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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出身的翁文灏，早年从事地质矿产资源调查，对中国西部资源调查与工业开发多所关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厕身政界，从主管“国防设计”到全面负责政府经济行政和国营民营工业建设，直至担任行政院长。特别是抗战期间，作为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翁文灏在西部大后方工业政策制定、国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更具有深广的影响。 作为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科学家、国民政府经济行政及国营工矿业建设的主管官员，他既有关于西部开发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对西部开发中的具体问题，如西部土壤、矿藏等自然资源与人口、农业等因素是否适合现代工业开发，如何解决开发资金来源，西部在中国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是先开发西部还是先建设东南，等等，都提出过具有真知灼见的方案。他是近代为数不多的曾对西部开发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与政策阐释的人之一，而且其影响及于政府政策和社会实际。研究翁文灏关于西部开发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即翁文灏对西部开发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其思想价值与意义；他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些政策执行结果，对于深化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认识，对于认识近代西部开发中的艰难与曲折不无裨益。 一、 战前对西部开发的认识 翁文灏，字詠霓，1889年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早年留学欧洲，23岁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与丁文江等人一起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并率领他们跋山涉水筚路蓝缕致力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地质学研究。 翁文灏前期主要致力于中国地质矿产的调查勘探，以“矿物岩石鉴定、矿产调查、矿业调查、矿质化验及地质图编制事项”为职志[1]。其20余年的地质工作，基本都是围绕着中国矿产资源的调查及中国矿产成矿理论研究而展开的。在中国地质学诞生之初，他即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虽地质学范围甚广，不专以矿产为目的，然大势所趋，研究矿产者，不得不利用地质，研究地质者亦遂不得不注重矿产。”因此，特别鼓励学生和同人，“一方面发挥学理，以增吾人科学智识，一方面尤须留心实用，尽科学之能事，以发明吾国之地利矿质。”[2]希望科学工作“能够产生一些于民生国计实在有益的结果”[3]。他本人及他领导的地质调查所，长时间地追踪、考察和研究中国矿业，不仅研究各矿的地质、地理，分析各矿藏品质优劣，还关心矿业市场、经营及矿案处理。他先后编纂的《中国矿产志略》（1919年）、《中国矿业纪要》等书，都是当时中国矿产资源调查的重要成果。 对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翁文灏亦早有关注。1921年赴西北调查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地震之时，他即特派同行的谢家荣赴河西走廊（他本人因途中患病未曾亲到）一带，调查玉门石油地质情况。事后，由谢家荣作《甘肃玉门油矿报告》一篇。[4]1927年，翁文灏更公开提出《开发西北矿业计划》，对如何开发西北矿藏，促进西北经济发展，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见解。其中对西北金矿、石油矿及煤矿的开发利用有较详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西北石油矿的开发意见，颇具卓见。翁文灏根据已掌握的陕西、甘肃及新疆等处地质勘探成果，认为“陕西之油矿虽不足以称雄世界……然亦极有更为试探之价值”。虽然甘肃玉门一带可能更有希望，但因交通关系，可先开发较近的陕西油田，待陇海铁路修到甘肃时，再议开发玉门之油。对新疆之油矿，他主张“应先从调查入手，再定方针”。他还提出：“应派员广为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刊为报告，庶对外可杜优先之借口，对内可以引起企业之热心。如有正当公司愿为探采，或官商合办，或划归商办，亦可酌量准许，以免利弃于地。”[5]1931年，他又派地质学家谢家荣、王竹泉、潘钟祥等对陕北石油地质进行考察，不仅在地质学上加深了研究，对中国石油蕴藏和分布，也有了进一步系统的认识。1934年初，他还曾发表《中国石油地质问题》一文，根据对西部石油地质调查与研究实际，针对国际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海相生油理论，指出陆相地层也不是绝对没有大量石油产生的可能。[6]此堪称陆相生油理论之滥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一方面继续坚持“安内攘外”的方针，另一方面，也开始着手对日备战工作。由于东部面临强敌的威胁，开发西部一时成为国人和舆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形形色色的考察团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西部（特别是西北）开发计划层出不穷。在这一片喧嚣热闹之中，翁文灏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如何开发西北》两篇文章，可算是当时少见的冷静思考。 例如，当时舆论与政府计划中有关向西北移民的呼声很盛，认为西北土地面积既如此之大，人口分布很稀，移民垦殖尚未开发的地方最为简便。翁文灏则清醒地指出：不仅要关注中国人口的数量更要注意人口分布的情形和土壤等自然环境的条件。以当时的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计算，中国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里103人（日本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里410人），表面上看来似乎还是地广人稀，但实际上许多地方自然条件恶劣，极端不适宜于人类生存。因此，西北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能到若干，移民的方向应在哪里，这都需要认真、科学的调查研究，而不可“只是凭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谈”。他批评：“负有建设重责的某国立机关发表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头便说甘肃有可垦之田1478万余顷，比全省面积还大2倍有半，常识如此，计划如何能成！”而且西北面积虽广，但有降水量太少，大部分是山脉、高原，多沙漠等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农田缺乏，不适耕种，因此“像某机关的移民九千万的计划未免幼稚得可怜”。其次，他从土壤、水利等条件分析，认为除陕西的渭河平原，萨拉齐、托克托二县的绥远平原，黄河以北、包头以西、五原至定口一带的河套平原，从青铜峡到石嘴子窄长的宁夏平原，甘肃省西部凉州、甘州一带，以及新疆水土丰富的地方外，西北其他地区不宜农业，即不宜大规模移民垦殖。他特别强调，虽然“中国人向来好以地大物博自豪”，虽然“也有许多人往往援古证今，说什么汉唐旧都、关中天府”，但“天然的形势是如此，我们不可专凭高远的理想，抹杀了浅近的事实”。[7] 文章发表以后，翁文灏的科学态度反成为不少反对西北开发者征引的证据。针对此种情形，翁文灏又发表了《如何开发西北》一文。文章中，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西北开发热”中存在的不科学的盲目性，提出批评意见，同时也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开发西北的认识和具体设想。 当时西北开发热中呈现出的官僚主义风气引起翁文灏极大反感，他不客气地批评：“有若干人先注意于都市的建设，仿佛以为马路加宽，房屋加高，甚至于成立博物馆、图书馆之类，人口自然加多，经济自然发达了。”面对西北经济落后、民生憔悴的现实，翁文灏大声疾呼：即使西北“稍有些微力量，必须尽量地用在直接有益生产的事情。在这种民不聊生的地方，如果还去提倡奢侈的生活，或装饰品的文化，实在是有损无益，而且也不容易成功。……穷苦地方的农户，全家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一百元，我们岂能从他们身上榨出钱来修盖楼房！” 特别对于以考察为时髦，不惜靡费巨款，请宴送礼，“往往乘兴而往，一哄而散”的所谓考察，翁文灏批评尤厉。他指出：“西北各地不是未发见的南极大陆，一个普通考察团所能得到的知识，我们坐在家内也已知道的不少，如果现成知识不能运用，随便闲逛一趟，决不会有很好的结果。……对于地方除骚扰外有何益处？……何如用这笔款来做一些实在的工作？……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考察工作，当然更该提倡。不过地方当局对于这等事，也只须予以旅行的帮助和工作的便利，不必滥费公帑做个人的应酬，或无聊的宣传。……在贫穷得要命的地方，必须将涓滴的财力全用在实在的事业上。” 他还指斥西北当局“政失常轨”，致使匪患猖獗，驼队裹足，商路闭塞，西北经济不能繁荣，而且政治上也渐与中原隔离。他指出，“治安与交通这二件事弄不好，其他一切事业都说不上。” 同时，翁文灏也公开申明了他对开发西北的态度：“其实我并非反对开发西北，我只是指明，开发西北不能尽如现在几位理想家所鼓吹的容易。而且因地形、雨量种种限制，开发西北的方法也不能如一般所说的移民实边便能成功。”他说，“偌大的西北地方（陕、甘、绥、宁四省面积约与东三省相等，新疆、青海面积约二倍于东北三省），难道始终听其荒芜不治？决不能的。我们不但要赈济灾荒，治标一时，而且应该根本设法，第一步使这种地方经济足以自立，第二步更加发展以贡献于全国的繁荣。” 对于开发西北的价值，翁文灏分析指出，西北自有其“特别重要之处”。其一“西北的重要第一在他的地理位置”。关中平原在古代所以繁盛，实因为他处于繁盛的中亚细亚和当时经济及文化中心黄河下游之间，居东西交通的孔道。虽然后来因为“气候干枯或是文化变换的关系，中亚繁盛几乎消灭，于是关中地位也日益衰落，中国的国都也逐步东移了”。“现在西北地理位置的重要确又复活了，而且更加上前古未有的扩大。”“现在西伯利亚及中亚细亚铁路已环绕我们的蒙新边界。所以一方面有我们东方的中原区与扬子区人口繁殖，物产丰盈。”西北各省介处其间，位置重要，而且“铁道、汽车及飞机应用日广，西北后门的重要也并不多让于东南前门，倘能充分发挥这种地理位置意义，便是开发西北的妙法”。“所以发展交通是开发第一关键。” 他的具体主张是：“西北第一需要的不是铺张扬厉的建设空谈，乃是劳来安集的保育政策。”不必急于振兴大规模的重工业，恢复及改良农村小工业实为目前要务。在西北各省言，除因地方特产的便利，可以成立小规模的织呢、纺纱等厂外，应该特别注意小手工业，以补农业经济的不足。他甚至设想造一条从平绥铁路平地泉一直向北，横贯蒙古高原的铁路，以接于西伯利亚之上乌丁斯克。“此路一经接通之后，由西伯利亚到平津出海，路线要更近一千里左右，足为欧亚交通之捷径，很可以分一部分东北的繁荣。”[8] 1932年11月，南京政府成立了负责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翁文灏任秘书长。国防设计委员会邀请了国内知识界、实业界数十名高层人物为该会委员，又聘请了200名各界专家学者担任专员，分为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七组，分别负责相关部分的情况调查与国防设计事宜，开始对日经济备战工作，也使有关西部工业开发问题，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9] 其中，翁文灏任所长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受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委托，重点对中西部关涉国家战略资源的金属矿、煤矿、石油矿等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如四川、青海的金矿，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福建的铁矿，湖北、河南、山西、四川、云南的铜矿，湖南、广西之铅锌矿，湖南、江西之钨锑锰，云南锡及钨锑，浙江之矾土等。其中煤矿的调查，一是沿铁路、长江已开发的矿，详细调查生产运销，以为战时燃料统制准备，二是内地发展重工业需要新开或扩充的矿，如江西萍乡、高坑、天河及湖南潭家山。液体燃料、石油方面，有陕北、四川的调查及钻探，国内石油供需情形调查。此外，有水力调查：黄河壶口水力，甘肃黄河水力，长江上游水力，浙东、四川水力的调查等。就国防工业发展的原料与能源问题，翁文灏亲自拟定了一个《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就石油矿、煤矿、铁矿及有关钢铁业各矿，提出具体调查研究项目。如：“整理四川石油矿调查材料，调查陕油田地质（已派五人分二组出发），化验国内各处石油成分（已在进行尚须加添设备）”等。 在调查、设计的同时，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开始了一些与战争联系密切而中国尚属空白的小规模、实验性质的建设工作。如煤低温蒸馏替代石油的试验、陕北延长石油的勘探与开发等。开发陕北石油一事，翁文灏最初提出“由（陕西）省负责，由会予以经费及人才之助”的计划，但蒋介石并不积极，主张完全由陕西省政府主办，甚至反对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提供补助。经过翁文灏的争取，到1933年初，蒋介石方对此表示关注，终于同意由国防设计委员会补助五万元，并派专家参加地质研究及采矿工程。[10] 1934年初，翁文灏又亲赴陕西考察，并与陕西省商定开发计划，成立了由该会专门委员孙越崎为首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陕北油矿勘探处着手开发陕北石油。此项目后实际改为以国防设计委员会主办，陕西省协助。此后，陕北油矿勘探处将进口的三台钻机及其相关设备运抵延长、永坪两个探区。至该年底，延长101井完井投产，日产原油2.14吨；永坪201井日产原油1.43吨，获得工业油流。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继续担任秘书长。其工作中心也由国防调查与设计，改为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事业。1936年初，在广泛调查基础上，资源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力量，研究制订了一个《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同年7月开始付诸实施。 二、 战时期开发西部的实践活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基础，支撑持久抗战，翁文灏出任负责国防工业的军委会第三部部长兼工矿调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和协助组织沿海重要厂矿西迁。自1938年开始，又陆续担任行政院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战时生产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等，全面主持西部大后方经济建设，为战时西部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工业自发生之时即染有强烈的半殖民地色彩，数十年间重要经济建设偏在沿海沿江，而于内地原料最多、需要较急之地，则反未能发展，致使分布失均，成畸形之势。战前西南西北的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据统计，上述七省共有工厂237家，占全国工厂数的6.03％；资本1524.4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占7.34％。[11]其中“较具规模之民营厂家，在四川仅有电力厂一，水泥厂二，面粉厂五，纸厂一，机器厂二；陕西有纱厂一，面粉厂二；贵州有纸厂一；江西有机器厂一。后方较大之工厂，仅此而已”[12]。而且产量在全国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政府仍欲按战前设计，在汉口到宜昌、长沙到衡阳间的两个区域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因此初期内迁工厂大都以上述两地为目的地。不料战事的进展证明，南京政府还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1938年6月武汉告急，由上海等地内迁及原在武汉等地的厂矿，及资源委员会战前在湘、鄂等地规划新建的工厂，均被迫再度西迁。一部分向南，迁往湘西、湘南及云、贵；一部分向北，赴陕西；一部分向西入川。于是,翁文灏不得不将战时新工业建设中心移向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及湘西等地。沿海地区工业西迁的结果，不单纯是中国工业地理上的调整，它对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内地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发生后，中国经济形势面临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由于沿海口岸为日军占领或封锁，中国向来依赖于国外进口的货物及材料，无法输入，许多事业即发生根本困难。对此翁文灏战前即有所认识，而战争发生后的客观形势，使扭转这一不平衡现象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因此翁文灏反复强调：此后的经济建设，应注重地域的选择，而尤应着重内地各省。“今日正应利用抗战机会，充分开发西南及西北各省”，选定交通便利，脉络贯通的经济中心，务使生产工具及产销组织，皆从速改进并增加力量，庶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而成为我国坚实富庶之基和民族复兴之策源地。[13]所以，翁文灏提出，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方针就是：增加西部后方经济自给之能力。为达此目的，最根本的措施是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内能力，以增加内地工业制造能力，调剂各地产销盈虚，以维持重要市场之需要，以期自能供给。翁文灏认为：“内地资源甚为丰富，假如各界能够合作，努力开发这些资源，实在可以作为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14]为此，他积极推动在西部后方建立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发展西部现代工业。 抗战时期，在翁文灏主持下，资源委员会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兴办了一系列厂矿。为此，他曾亲赴西南、西北各省，与地方实力派，如广东的李汉魂，广西的李宗仁、黄旭初，云南的龙云，四川的邓锡侯，西康的刘文辉，陕西的熊斌，青海的谷正伦，甘肃的马步芳，新疆的盛世才等等，当面协商。所办厂矿有的由资委会独办，有的则会省合办。合办者一般由资委会投资，亏损由资委会承担，如有盈余则会省双方平分。通过推动西部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也给地方实力派以看得见的实惠，扩大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加强他们的向心力。 例如，1942年4月至5月间，翁文灏连续40天历游西北甘肃、青海、陕西三省，考察经济建设情形。他先后视察了甘肃的兰州电厂、甘肃机器厂、玉门油矿及永登水泥公司，青海的西宁电厂，陕西宝鸡的第四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大新面粉厂、维勤纺机制造厂及民康纺纱厂等。他还会见了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青海省主席马步芳、陕西省主席熊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及胡宗南等，“对于西北整个经济建设与省地方当局俱有接洽”[15]。在青海，他与马步芳商洽了资源委员会与青海省经济一揽子合作事宜。其中包括青海机械厂由资委会与青海省合办，洗毛及织呢厂由青海省经营，水泥厂由资委会与青海省合办，化学工厂归国营，造纸厂由省营，等等。7月，又赴新疆近一个月，考察新疆独山子石油矿等，并与盛世才商谈经济合作与交通建设等问题。 在翁文灏主持和推动下，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西部后方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省经济获得了重大发展。以数量计，到1944年，后方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及甘肃七省工厂数量，已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88.63%，占实缴资本总数的93.52%，占币值资本总数的91.92%，占工人总数的85.61%。[16]从业别上统计，后方3700余家工厂中，属于重工业范围者占30%左右；以资本而论，重工业则占50%左右。在地区分布上，四川占44%，湖南占13.34%，陕西占10.24%，广西占7.77%，甘肃占3.69%，贵州占2.98%，云南占2.82%；以资本计算，四川占58%，云南次之，占10.8%，广西占7.89%，陕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贵州占3.38%，甘肃占3.19%。[17]以民营企业为例，1936年，内地诸省共有民营企业还不到300家，战争爆发后历年新设数量为：1937年60家，1938年183家，1939年346家，1942年1077家，1943年977家，1944年533家。官方对民营的工业贷款工作，也赢得民营企业家的好评，认为：“政府工业贷款因时制宜，切合目前迫切之需要。”[18]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通过这些政策措施，逐步控制了后方几乎全部的重要工矿企业和物资，将后方工矿业生产纳入了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轨道。 随着西部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对工业化人才（技术人员与现代产业工人）的需求明显提高，社会能否满足和充分供给，也是工业化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为适应西部的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翁文灏积极推动后方科技进步和技工教育的发展。 战前中国的工业技术设备大半仰给于国外，战争开始后国外来源渐告断绝，中国工厂不得不设法自行补充，对于各种工业器材进行研究和制造，并进行许多原料的研究和试制国产代用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翁文灏主持下，经济部为推进工业科技研究、试验与工业技术的进步作了很多努力。抗战开始以后，沿海地区的科研机构大多内迁，也新建了一批工业研究单位。其中最大的工业科研机构是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该所设有14个研究室和各种实验工厂。其工作范围主要是：研究和试验工业原料，改良制造方法，鉴定工业制品等。除自身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外，也代其他机关或工厂检验材料。内迁重庆以后，该所成为后方工业科学研究的主干机构，承担并完成了大量科研项目，为推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受航空委员会与战时生产局委托，分析矿产工业原料、成品、半成品及工业材料等，主持制订了110多项分析标准与分析标准方法。八年中分析与检验的项目共5489项。[19] 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奖励制度建设。抗战爆发以后，在翁文灏主持下经济部于1939年4月和1941年2月先后两次对国民政府1932年公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奖励的范围，改进了奖励方式，如将以前笼统地对发明给予专利权十年或五年，改为对发明给予专利权三年或十年，新型给予专利权三年或五年，新式样给予专利权三年，以鼓励对工业制造品的改良，使奖励更加符合中国及战时的实际。战时由经济部历年核准技术发明专利案数量，至1942年底累计：机械64件，化学品63件，电气器具35件，“一般工程学者的注意力，已逐渐于机械工具、电气器具和化学品的设计与试验”。因此各工厂在产品质量上有明显的提升，“出口矿产中钨砂、精锡、纯锑的品质，都已通达到世界最高的标准。各机器厂成品的精度，也都能得到满意的收获”。[20] 在技工培训方面，以翁文灏为主任委员的国防工业委员会1939年冬召集财政、交通、教育三部，与航空委员会、兵工署、资源委员会等有关机关会商实施办法，拟订训练技术人员计划大纲，规定工程师及中级技术人员部分由教育部负责训练，机师及技工部分则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之下设立技工训练处与司，统一领导；具体训练工作由指定的国营工厂、国立大学的附设实习工厂及民营工厂，分别设立技工训练班进行训练。技工训练种类分为特别技工、普通技工、速成技工三种。技工训练处统一制订了技工训练班的章程、课程、实习工作及其他培训办法纲要，对受训技工的资格、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时间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此后，全国各较大的国营及民营工厂，均先后设立技工训练班进行训练，一些没有列入训练计划内的工厂也各分别设立技工训练班，其所用教材及训练办法都采用技术训练处制订的统一教材。 在翁文灏的主持下，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原本落后的西部省份获得重大发展，中国工业化畸形分布状态有所改变 近代以来，中国新式经济地区分布及产业结构呈现严重畸形，造成了各地区间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且形成恶性循环。到抗战爆发前，这种畸形状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对日经济备战之时，翁文灏即对此有所意识，同时为了在经济上配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统一的努力，资源委员会已开始将新工业中心向西转移，并加强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经济联系。沿海地区工业西迁的结果，不单纯是中国工业地理上的调整，它对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内地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对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支撑抗战的经济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西部原本薄弱的重工业取得巨大进步 抗战以前，中国工业不论是投资规模还是产品价值均偏于轻工业，有重工业不重的现象，西部尤甚。抗战爆发后，为树立工业化基础，适应国防工业需求，国民政府力求扩大重工业规模。翁文灏将积极推动“钢、铁、铜、电气、煤矿等事业……期于最近期内，得有成效”，作为经济部首要工作之一。[21]一方面，在选择协助内迁的民营企业时，即强调以军需及在国防上确有需要者，如冶炼、机械、动力、化学等行业为主；另一方面，资源委员会更是专以办理重工业及基本工业为任务，积极扩展。在资委会所办96项事业中，有管理钨锑锡汞等特殊矿业的6个，生产煤、铁、石油、铜、铅、锌的矿厂31个，发电厂22个（火电18个、水电4个），冶炼厂11个，酸碱等基础化学厂18个，其余有机械厂4个，电器厂4个。[22] （三）民营工业得到相当发展，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为尽可能增加后方生产能力，“藉为民族复兴树立健全根基”，翁文灏提出政府对民营工业应“力加提倡，并优予奖励，且不惜财力之援助。凡有妨害民营事业发展之一切阻力，亦必为之排除，以保企业之安全，俾政府人民泯界域之见，同向企业前途携手并进”[23]的方针，并亲自兼任负责民营工业奖助的经济部工矿调查处处长。在他主持下，经济部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促进后方民营工业发展。例如建立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即为其中之一。位于重庆附近李家沱的工业区，即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主动圈地购买，分配各厂使用，并与区内企业共同筹划建设道路和电、水、码头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设立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组织消费合作社等。这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中的一个新举措，受到民营企业的欢迎，如章乃器的上川实业公司以及广华颜料化学厂公司、中国毛纺织厂公司等民营企业均在区内设厂。区内几条道路分别被命名为经济路、工矿路及复兴路（又名詠霓路，以示对翁文灏的敬意）。经济部还于1939年2月公布《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规定凡经营纺织、制革、造纸、金属冶炼、化学、陶瓷、农林产品制造等工业，资本在1万元至4万元之间者，可呈请经济部贷款。1940年3月又公布《小工业示范工厂暂行办法》，在川、康两省，设立参用机器和手工混合制造的制革、造纸、纺织、制糖、烛皂、玻璃等小工业示范工厂，以便民众仿效。 这些措施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战时民营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一半以上”[24]。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国统区工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为30.42%[25]，较战前大大下降，而国家资本则空前膨胀。 抗战前，国营工矿业极为有限，除军需、铁路等工业外。抗战前夕，从资源委员会开始，国民政府才开始着手国营工业的创办。抗战爆发后，各省政府亦纷纷组设工厂。同时，国家银行亦逐渐投资于实业。其中，中央银行着重于川康，中国银行着重于陕甘，因而国营及省营（统称公营）的工厂在后方占居重要地位，许多方面甚至有绝对优势。3700余家厂矿中，虽然公营仅有600余家，民营达3100余家，但民营厂矿多为规模小、资本薄的企业。公营厂家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者约占全数40％，而民营则有70％。以平均资本而论，公营厂家平均每厂为200万元，而民营厂家则尚不及20万元。以雇用工人数量计算，公营工厂每厂平均有工人百余名，而民营工厂则为50余人。以行业而论，公营占绝对优势者为冶炼、水电、电器制造、机器制造及化学工业，民营占绝对优势者为金属品、木材及建筑、服饰品、饮食品、文化及杂项等工业。公民营相差无几的是纺织及土矿品工业。由此可见，公营企业还是以重工业和基本工业为主，民营以轻工业为主。[26] 三、 翁文灏西部开发思想与实践的特色 翁文灏有关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是近代中国西部开发历史中的一份重要遗产，很好地总结、借鉴这份遗产，相信于今天西部大开发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纵观翁文灏在民国时期有关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下列数点尤有其特色： （一）持科学态度，反对盲目、浮夸和形式主义 作为经过严格科学训练出来的自然科学家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翁文灏不仅以探究自然规律为己任并做出了杰出成就，而且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中，也表现出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专业批评精神。 战前，他对南京政府多空谈建设开发而少有效行动，建设计划盲目、浮夸的作风非常反感。1932年，他在一篇名为《从反省中求出路》的文章中谈到：“大家所最希望的一条大路是经济建设，但是五六年来的宣传，只落得旧的日见破坏，新的不见成功。”对西部开发问题，翁文灏也多次撰文批评当局只重表面热闹，不求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和没有科学依据，盲目、浮夸的开发计划。翁文灏认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大原因，人类的进步，亦几乎全靠科学。”[27]经济发展应该是“有计划地建设”，而且计划的基础是科学的调查与研究。“古人说：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现在可以说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测量调查和研究。”[28] 抗战时期，翁文灏更是积极推动发挥科学技术在西部开发建设中的作用。例如，他于1942年3月邀请20余位各地专家学者及矿产地质调查主持人召开矿产地质会议，专门研讨如何使矿产地质调查与开采工作切实配合国家工业建设方案，以期开发资源，增进生产。会议最后就编纂全国重要矿产志；如何沟通交换地质调查机关所有未公布的矿产调查信息；今后矿产调查工作应如何补充及分工合作；矿产探勘与矿产调查同时推进；厘订矿产调查标准；充实矿产调查机关补充调查经费；训练和培养矿产调查人才；以及普遍推行新的技术方法、充分利用稀有金属矿砂等9项重要议案。 该年5月，为开发西北矿业，翁文灏与甘肃省政府商谈了甘肃省与经济部合作调查地质矿产办法，议定由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派遣地质学家赴甘肃协助工作。随即组成以地质学家王曰伦为队长的甘肃地质矿产调查队，对西北地煤、铁、石油及石膏等矿产地质矿产展开实地调查，并于次年正式组建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在西北各省开展了大面积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1944年，又组织了以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为首的大规模新疆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对西北地区地质矿产的首次大规模普查，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西部矿产开发奠定了基础。 1942年8月，翁文灏还特意将由其担任会长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11届年会移师兰州举行，这也是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31年后首次在西北召开年会。会议还专门研讨了甘肃省政府和兰州市政府交议的课题，以期促进西部工业建设技术水平的提高。经翁文灏的提议，年会将中国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授予开发玉门油矿的有功之臣孙越崎。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中国工程标准协进会。[29] （二）提出安定社会和发展交通为前提的开发策略 如前所述，抗战爆发前翁文灏即提出，开发西北问题，如“治安与交通这二件事弄不好，其他一切事业都说不上”。抗战期间，他在亲赴西北视察之后，更切身感到“交通的困难，对于西北各种建设事业，确是一个很大的障碍”[30]，因而明确提出“铁路为开发之先锋”的主张。他认为：“一言开发（西北）经济，必需修造铁路。陇海路曾有由宝鸡西修至兰州之计划，惟以今日情势观之，此项计划尚嫌不足，有延长之必要，其支线更应北到宁夏，西至青海，以沟通五省。”即便亏本也必须经营。[31] （三）强调发展水利、开发资源，发展西部地方特色经济 翁文灏认为，历史上西部经济的发达均得益于水利的开发。从郑国渠、都江堰，秦、汉、唐历代水利工程遗迹可证，1929年陕西大旱以后，修筑西惠、渭惠、汉惠等渠，甘肃修建了湟惠渠与洮惠渠，西北大受裨益。欲谈向西北移民，必先从兴修水利起。“兴办水利，又不仅可以灌溉农田，而且可以防止黄河的泛滥。……黄河工程，不但应注重下游的疏浚，也应着重上游的开渠，既兴水利，又减泥沙，实有宏大的减轻灾害的意义。”[32]这也是工矿业发展的基础。 地质学家出身的翁文灏，对于矿产资源开发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出于其专业偏好，更由于他对矿产资源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知之最深。翁文灏一再强调，现代文明建筑在现代工业之上，而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提是地下资源的开发，“故一国能尽量利用其地下富源，方能称为现代国家”[33]。他认为，西北矿产甚丰，地上盛产的盐、碱，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地下的金、煤、铁、石油等，西北各地亦多蕴藏，惟开采者尚少。另外，翁文灏还强调，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中应注重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他提出，西北既有许多特产，和丰富的地下资源，开发西北应“尽量利用西北特产”。“西北特产，首推羊毛与皮革”，而且驼绒、棉花亦品质俱佳，“故西北一区可谓我国之衣区”。[34] （四）主张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界合作”，国营民营共同发展 翁文灏认为，开发西部并非只是政府的工作，并明确主张：“政府的工作重在推动与领导全国的人才、财力，在一定方针之下，去努力开发内地。”实际的工作要靠各界共同勇往直前，尽瘁尽力。抗战初期他即表示，经济部将通过加强工作联络、资金协助和奖励的办法，加快内地开发速度。他提出，经济部及所属部门将把经办的国营经济事业，限定在“一是国防所急需，应当特别经营的，二有统筹或统制之必要的，三规模宏大，设备艰巨，非寻常财力所能举办的，四为国防民生所亟需而盈亏无甚把握的，五为民营工业供给动力或燃料的”[35]范围之内，防止与民争利。 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主持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奖励及提供低息贷款等办法，协助民营企业及其技术员工内迁。据统计：“截至（民国）29年底止，由政府奖助，迁到后方的厂矿共有450个单位，器材的重量几达12万吨，由政府出资迁入的技工共计12000余人，加之地方协助迁入者不下3万余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工矿调查处还采取从海外大量购储各种材料的方法，以应企业所需；颁布《兵险法》以保护各厂的器材，使其不受空袭的损失等方案，以协助民营工业的发展，“奖励人民大量从事后方的工业投资”。[36] 总之，作为对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后方经济开发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翁文灏有关西部开发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及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不止上文所述的内容和范围，有待于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但愿本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地质调查所章程”，《农商公报》，1916年第3卷第5期。 [2]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编：《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京华印书局，1916年。 [3] 翁文灏：“为何研究科学，如何研究科学”，《翁文灏选集》，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4]《湖南实业杂志》，1922年第54号。 [5] 翁文灏：“开发西北矿业计划”，《农商公报》1924年第10卷第9期。
[6]《自然》1934年第2卷第60期。
[7] 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1932年第4号。 [8] 以上均引自翁文灏：“如何开发西北”，《独立评论》，1933年第40号。 [9] 参见李学通：“七七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工作”，《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10] 翁文灏1933年3月15日致钱昌照函，信中并提到：“关于陕北油矿事，介公现甚注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28全宗，第18733卷。 [11]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5页。 [12]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页。 [13] 翁文灏：“我国抗战期中经济政策”，《经济部公报》1938年第1卷第13期。 [14] 翁文灏：“开发内地”，《中央日报》1939年1月1日。 [15] 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在西北的工作与今后方针”，《资源委员会公报》1942年第3卷第1期。 [16]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页。 [17] 章伯锋主编：《抗日战争》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256页。 [18] 周茂柏：“工贷与后方机器工业”，《新经济》，1942年第6卷第7期。
[19] 刘国良：《中国工业史》（近代卷），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959页。 [20] 翁文灏：“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资源委员会公报》，1943年第5卷第2期。 [21] 翁文灏：“推进生产事业”，《大公报》，1938年3月19日。 [22] 钱昌照：“重工业建设之现在及将来”，《新经济》，1942年第7卷6期。 [23] 翁文灏：“经济建设方针”，《大公报》，1938年1月28日。 [24]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270页。 [25]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第1422页。 [26] 章伯锋主编：《抗日战争》第5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6~258页。 [27] 翁文灏：“科学与人类进步”，《资源委员会公报》，1940年第1卷第5期。 [28] 翁文灏：“建设与计划”，《独立评论》，1932年第5号。 [29]《翁文灏日记》（未刊稿）。 [30] 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在西北的工作与今后方针”，《资源委员会公报》第3卷第1期（1942年）。 [31] 翁文灏：“开发西北经济问题”，《资源委员会公报》，1942年第3卷第4期。 [32] 翁文灏：“资源委员会在西北的工作与今后方针”，《资源委员会公报》，1942年第3卷第1期。 [33] 翁文灏：“开发西北经济问题”，《资源委员会公报》，1942年第3卷第4期。 [34] 翁文灏：“开发西北经济问题”，《资源委员会公报》，1942年第3卷第4期。 [35] 翁文灏：“开发内地”，《中央日报》，1939年1月1日。 [36] 翁文灏：“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公报》，1940年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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