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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曾写道：“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1]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评”，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少有研究，查阅中国期刊网，1994—2004年的10年间，竟没有一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笔者不揣冒昧，就“九一八”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初探，权作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这是“九一八”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广大国民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在《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中作了肯定回答。他在文中写道：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是“民族复兴到底可能不可能”。从生物学上讲，一种有机体衰老了是不会还童的。然而民族不同，其生命的延续全在新生物与旧生物的代谢。假如我们相信受环境的重要影响，在每一期新陈代谢之间都有复兴的希望存在，那么我们也就应该相信，中华民族完全有复兴的可能。[2]和陶希圣一样，梁漱溟也是从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命之异同立论，来肯定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的。他承认，由于文化早熟，中华民族已经衰老，但衰老并不等于死亡，相反有返老还童、“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可能。因此，他要人们相信：尽管面临着严重危机，但中华民族不仅不会灭亡，而且一定能够复兴。[3] 与陶希圣、梁漱溟不同，张君劢主要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着眼，说明中华民族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他指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中华民族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其政制、伦理和美术都有其独特价值，然而自从世界大交通后的近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却大大落后于“欧美诸国与其他近世国家”了，甚至受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任意蹂躏和宰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的民族主义思想淡薄。因为自古以来环绕我国四周而居住的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蛮夷”，无论宗教还是经济都远不如中华民族，文化亦不能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而中华民族对待他们又往往以宽大为怀，故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期间，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环境始终未能具备，我国人民头脑中充满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族意识。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到处可见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民族。因有外民族之故，国民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这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所以强盛的根本原因。“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这种淡薄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变得强烈起来。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又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一大转机，使之成为可能。[4] 赵正平在《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一文中提出，要回答中华民族能否于短期内复兴，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华民族的衰落是由民族性引起的，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是前者，那么，要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民族性，而民族性的形成与复兴决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华民族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复兴；如果是后者，民族性只是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之一，而非唯一或主要原因，那么，“我中华之中衰，实为一时的病象，病源剔除，病象自去，事犹一转移间，是最短期间内民族复兴为必可能也”。在他看来，虽然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它决不是“八十年来民族中衰”之主要“因素”，因此，只要我们处置适当，运用得宜，“举国才智，一致为民族复兴努力，则不出十年，国运勃兴，将沛然莫御”。[5]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复兴，赵正平还在《复兴月刊》第1卷第1—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的长文，通过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观察，他得出结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曾遭遇多少次的压迫，翻过来曾演出多少次的复兴，以这样悠久健全的民族精神，说是今后没有复兴性，这是万无此理”。“我们要自觉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的可能”。[6] 郑宏述的《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一文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尽管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但中华民族整个的力量并不曾消失，更不曾毁灭，只是沉潜着、蛰伏着而已，稍一拨动，就会如火山的爆发，如巨川的奔腾，像狂飚的倏尔高扬，像怒涛的凭空陡起，在四万万同胞的“振擘一呼”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复兴。[7]针对少数人对民族能否复兴的怀疑，吴其昌再三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只要我们埋头苦干，努力地“去做复兴的工作”，中华民族就没有不复兴的道理。[8]潘光旦要人们相信：中华民族并没有衰老，还是一个青年，只是有些发育不全，元气上受了些损伤，如果能将损伤的元气恢复起来，“那么，前途便可以大有作为”。[9]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一些学者还分别考察了美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历史上的复兴运动，[10]并得出结论：既然历史上的美国、土耳其、俄罗斯能够实现复兴，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复兴呢！ 当然，人们在肯定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艰巨性。吴泽霖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一文中开篇便写道：“民族复兴在今日的中国，已成为上下一致努力的运动。……不过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民族复兴，并不在乎复兴意志的强弱，而在复兴条件的是否存在而定”。在他看来，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环境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满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较为适当的繁殖，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适应和对付当代的严重问题。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不仅物质基础很不健全，人口的压力也很大，大多数中国人“乐岁终身苦，凶岁不免于死”。至于文化方面，虽然极具王道气象，但目前却对付不了霸道文化的侵略。“在这三种限制下而求民族复兴，当然是万分困难的”。正因为困难，所以我们应团结一心，“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彻底做下去”，直到民族复兴实现为止。[11] 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这一认识出发，张君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了可能，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从“情”、“智”、“意”三方面入手，大力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所谓“情”，也就是对本民族的感情；所谓“智”，也就是民族的聪明才智；所谓“意”，也就是民族的“意力”或“意志”。他特别强调了民族的“意力”或“意志”对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他写道：民族有统一“意志”，然后才能立国。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是统一，玛志尼时代的意大利民族的“意志”是复国。就中国目前而言，中华民族的“意志”是实现民族复兴。所以全体中国人，无论其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如何，都应该服从这个民族意志。[12] 蒋廷黻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改革中国人那种圆滑、通融、敷衍，做什么事都消极、清高的人生观。官可以不做，但事要做；别的可牺牲，唯独事业不可牺牲。否则，民族复兴的可能性就不会成为现实性。[13]笔名为“杯水”的作者也认为，要救国，实现民族复兴，应从革除国人身上的一些“恶习惯”入手，同时要加强对国民的文化教育，因为“今日国家事事弄到破产的情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自私、怯懦、虚伪、不认真种种毛病在那里作祟，一方面也是因为必需的知识太缺乏”。[14]解炳如将“杯水”所讲的那些国人身上的“恶习惯”称之为“民族的劣根性”，他强调：“在今日国难严森，民族危急之时，吾人当前急务在求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途径虽多，但“均须以改造民族的劣根性为依归，则民族复兴始有希望”。[15]周佛海在《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书中提出，要以“精神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精神建设”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扫除因私害公的风气，建设为公忘私的精神；第二，要铲除敷衍、应付和虚伪的风气，建设忠于所事、忠于职责的精神；第三，要铲除互相推委、互相责难的风气，养成任劳、任怨、任咎的精神；第四，要铲除冷淡的心理，养成狂热的风气；第五，要铲除个人自由的风气，养成严守纪律的精神；第六，要铲除鄙卑鄙贪污的恶习，树立尚名节、重廉耻的风气。[16]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名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的“社评”也再三强调：“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以秦汉以上诸先哲之智慧品性能力精神为范”，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之必要的原则”。[17] 和蒋廷黻等人的认识稍有差异，梁漱溟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上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的新环境。因此，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的重新建造。就此而言，“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而所谓的文化建造，亦就是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18]从中国的问题“在法不在人”这一认识出发，张素民认为“中国一切复兴事业之惟一前提，在改良组织；改良组织之密决，在求法律章程之有效；法律章程之执行，尤在执法者之守法”。所以，“执法者”能否得人，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否的关键问题。[19]在章渊若看来，民族复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因此只有建立在“健全的科学文化之基础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一切民族之实力庶几可得发展之源泉”，民族也才能实现复兴。[20]郑宏述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二大敌人，“要使民族复兴，希望民族向前迈进，无论如何需要打倒这两重巨大障碍”。[21] 作为清华大学优生学教授，潘光旦在《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和个人或家族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遗传最为基本，其次是环境，再其次是文化。既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三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一个民族的衰败以至于灭亡，或在将亡未亡之际，想加以挽救，我们便不能不就同一的因素，去找寻所以败亡的解释或可能的挽救的方法了”。然而，自“九一八”后，人们虽然受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而大讲特讲“民族复兴”问题，但检阅其议论，“几乎全部是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的，大家总以为民族目前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有的人甚至“把（民族衰败）的责任移到各个人的自由意志上”，归罪于大家不努力。实际上，“历史的文化”固然重要，“生物的遗传”和“地理的环境”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这三个影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22] 尽管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长的专业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只有发奋图强，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并且探讨了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帮助广大国民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 人们在探讨民族复兴的问题时，特别强调了民族自信力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张君劢即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张译菲希德——著者）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国时，不顾个人安危，对德意志国民发表的爱国主义演讲。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在这三原则中，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又是原则中之原则。所以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提高民族的自信力。[23]1934年5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的“社评”，提出“今日欲救中国于危亡”，首先应该打倒那种认为中华民族除了“拱手待亡”没有其他出路的悲观消极心理，而大力“培养民族自信精神”，使全体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号为民族前驱之智识分子”，“不以艰危动其心，不以挫辱夺其气，共悬一鹄，努力迈进，要以复兴中国、光复故物为职志”。沈碧涛在《国人的危机》一文认为：“自信力为民族最要之观念”，但自中西交通以来，因中国的一败再败，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受到沉重打击，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从“恢复自心力”做起。[24]谢耀霆论民族复兴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复兴民族须先恢复自信力》，他认为“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失去了自信力的缘故。那么，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亦只有首先恢复自信力，然后始有复兴的可能”。[25]吴其昌在《民族复兴的自信力》一文中同样强调：我们“这个庞大的民族能不能复兴”，关键是要看“我们的自信力了”。[26] 要复兴中华民族，就必须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可以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基本共识。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呢？张君劢认为，要提高民族自信力，首先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老祖宗，否则，“便等于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则不能为人，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据此，他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那种数典忘祖，全盘否认中国历史文化，“视吾国所固有者皆陈规朽败”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但我们切不可因近百年的落后而妄自菲薄，责骂我们的祖宗，更不可将中国历史文化说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一个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才可以立国”。否则，“自尊自信之心不立，则万事都无从说起，不仅学术不能自主，即政治亦无希望”。[27]“子固”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我们不要发疯地夸大狂，但是我们却不能缺少自尊”。“我们应该纪念我们祖宗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宗创造的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28]“华生”把国家比之于家庭，一个家庭没落了，要是子孙们“不知力自振作，而徒夸耀其过去的光荣，那当然是无用的”，但要是子孙们“连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只知到羡慕他人目前的隆盛”，那“这个家庭的存在就更可危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不知道，甚至因羡慕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而大肆“诋毁”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以为自己民族“根本无文化之可言”，那么这个国家不仅没有复兴的希望，相反还会进一步衰落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有适当的历史教育”，使国民对中华民族光荣的历史文化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力”。[29]谢耀霆认为，要树立国民的自信力，惟有努力去表彰、去发扬“中华民族过去的光荣与伟大”才有可能。[30] 但和张君劢、“子固”等人的认识相反，胡适则认为民族自信力虽然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但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而所谓反思，“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消灾灭罪”。他“反思”的结果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子的法廷，……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他批评建立在肯定和尊重中国固有文化之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是“无根据的自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面，禁不起风吹草动，就会倒塌下来的”。“信心是我们需要的，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31] 究竟怎样才能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呢？是“表彰”我们的历史文化，还是“反思”祖宗的“罪孽深重”？对此，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学术界展开过激烈讨论。胡适连续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和《三论信心与反省》，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我们今天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已容忍“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狱，板子夹棍子的法廷”等“国滓”达几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32]胡适的观点除得到周作人的支持外，[33]大多数人则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其玉指出：胡适提出民族的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反省的基础之上，这是正确的，但“反省也应该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劣优并提”，既要“看人家的长，我们的短，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人家的短”，否则，“过分的自愧，也有流弊的，也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他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结果是可以亡种、亡国的”。[34]“子固”写道：中华民族衰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确实值得我们认真的反省，“但是我们反省的结果与适之先生的有一半不同”，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她的“美点与丑点”，我们不能由于过去有一些诸如“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狱，板子夹棍子的法廷”之类的丑点，而否定整个民族文化，否则，“岂不像一个不肖子因母亲脸上有几粒麻点而说她是世界上顶丑的女人一样地不合道理么”。[35]“寿生”认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既不能过于的“捧”，也不能不加限制的“抑”，“‘捧’很了误事，‘抑’很了亦是误事的。我们的劣点固当极力暴露，极力舍弃，但我们的好点亦宜寻出来增加我们一点自尊心，使我们干得起劲一点呀”。[36]“华生”同样强调：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夸耀其过去的光荣”，也不能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如果说前者的心理是“妄自夸大”的话，那么后者的心理则是“妄自菲薄”，而无论“妄自夸大”，还是“妄自菲薄”，都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心理。[37] 应该说，抛开具体的主张，就原则而论，人们对胡适的批评是对的。我们承认民族的自信力的确不能仅仅建筑在歌颂过去上，而必须认真地对过去进行“反省”，因为一味地歌颂过去必然会导致人们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和与其他民族的差距，但如果只“反省”祖宗的“罪孽”，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同时又无限地拔高、美化西方的历史文化，那么除了造成一种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外，又怎能树立起对国家、对民族的自信心呢？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正确的“反省”应该“劣优并提”，提“劣”，是为了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不足，找出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提“优”，是为了增强人们今后努力的勇气，树立起赶超其他民族的自信心。借用吴景超在《自信力的根据》一文中的话说：我们“反省”的目的，是要使人们认识到，“我们现在不如别人，正如在万米赛跑中，有一刹那，在别人的后面几步似的。只要我们的脚劲不差，急起直追，那么在一两圈之后，不见得不能超过他人。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赶快吸收别人的长处，我们先天的根底本来不差，所以在这一点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的”。[38]实际上，面对批评者的评批，胡适后来也对自己的观点也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他承认除“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狱，板子夹棍子的法廷”等“国滓”外，“我们的固有文化有三点是可以在世界上占数一数二的地位的”：这就是“最简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39] 为了“表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提高国民的民族自信力，“九一八”后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热潮，用熊十力的话说：“今外侮日迫，吾族类益危，吾人必须激发民族思想。念兹在兹”。[40]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国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九一八”后“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41]如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就这样写道：“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42]张君劢于“九一八”不久著《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一文，重点论述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指出，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丝、茶、瓷器等等这些为西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外，中国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我们决不可因今日中国的失败，而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所取得的成绩，失去民族的自信力。实际上与古代各民族相比，中国民族“不特无逊，且时有过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君劢等人虽然主张表彰中国的历史文化，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但他们同时又强调：表彰中国的历史文化，“非谓吾国文化已臻绝顶，而无求于外人”。实际上自1840年以来，西方文化即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科学技术，抑或学术方法，中国都远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故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重蹈古代其他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两河流域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灭亡的覆辙，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必然之趋势，无可逃避者也”。[43]但这种学习要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为原则，以保持民族的本来面目，或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思想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即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如人家的是“船坚炮利”，继之又认为我们不如人家的是“政治法律”，到了现在则进一步认为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社会、我们立身处世的态度以及学术方法，“一切都不如他人”，都应“弃其所固有，唯外人是从”。思想自主之权因此“扫地以尽”。而放弃思想自主权，“专门追逐外国思想之后”，这是不可以立国的，更无法实现民族的复兴。职是之故，张君劢在《中外思想之沟通》一文中再三强调，处于今日之落后地位，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要以思想自主为原则。 与张君劢的主张相类似，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 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这种“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而不能像近代以来的几次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对欧美文化采取“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相反还造成了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消失。在他们看来，要实现民族复兴，“要使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和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但和张君劢以及十教授的主张不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认为，由于中国各方面都比西方落后，中华民族要想实现复兴，“继续在这世界上生存”，便非“西化”或“全盘西化”不可。为此，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还发生过一场关于“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争。[44]论争的结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复兴中华民族，“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存文化的一种辨证的或有机的综合”。[45]正是通过这次文化论争，国人对中西文化及其关系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原来的或维护传统、或主张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进入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时期，其成果便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和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文化哲学流派的形成。 （三） 除民族自信力外，人们还讨论了学术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张君劢指出：民族复兴必须经过一个由伏至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学术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他举例道：大英帝国的发展，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为先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为前驱；德意志统一事业的完成，有赖于文学、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歌德、席勒的文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哥丁大学的自然科学，孕育了德意志民族的独立精神，从而为俾斯麦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创造了前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所以迟迟不能取得成功，其原因之一也就在于近三、四十年来，我国的维新派、革命派都自政治上下手以图建设国家，而对独立的学术创作用力不够，政治上用力过多，必然会造成派别林立，内争不断，其结果是全国分崩离析，外敌乘之。如果移一部分全国之心力用于文艺、哲学和科学上的创作，这一定会有裨于民族复兴。故此，他把合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创作视之为“民族复兴的基础”。[46] 郑宏述论述了文艺对于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文艺既不是盛世的点缀物，也不是有闲的消遣品，更不是凄凉的藏花之曲，靡靡的亡国之音，相反它能给予民族以强有力的刺激，强有力的策动，能促进民族的复兴，“新的文艺创造着新的时代，力的文艺复兴起力的民族，伟大的文艺创造着伟大的时代，健全的文艺复兴起健全的民族，潜到时代的核心，站在民族的前面，把握着时代的动向，探索到民族的出路，这是现阶段文艺者的伟大的使命”。具体而言，他认为文艺具有“打倒利己的个人主义”，“肃清残余的封建思想”，“铲除浅薄的阶级观念”，“排除颓废的劣等根性”，“阐发过去的光荣史绩”，“树立坚强的民族意识”，“增进正确的世界认识”等社会功能，而这些都有利于民族的复兴。比如，民族意志消沉的民族，决不会努力图谋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不知努力图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当受到外族的侵略或压迫时，即不能努力抵抗，最后结果，必致陷于灭亡。“所以，要复兴民族，树立起坚强的民族意识，遂亦为急迫的要图，而成为文艺的使命之一”。[47] 顾毓琇借用诺贝尔奖获得者郎穆尔博士的话，批评中国的科学家为学术而研究学术，没有把研究学术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他强调既然学术研究的成果只有一部分可以被用来为民族复兴服务，那么“我们在国难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范围”就应该有所选择，“从国家社会现实问题做出发点，去推求这些问题相关的学术方面”。比如，“我们研究农村组织，而以中国的农村问题为出发点，那么我们虽不妨研究欧美以及印度朝鲜的农村，但是我们注意的目光曾引我们着重于某一部分的材料。否则，一个人尽可做一篇十万字的欧美农村概况，而其中选取材方面，或者我国所要参考的几点，反而简略了”。[48] 华生则强调了历史教育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历史教育的功用，“就在于教人不要忘记过去，教人要从过去历史的认识，而更奋发上进”。这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教人不要忘其所从来；他方面则教人要继承古人，努力振奋，谋历史民族的延缓与发展”。在他看来，近年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力之所以会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完全丧失了信心，形成了一种“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心理，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一再失败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力的沉重打击这一原因外，没有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在提高民族自信力方面的作用也是其原因之一。比如，他指出，今日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课程中对于本国史的轻视，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隔绝，致世界史上没有中国的地位，形成轻重倒置、反客为主的现象”。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所谓历史，实际上都是欧美的历史，举的例证，都是欧美的例证。其结果，学生对欧美的历史文化知道得颇多，谈起来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对本国的历史文化反而知之甚少。故此他要求对历史课进行改革，增加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49] 既然合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创作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所以“九一八”后张君劢以创作合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为己任。在《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中，他讨论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中国新哲学的创造、当代政治思想以及黑格尔哲学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他还依“民族活力”的盛衰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所谓“民族活力”，“即民族的生存力”。他认为那种拿秦朝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上古史，此后为中古史的分期法，“把中华民族发展膨胀力之一点完全忽略了”，这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如果以“民族活力”为标准，那么秦汉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一期，历经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民族大融合而建立起来的隋唐和宋朝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二期，如今是中华民族振作的第三期。不久他又出版了《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主要通过对中、印、欧历史文化的比较，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提出未来中国文化的新方向，应以“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为“总纲领”。[50] 历来强调治史不求致用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即提出要加强中国民族史与地理学的研究，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他除了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还与一些同人和同学创办了一份《禹贡》杂志。该杂志的创刊词表明了他们创刊的目的：“这数十年来，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他们还特别强调研究历史地理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意识，指出：日本用“本部”呼我们十八省，暗示我们的边垂之地不是原有的，从而为他们的侵略制造历史根据。在此情况下，不研究历史地理，不使人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岂不是“我们的耻辱”。他们还成立了“禹贡学会”。接计划，他们先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51] 著名哲学家贺麟，于九一八事变前夕才结束长达5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国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他不顾旅途劳顿，即着手撰写《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长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在普法战争时的爱国主义事迹，表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号召国人向他们学习，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行列。1931年10月21日起该文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连载，该刊主编、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按语中写道：“按此次日本攻占吉辽，节节逼进，当此中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文士哲人，莫不痛愤警策。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1749—1832），费希特（1762—1814），黑格尔（1770—1831）之行事，壮烈诚挚，尤足以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故特约请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贺麟君撰述此篇”。《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文笔生动，资料丰富，将传主的生平思想和爱国主义品格有机地结合起来，颇受读者好评。张岱年回忆自己当年读该文的感受：“九一八事件以后，贺麟先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题为《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其中着重叙述了费希特的爱国行动。此作情文并茂，表达了贺先生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诚挚感情，令人感动。我读后，非常钦佩”。[52] “九一八”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并探讨了如何复兴等问题，这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或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它其中也杂夹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有人借此宣传复古主义。《复兴月刊》的第3卷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尊孔与民族复兴》的文章，认为“尊孔必复兴，复兴必尊孔”，只有尊孔，中华民族才能实现复兴。所以，该文对国民党政府恢复祭孔典礼的决定以及何健、陈济棠等地方军阀搞的尊孔读经称赞不已。还有人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必须复兴民族精神，但他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儒家的所谓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如此等等。因此，“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往往又与复古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这是我们在研究“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吴钊：《复兴之基点》，《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2] 希声：《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独立评论》第65号，1933年8月27日。 [3]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05—50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 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下）第68—70页，再生社1935年版。 [5] 赵正平：《短期间内中华族复兴之可能性》，《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 [6] 赵正平：《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复兴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1日。 [7] 郑宏述：《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复兴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12月16日。 [8] 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国闻周报》第13卷，第39期，1936年10月5日。 [9] 潘光旦：《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 [10] 如甘豫立的《土耳其之复兴》（《复兴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0月1日），王望桐的《美国复兴运动之检讨》（《复兴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1日）等。 [11] 吴泽霖：《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 [12] 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下）第73页，再生社1935年版。 [13] 蒋廷黻：《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国闻周报》第11卷，第28期，1934年7月16日。 [14] 杯水：《救国的几个先决问题》，《独立评论》第71号，1933年10月8日。 [15] 解炳如：《民族复兴与民族性的改造》，《复兴月刊》第2卷，第12期，1934年8月1日。 [16] 转引见朱国庆：《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独立评论》第218号，1936年5月13日。 [17] 《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 [18] 梁漱溟：《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419—4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9] 张素民：《中国复兴之惟一前提》，《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20] 章渊若：《复兴运动之基点》，《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 [21] 郑宏述：《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复兴月刊》第2卷4期，1933年12月16日。 [22] 潘光旦：《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 [23] 张君劢：《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族立国大计》，《再生》第2卷第1期，1933年10月1日。 [24] 沈碧涛：《国人的危机》，《大公报》1931年11月3日“读者论坛”。 [25] 谢耀霆：《复兴民族须先恢复自信力》，《复兴月刊》第1卷，第8期，1933年4月1日。 [26] 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国闻周报》第13卷，第39期，1936年10月5日。 [27] 张君劢：《思想的自主权》，《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上），第152页，再生社1935年版。 [28] 子固：《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独立评论》105号，1934年6月17日。 [29] 华生：《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9期。 [30] 谢耀霆：《怎样复兴中华民族》，《复兴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2月1日。 [31] 胡适：《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3号，1934年6月3日。 [32]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5号，1934年6月17日。 [33] 见周作人：《西洋也有臭虫》，《独立评论》107号，1934年7月1日。 [34] 吴其玉：《读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6号，1934年6月24日。 [35] 子固：《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独立评论》105号，1934年6月17日。 [36] 寿生：《读“信心与反省”后》，《独立评论》107号，1934年7月1日 [37] 华生：《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9期。 [38] 吴景超：《自信力的根据》，《独立评论》第161号，1935年7月28日。 [39] 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 [40] 《十力语要》卷一第11页，1947年湖北印本。 [41] 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7年10月14日“史学版”。 [42] 转引见上文。 [43] 张君劢：《中外思想之沟通》，《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卷上），第175页。 [44] 关于这场论争及其评价，可参见拙作《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 [45] 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 [46] 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绪言》第6—9页，再生社1935年版。 [47] 郑宏述：《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复兴月刊》第2卷4期，1933年12月16日。 [48] 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49] 华生：《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9期。 [50]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51] 《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52] 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39页，三联书店199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