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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国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对民国思想史的特点有一些了解。概而言之，民国思想史具有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等几个特点： （一）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 民国思想史的这一特点是由民国政治史的特点决定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种思想文化并存。1840年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1840年后，由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单一的思想文化的存在格局被打破，除原有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外，又相继出现或产生了外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进入民国，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又应运而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认为民国时期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文化：（1）“帝国主义文化”，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如买办文化，都属于这一类；（2）“半封建文化”，凡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都属于这一类；（3）“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实际上除这三种思想文化外，民国时期还存在着“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和“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毛泽东本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将中国的新文化分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两个部分，前者由资产阶级领导，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后者由无产阶级领导，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虽然“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后，成了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和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但“旧民主主义文化”依然存在，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有时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盟军。“殖民主义文化”是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三省的占领和“七七事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而出现的，它以灭绝中国文化为目的，所以殖民主义文化虽属帝国主义文化的范畴，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文化还是有区别的。 和民国时期的政治斗争一样，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也因多种思想文化的并存而异常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在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产生之前，斗争的主要双方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和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结成的同盟军。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产生后，斗争的主要双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和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结成的同盟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1]这时候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既和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存在着矛盾（有时为争夺对中国新文化的领导权、争夺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矛盾还非常激烈），又和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存在着矛盾，所以它有时和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站在一起反对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有时又是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友军。当以灭绝中国思想文化为目的的殖民主义思想文化出现后，为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生存与延续，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以及某些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结成了广泛的反对殖民主义思想文化的民族思想文化统一战线，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斗争的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实际上是民国时期政治斗争尖锐、激烈和错综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第二，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伏彼起。民国时期，由于（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种样的不同主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三）多元思想文化格局的出现，尽管北洋政府，尤其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但因各种原因，思想家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各种思想观念、主张能够并存并且彼此展开争论；（四）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给思想家们结合成思想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思想家群体和流派甚多，粗略统计，学术界通常称之为“什么什么派”的思想家群体（如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派，独立评论派，新路派，村治派、中国农村派，战国策派、新观察派等）就有二、三十个之多。这些群体大多以同人共同创办刊物为组合的纽带，往往是一个刊物形成一个思想家群体，如新青年派群体以《新青年》杂志为纽带，现代评论派群体以《现代评论》杂志为纽带，新月派群体以《新月》杂志为纽带，独立评论派群体以《独立评论》杂志为纽带，中国农村派群体以《中国农村》杂志为纽带，战国策派群体以《战国策》杂志为纽带，如此等等。至于思想流派，大的方面，有反传统的西化派，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化派，以及玄学派、科学派、法西斯主义派，乡村建设派等，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中又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别的存在。派中有派，这是民国时期思想界的一个特点。 由于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众多，思想文化论争也因而此伏彼起，如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文言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工化”与“农化”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新旧文学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以及抗战时期的“中国化”的争论，唯心与唯物的争论，如此等等。可以说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些争论对推动民国思想的发展和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对思想文化的运用更加自觉。1912年9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即颁布了一个《整饬伦常令》，提倡封建礼教，号召尊崇伦常。1913年6月，他正式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复发布《尊孔令》，要求各省“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第二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祭孔令》，规定每年旧历中秋上丁，举行祀孔典礼。3天后（1914年9月28日，亦即中秋上丁日），全国举行了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祀孔活动，袁世凯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前此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提倡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告令。袁世凯恢复祀孔，提倡纲常名教的其目的，无非是想利用这些封建时代的礼仪制度和伦理纲常来维系人心，消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以便于自己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并复辟帝制。孙中山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提出：袁氏“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和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在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后，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也大搞尊孔复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他就跑到曲阜“朝圣”，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张帖布告，称颂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还说“欲为共产主义之铲除”，“非提倡固有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1934年7月，在他的建议下，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国定“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各地学校须举行“孔诞纪念大典”。8月，在曲阜举行了首次“孔礼盛典”，据说，其“礼节之隆重，以视历朝盛典，殆有过之而无不及。”[2]鲁迅当时就指出：“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都施展出来了”。[3]为配合对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的“围剿”，蒋介石还30年代中发起了一个“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要求“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军队教育和社会教育，都要从衣食住行开始，都要使受教育的人一切生活合乎于礼义廉耻，”从而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做到“整齐划一”，亦就是“能够彻底军事化”。[4]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先后参加过“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及与“国家主义”和“戴季陶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些论战，批判了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主义所散布的错误的文化思想或政治观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随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文化的工作也非常重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从事土地革命战争的同时，又针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对左翼文化的“围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和文化斗争。1930年3 —5月，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式的需要，团结广大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的思想和文化“围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发起成立了左翼文学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统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又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作为各革命文化团体的联合组织，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文化月报》。抗战时期，经过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数次斗争而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它作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革命的取得胜利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项工作的领导也更加熟练。[5]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阐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及对三民主义的解释，继续鼓吹“四维八德”、“尽全忠全孝”的复古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统治。该书出版后，在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官方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宣传，并被官方指定为全国各界的必读书。中共中央对《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以及所反映出的斗争动向高度重视，并为此召开专门会议进行步署。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党的理论工作者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揭露蒋介石要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的反动实质，驳斥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诬蔑，指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唯一光明的前途。其中由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分五个部分全面批判了该书的反动观点，尤其是第三部分重点批判了蒋氏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各种新思想、新文化的攻击，揭露了他一贯反科学、反民主的本质，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文章还指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传统；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传统。在近代，前一种传统的代表是太平天国和孙中山，后一种传统的代表是曾国藩、叶德辉和一切反共分子。共产党是太平天国和孙中山的继承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则是曾国藩、叶德辉的继承者。《评〈中国之命运〉》于1943年7月2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广为宣传，认真讨论，并要求将它“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除了袁世凯、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政治势力和集团对于思想文化在实现政治目的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视。如民盟尚未公开宣布成立，就派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光明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对思想文化的自觉运用，使民国时期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 （二）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 民国思想史的另一特点，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逐渐深入人心。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并非始自民国。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姚莹等人在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说它有中国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之“遗意”。魏源还提出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他说所的“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学习西方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的必要，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不仅着力宣传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而且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提倡和介绍，特别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在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由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虽不始于民国，但只是从民国开始，确切地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民主与科学也从此才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促进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加以追求的。如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一心，这是西方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所以贫弱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因此，中国要实现富强，抵御外侮，就必须改弦更张。用郑观应的话说：“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和中国一盛一衰、一强一弱、一富一贫的根本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败弱，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论或学说是否有利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非常重要的民主思想，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此之前，它们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严复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它们。因为这些思想家们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在宣传、介绍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修正。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 “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 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上，也体现在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我们上引的《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等人的解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7]五四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谭平山在《国民道德教育改造论》一文中也指出：“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8]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和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解释科学道：“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不久，他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障气的妄想、胡说。”[9] 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民主与科学从此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五四运动后，民主运动大致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如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30年代中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人权保障同盟”和“赔偿冤狱运动”、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建国运动等。与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发展也分两个方向，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认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它虽标榜代表全体人民，但实际上代表的只是有产阶级自己，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坚持以选举为核心、以议会为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科学方面，如经久不衰的“科学救国思潮”，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 第二，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教育方面，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启发式”“个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广，科学知识、科学实验课程的设置和重视等；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等；在文学艺术方面，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如“启蒙主题文学”），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主张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以及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等；在新闻出版方面，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稿件送审和报刊书籍检查制度等。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与崇尚。 第三，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由于民主与科学的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因此，再没有人敢跳出来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无论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蒋介石也好，虽然实行的都是专制独裁，但他们在表面上还不得不保留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如1923年北洋军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国民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或宪草（1936国民党颁布的“五五宪草”）也不得不承认人民应享有种种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且每当他们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往往以许诺实行所谓民主或还政于民作为挽救危机的一种手段。三、四十年代受国际思潮的影响，有些人鼓吹过法西斯主义，也发生过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但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和独裁论的主张者，大都只是强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环境和条件，或者说在当时实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比实行民主更能应付国际国内的挑战，而很少有人从价值上否认民主，认为民主不如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至于科学，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因此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对科学本身则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非难。就是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人，他们在批判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不得不再三声明，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布欧洲人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但同时他又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有些人搞复古倒退，甚至搞封建迷信，也要打科学的晃子，这样才有它的市场，才有人上当受骗。五四前后出现的宣扬鬼神的“灵学会”，为了达到欺骗群众的目的，就给自己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装，声称灵学“实为凡百科学之冠”。 当然，我们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提倡，民主与科学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旋律，这是与晚清比较而言的。就民国的情况来看，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等等。也正因为严重存在着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也才会有民主与科学运动和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不断高涨，我们也才用“逐渐”和“开始”这样的限制词来描绘民主与科学在民国时期“深入人心”和“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的状况，因为“逐渐”则意味着有一个过程，“开始”表明的是刚刚起步，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表示，它们还都处在“量变”的过程之中，远未达“质变”。实际上直到今天，民主与科学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它“深入人心”和“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的“量变”过程，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要完成这个“量变”过程，中国人任重而道远，可能还需要付出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三）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 民国时期的政治特点之一，是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救亡运动的高涨。受此影响，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浪潮汹涌，并构成为民国思想史的又一特点。和民主与科学一样，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民国时才出现的。实际上1840年后，随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就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中就包括民族主义。当然，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与晚清时的民族主义比较，民国时期的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又有新的发展。 首先，晚清时的民族主义既含有反对国外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也含有反对国内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的内容，而且就当时民族主义的主要宣传和倡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来看，他们把“反满”，亦即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们“反满”，除反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外，还具有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消极成分。而到了民国，由于满清王朝已被推翻，国内的民族压迫至少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事实上当然还存在），所以这时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其次，晚清时的民族主义虽然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包括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不仅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对帝国主义还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而到了民国，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10] 正是因为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这时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明确提出了“反帝”口号，并且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民族主义新的内涵。 受民族危机和救亡运动的影响，民国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尽管发生过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失败以及日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游行示威群众等事件，并由此引发的反对“二十一条”、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卅反帝运动，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是民国史上民族危机相对较轻的时期，至少没有面临帝国主义武力侵略的直接威胁。与此相一致，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除表现为政治上的救亡运动（如反对“二十一条”、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卅反帝运动等）和收回权益斗争（如收回教育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等）的高涨外，更主要的是表现为在思想文化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民族危机说到底既是政治危机，也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胡适在一篇未完成的稿子中列举了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八个方面：1、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2、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3、现代文化需要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4、现代社会需要真正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5、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见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6、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7、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要任自然，不曾用思想，不曾用气力；8、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学舌。[11]陈独秀写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讲的也是以孔孟儒学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问题。既然民族危机是文化危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环境，那么，要解决民族危机的不法二门只能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这也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运动、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大量的以歌颂祖国和期盼祖国富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的涌现，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希望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犹如“一座屠场”、“一座囚牢”、“一座坟墓”、“一座地狱”的祖国，也能象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凤凰五百年后采集香木引火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一样，新的中国也能从旧中国的毁灭中诞生。郭的另一首诗《炉中煤》的副标题就叫“眷念祖国的情绪”，诗中作者把自已比作炽热燃烧着的炉中煤，“有火一样的心肠”，“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 燃到了这般模样！”表达了诗人为祖国献身、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斗争的决心和愿望。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用比兴的手法，抒发出远离祖国的游子对祖国的眷念之情。宗白华的诗《向祖国》以浪漫的笔调，表达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思。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虽然写的是“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和“现代人的苦闷”，但当主人公憎恨自已的沉沦而最后投海自杀时，却喊出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致力于确立中国的国际汉学的中心地位。他认为：“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从自己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12]192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慷慨陈词，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3]正是在“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一心愿的推动下，陈垣相继推出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作。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是民国史上民族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除继续表现为政治上救亡运动的高涨（如“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一二九运动”等）和歌颂祖国、期盼祖国富强的文学作品的涌现（如蒋光慈的长诗《哀中国》，闻一多的诗歌《红烛》、《太阳颂》、《死水》等）外，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是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就成了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熊十力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即指出：“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14]科玄论战中玄学派主将、现代新儒家之一的张君劢于“九一八”后率先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书中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的基本原则，认为近代欧洲国家所以强，原因就在国民民族主义思想发达；中国近代以来所以弱，原因亦在于国民民族主义思想淡薄。而要发达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就必须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同时，要尊重、表彰本国历史和文化，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当时学术研究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国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三、四十年代。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30至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15]如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就这样写道：“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 除文化史的研究外，与民族危机有关系的中国民族史和地理学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在当时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如历来强调治史不求致用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即提出要加强中国民族史与地理学的研究，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他除了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还与一些同人和同学创办了一份《禹贡》杂志。该杂志的创刊词表明了他们创刊的目的：“这数十年来，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他们还特别强调研究历史地理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意识，指出：日本用“本部”呼我们十八省，暗示我们的边垂之地不是原有的，从而为他们的侵略制造历史根据。在此情况下，不研究历史地理，不使人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岂不是“我们的耻辱”。他们还成立了“禹贡学会”。依据《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他们先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加剧，这一时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在不断地增多，尤其是1934年田汉为《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尔作曲）最为激动人心。你听那悲愤激昂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钢铁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歌声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前进！ 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是民国史上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复兴的转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运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旋律格外激越高亢，其突出表现是全民抗战。抗战爆发后，文艺界迅速掀了起抗战文艺运动，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口号的鼓舞下，广大作家艺术家纷纷深入前线、民间，举行各种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召开各种座谈会，激励人民抗战意志；积累各种素材，描写抗战现实，“不断地”创作出了一大批“暴露着敌寇的惨绝人寰的残暴兽行，表扬着抗战将士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的故事”的优秀作品，[16]如揭露日军暴行、歌颂士兵杀敌的独幕剧、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描写台儿庄战役和淞沪抗战战斗场面、表现将士们英勇杀敌的报告文学《台儿庄血战经过》、《大场之夜》，赞美人民为抗击日寇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抒发作者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的诗歌《向太阳》、《给战斗者》，描写战时中国农民的觉醒与斗争、歌颂抗战英勇为国捐躯的小说《差半车麦秸》、《刘粹刚之死》，表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为保家卫国与日寇作殊死斗争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等等。一些以前不太关心社会与现实的文艺家，抗战爆发后也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文风，加入到抗战行列。如始终将自己关闭在孤独烦闷“雨巷”中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于1939年元旦写出了《元旦祝福》一诗，用自然质朴的语言向在祖国大地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人民祝愿自由、解放，并表达了他对光明未来的希望。 学术界同人也于“九一八”后迅速投身到了抗战的洪流。不少学者为了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抗战必胜的观念，努力从事于弘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工作，或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突出爱国家、爱民族、激发民族精神的内容。如熊十力1938年入川，在颠沛流离之际不废讲学，与学生邓子琴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砥砺气节，确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并作《中国历史讲话》，大讲五族同源，力图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原来推崇乾嘉学派钱大昕的史学家陈垣，这时则转而推崇讲求经世致用的顾炎武，他于抗战期间所作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用他《致友人书》中的话说，都“以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为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1943年他在追述自己学术转变时的心迹时写道；“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年前讲《日知录》，今年将《鲒（土十奇）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17]陈垣的弟子李瑚在《励耘书屋受业偶记》一文中，将乃师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所宣扬的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另一位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一度被困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反复阅读南宋人编的记载有南宋偏安政权对外投降与抗争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为“在他心目中，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应当是唤醒人们强烈关心国家兴衰、振奋民族精神”。[18]和陈垣、陈寅恪一样，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也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宋金、宋元和明清之际的历史、民族和对外关系上，谴责投降派，揭露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彰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如周远君的《徽钦北迁录》、朱希祖的《伪齐录校补》、肖明扬的《明太祖平胡录》、吴重翰的《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孟繁华的《明代两浙倭寇》、陈之安的《南明诸王的复国运动》、祝实明的《明季哀音录》、余宗音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等等。钱穆在抗战时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19]他认为“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独奋私意，窍教课之余暇，闭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载”，[20]写成《国史大纲》一书，煌煌50万言。有的学者的研究虽然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但也要想方设法使它有利于抗战。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名著《新理学》和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的名著《论道》都写于抗战爆发后随清华迁到南岳时期。冯友兰后来在回忆当时于资料极端缺乏、生活极不安定的情况下写作《新理学》的感受时说：“金先生（即金岳霖――引者）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有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21]就连向来讲求出世修行、戒杀生的和尚、道士，这时也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抗日工作。如弘一法师宣传“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圆瑛法师组织“僧侣战地救护队”、创办“佛教医院”，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山东博县道教徒组成“道天堂”组织，平日务农，战时拿起刀枪打击日寇。江苏的茅山道士帮助过新四军的抗日活动。 抗战胜利之初，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有所消退。但不久由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商约》，恢复了不平等条约中的许多权利，特别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加上美国士兵诱奸北大学生事件的发生，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渐趋高涨，并形成全国性的反美风潮，最后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美国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讲的民族主义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或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民族主义除表现为爱国主义外，还有其他多种表现，如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和顽固守旧分子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宣传尊孔复古思想及排外主义，国民党和一些反动政客文人以民族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宣扬“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些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的人以民族主义鼓吹大汉族主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分裂，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主义无疑是错误或反动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他虽然不是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的主潮，但影响极坏。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田炯锦：《尊孔平议》，《公道》第3卷第3 期，1935年3月。 [3] 鲁迅：《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4]《新运十年》第3卷，1944年版，第8页。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6]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7] 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2页。 [8]《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9]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10]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11] 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57页。 [12]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 [13] 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14]《十力语要》卷一，1947年湖北印本，第11页。 [15] 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4日“史学版”。 [16] 郭沫若：《三年来的文化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17]《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18] 刘大年：《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经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9] 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1939年6月12日。 [20]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三版，第31、33页，。 [21] 冯友兰：《怀念金岳霖》。《哲学研究》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