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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认为，有清三百年间，学术风气先后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诸大儒，痛空谈亡国，恨书生乏术，于是“黜虚崇实，提倡实学。”第二次变化是在乾嘉之世，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群趋于考据一途，为纯学术的研究；而声音训诂之学，遂突过前代。”第三次变化是在道咸年间，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1]齐先生的说法大致是正确的。但就第三次变化而言，我认为有两点要作修正：（一）第三次变化非始于道光，实际上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此种变化即已开始。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不少同人的共识；（二）除魏源外，包世臣也是这一时期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复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包世臣的思想缺少认真研究，据统计，至目前为止，研究他的文章仅10篇左右[2]。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属安吴，故人称“包安吴”，1775年（乾隆四十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和那时绝大多数人一样，包世臣5岁启蒙读书，8岁便开始学做八股文。其时，清王朝已结束了其繁荣的康干盛世，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武备早已废弛，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1796年（嘉庆元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鄂、川、豫、陕、甘五省，参加群众数十万人，绵延近十年。面对如此的历史处境，包世臣深感贴括之业无补于世，于是转而关心探求社会经济问题。据包世臣自己说，他自十二岁（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开始，便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学那些无用之学。年纪稍长，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歹+堇）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屡遭无辜陷害，奸民趋死如骛，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饰邪禁非，于是学法家；又见江南大利，在盐与漕，江北大政，以河工为最，而官吏视为利薮，胥隶恣其中饱，上损国帑，下病齐民，于是又究漕、盐、河之学。[3]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他在研读各家兵书的基础上写成《两渊》兵书一部，“欲以通先民之志，祛后贤之惑”。[4]1801年（嘉庆六年），作《说储》上下二篇，以育人材善风俗为上篇，以郡县至为枢要，解说保甲、学政、戍政、课绩、农政五事为下篇，各有五、六万言。第二年（嘉庆七年）他“游海上，比物察情”，以为举海运则公费大省，而官之困于丁，与民之困于官的现象“可以小纾”，但“无籍以成其说”。两年后（嘉庆九年）衡家楼河决，运道被毁，天下哗然，他“乃作《海运南漕议》”，主张改河运南漕为海运南漕。1808年（嘉庆十三年）江督以海口高仰、阻碍河水下注为由，请帑六百万议改河道，他经过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发现海口并不高仰，“于是乃为《筹河刍言》”，认为与其更改河道，劳民伤财，还不如自云梯关以下接筑长堤至海滨，而于运河口筑盖坝导淮（河）溜出黄以减运（河）涨，这样清（大清河）淮（河）安枕而河（黄河）流必不旁溢，并就治河经费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后为有关方面所采纳。次年，他入都面谒王公大臣，建议整顿漕务，以减轻江南苏、松、太、嘉、湖地区农民的沉重负担，并提出其具体的整顿办法。1810年（嘉庆十五年），他著《策河四略》，提出治理黄河的整套方案。越十年（嘉庆二十五年），他著《庚辰杂着五》，首次提出改革传统的“纲盐制”、听任商贩自由运销的主张。1824年（道光四年），他致书颜漕督，重提自己于嘉庆九年就已提出的海运南漕之议，并力主漕运改革。第二年，他作《海运十宜》，就如何进行漕运改革提出具体意见。1827年（道光七年），他佐两江总督陶澍举办吴淞口工程。不久又上书陶澍，极言兴修野鸡墩工程之利。1830年（道光十年），他著《代议改淮鹾条略》，提出二十五条改“纲盐制”为“票盐制”的具体办法。 尽管包世臣是那时的著名学者和经济专家，对兵、农、刑、名等各科学问都有精湛的研究，但却屡试不第，33岁（嘉庆十三年，1808年）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13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这一方面说明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之后，由于实行八股取士，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成了束缚人们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桎梏，加上考场舞弊成风，因此它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作用已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因为包世臣“究心于当时之务”，针砭时弊，主张改革，揭露和批判清朝的腐败吏治，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他们于是从中作梗。据与包氏同时代的桐城姚柬之说，他曾就包世臣会试屡试不第的原因询问过贡院司事者，“皆言得先生卷发誊不送内帘，事后乃加派房戳于败卷，以是十余试讫无一遇。”[5]科场不顺，包世臣只好长期为人幕僚，直到1835年（道光十五年）他61岁时，才以一等签江西。不料是年其母病故，他守制家居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正式任新喻县知县，然而仅仅一年，便因漕务改革而遭陷害去职。包世臣弃官之后，定居豫章，一边整理生平著述，一边仍念念不忘国计民生，忧国忧民之志未因仕途受挫而稍有更改。1839年（道光十九年）初，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赴广东查禁鸦片，路经豫章时，召包世臣至舟中“委问竟日”，听取他对禁烟的意见。包世臣向林则徐建议，“止渴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6]不久，鸦片战争爆发。尽管当时包世臣已年届七十，且身体有病，但他仍时刻关心着这场反侵略战争，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鸦片战争后，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反省战争失败的原因，希望清政府能改弦更张，革除积弊，重新振作起来。但无奈此时清王朝已病入膏肓。1851年（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四年后（1855年，咸丰五年），包世臣于忧愤中逝世。 就包世臣的生平来看，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但主要活动是在嘉(庆)道（光）年间，其经世思想也早在1800年左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该书的宗旨是倡言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刘师培说该书“篇中多改制之言”。[7]柳诒征认为包世臣著作此书的目的，“欲荡积垢，一切与民更始。”[8]概而言之，他主张在政治上，“重官权，达民情”，广开庶民议政之门，“故宦、儒生、幕客、农民、吏卒皆许言事”，内外官职一律不分满汉畛域，惟能是使，裁撤冗员，精简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经济上，重民生，重本而不抑末，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工商业，实行“本末皆富”的经济政策，官吏不许参与商业经营，推行漕务、盐法和财政改革；在教育上，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以明经术、策时务为主，取士法改为上书、举行、考言三科，用士法改为京折、学折、司折、县折四途；在法律上，精简科条，修订本律，“立法恕，行法严”，重在执行。包世臣对自己在该书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和具体方案也非常自信，声称“荀有用我，持此以往，虽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汉唐二宗复见于今日。”[9]此种自信，正是他的经世思想已趋于成熟的自然流露。如果我们把包世臣与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这一时期经世思潮代表人物的龚自珍和魏源作一比较，由于包世臣分别比龚自珍和魏源年长17岁和19岁（龚自珍出生于1792年，即乾隆五十七年；魏源出生于1892年，即乾隆五十九年），他的经世思想的形成也要比龚自珍和魏源早得多。查阅有关资料，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慎《说文部目图解》，21岁时（1812年，嘉庆十七年）“慨然有经世之志”，那年他赋诗述己志向：“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23岁（1814年，嘉庆十九）作《明良论》，批判现实；24岁至25岁期间（1815——1816年，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作《乙丙之际箸议》，明确提出“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主张；27岁（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他自毁功令文2000篇，以示不再虚耗光阴于无用的“雕龙文卷”，同年开始对今文经学发生兴趣；第二年（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应恩科会试落第的他滞留京师，向礼部主事刘逢禄“问公羊家言”。从此，今文经学成了他借用“五经中的‘微言’来发挥‘经世’大义”的理论工具。[10]和龚自珍不同，魏源自幼深受理学的影响，21岁时（1814年，嘉庆十九年）随父赴北京，从“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氏诗传”的胡承珙学习汉儒经典，开始接触汉学，同时又向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请教《公羊》大义，并大力提倡公羊学的“通经致用”精神，主张“以经术为治术”。[11]32岁时（1825年，道光五年）作《筹漕篇》上，提倡漕运改革。同年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此为“魏源经世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12]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帖括之学、或汉学、宋学转向经世之学，还是经世思想的基本形成并走向成熟，龚自珍和魏源都要晚于包世臣至少20年以上。 （二） 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不仅形成早,而且具有代表性。概而言之，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批判宋学、汉学。当时统治思想学术界的是宋学和汉学，宋学又称义理学，亦即宋明理学，汉学又称考据学，它们的共同缺点和危害是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既不闻不问，又无能为力，于世无功，于道无补，借用龚自珍的诗说，是“不论盐铁不筹河。”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就是作为宋学和汉学的对立物而复兴起来的。包世臣对只知迂谈性理的宋学和埋首繁琐考证的汉学都十分鄙视，他公开声明，宋学“非性之所好，”认为宋学空谈“性命”，无助于国计民生，是为俗学。[13]他批评汉学“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仅“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而“正己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14]他在一首说理诗中对“近儒渐好古，一得同饤饾”的乾嘉学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质问那此以考据学为学问的汉学家们，“伊谁能决川，迥澜导狂溜。”[15]在包氏看来，当时的社会危机所以如此严重，与宋学和汉学的“空疏”和“迂腐”不无关系。 其次，讲求学以致用。和乾嘉学派逃避社会现实相反，包世臣认为，士人（知识分子）应关心国计民生，过问时事政治，讲求学以致用。他指出，天下之所以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其原因就在于士能“志于利济斯人而已”。[16]又说：“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大事也。”[17]他并再三强调，士大夫的学问经济，不在于时文、楷法，也不在于考据，而在社会现实，举凡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吏治官风、盐课漕运、河工水利、兵政边防、舆地农政、钱币人口、刑名法律、文教灾赈等都应成为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对明末清初倡导经世实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及其名著《日知录》特别推崇，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日知录》所以值得推崇，原因就在于顾炎武写作此书的目的，意在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故此，他尽读《日知录》三十卷之后，“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18]用他的话说：他自己读先圣之书，通今时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验风土之纯硗，“凡以为吾儒分内事耳，求为可知，非以干禄”，但期人生“有益于世耳”。[19] 其三，注重调查研究。包世臣认为，“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20]因此，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认为只有深入社会实际，不耻下问，才能了解国情民瘼。范麟就说他的“造诣，得于学者半，得于问者亦半。”就学而言，他虽博闻强识，但不事饾饤襞积，至人心世道之大防，必三复低徊，推究其极，非彻底弄清不可。就问而言，他“微遇宿士方闻，质疑求是”，虽舟子、舆人、椎夫、渔师、罪隶、退卒、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必导之使言，“是者知之，否者不加辩驳，惧其不尽也。”正因为如此，故他“知水陆之险易，物力之丰耗，衙前之情伪，穷檐之疾苦。”[21]他每提一建议或方案，事先都要做深入的社会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如他在提出治理黄河的方略之前，曾和另一位水利专家郭大昌一道，扁舟泛下河，转尖至灌河口，溯莞渎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骑循峰山至盱眙，竭两月之力，以了解黄（河）淮（河）湖（太湖）运（河）的形势。再如他为了建议海运南漕，曾多次到舟山、上海一带调查，对海运船线、上海一带的沙船以及南北商品交往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海运南漕议》所举海运南漕的理由，有根有据，无法辩驳。包世虑一生有近三十年时间在外出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但他的出游与一般人的出游不同，他每到一地、都要调查那里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山川地势。所以他“游愈疲则闻愈广，研究愈精”，对国情民瘼了解也愈透彻。而对那种“贫则谋在稻梁，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言+永）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宴逐酒食”一类的出游，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此非惟才易改也，而又长恶习”。[22] 其四，主张学术经世。包世臣是嘉道时期名噪一时的著名学者，但他不纯粹为学问而研究学问，除学问外，还为了经世。以史学而论，他认为“古今一辙”，[23]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要通今，则必知古，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当周济向他请教如何撰写两晋这段历史时，他认为“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可以略写或不写。“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这是古今都存在的问题，非唯晋代，因此必须详写。“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历”，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经验教训，故“晋略之志，当在是矣。”[24]就经学而言，他认为通经才能致用，致用必先通经，因此，学经的目的要十分明确，要“先立其大者”，重点学习那些关系“天下之治”、能对国家大政有所指导的经书。学习的方法要运用得当，要精读原著，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者，而究其义之所止。”他尤其强调学经要联系实际，思考和解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对于“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25]至于写文，他反对脱离民事，将道抽象化，批评韩愈、柳宗元以来古文家抽象地载道之文是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讽刺“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认为道附于事而统于礼，“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提倡写“言事之文”和“记事之文”，[26]并且就如何写“言事与记事”之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言事之文，必须先说清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他特别强调作者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多写一些“救时指事之章”，多发一些“防患设机之论”，使人们能“观其文以知其俗，推其俗以知其治”，从中得到一些“劝惩之方”和“补救之术”。[27] 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着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着标志。如果说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前提，那幺，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则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内容。嘉道时期经世派的学风之所以不同于乾嘉考据派的学风，亦就在“致用”二字。 （三） 除形成早和具有代表性外,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影响也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如前所述，由于科举不顺，包世臣长期为人幕僚，而在他的幕主之中，不少人具有经世思想，如先后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陶澍便是嘉道年间经世派中的重要人物，魏源评价他：“生平所致，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28]陈銮说他“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29]包世臣为陶澍这样的具有经世思想的地方大员充当幕僚，替他们的兴利除弊出谋划策，这既为他在自己科举不顺、“不能自为”时，提供了一条实现经世抱负的途径，同时也扩大了他的经世思想的影响。他就积极参与过陶澍所主持的漕务、盐法改革以及一些水利工程，并向陶澍举荐了不少人才。从《安吴四种》和《陶文毅公全集》所记载的情况来看，陶澍对包世臣十分信任，每遇大事必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而且“所言乃听从”。对于包世臣举荐的人才，陶澍也大多能够任用，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就无不自豪地告诉他的这位族人，陶澍的“委员，多系鄙人指引”。[30]不仅陶澍，当时的一些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慷慨言之”。[31]范麟在《读〈安吴四种〉书后》中记述了包世臣的如下实绩：嘉庆三年（1798年）冬游湖北，为湖北布政使祖之望画招流亡、开屯田、营战、屯守之策；嘉庆十一年（1806年）夏居扬州，诱伊太守举荒政，救活灾民三万；嘉庆十三年（1808年）游袁甫，劝说当局罢徐、扬六府州摊征三百六十万已成之议；嘉庆十六年（1811年）秋，佐两江总督白龄治河，临工决盖坝之策，旬日间使袁浦板闸，淮安一带百万居民免于水灾；嘉庆十九年（1814年）游南京，激白龄开仓赈灾，使八万饥民得以活命。“其余当路，多采先生河漕、盐、法之论而行之。”因此，包世臣的社会地位不高，但名气很大，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晓，尤其是扬州一带的“好学子弟皆习世臣”。[32] 二是交友。作为嘉道时期著名的诗人、书画家和思想家，包世臣一生中结交的朋友相当不少，仅据《安吴四种》的初步统计，上至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与他有比较密切交往的人就达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是那时的著名学者，如常州刘逢禄、李兆洛，武进张惠言及外甥董士锡、阳湖张琦、张敦仁、黄乙生，歙县凌廷堪、恽敬，荆溪周济，吴县沉钦韩、张际亮、李祖陶，嘉定钱坫，以及比他要年轻近二十岁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包世臣常与这些人辩难问答，磋切学术，这使他见识大开，受益非浅：“刘生（即刘逢禄——引者）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张惠言——引者）。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董士锡——引者），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能儒沈与李（沉钦韩和李兆洛——引者）。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黄乙生——引者）心通，许学钱（钱坫——引者）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33]当然，这种受益是双向的，与这些人交往，无疑也有利于扩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在学术界的影响。比如，他的《说储》成书后，李兆洛、沉钦韩、周济等人都传看过，并作有批语，还向别人介绍过他的变革主张。张琦也曾为他删定过诗稿，和他讨论过写诗的理论和技巧问题。周济向他请教过写作《晋略》的意见。凌廷堪和他关系在师友之间，正是在他的指点和影响下，走上了学术经世的道路。 在朋友中，包世臣与魏源关系最为密切。虽然包世臣比魏源年长19岁，但由于二人经历相似，（如都博学多才，却屡试不第，长期为人慕僚；晚年都做过地方小官，也都因人忌恨而遭参劾），志趣相投，（都具有经世思想，都对兵、农、刑、名诸学深有研究，都主张漕运、盐法、币制改革和积极治理黄河；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支持禁烟和抗英斗争），而成了忘年之交，包世臣称魏源为“默深老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们的交往始于魏源充任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慕僚、协助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期间（1825——1926年）。但此间他们只有书信往来，而没有晤面。二人首次晤面是在道光七年。这年三月，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四月，魏源受贺的委托，前往苏州拜会包世臣，代询治理山东省的要务。据包氏在《山东西司理宜条略》记载，他告诉魏源“为政之道，在自胜以通民情”，并建议贺长龄“宜审定缺分肥瘠，使调剂派拨均平，以息物议；”“宜查禁司书弊窦，以纾官困”；“宜督属清厘案件及自理各词讼依限结正，以达民隐而崇政体。”[34]自此以后，二人书信不断，学术、政务、生活无所不谈，友谊良深。齐思和先生写《魏源与晚清学风》一文，中列“讲学诸友”一节，共举魏氏讲学诸友四人，而以包世臣为第二，紧随龚自珍之后。[35]李汉武著《魏源传》，在谈到魏源与包世臣的交谊时，认为“魏源关于漕、盐、河、币诸实政方面的思想，得益于包氏之处不少。”[36] 包世臣与魏源之间的这种友谊是愈老弥坚。这可举二人相互请对方为自己审定书稿为证。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魏源有感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发愤著书，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成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包世臣寄了一套，请他“审定”。尽管包世臣当时已年屈70，又忙于整理编辑自己的旧作，但还是“遵嘱”认真地“审定”了这部长达4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圣武记》的价值，然后本着老朋友之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就《圣武记》的编排体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在写法上其“匪股”宜各为小传，记其始末和“窜扰”之地，“各帅”则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卫霍附传”之例，务必切实明白，并且希望能将傅鼐平定苗疆，“鼓众气选锋反战”，先败后胜的“机括”补入书中。魏源的《圣武记》成书后两年（1844年），包世臣将其生平部分诗文编辑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并与旧刻《中衢一勺》、《艺舟双楫》合编为《安吴四种》印行。和魏源一样，《安吴四种》编好后，包世臣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将稿子寄给魏源，请他“为之定正”。那一年魏源正忙于参加会试，但他于百忙中认真地阅读了这部长达36卷的巨著，并将其紧要处“摘要签出”，就如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由于包世臣对于魏源的意见“有改焉有不改焉”，为了尽到朋友之谊，魏源又再次致信包氏对自己的意见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还写有《题包慎伯文集》诗三首，诗中将包氏比之为西汉的贾谊、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可见魏源对这位老朋友的推重。 三是著述。包世臣一生勤奋，才华横溢，著述颇丰，先后著有《两渊》、《说储》、《小倦游阁文集》、《小倦游阁文稿》和《安吴四种》等书，其中《说储》和《安吴四种》是其经世思想的代表作。包世臣曾述《说储》一书的著作来由：“嘉庆辛酉（嘉庆六年，1801年）孟夏，天津姚承谦从余游，问古今治乱之故，予与极论斟酌损益，可措施补救者，作《说储》二篇。”如前所述，《说储》的其宗旨是倡言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安吴四种》实由《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四书合刻而成，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丧，风俗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37]据包世臣在《安吴四种总目序》和他儿子包诚在《安吴四种书前识》中介绍，《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分别刻于道光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及后“数年”，道光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包世臣又将生平部分诗文集为《管情三义》和《齐民四术》，与曾补过的《中衢一勺》、《艺舟双楫》一道合编为《安吴四种》，先用聚珍版印行五百部，嗣因讹字较多，咸丰辛亥（咸丰元年，1851年）重校印行二百部。《中衢一勺》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有关河、漕、盐“诸大政”的文章。他所以要把这些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在他看来，河、漕、盐虽为三事，而“其实”一也，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艺舟双楫》收录的主要是包世臣论文、论诗和论书法的文章。就文而言，他主张讲求文法，尤其要言之有物，关心国讲民生；就诗而言，他重视诗的教化功能，诗要言志，反对片面追求华丽；就书法而言，他认为只有指法、墨法二者具备，才能创作出好的书画作品。《管情三义》收录的是包世臣写于不同年代的诗、赋和韵文。《齐民四术》在《安吴四种》中份量最大，内容也最为重要。所谓“四术”，指的是农、礼、刑、兵。其中农三卷，礼三卷，刑二卷，兵四卷。在农三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农业和商业都有关国计民生，都应重视，并就如何发展农业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主张。在礼三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礼俗观，内容涉及吏治、民意、道德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他主张“以礼制俗”，通过礼的教化，以改善风俗，扭转礼俗颓废的局面。在刑二卷中，包世臣认为为官者要熟读律文，深明律意，秉公执法，清理积案，并就审案的技巧和程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兵四卷中，包世臣主要阐述了他的军事思想，他认为争取民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要争取民心，就必须顺人情，爱民财，惜民力，他还就如何选将、练兵、布阵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安吴四种》刻印较晚，但其中的《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于道光初年即已印行，有的文章甚至于印行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广为传布，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齐思和先生就说他“每出一文，世人争相传阅焉。”[38]据记载，他专论漕运改革的《海运南漕议》（写于嘉庆九年，1804年）、专论河工的《策河四略》（写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和专论漕务的《庚辰杂着三》（写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等文章写出后，曾风靡全国，人们争相转抄，造成洛阳纸贵。《中衢一勺》于道光初年刻印后，也是从风者众，除关心时事的士绅外，不少官员也争相购买，视之为理政秘籍。1825年（道光五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就收录了包世臣论漕运、漕务和河工的5篇文章。另据冯天瑜先生研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论文”中提出的为文要“言事与记事”的主张，“对道咸士人有重要影响，直接孕育了《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记录鸦片战争史事的纪实性作品产生。”[39] （四） 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如前所述，包世臣对“清初诸老”中倡导“实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顾炎武及名著《日知录》非常推重。他最早接触顾氏著述是在1793年（乾隆五十九年），那年他在南京市面上看到新刻的《日知录》，随意翻了翻，便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但由于当时父亲病重，没钱购买，只好失之交臂。10年后（1802年，嘉庆七年）他游扬州，在阳湖派古文领袖李兆洛家中住了7个月，李氏不仅帮他把一年前刚完稿的《说储》缮写了一遍，而且还将家中所有藏书借他阅读，包世臣终于有机会认真读完了《日知录》30卷。后来又陆续读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其它“清初诸老”的著作十余种。从此，顾炎武和其它“清初诸老”则成了他的榜样和镜子，用他的话说：“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年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40]李兆洛就说他的很多主张与顾炎武相近。包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在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想家中，较早接触“清初诸老”并明确以继承其“实用之学”为职志的是包世臣。 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最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学派的兴起，而常州学派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由庄存与、刘逢禄开派的公羊家经学，一是由张惠言、李兆洛开派的阳湖派古文，“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开启”和“代表这种新精神的人是龚定庵（龚自珍号定庵——引者）和魏默深（魏源字默深——引者）。”[41]如果就常州学派的发展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大致不错，但从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过程来看，梁启超的说法就值得商榷。因为如前所述，包世臣经世思想的形成并走向成熟要比龚自珍和魏源早得多，他虽然不是常州学派中人，也非公羊派经文学家和阳湖派古文学家，但公羊派经学的开派人物刘逢禄、阳湖派古文的开派人物张惠言、李兆洛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与刘逢禄、张惠言、李兆洛等人的交往要早于龚自珍、魏源大约30年左右，龚自珍、尤其是魏源较多的接受过他的影响。所以，无论在绝对时间上，还是在相对时间上，都是包世臣而非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学风。我们非常赞同吴则虞、余滋兰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观点：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经世”学风的形成，是“上承亭林，下开龚、魏，旁及阳湖派诸子的一个重要人物。”[42] [1]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12月。 [2] 主要文章有：张岩：《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岩：《论包世臣河工思想的近代性》，《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陈雁秋：《试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旋立业：《包世臣〈说储〉初探》，《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陈文誉：《爱国忧民、力倡改革的包世臣》，《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盛茂产：《包世臣与两淮盐政改革》，《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李国祁：《由安吴四种论包世臣的经世思想》，见台湾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 [3] 包世臣：《与秦学士书》，《安吴四种》卷4，光绪十四年木刻本。 [4] 包世臣：《两渊缘起》，《安吴四种》卷30。 [5] 姚柬之：《读〈安吴四种〉书后》。 [6] 包世臣：《致前四川督部苏公书》，《安吴四种》卷35。 [7] 刘师培：《说储跋》，《包世臣全集·说储》第199页，黄山书社1991年版。 [8] 柳诒征：《包安吴说储上篇跋语》，1936年11月陶风楼景印本。 [9] 包世臣：《说储上篇序》，《安吴四种》卷7。 [10]参见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第30页。 [11] 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页。 [12]参见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第35页。 [13] 包世臣：《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安吴四种》卷9。 [14] 包世臣：《赠方彦闻序》，《安吴四种》卷10。 [15] 包世臣：《题乌程凌厚堂（）注经图》，《安吴四种》卷22。 [16] 包世臣：《旧业堂文钞序》，《安吴四种》卷10。 [17] 包世臣：《赵平湖政事五篇叙》，《安吴四种》卷10。 [18] 包世臣：《读亭林遗书》，《安吴四种》卷8。 [19] 包世臣：《与秦学士书》，《安吴四种》卷4。 [20] 包世臣：《复石赣州书》，《安吴四种》卷9。 [21] 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安吴四种》卷60。 [22] 包世臣：《小倦游阁记》，《安吴四种》卷9。 [23] 包世臣：《与周保绪论晋略书》，《安吴四种》卷9。 [24] 包世臣：《与周保绪论晋略书》，《安吴四种》卷9。 [25] 包世臣：《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安吴四种》卷19。 [26] 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安吴四种》卷8。 [27] 包世臣：《杨州府志艺文类》，《安吴四种》卷8。 [28] 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23。 [29] 陈銮：《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续碑传集》卷23。 [30]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31] 《清史稿》卷486，《包世臣传》。 [32] 包世臣：《纪三先生九十寿序》，《小倦游阁集》卷3。 [33] 包世臣：《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安吴四种》卷19。 [34]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4。 [35] 《燕京学报》第39期。 [36] 李汉武：《魏源传》第18页。 [37] 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 [38]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第39期，1950年12月。 [39] 葛荣晋主编、冯天瑜、周积明着：《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第44——4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0] 包世臣：《读亭林遗书》，《安吴四种》卷8。 [41] 《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第75。 [42] 吴则虞、余滋兰：《包世臣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5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