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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在于明道，对后世学人言行影响至大。清人章学诚曰：“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传统学者的典型理念，便是强烈的“明道”意识“夫学以明道也，不明其道而摭古人之词，则经史子集之于时文，亦藏、榖之亡羊耳。”[①]读书人的求学理念，就是“学以明道”。许宗彦《原学》对此作了精辟阐述：“古之所谓学者，将以明道而行之也。所谓道者，内足以善其身心，外推之国家天下而无弗达，民咸被其利，可文可武，可经可权，莫有窒于行者；明于造化，察于事变，洞于人情，以闲则止，以建则立。”[②] 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求知，而在明道，明道之法，首先在于学会做人，做人的基本功夫便是修身。以清代学者为例，孙奇逢云：“学问之事，只是要求自得。”[③]张履祥云：“儒学之学，修身为本。”[④]程瑶田曰：“学也者，学为人才，学为人臣，学为人弟，学为人友之道也。”[⑤]他又云：“道载于艺，故必于艺中而得其道。得其道，然后可以尽伦；得其道，然后可以尽职。尽伦尽职，则德修于身，而可以据于德矣。伦无不尽，职无不尽，则仁全于心，而可以依于仁矣。”[⑥] 传统读书人强调读书，但读书目的在于明道，在于修身，故特别注重德行修养，强调读书是为了“学”圣人仁义之道，完成人格。洪亮吉云：“夫心术者，学术之源也。心术不正，而欲其学术之正，不可得也。学术不正，而欲其徒之必无背其师，不可得也。”[⑦]学术之本在修身，在一己之得。方东树云：“天下皆言学，而学之本事益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为学，非圣贤之学矣。古者修己之学，学处贫贱而已，学处患难而已，学处富贵而已，学处死生而已。”[⑧]学之目的在做人。贺熙龄：“古人之学，学所以为人而已。圣贤之千言万语，垂世立教者，无非望人各正其性情，各敦其伦理。”[⑨] 传统读书人强调明道修德，实际上便是将明道修德作为目的，而将研讨学术作为达此目的之手段、工具和途径而已。故“明道”之目的必然要通过“经世”之手段以成。重视明道修德，必然要讲求经世之学，从而走向“学术经世”。清人魏禧曰：“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⑩]汪中亦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闻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11]姚莹致吴岳卿书云：“夫读书不通大义，与不读同，为学不发古人，与不学问。二者不可不择也。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12]明道之学与经济之学是相通的。正因明道之学与经世之学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故像刘古愚、吴汝伦、陈黻宸、孙诒让、朱一新等晚清大儒多倡经世之学，并由经世之学接受西学新知。故晚清经世之学的兴起，是传统读书人“明道”理念的反映，也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学者注重明道修德，注重经世之学，而不注重纯粹学术的传统和学术理念，自有其合理性。在经世、求用、致用的理念支配下输入西学实用部分——格致学、法政学等等，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梁启超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13]因此，学术具有“求真”与“致用”两种特性。王国维亦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14]西学作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样具有“求真”与“致用”两种特性。西学有“实用”层面的“术”，也有其“理论”层面的“学”。经世学风下输入的西学，多为实用层面的“术”，而非理论层面的“学”。随着戊戌以后西学理论层面的“学”之大规模输入，晚清学人对西方科技背后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西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本质有了更多体悟：不仅经世致用之学风与西学这种“求真求知”精神不合，而且传统学者“明道”、“修德”的理念，也与近代西方“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相异。西学输入后，中国学术所要建立的新“学界”，必然是像西方近代学术那样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学术社会”。无论“经世致用”，还是“明道修德”，均将学术视为手段和工具，难以承担建立新“学界”的使命。为此，必须摈弃这种以学术为手段的“致用”理念，将学术本身当成目的，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求是”精神，方谈得上建立纯粹的“学术社会”。对西方近代学术有着较深体悟的严复，看到了西方近代学术独立发展的趋向，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至工，奈何其不分哉！”政治与学术分离的第一步，是将“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分开，学问名位与政治名位分离：“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15]王国维、章太炎在批评晚清今文经学“致用”观念时，亦倡导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反对将学术视为政治的手段和附庸，而要维护学术自身的独立地位。其云：“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16]这无疑是晚清时期倡导学术独立的最经典之言。 中国学者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精神，这是与西方学术重大差异之点。如果说晚清学者对这种差异观察和体悟的还不够深刻的话，那么随着西学输入的深化及对西方学术精神领悟的加深，民初许多学者已经看到了中西学术理念间的这种重大差异。留美学者任鸿隽比较中西学术后认为，东西学术诚具不同之点，然此不同之点，非根本上之不相容，而为发达上之完备与否问题。其差异即在于学术宗旨的差异。他指出：“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吾人所谓道者，虽无界说可凭，而可藉反对之语以得意义之一部分，则道常与功利对举是已。执此以观西方学术，以其沾沾于物质而应用之博广也，则以其学为不出于功利之途亦宜。不知西方科学，固不全属物质；即其物质一部分, 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其工商之业，由此大盛，则其自然之果，非创学之始所及料也。……是故自彼之真以道，则彼邦物质之学，亦明道之学。”[17]因此，求道与求真，乃中西学术根本差别之处。 中国传统学术强调致用，为学在于明道，在于经世，必然视学术为手段，势必导致学术依附于政治，纯粹的“学术社会”难以成立，独立的“学界”难以独立。傅斯年云：“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容（加上金字旁）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庵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因此，他强调应该注意者为：“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18] 从“通经致用”向“求真求是”学风的转变，在梁启超学术理念的转变上体现的较为明显。梁氏生于“学问饥荒”之环境中，以“卤莽疏阔手段”，“烈山泽以辟新局”，积极输入从日本转手的西学，其所抱有“经世致用”理念是非常强烈的。20世纪初，梁启超仍抱“学术经世”之志，对考据之学进行批评：“程子谓读书为玩物丧志。此语在今日，几于为世诟病矣。虽然，今之学者，其能免于此四字之诮者几人哉！旧学之训诂家、金石家、词章家，不必论矣，即今所谓涉猎新学，研究西学者，亦大率取其形质，遗其精神。若是，则虽博士多于鲫，而于国民之进步无当也。吾恐中学之八股家考据家去而西学之八股家考据家又将来矣。是以鄙人叙论诸学，恒取其于精神上有关系者，欲读者因之而悟读书致用之法。”[19]仍然强调读书的“致用之法”。 民初的梁启超尽管没有完全放弃“致用”观念，曾说过“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20]但开始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并批评孔子治史而高悬经世之目的[21]。在1920年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全面检讨了晚清“经世致用”对当时学术演化的功过，并认识到“为学问而学问”对于学术独立的重要性。在评价乾嘉汉学所治之学是否“有用”时，他感到“此甚难言”，因为“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他认识到，近代西方学术追求的“为知识而知识”，与乾嘉汉学家标榜的“为学问而学问”是相通的：“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他还认为，学术本身有“用”与“无用”两面：“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2]正因如此，梁启超称赞乾嘉汉学家有“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的“学者的人格”。[23] 六、创建独立的纯粹的学界正因有西方近代学术作为参照，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痛感中国缺乏如近代西方那样独立的“学术社会”，故提出了仿效西方创建近代意义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的主张。这样的“学界”，既然是独立于“政治界”之外，那么必然要严守纯粹的学术立场，信奉“为学术而学术”理念，划清政治与学术、官吏政客与纯正学者的界限。王国维在1905年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初步提出了这种学术理想，而任鸿隽1914年发表的《建立学界论》，则将这一学术理想具体化。任鸿隽认为，中国虽有获得东西洋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学者，却缺乏东西洋之“学界”。他指出，建立中国“学界”，其手段在于学校、学会、派遣留学等，但建设学界之基础除了“国内须承平之度”外，关键在于“国人向学之诚”。他认为：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他指出，那些身事问学而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者，不足与学问之事，“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24]只有这些少数抱定“为学术而学术”信念之纯正学者，才能建立纯粹的“学界”。 任鸿隽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强调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故他所主张建立的“学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界，而是科学意义上的以“求真”为目的之“科学的学界”。其云：“盖学者，一以求真，一以致用，吾国隆古之学，致用既有所不周，求真复茫昧而未有见，以人类为具理性之动物，固当旁搜远讨，发未见之真理，致斯世于光明，而不当以古人所至，为之作注释自足，故今日之学，当取科学的态度，实吾人理性中所有事，非震惊于他人成效，昧然学步已也。由上所言，吾所谓学界者，当为格物致知、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学的学界。”[25] 任鸿隽提出的建立“科学的学界”理想，即是后来顾颉刚提出的“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26]。要建立“科学的学界”或“学术社会”，必须树立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而不能抱有“致用”理念。为学问而学问，其基本内涵就是以求知、求真为目的。倡导“为学问而求学问”，就是强调学者必须将尊重和维护学术的独立品格。“为学问而学问的真谛就在于：每个学者不应为了非学术的动机违心地改变或抹杀自己内心所企及的真理，都有义务遵循自己的学术良心，并行使捍卫个人见解的权利。”[27]故矫正晚清以来经世学风造成的过分强调“致用”倾向，便是非常必要的工作。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就必须抱定作纯粹的“无用”的研究的理念。由于中国学术强调经世致用传统的强大，及晚清今文家倡导的“通经致用”学风影响深远，故清末民初许多学者都经历了一个学术理念从“致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树立从事“无用”学术的转变过程。顾颉刚、金毓黻、胡适等学者的经历，即为较典型的例证。 顾颉刚自幼受到经学训练，受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较深。1913年冬，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去听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演讲国故学，“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章氏的演讲使顾颉刚深受启发：“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他从章氏演讲中区分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差异：古文经学注重六经的客观性，以“求真”为治学目的；今文经学强调六经的功用性，以“求用”为治学目的。章太炎对康有为“通经致用”的批评和对“求真”精神的注重，打破了顾氏对今文经学的崇拜，转而思考学术之“有用”与“求真”问题。对于其思想转变的情况，顾氏自述：“大约民国三年至六年，这四载中的闲工夫都耗费在这上面了。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顾颉刚氏确立了“学问上则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学术理念，对其一生学术影响巨大：“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的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28]故顾氏曾说：“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29] 正是抱有“求真”学术理念，故顾氏不仅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而且较好地处理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他说：“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由此可见，清末民初学者之求真精神，一方面源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但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乾嘉汉学的考据方法、“求真”精神和作“无用”学术的理念，可以视为西方“求真”观念输入后，对乾嘉汉学“求是”精神的激活。对此，有人评述说：顾先生从清代汉学家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学术风尚，为学专重“求真”，下决心作求真的“无用的研究”，把这点作为了他治学的信条。“求真而不求用，成为他一生所首先重视的精神。”[30]然近代学者“求真”理念，与乾嘉汉学家的“求真”是有区别的：“不过汉代古文家的求真，只是求训诂名物解释之合于圣道王功之真，清代汉学家所求的真，只是合于汉儒解释之真，顾先生这里所说的真，则目的是在求学研究对象的本身的真实。”[31] 对于顾氏的努力将学术与政治分开，注重学术“求真”的态度和理念，德国学者施奈德在其专著《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历史》中评价说：“他的主旨是学术与政治必须严格分开。……顾指责旧时的文化人士把自己出卖给了统治阶级，因为他的作用本来是应该保护和延续纯学术活动的。……从1914到1935年他为纯学术活动、为知与行的分离、为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而大肆鼓吹。”[32] 与顾颉刚有着相似经历者，是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在经过多年的思考后，他在1920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求学，当以研究真理为帜志，验之时势，或有乖违，亦不足为真理之障，何也？盖研究真理，如剥笋，如抽蕉，愈剥愈深，愈抽愈细，其所趋途径甚速，每立于指导社会地位，故辄与时势乖违也。譬之数学，高至微分、积分，多与实用相远，然学之者，不因其鲜实用而不习也。研究真理，亦与此同。理果属真，则必万古不废，与现世或有凿枘，然终有实现之一日。否则离去事实，乖违时势，何得谓之真理？更何有研究之价值？此至明之理，无假深言者也。”[33]这显然是将“求真”精神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追求目标。 金氏又云：“余谓今日学者之揭橥，或曰唯是，或曰唯真，或曰唯新，主张似异，其实徒同。何以言之？求真理者必明是非，是即是真，即二即一，不可分也。然新之为用，即含真理，亦明是非。离乎真理是非，以言唯新，则新无所附丽，亦即无以自立。是新者即真即是，三者亦一也。真理愈明，是非愈定，而新愈有用矣。”[34]这两段材料充分说明，随着西方近代学术输入之深化，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求真”旨趣之体认更为深刻，并将“求真”作为学术研究之自觉目标。 作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胡适接受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并强调不应在学术研究中抱有“有用无用”观念，应该抱定“求真”理念。1919年，他在给毛子水的信中说：“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 " 国故家 " 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35]随后，胡适收到胡朴安邀请他加入中国学会的信函后，认真研究了《中国学会》草章，拒绝了该学会的邀请。其原因就在于该学会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色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团体，有背于他所坚守的“为学术而学术”理念。他说：“我不愿加入发起这个会，因为我不能赞成会章的第一条。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他再次强调了学术研究的“求真”理念：“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36]正因胡适强调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故不仅个人不要过多地考虑“致用”问题，而且作为国家学术研究机关，也应当有注重“求真”，而不能过多地强调“实用”：“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37] 无论是强调学术“求真”，还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建立独立的“学界”，在于谋学术的真正独立。1921年，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演讲时云：“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为此，必须分清学理与实用、利禄与学术的差异，将学术从功利、利禄中分离出来，方能达到学术独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厉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辩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公用分离。”[38]学术造诣者之深，与学术为独立之事，乃成比例之对应关系。 欲建立独立的“学界”，还当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现代学者放弃“学而优则仕”观念，应当保持其学者立场。金毓黻云：“今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其故在为政客者，一旦斧柯得假，则高下在心，用舍由我，权位以此而崇，功名由之以盛，加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穷乏得我，在已既足自豪，人亦从旁艳羡，此为政客者所以日多也。至若为学者，其性恬淡，其志清明，其行苦卓，非有确立不拔之操，遁世无闷之想，即令有志力学，或夺于外诱，或止于中慑，必致中道而画，尽堕前功。呜呼！学者之所以默相证慰者，没世不可知之名耳。设并此而无之，人更无愿为学者矣。”[39]为政客易，做真正的学者难。故王国维反复告诫弟子：“中国古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大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而思想家更没有一个不谈政治思想的。其实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而兼政治家则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哪一种人呢？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所必须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40]作为个体的学者如此，作为学术研究的机构也同样要保持与政治的距离：“我们认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41] 学术经世，还是学以求真，是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它一方面旨在揭示真理，同时也具有致用的属性。研究学术时不可抱“实用”目的，但学术之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中国传统学术具有重事功、轻学术之倾向，清代考据学被很多人视为“无用”之学。晚清经世之学兴起，显然是对考据之学的一大反动，今文经学及经世之学的基本趋向是“致用”。经世之学尽管对西学有“接引”之功，但显然又偏离了近代科学精神。这样的偏离，必然带来晚清学术的混乱与肤浅，必然要引起抱有“求真求是”的学者的批评和矫正。过分强调“致用”，使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纯学术的研究，既没有“纯粹的哲学”，也少有“纯文学”，更谈不上纯粹的、独立的“学界”。矫正过分的“致用”倾向，并非重新回到“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乾嘉治学道路上，而是为了创建独立的纯粹的“学界”——“学术社会”。为了真正地建立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学界”，就必须抛弃“学术经世”的理念，树立“为学术而学术”理念。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铭云：“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42]陈氏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独立、纯粹“学界”之灵魂。晚清学者开始提出并努力建立这样的“学界”，但在“经世致用”传统深厚的中国，真正建立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汪廷珍：《安徽试牍立诚编文序》，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②]许宗彦：《原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③]孙奇逢：《复赵宽夫》，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④]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⑤]程瑶田：《志学篇》，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⑥]程瑶田：《游艺篇》，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⑦]洪亮吉：《春秋时仲尼弟子皆忠于鲁国并善守师法论》，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⑧]方东树：《待定录自序》，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页。 [⑨]贺熙龄：《训士文》，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24页。 [⑩]魏禧：《左传经世叙》，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380页 [11]汪中：《与朱武曹书》，李国钧主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12]姚莹：《东溟外集》，卷二，第1页。 [13]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12页。 [14]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5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版1997年版。 [15]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一卷，第8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版1997年版。 [17]任鸿隽：《论学》，《科学》第2卷第2期，1916年5月。 [18]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19]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6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0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1页。 [2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23]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24] 任鸿隽：《建立学界论》，《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5]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26]顾颉刚：《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年报·序》，转引自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2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朴社1926年版，第25-26页。 [2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朴社1926年版，第29页。 [30]刘起于（加上金字旁）：《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页。 [31]刘起于（加上金字旁）：《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 [32]转引自刘起于（加上金字旁）：《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页。 [33]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一），辽沈书社1993年10月版。第69页。 [3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一），辽沈书社1993年10月版。第72页。 [35]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新潮》第2卷第 1 号，1919 年10 月30 日。 [36] 《胡适致胡朴安》，耿云志等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37] 《胡适致翁文灏》（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8页。 [38] 叶恭绰：《遐庵汇稿》第345页，第3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3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一），辽沈书社1993年10月版。第79页。 [40]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1]胡适：《致北大同事公函》，耿云志等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42]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