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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的口号最早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虽然在1894年11月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才提出这一口号，但实际上自嘉（庆）道（光）以来，凡是进步的爱国思想家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清思想家“振兴中华”的使命感缺乏认真总结。 （一） 晚清进步的爱国思想家的这种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首先是建立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基础上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其思想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殷周之际周朝统治者为解决对现实的忧患而产生的《易经》。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中记载，“《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忧患”一词的首次出现。此后，忧患意识连绵不断，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传统。时至晚清，生活在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变时代的思想家们，面对列强入侵、内政腐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局面，忧患意识更加强烈。 魏源是晚清忧患意识的阐发者，他针对当时流行于政界、学界和思想界的昏昏然的“寐患”，发出了“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的警告。受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他重读“六经”，认为它们都是“圣人忧患之书”，并在《〈海国图志〉序》中写道：“愤与患，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1]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忧的主要是内患的话，包括河患、江患、漕患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吏治腐败、人才匮乏等等，那么，鸦片战争后他忧的主要是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也是他编写《海国图志》的一个重要原因。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畬，也是深怀忧患意识而写成《瀛寰志略》一书的。王韬在《〈瀛寰志略〉跋》中指出：“中丞（指徐继畬，徐曾做过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引者）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迩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2]王韬之言，为精当之论。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起来。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力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处境，要求“制洋器”，“采西学”，变法自强，并且警告清朝统治者，如果“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可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英、法米之为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3]其忧患之情溢于言表。王韬在《〈火器略说〉后跋》中也无不忧患地写道：“呜呼！迩来日人狙伺于东，俄人鹰瞵于北，几于玉帛干戈待于两境。苟我国不早自强，则强邻悍敌，方且日伺我之左右，而天下事愈难措手矣”。[4]成书于1893年的《盛世危言》同样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忧心忡忡，该书的《自强论》曾节录《国民报·公义第二篇》痛论时势的一段文字：“今日事变叠来，未有终极，且将有印度、波兰之惨，固非止某处而已……今日固天下臣民所宜同心并力，不能膜为他事待之他人者也。《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易》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我国民其何以自处矣！”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堂堂“天朝上国”竟被“蕞尔岛夷”的日本打败，割地赔款、开放内地，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帝国主义列强随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严重的危急形势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勇敢地走上历史舞台，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使传统的忧患意识进一步与近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了起来，而具有了完全的近代意义。用梁启超的话说：“中东一役（即甲午战争——引者），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之士渐起，谋国之策者，所在多有”。[5]在标志着维新变法思潮兴起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首先分析了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危局，“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其他列强也必“以中国之易欺”，纷纷仿法，因此“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6]接着，提出了四项应对措施，要求变法图存。这年秋，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再次为国人描绘了一幅民族危亡图：“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在该序中，他还借东方印度等国衰亡的教训，以激醒清朝统治者，赶快变法，以救亡图存，“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度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疆土跨亚、欧、非三洲，而守旧不变，为六国执其政，剖其地，废其君矣。其余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为（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7]全序的民族忧患感十分强烈，惟恐中国亡国灭种，成为印度、土耳其第二。1897年11月，德国强租胶州湾。接着，俄国强租旅顺，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北强租威海，南强租九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康有为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要求他赶快宣布变法；另一方面则发起成立保国会，并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救亡图存”演说，痛陈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凌辱。他满怀忧愤地指出：处于强邻四逼之下的中国已岌岌不可终日，四万万中华儿女，“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8]故此他号召人们赶快起来保国，保种，保教，否则，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印度、波兰那样亡国灭种的命运。时年方20多岁的梁启超，目睹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填了一首《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洒，四塞已干戈”。[9]这首词字字血泪，慷慨悲歌，一位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怀，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出身于官宦之家的谭嗣同，对于甲午战败是痛心疾首：“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从此他“乃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10]走上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道路，并最后血洒菜市口，为唤起民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留学过英国的严复，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自是专致于翻译著述。……是年夏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发表，[11]成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继维新思想家之后而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革命思想家，其忧国忧民之情同样十分强烈。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者，首先就在于他有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痛心？”“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12]在《致港督卜力书》，他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13]在这些动情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志士的满腔悲愤和强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他之所以要反对清王朝，要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国列强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主义的瓜分。孙中山一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上书李鸿章失败，多次领导反清起义的失败，二次革命失败，两次护法运动失败，但他能屡败屡起，并且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而不断前进。所以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其巨大的推动力。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于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八国联军入侵造成的国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作诗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驱使他不到20岁就写出了极富感染力的《革命军》一书。只比邹容年长5岁的陈天华，为了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面临的险恶处境，从而激发起他们的爱国热情，连续创作了《警世钟》、《猛回头》和《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十言唱本”体裁，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进行了一字一泪地控诉，其忧愤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1905年底，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在《绝命书》中他写道：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大家都说这是中国的存亡问题。“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关键是中国人自己。作为社会精英的留学生，如果“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他希望国人能力除“放纵卑劣”的恶习，而做“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模范。“恐同胞之不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14] （二） 除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外，晚清进步的爱国思想家还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瞳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效果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认为中国只要“厉精淬志”，发愤图强，奋起直追，就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赶上甚至“反甲西洋”。[15]他还引用《礼记》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话，说明多难兴邦，忧患出智慧，出人才，并以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说明只要发挥人的主观努力，就能改天换地，富国强兵。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以中国的地大物博而感到自豪，他要人们相信，中国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不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并非是中国“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所谓“人实不如”，不是说中国人不如西方人聪明，实际上“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用耳”。因此，只要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制洋器”，“采西学”，“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16]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的开篇便以无比自豪的心情，称赞“中国疆宇为天下之至中，风气为天下之至正，山岳为天下之至秀，江海为天下之至通，壤衍为天下之至腴，物产为天下之至富”，生活其间的中华民族，“其心则最灵而最明，天人相与之旨无不可通也；其性则最和而最平，万物一体之理无不可达也；其气则最大而最刚，天地充塞之盛无不可为也；其质则最纯而最良，劳苦耐烦之事无不可当也”。[17]中国曾有过“德化臻于上理，声教迄于遐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目前虽然既贫又弱，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但只要“奋然改革，政令从新”，那么，“易危为安，转祸为福，一转移间耳”。[18]中华民族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如前所述，康有为在《京师强学会序》中给我们描给了一幅中国危亡图，字里行间渗透的是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以无比自豪的笔触写道：“夫中国之在大地也，神地绳绳，国最有名，义理制度文物，驾于四溟，其地之广于万国等在三，其人之众等在一，其纬度处温带，其民聪而秀，其土腴而厚，盖大地万国未有能比者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风气未开，人才乏绝”，才“坐受”列强的“陵侮”，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如果能像日本、普鲁士那样，变法自强，“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心思，就一定能实现富强，成为世界强国。[19]梁启超于甲午战后，追随乃师积极从事维新变法活动，“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20]他虽然对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形势忧心忡忡，但没有失去对祖国和民族的那种自豪感、自信心，相反以高昂的激情，最美的语言，称颂祖国和人民道：“立于五洲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国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他为自己能生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三薰三沐，仰天百拜”，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并情不自禁的高呼：“美哉我国”！“伟大哉我国民”！“吾爱我祖国！吾爱我同胞之国民”！[21]其情其语，感人肺腑。梁启超还写有《少年中国说》一文，反对一些日本人称中国为“老大中国”，而认为中国是一“少年中国”，因为“老大”与“过去”、“保守”和“永旧”相联系，而与“少年”相联系的则是“未来”、“进取”和“日新”。“老大”已“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而“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他要人们相信，老大的中国通过变法维新，就能实现脱胎换骨，成为一少年的中国，“其进步未可量也”，犹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22]一定能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1903年一位署名“爱祖国者”的作者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爱祖国歌》的文章，对“占有四千年历史，发出无量数贤豪之古光”的祖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江山惨淡其寡欢，浮云黯黯而无色”痛必疾首，但否极泰来，如今是祖国“返老还童之时”，乃日祝其“壮健”，夜祷其“康强”，并表示愿“演万头颅之活剧，以步佛米”，“救治祖国”，“使之腾一异彩”，“激起自由之锦潮，吹开文明之鲜花”。[23]全文充满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深厚感情和祷祝她早日成为独立、民主、文明的强大国家的热切期望。同年《童子世界》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署名文章认为，只要“吾国人人求为英雄，不肯居人下，不肯让俄人、英人、法人争先，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中国之兴，可翘足而待也”。[24]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一方面沉痛指出，“列强之殖民于我土地者，已星罗棋布”，“俄国于北方经营，英国于扬子江流域，法国于云南两粤，德于山东，日本于江西福建，其势力范围，渐已确定”，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现实危险；但另一方面又要人们相信，中国不仅不会亡国灭种，相反还将“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因为中国“为世界文明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四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人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州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可爱”，只要“振起我同胞之爱国心”，“将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培养他们的“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进也”，对内“组织完全之国家”，对外“御列强之吞并”，这样就可以“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世界”。该文尤其强调，我们既要对中国所面临的危局有充分的认识，但不能对其前途感到“绝望”，而应充满无限的“希望”；我们既要为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美丽的山河、勤劳的人民感到“自豪”，但不能“如卖药之功能书，备陈其功德之数”，而应将这种“自豪”感转化为具体的爱国行动。该文还指出，爱国心有两种，一种是“美术的观念之爱国心”，这种爱国心视国家如鲜花，当鲜花繁华烂漫的时候，“则心醉而目赏之”，一旦鲜花枯萎便爱心消失，甚至看它连荆棘都不如；另一种是“伦理的观念之爱国心”，这种爱国心视国家如父母，当太平盛世时，“呼其国家万岁”，尽情享受“春秋明媚之景色”，而“一旦国家或有危难，则捧生命以守国，如救父母之急，虽或至力竭兵穷，亦惟以身殉之，终不为敌国所慑服”。该文希望国民应具备这后一种“伦理的观念之爱国心”，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爱自己的祖国。培养国民的“伦理的观念之爱国心”，便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办刊宗旨。[25] 在晚清的思想家中，孙中山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最为强烈。他始终坚信，中国只要善于向西方学习，就能够实现富强，不仅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强国，而且还可以“驾欧美而上之”。在《兴中会章程》中他写道：“以（中国）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雄，无敌于天下”，只要“举国之人皆能通晓”和“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26]在1904年写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信中他指出：“拯救中国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活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7]第二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他又热情洋溢地演说道：“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措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28]只有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满怀深情的人，只有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人，才有可能在当时中华民族正被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年代里，说出如此热情洋溢的语言，瞳憬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也才能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这是晚清进步的爱国思想家产生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的重要原因。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正如梁启超在《自由书·忧国与爱国》中指出的：“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忧之，“使人作激愤之气”；爱之，“使人厉进取之心”。[29]而“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就是建立在“激愤之气”与“进取之心”的基础上的。只有忧国忧民的人，才会对祖国、对人民产生深厚的爱；而只有对祖国、对人民爱之愈深，才能对祖国、对民族的悲惨处境痛之愈切，也才能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三） 晚清思想家的这种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从事救亡图存的爱国活动。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这里仅举几个例证：甲午战争后，早期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鉴于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将上年所著《盛世危言》中“未言者再尽言之，已数易其稿”，“以期朝野咸知，及时兴起，免成风痹不治之症”。[30]甲午科状元、后来的国内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在得知《马关条约》已经签订的那天晚上，在日记上一条条地记下“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为救亡图存，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他离开仕图，致力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活动。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他写道：“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31]著名诗人、曾任中国驻日、美、英等国使节的黄遵宪深忧国家被列强瓜分，积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不仅参加了上海的强学会，并出资参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已任。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晚清一些进步的爱国思想家往往是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的活动的。梁启超在《保国会演说词》一文中曾写道：“《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32] 第二，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晚清进步的爱国思想家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要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制洋器”、“采西学”；从郑观应、王韬等人的“君民共主”，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邹容等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便是晚清进步的爱国思想家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心路历程，也是他们区别于晚清形形色色的顽固守旧派的根本所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思想家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们不赞成西化或全盘西化，反对崇洋媚外。梁启超就明确表示，他既反对视欧人为“蛇蝎”的排外主义，也不赞成视欧人为“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的崇外主义。[33]在他看来，外国的确有许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也有好多不能学习、不值得学习和无法学习的东西，因此，我们学习要有所选择，不能不加分别的都把外国的学过来，尤其不能有一种崇拜外国的奴隶性，如果“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34]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既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也不赞成盲目的崇外主义，他后来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对这两种主义都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的，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要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35]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要不得，都不是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态度。1905年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其创刊词中对“媚外”和“排外”这两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都进行了批判，指出“媚外者固足以亡其国，而排外者亦足以促其亡也”。[36] 第三，投身于社会改革（或改良）和革命。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社会改革（或改良）和革命接踵发生，短短几十年间，就相继发生过道光年间的漕、盐改革、太平天国运动（农民革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此外，还有“实业救国”、“教育教国”、“科学救国”等运动，如果借用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思想家不仅是这些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的推动者、参与者或领导者，而且还是这些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的设计师或规划者，就是清末新政，实际上是对戊戌变法时的一些改革措施的仿效和继承。晚清思想家积极投身改革（或改良）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救亡图存。比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是推动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动力，而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振兴中华，救亡图存。梁启超曾指出：“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37]正是由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要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维新思想家们在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时，振兴中华，救亡图存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再如，20世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所以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一个重要理由，是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之后，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要救国，“振兴中华”，就必须革清王朝的命不可。陈天华在《警世钟》和《猛回头》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种种卖国罪行后愤怒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这朝廷，原是个，外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因此，“我们要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1904年1月，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阐述革命的理由时也明确写道：“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士地，有予取予携一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38]这是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又如，20世纪初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危机的刺激，无疑是一重要原因。1910年7月，第二次日俄协约签订，双方共同瓜分东北。8月，日本通过所谓《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是中国近邻，又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唇亡齿寒，朝鲜的亡国不能不使中国人产生一种亡国灭种即将来临的危机感。日本吞并朝鲜不久，梁启超写下《日本并吞朝鲜记》一文，指出日本“挟此优胜之技以心营目者，岂直一朝鲜而已，是故吾睹朝鲜之亡，乃不寒而栗也”。[39]其忧惧中国亡国灭种之炽热情感溢于言表。这种忧俱中国亡国灭种的炽势情感，是推动立宪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动因之一。 如何评价晚清的改革（或改良）与革命，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革（或改良），凡主张社会改革者，必冠之于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人在研究或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或改良）与革命时，一味地肯定改革（或改良），而贬斥革命，凡主张革命者，必冠之于一顶“激进主义”的大帽子。李泽厚就曾提出，根据以往革命史观的评价标准，“革命”是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是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评价标准颠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40]要“告别革命”，“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41]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改革（或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产物，既没有绝对地好，也没有约对地坏，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晚清的改革（或改良）而言，情况就非常复杂，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如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又有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和参加的社会改良运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运动，还有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如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以及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不同类型的改革，其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与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是不能划等号的，无论对洋务运动或清末新政如何评价，它们都不可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相提并论。因为戊戌变法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变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现社会的根本革新；而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采取的一些修补措施，目的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就是同一类型的改革，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别。以在研究和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或改良）与革命时涉及较多的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为例。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历史意义应充分肯定。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领导者虽然也是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等人，但由于时移势易，尽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也对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政治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这时历史的主题已不是立宪，而是革命，所以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可能与戊戌变法同日而语，更由于它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和发动的反清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当时革命已成为历史的选择，因此它的负面意义可能更多一些。至于晚清的革命，情况同样复杂得很，有旧式农民领导的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辛亥革命）。由于革命的性质不同，其历史作用和意义也是不同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它的历史意义。当然辛亥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也不彻底，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主要的。有人把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长达十多年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归罪于辛亥革命，要辛亥革命为此负责，并以此为理由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这不能令人同意。因为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是对辛亥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破坏和背叛，而非是辛亥革命本身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渐变的改革（或改良）与突变的革命这样两种方式的交替作用中进行的。究竟是采用改革（或改良）方式，还是采用革命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完全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现状、政治、经济现状和阶级力量对比。在社会各种矛盾相对缓和、生产力还有一定发展空间、人民还能生活下去的情况下，渐变的改革（或改良）对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这时如不顾一切的发动革命，便是主观冒进，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然而当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不推翻现存的反动政权就不能改变陈腐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渐变的改革（或改良）便走入历史的死胡同，而突变的革命成了历史的选择，这时再过多的肯定改革（或改良），则是对历史的误解。“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的发生，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有条件成熟时它才会爆发，人们并不能“为所欲为”。以辛亥革命而论，它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是孙中山等革命派鼓动出来的，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如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清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朝统治者对预备立宪的阳奉阴违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笼，使部分本来不愿意看到革命发生的立宪派对清政府心灰意冷而转向革命，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煸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革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42]列宁也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它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43]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改革（或改良）与革命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改革（或改良）经常为革命准备条件，而革命又往往推动改革（或改良）的进行。比如，戊戌变法的失败，尤其是1900年的自立军失败，使不少人认识到改良的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抛弃了和平改革（或改良）路线，而投身反清革命。清末新政中编制的新军，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其本力量之一，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由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的；清末派遣的留日学生，不少人成了革命党人，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曾留学过日本，同盟会的基干力量也基本上由留日学生所组成；如此等等。同时，也正是面临反清革命的巨大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许诺进行政治改革。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弥灭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经常“利用排满革命之暗潮，痛诋政府而鼓吹立宪”，[44]以推进清廷的立宪进程。我们检阅清末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每当革命出现高涨时，立宪派的立宪运动也会出现高涨，清廷也会被迫采取一些所谓的立宪措施，以减缓革命的巨大压力。有人说不爆发辛亥革命，预备立宪可能成功，中国也就了日本第二。然而事实却是：没有反清革命的巨大压力，就不会有1905年清政府派人出国考察宪政和1906年预备立宪的宣布。革命还以对旧事物的彻底扫荡为改良开辟道路，使原来许多根本无法实现的方案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比如，立宪派曾发动过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早日开设国会，然而至清灭亡，国会并没有召开，召开国会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 [1] 魏源：《〈海国图志〉序》。 [2] 王韬：《〈瀛寰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9，第274页。 [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第78页。 [4] 王韬：《〈火器略说〉后跋》，《弢园文录外编》卷10，第277页。 [5]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3，第67页。 [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15、114页。 [7]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65页。 [8] 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会演说》，《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7页。 [9] 《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45（下），第83页。 [10]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68页。 [11] 严漾：《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12] 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第19、21页。 [13] 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孙中山全集》（一），第192页。 [14]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期。 [15] 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31页。 [1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第77页。 [17]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见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第103页。 [18] 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见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第104、180页。 [19]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66页。 [20] 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3，第27页。 [2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7，第1—2页。 [22]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5，第7、12页。 [23] 高旭：《爱祖国歌》，《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 [24] 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期。 [25]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26] 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第21、22页 [27]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一），第255页。 [28]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一），第282—283页。 [29] 梁启超：《自由书·忧国与爱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2，第40页。 [30]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郑观应集》上册，第238页。 [31] 此约收于《张秀子九录·实业录》，转引见章开源著《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5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 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3，第28页。 [33] 梁启超：《忧国与爱国》，《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2，第40页。 [3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6，第3页。 [35]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九），第316——317页，中华书局？版。 [36]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93页。 [38]《孙中山全集》（一），第234页。 [39] 梁启超：《日本并吞朝鲜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21，第21页。 [40]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 [41]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3]《列宁选集》第2卷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4]《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