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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路程中的一座丰碑。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不管运动发动者们自己怎么想，它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 从戊戌维新运动上溯鸦片战争，相距58年，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们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同治中兴”，期待通过举办洋务使中国走上“自强”和“求富”的道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结束了，人们总是重新过起他们久已习惯的承平日子来。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们发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们所处的仍是“盛世”，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盛世危言》。人们的麻木已达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甲午战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亿录中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盛世”的幻梦最终地化为泡影。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同民族危机的激化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梁启超当时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群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厂。”（《戊戌政变记》）用今天的话来说：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强或弱，而是更加严峻的存或亡了。1895年5月，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各地报纸、学会、学堂等宣传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救亡”，这个深藏在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口号，就这样响亮地喊了出来。从这时起，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口号贯穿始终，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行进时的主旋律。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往日那种盲目自信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了。它像一次突然袭来的风暴，虽不能把旧事物连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人们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传统信条引起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这便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身达到的成熟程度，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成为牢牢束缚人们头脑的保守力量。它自然包含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但就总体来说已不能同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了。 甲午战争以前，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士大夫的心态却同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习惯于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很少敢于甚至很少想到用另一种眼光来重新观察这一切。他们有时也慷慨激昂地议论时政，但一接触到那些被他们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问题时，就同前人没有多大两样。梁启超曾回忆自己早年的情况：“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三十自述》）孔孟之道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纲常，一直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谁敢离开它一步，就会被视作“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种罪名几乎是什么人都担当不起的。 中国思想界这种状况的全面崩溃要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但崩溃过程是从戊戌维新运动时开始的。事实总是比抽象的学理更有说服力。在甲午战后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沉思：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外国的欺凌，会落到今天这等地步。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是严复。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西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那时，他即便想说，也不会有多少人听他的话。甲午战败那年，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与梁启超书》），于是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前面说到的《救亡决论》就是其中的一篇），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写道：“时局到了今天，我宁可背负起发狂的罪名，决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救亡决论》）他尖锐地指出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根本对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像这样把中学和西学多角度地进行强烈对比，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这在中国思想界还不曾有过，严复可说是第一人。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并且嘲讽历来被视为至理明言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似是实非之言”（《救亡决论》）。这里虽不免有激切之词，在当时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论。 为了救亡，他们十分重视要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治国的根本。用严复的说法，就是要做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并且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辟韩》）。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写给学生的批语中说：“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谭嗣同在《仁学》中更发出了“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呼喊。这些自然都有民主的启蒙意义。由于它同救亡的要求紧紧联结在一起，同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给人们一种新的答案，燃起新的希望，就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被根多人所接受。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万物都在不停息的变动和进化中。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实行变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最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康有为强调“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反对那种“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独术”，而盛赞泰西“群术之善”。严复更强调“群治”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并不奇怪。个体和群体本来是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难以截然分开。应当着重强调哪一侧面，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和当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来确定。一般地，对一个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民族的群体利益往往把个体间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被摆到领先的地位。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赛力量的重要祸根。近代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实在吃够了。如果整个民族间没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要战胜它所面对的强大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各个成员如果只顾自己、只顾眼前，这个民族将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倡国民间“合群”的重要性，可说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这在一种新思潮兴起的最初阶段是常见的现象。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遭受暂时挫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经过他们的奔走呼号，终于把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网罗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人们明显地看到：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潮流的冲刷，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变化的节奏异常地快速起来了。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奔腾的洪流就谁也阻挡不住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我们无法忘却的。 救亡和启蒙都不能离开民众的力量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这两个课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那些悲惨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不仅处处受人歧视、受人践踏、受人奴役，并且濒临灭亡的边缘。生存问题已成为整个民族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个人的种种已失去起码的保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人们热血沸腾。救亡所以成为最突出的课题，对曾在那个痛苦的年代里生活过来的人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救亡依靠什么？离开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共同奋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救亡可言，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这里，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在西方，通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独立的自由城市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已相当程度地能左右局势，却没有同自己实力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仍处在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下。一旦这样的力量在社会内部成熟了，民主启蒙的要求必将被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这种客观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更不用说被别的什么所压倒了。 拿19世纪末年的中国比较一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不同的情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的落后大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微弱，并且往往还带有浓重的封建性。维新派思想家们大抵都刚刚从旧式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身上留着浓重的旧日印记。维新运动没有西欧那种近代的自由城市，也没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中产阶级作为它的后盾，这是它的先天性的弱点。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物。如果没有救亡这种燃眉之急的强烈推动，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可能还要经过漫长得多的路程。 思想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一样，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性，并不由先行者的主观愿望或意志所左右。文化固然可以有超前性，但也存在一定限度，特别是涉及到千百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决不是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的。不成熟的思想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的反映。戊戌维新时期的志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个人的利害安危置之度外，奔走呼号，大声呐喊，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这次运动起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曲折历程中构成一个重要的阶梯。戊戌维新运动的长处和短处、成功的地方和不成功的地方，都不是偶然的，而可以从中国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往往可以给人以启发。今天，中国人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中华民族不在新世纪中被开除球籍，同样怀着深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驱策着我们奋发向前，要求人们勇敢地起来呼唤，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要求人们万众一心地凝聚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团结力量，迎接深刻的社会变革，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此时此刻，回顾以往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发生过的历史过程，看看我们先人走过的道路，或许在某些方面也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思考材料。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