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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大门被资本主义列强国家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已有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但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正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他们为了自身的资本积累，加强了向中国、朝鲜、越南、缅甸等亚洲各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腐蚀，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破坏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了反抗外来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些近代的思想家开始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求得国家的自强进步；在官僚中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标榜为“自强新政”。打着“求富”的幌子，学习外国办工厂、开矿山、建通讯、造枪炮船舰，这些人被后人称之谓“洋务派”。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这个时期称之谓“洋务运动”存在的时期。 对于“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陈述，争议了半个多世纪，对“洋务运动”研究不断深入，争论超过了美学范畴，而且有政治斗争的性质。昔日，学术界论述“洋务运动”是封建势力的附庸，是镇压太平天国爱国反帝运动、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的工具，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本文只从“洋务运动”期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认为“洋务派”大力办近代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是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变落后贫弱的中国为先进富强的思潮。人民大众的主观愿望是——不受外侮的强烈要求，应当肯定“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和作用；中法战争后，暴露出了“洋务运动”的弱点，中国应急速进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等社会改革，遏止中国走向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但是，“洋务派”没有这样做，逆历史潮流，加强了封建专政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以应变面不变违反历史潮流而告一段落。 “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乾隆末年和嘉庆年间，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显著地下降了。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愈益严重。中国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情况中，遇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强烈的冲击。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竞争。从二十年代末叶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纺虽然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七十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一百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值一千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二、三百万银元，合计在六百万英镑以上。正当的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但英国资产阶级认为是不利的情况。 从十几世纪初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对华进行非法鸦片贸易。贩卖鸦片的罪恶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纪并毒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中国受害的人数不下二百万人。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830年到鸦片战争前，一年流出一千多万元<严中平：《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十余年中，流出白银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 中国的封建统治的机器在鸦片贸易面前瘫痪了，外国烟贩们破坏法令的行为没有受到有力的制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588>银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难，烟毒汜滥对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加速腐化，人民愤怒的呼声，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它自身面临的危机。 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加速了半殖民化。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国封建政权。英、美、法、俄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社会经济也进一步半殖民地化。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被英国太古、怡和和美国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中国原有沙船三千余号，咸丰年间减少至千多号，到七十年代初，只剩了四百号。外国银行（其中最主要的是186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通航，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进口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迅速地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外国纺织品的进口数量逐渐增加，由洋行通过买办网送到内地各处。这直接打击农村家庭副业，使已经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陷于更加贫困的境遇。 和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到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开始转向民用企业方面发展。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落后贫弱变为先进富强的思潮、人民大众国富民强、摆脱西方国家侵略的主观愿望的要求，是有其历史价值的，不能光看到洋务派贴眼于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的奴才相一面。 这个时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买办商人）投资于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他们的资金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商股”。这些人虽然到八十年尚不形成一种阶级力量，但却是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从这一角度看，“洋务运动”是有其历史价值的一面。 在“洋务运动”发生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从农村游离出来大批的劳动力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虽然大部分劳动力在沿海海运业、船舶修造业和一些进出口品加工工厂中作业，但在洋务派举办的企业中，一部人转化为新式的产业工人，这一批先进的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由于在官僚企业和民族企业中受到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却有强烈的反抗性，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虽有诸多因素，其中“洋务运动”是主要因素，所以不能不说“洋务运动”有其历史价值。 在评价“洋务运动”时，不能只看到他是帝国主义意旨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封建势力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一面。还应看到“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这不仅是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而且也是振兴中国的需要。 “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性 六十年代后，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对生产者的直接掠夺下，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丧失过去的优势，而且呈现着性质上的变化。到七、八十年代，中国旧式商业资本逐渐丧失和外国资本争夺控制市场的能力。1883年带有很大买办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塘为了和外商竞争控制丝价而全部破产。茶丝这两项长期以来最主要的出口贸易被外商全部控制了。棉花从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经济开始陷入同样的悲惨命运。1860年英国资本家已经派人到蒙古收买驼绒。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收购该地区的羊毛，从天津大量出口。中国在经济上半殖民地的结果，就是中国农、牧、手工业的日益破产和农民与其他生产者的日益贫困化。 在政治关系上，内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地方以湘、淮军阀头子为代表，因为他们是“洋务运动”管理者，当时称为洋务派。他们是资本——资本主义在中国意旨的传达者和执行者。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洋务派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实际出发，举办新式军事工业，后转向民用工业，以应变而变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他们把这些措施说成是“自强新政”。 1865年，曾、李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江南制造局；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引进外国人才由英国马格里督办。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 1870年李鸿章加以扩充，分设东西两局。以后，地方性的军火厂在内地各省也逐渐出现。 这些工业虽然在国防上没有能敌御外来侵略、对社会经济没起到绝定性的影响，但他的进步性是不能抹煞的，这些企业必定是近代工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在这些近代企业中，较有成绩的是由左宗棠、沈荷桢先后主持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这个船舶制造厂初期引进法国技师，法国人管理。但从七十年代以后，它纯由中国技师工匠自办。这个厂前后造出小型兵船三十余艘，用于沿海巡逻缉私之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为了“求富”，洋务派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的企业。 1872年初，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于是北洋军阀李鸿章主办轮船招商局。这是因为外国轮船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航运，民间多“雇搭洋轮”，而创办的自己航位。虽与太古、怡和订立合同，勾结妥协，但平享权利，有其进步意义。 七十年代中叶，湘、淮洋务派都在开办采矿事业，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鸿章开办的滦州开平煤矿。最初拟定了《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官督商办和每年结账按股分红的办法。到1882年，股本招足一百二十万两。煤矿的开采，在当时虽然符合侵略者在中国以至远东航运的需要，但必竟是中国自己的矿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试设电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在天津、上海之间设分局七处。到1881年敷设津沪间电线，全线用银十八万两。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汉口的电线于1882年和1884年相继敷设完成。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的机构，但必竟是中国的电报事业从无到有，是很大的进步。 1876年李鸿章接受黎兆棠兴办“机器织布局”的建议，派魏纶先在上海集商人议定节路，由南北洋各筹公款，定构机器，存局生息。到1887年招到股本五十万两，虽到1890年才建成开工，也必竟有了中国近代机器纺布厂。织布局的创办是外国布匹大量进口引起的。在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就积极想办和发展中国的纱厂，促使了八十年代以后洋纱大量进口，对中国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 从洋务派办的航运、开矿、电报、机器织布厂这些企业来看，这些企业有私人投资，便产生了新式工人和劳资关系。这些企业虽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但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必竟促使了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了。不仅仅是进步，洋务派实际上起到了加速历史进程的作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洋务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以应变而变，促进了当时中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向前发展，其积极作用不容抹熬。 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矛盾的加剧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沿边进行了疯狂的侵略，目的在于侵占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独占市场以至殖民。他们并想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阔的中国腹地伸张侵略势力。在这十几年中，沿边侵略和侵略者对内地开放的无礼要求是相互配合进行的。侵略者的行为和要求不断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打击。事态的发展到中法战争告一段落。 早在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觊觎中国的边疆地区。阿古柏侵入新疆，英、俄对新疆的侵略。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日本和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日本和美国对中国邻邦朝鲜的侵略。在这些年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883一1885年的中法战争，也就是中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个有极深刻影响的巨大事件。当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的时候，中越人民开展了反侵略的坚决斗争，给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前线不断传来奏捷的喜讯。这时封建统治阶级理应调整政治关系，以利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可清政府的态度和作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代表，始终不敢声援、派兵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在全国舆论压迫之下，洋务派提出了可耻的“明交暗战”的主张。当法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到中国沿海派兵舰示威时，清政府急调淮系将领潘鼎新到前线主军事，而李鸿章竟偷着和法国海军将领福禄满（E·Fournicr）在天津订立出卖越南的侵降条约，并密订日期将各路中国军队分别撤回。但前线军士坚决还击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进攻，使李鸿章和侵略者预定的阴谋失败了。这样从1884年6月到1885年4月中法战争又继续了十个月之久。 在这十个月中，淮系洋务派坚持不战。法国侵略者以偷袭的手段击毁马江船厂和停泊在福州口内的中国舰队，洋务派一是不积极提早备战，二是北洋始终不肯抽调兵船南下参加战斗。在中越人民大败敌人，频奏凯歌的时候，国内投降派早已派英籍海关职员登干（J·D·Campbell）潜赴巴黎和法国外交部秘密谈判，这是侵略者没有想到的，也是求之不得的，达成了屈辱的成议。接着下了撤兵命令。 《中法条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向外国侵略者订立的又一个妥协投降的条约。从中法战争看，洋务派及其洋务运动在人民面前已初步破产了。当国家要独立，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候，洋务派不去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动，作政治关系的调整，反而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大众的毅志，那么洋务派在人民面前破产是必然的。 中法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这十年中（1885—1894年），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日益激化的阶段，而不是什么“平静无事”的时期。 这个阶段，外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表现了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洋务派没有采取应变的措施，反而高就无忧。 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就对外贸易说，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七十年代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五分之一，棉纱从七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跃增为百分之十四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做灯油用）、染料、针等物。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七十年代初的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八十，减为不及百分之六十。大豆（百分之一强）、猪鬃、皮革、油菜和短绒棉花（百分之五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刮出口的对象。于是农村阶级关系的日益紧张，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由于洋务派官僚军阀在中法战争中所表现的一贯妥协投降，边地警报不但没有宁息而是加紧了。日本侵略势力深入朝鲜和中国北部，英国吞并缅甸。 可以看出，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十年间，外患是在踵至沓来了。 在这样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洋务派官僚军阀本应采取急速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改革，使中国朝着自强独立、富强的道路上前进。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加强了封建专制的统治。 洋务派在“自强”名义下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战争中已初步破产了。从八十年代开始，北洋官僚集团变本加厉地把所办的民用企业变为派系的私产。 在国内外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发生了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吞并朝鲜并向中国大陆扩张为目的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朝鲜军民联合进行了坚决地的反抗。 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十年的准备想一举摧毁中国海陆军事力量。而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在外交上听从各国的摆布，在国防上坐视军备的废弛。 1894年朝鲜发生了农民起义，日本决定乘机下手。朝鲜统治者向清政府乞援，李鸿章却把希望完全寄托于英、俄对日本施加压力上。8月1日，中国和日本同时宣战。在战争中，许多将士都能舍身杀敌，但李鸿章下令海军只能守口不许巡海，以保持他所谓“猛虎在山之势”，不但让敌人控制海面，而且使北洋舰队坐困于威海卫港内。对陆路战事形势也就更加不利了。 经清军在辽东、威海一再失利情况下，后党官僚和淮系洋务派不从平壤和黄海两个战役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利用军事的失败来作为资本压倒主战的舆论。9月底恭亲王奕訢再度主持总理衙门，一意主张由英国调停，竟然表示愿意赔款。这样，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加紧向中国进攻，敌军在旅顺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这时主和派又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中立、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国身上。到1895年3月，中国又有些地方被侵占，于是西太后、李鸿章等就按照他们预定计划，向侵略者表示完全屈服。 当中日战争进行到1895年3月时，假如中国坚持抗拒下去，日本就要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连日本的外相陆奥宗光自己也说过：“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军需也已缺乏”<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十九章>。在中国海陆将士奋发抵抗下，日本已经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作孤注一掷了，但是中日战争却以中国失败而结局，这完全是国内封建专制主义者执行投降路线所造成的。 “洋务运动”的产生，是洋务派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实际出发，以应变而变，大办近代军事工业，后转向民用企业，符合民心，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是有其历史价值。中法战争的爆发及其结局，暴露出了洋务派的弱点。严重地警告人们，中国应急速进行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社会改革，遏止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但是，洋务派没有这样做，反而逆历史潮流而动，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派以应变而不变，违反了历史潮流，使“洋务运动”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从新的角度研究“洋务运动”不仅是还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而且也是振兴中华的需要。 （资料来源：《黑龙江财专学报》199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