 [30] 陈钟声：〈学生立志传道团之一星期募工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1年，第196页。 [31] 海慕华：〈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之工作及近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5年，第265页。 [32]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33] 王善治：〈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之近况〉，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5年，第243页。 [34] The Record of 1914, Annual Report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pp18. [35] 王善治：〈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委一百三十六。 [36]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6年8月，第84页，上海档案馆U120－0－8。 [37]《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十二年的一览》，上海档案馆U120－0－395[3]，第5－9页。 [38] 江文汉：《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第62页。 [39]〈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7年，第169页。 [40] 王善治：〈中华学生立志传道团〉，委一百三十五。 [41] 陈钟声：〈学生立志传道团之一星期募工会〉，第196页。 [42] 江文汉：〈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第62页；江长川：〈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传道团〉，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4年，第44页。 [4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书》，第71页。 [44]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次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6年8月，上海档案馆U120－0－8，第85页。 [4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第九次全国大会》，1923年10月，第72页，上海档案馆U120－0－4。 [46] 江文汉：〈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之史的发展〉，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学运是什么？》，1949年，第5页。 [47] Joel A. Carpenter, Introduction, in Joel A. Carpenter, Modernism and Foreign Missions, Two Fundamentalist Protestant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8.，转引自姚西伊：〈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自由派之争与新教在华传教事业〉，香港：《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9年10期，第185页。 [48] 林荣洪：《王明道与中国教会》，中国神学研究院1982年8月，第69－72页。 [49]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黑暗与光明》，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第142页。 [50] 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上，改名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证道团。 [51]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9年10月，上海档案馆U120－0－11，第60－61页。 [52] 梁小初：〈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简史〉，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上海：青年协会1935年，第94页。 [53] 刘廷芳：〈中国教会与学运〉[上]，《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5期，1934年10月，第210－211页；沈体兰：〈青年会第十届全国大会纪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7年，第168页。 [54]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第143页。 [55]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1929年10月，第60－61页，上海档案馆U120－0－11。 [56]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第146页；江文汉：〈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第64－65页。 [57]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20页。 [58]《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一届全国大会全国协会报告书》，第59页。 [59] 吴耀宗：〈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第145页。 [60] 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4年，第154页。 [61] 美国《卫理年报》（1934年），转引自曲拯民：〈丁立美牧师生平〉，刘翼凌主编：《群贤掠影——中外著名传道人逸事》，香港宣道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