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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郑大华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就“（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这两个问题，向全国各界知识人物发出“新年的梦想”的征文通知约四百份，到截止的12月5日，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其中142份答案刊登在1933年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没有刊登的或篇幅过于冗长，或内容与征文原旨不符）。这142份答案的作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最多，约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合计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1]用《东方杂志》记者的话说，这些“‘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2]我们便以这些“梦”为中心，对“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作一宏观考察。 （一）抵抗日本侵略 1930年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为开端的。1931年日军挑起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又于1932年1月28日向上海中国驻军发动进攻。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兵力主要用于“围剿”苏区的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则采取妥协、退让，致使东北全境于1932年初被日军占领，上海“一二八”抗战最后也归于失败。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如何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当时中国人民首先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新年的梦想”征文答案涉及较多的一项内容。有人揭露日本对中国的长期侵略，认为“中国一切内政外交上之困难，十九由于日本之侵略政策。惟其有日本之侵略，故中国内部每至将统一之际，日本必设法以破坏之；中国外交每至将成功之际，日本必设法以阻扰之。此次东三省之被占，即日本破坏中国之最后挣扎”。[3]更多的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出了强烈不满。他们或“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而是领导全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进行积极抵抗；或希望“那时的中国军队是抵制敌国外患的，不是作内战的工具。那时的军事长官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丧师失地，便应自行受国法的制裁，不会贪生怕死，把持权位”；或企盼着“中国的军队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要将“内争的勇气毅力，转用来对外”。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企图依靠国联来主持所谓公道，解决中日之间的争端。但在一些征文者看来，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因为组织国联的欧美列强各有各的打算，“互相猜忌，互相观望，互相牵制”，它们都不愿自己出头与日本交恶，而想让别人对日本进行干涉，从而达到“使两败俱丧坐收渔人之利”的目的。日本也正是看透了欧美列强的自私自利之心，“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大刀阔斧，趋此机会，努力向中国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征文者的认识是多么的正确！国联根本不敢得罪日本，除空洞的声明外，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有效措施。征文者警告国民党南京政府说：如果还不赶快改弦更张，“采取有效的补救方法”，抛弃对国联的幻想，变妥协、退让为积极抵抗，那么中国就真的亡国无日了。“日本在很快的几年中要把东北完全变成朝鲜第二，而帝国高度的欲火却不能就此低熄；明治大帝的雄图，田中义一的伟划，势非一气贯彻不可。以山东为起点的黄河流域，将急转直下地化为第二东北”。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不少征文者希望国民党能消除内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梦见有一天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在孙中山陵墓前“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国难”问题，并当场做出三点决议：（一）自即日起凡为总理信徒，俱应牺牲任何个人私念，团结一致，就个人专长推完职务，消除政争，以挽救危局；（二）全体党员于四小时内一律编成国民军先锋队，集中所在地，侯令向各省前线开拔；（三）任命某某某为全国国民军总命令，全权处理全国军务，以抗外敌，限三日内将日军驱出平津，一个月内收复东三省失地。有的征文者还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问题。一位名叫周毓英的读者认为，1933年中国将发生历史性的大转变：“中国对国际联盟失望，走第三国际的路子，而且没有流一滴血”，就像英国大革命后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合组成统一政府一样，“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成了新政府，国民党加入了第三国际，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释放了出来”。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实现了停火，“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由于国共合作，两党军队一致对外，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日本军国主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见，“整个的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实现了空间的团结，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深知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们抛弃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一致团结起来，抱决死的心，不顾一切而抵抗来侵略的敌人”。经过五十年的浴血奋战，到1983年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衰老而濒于死的民族精神，因战胜强敌而回复到青春的时代”。就笔者目前所见到的资料而言，这可能是知识界最早明确提出的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张。此后，知识界要求国共结束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渐增多。这说明“九一八”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加剧，并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包括国共两党的生死斗争，已逐渐降为从属的地位。 对于中国的抗日前途，虽然有少数征文者感到悲观失望，认为“不是日本独占，便是国际共管”，但大多数征文者还是充满着信心，他们认为经过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的洗礼，尤其是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不畏强暴的英勇抗战，“整个的中国民族的脑筋被热血所洗涤，已渐渐地清晰，同时精神也慢慢儿振作，所以未来的中国是极可乐观的”。中国不仅不会亡国，而且未来是“光明的、进步的、科学化的”，一个美好而强大的中国，或许先要经过一番苦难危险，“然后好像名花的开放，灿烂于远东；好像旭日的初升，照耀在太平洋，执东方的牛耳，为世界的新兴国”。还有征文者认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得无厌，不断挑衅和侵犯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既得利益，激化了它与英美等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中国“翻身自强”的转折，“因为大战将促起了中国的自觉，促成了中国的团结，更促成了中国走上奋斗争生存的道路。结果大战给与了中国新的生命——使中国一变而成为东亚强国”，实现了“与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在其本质上自然的、真实的平等，政治上及经济上均无事实上所不需要的尊卑贫富的差别的平等”。 “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综观整个征文，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变对日妥协、退让为积极抵抗的呼声十分强烈。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查阅30年代的报刊，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的文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就是向以政治上平和著称的《大公报》，这时也公开发表“社评”指出：“自九一八以还，当轴高标剿共抗日之议，且以不剿共则不能抗日为言，……然而，共之坐大也非一朝；日之相逼也，又不能令我有喘息之安，故剿共难有近功，抗日则需要急效。将欲同时并举，事实自有所不能，将欲先剿共而后抗日，而无如彼方咄咄逼人，愈迫愈紧，其军阀早成无羁之马，……充其野心，直欲灭我全国，奴我全民，中国当局者，纵欲屈辱妥协，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藉曰许之，而彼曹雄图无限，血脉偾张，感情易动，夫谁得而保证其不变？”故此，“社评”呼吁“四万万中国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国共内战，“鞭策政府，俾得悉移剿共之兵力财力，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4]“新年的梦想”征文反映的正是这一思想取向。 （二）要求民主自由 “新年的梦想”征文答案涉及较多的另一项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制度的“梦想”。九十四岁高龄的马相伯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也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人民皆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马相伯一样，穆藕初也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未来的中国的政治制度，实现了“庶民平等”的理想，全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北京大学教授李宗武“希望中国的司法能真正独立”，“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有”，而能成为“民众全体的政府”。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梦想未来的中国“在政治方面，凡是生产者和一切体力智力的劳动者都参加政治，并且指导政治的活动，使中国政治不至于陷于‘乌托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合理的不偏于某一部分人或少数人的政治；确实是为民众谋利益”，而不是为某些人、某些集团或某一党派谋利益。开明书店编辑索非梦想未来的中国，在“人”的意义上，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律不等，真正的自由”。 人们之所以“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人民享有参政权以及其他种种自由权利，是因为现实的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参政权以及其他种种自由权利。所以，一些征文者在“梦想”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又对现实中的种种不民主、不自由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的社会，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像现在一样，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因为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人们做什么事都要受政府的严格管束。在政府的严格管束下，人们的种种自由便被剥夺了。比如，他指出，在“现在的政府”的严格管束下，人民就没有言论的自由，“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而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是民主的社会，是专制的社会。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就《东方杂志》的“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发表评论说，“梦想”虽然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但“在这昏黑的年头里”，假如你关起门、蒙着被做孤独的梦，“或者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不识相”，认为自己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家公开”，那么极有可能“掉脑袋”。连公开自己做梦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什么权利了，人民有的只是在高压统治下的“受罪”。“东北三省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严肃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这难道也算是我们的神圣权利吗？”所以他拒绝了《东方杂志》说梦的请求，尽管他是一位喜欢“白日做梦”的人。著作家傅东华讲述了这样一个“梦”：他去参加一个庆祝大会，经过一座上挂“民权门”三个大字的城门时，“感觉一种严肃的气象，叫人不寒而栗”。城门的警察像凶神恶煞般地搜查过往的每一个人，“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X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识，这才放我过去”。在这里，公民的人身尊严和自由权利已被统治当局打着“民权”的旗号剥夺殆尽。著作家韦息予认为，“生在现今的中国，最使人感觉痛苦的，莫若要吃饭、要说话、要行动，都受到不法势力的妨害和箝制”。因此，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梦想，“就是在不法势力的崩溃及腐败中，新生的合法势力得其培养而蓬勃生长，终于把一切不法势力压倒”。 尤须指出的是，一些征文者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民主、不自由的现象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及其一党专制的训政制度。卫聚贤认为，“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势”，从下层一层层的建筑上去，下层人民的权力最大，上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小，但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则反其道而行之，下层人民的权力最小，甚至没有权力，而上层中央政府的权力很大，其结果由于“根基太小，自然会倒，若遇着大风，当然是不稳的，在那里动摇”。梁园东指出，现在的政府“说是要富要强必先‘训’我们。但是结果上他又觉着孺子不可教，以为非管束住我们他不能干。然而社会是被管束住了，政府还是干不好”！因此他主张废除政府，取消“训政”，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冯自由要求“国民党有力的现当局”承担内政外交失败的责任，“毅然向全体党员及国民引咎自劾，宣告遵守同盟会革命方略纲领，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新年的梦想”征文者对于现实中的种种不民主、不自由的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要求取消或结束国民党的“训政”主张的提出，表明北伐前后曾一度真心拥护过国民党、对它统治中国抱有极大希望的一些知识分子，这时由于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并顽固坚持一党专制，践踏民主自由，以及内部的争权夺利，贪污腐化，而开始由希望转为失望和不满。《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的征文就表达了这一转变。他在文中写道：“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隐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了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密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我现在不做大梦，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我不做梦，希望中国有第一流政治领袖出现，只希望有一位英国第十流的政客生于中国。并希望此领袖出现时不会被枪毙”。“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只希望临时开会抗日不被军警干涉”。“我不做梦，希望内政修明，党派消灭，只希望至少对外能一致，外邻侵犯时保留一点人气”。“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指染，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一点事迹”。就其政治取向而言，林语堂不左不右，和胡适一样，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种种“不做梦”“只希望”的无奈，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对国民党的从希望到失望和不满的转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顾森千就公开表示，“在现在这种时代下”，要想从事“巨大的建设”，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是“痴人说梦”。一些思想激进者甚至表达出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的反动政府的思想。在《大晚报》记者邵塚寒的“梦想”中：“民众武力最后必能颠覆出卖民族利益、国家人格的统治阶级，在自己武力的支撑上，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权”。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章乃器认定，“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当然，这样的一个革命是要和遍满世界的革命潮流互相呼应一致行动的。所以，这个革命成功的日子，就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同时解放的日子，也就是帝国主义整个崩溃的日子”。中央大学研究生汪漫铎预测：“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工具在全中国的民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大团结大决战下崩溃”，旧的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的政府被推翻，新的“发展生产，发展科学，发展文化的政府成立”。和汪漫铎一样，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也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有一场大火, 毁灭旧社会的一切”，其中包括对人民实行专制和压迫的反动政府。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也有个别原本信仰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受欧美一些国家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后放弃了民主政治，而采取独裁制度”的影响，“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5]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就认为，对于未来的中国，“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以中国之大，真的专制之治本不容易，加以近代思想之庞杂，国际关系之错综，更不容易。……但我觉得中国无救则已，有救大约非走过这一阶段不可”。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也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有一位狄克推多出现。这狄克推多制如不采拿破仑的帝制形式，必取凯末尔的共和形式，而慕沙利尼的那种形式，他是不愿采用的。这因为中国人有这劣根性：就是不欲有一位高于己上的君主，虽则他在事实上不过是个木偶。这狄克推多晓得适应潮流，能为工农阶级制定许多法律”。读者孙伯鲁“梦想”未来的中国，能有一个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土尔其的凯马尔那样的人物出主张“新式独裁”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主张“新式独裁”的虽然只是少数人，大多数知识分子主张的是民主政治，但这种思想动向值得重视。到了1933年底，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在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以蒋廷黻、钱端升和丁文江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实行新式独裁是实现国家统一、应对民族危机的最佳选择，而以胡适、张熙若、张佛泉为代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则坚持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和团结全国力量，挽救民族危机。 （三）向往社会主义 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这是“新年的梦想”的征文答案所反映出来的3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值得重视的思想取向。初步统计，在100多篇的征文中，有20多篇征文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度、实现了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辛亥老人柳亚子梦想的未来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女作家谢冰莹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工作，这工作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和整个的人类所需要而做的。他们过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底生活；有书读，有游艺，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他们享受着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一切权利”。《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读者张锡昌梦想的未来中国，“一切生产的工具在劳动者手里，不断地生产适应着大众的需要；政府是劳动者的代理人，以全力建设一个合理的新社会。工业的生产使全国劳动者得到适当的分配，个人在全社会阵营中享受着合理的生活。农业生产者从个人的惨淡的封建牢笼中脱离，走上集体的自由的途径，参加着全国伟大的新社会的建造”。小说家郁达夫梦想“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有‘私有财产’”。裕丰纱厂的毕云程“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的未来中国，“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是外国传教士，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她进行过介绍。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兼爱、平等、大同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影响，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枝独秀，成了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1921年潘公展在《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6]冯自由也曾这样描述过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7]后来因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社会主义的潮流曾一度走向低落。然而进入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方面爆发于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量的生产过剩与广大劳动者无力消费的矛盾暴露无遗；另一方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提前完成，[8]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1933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开篇明义便写道：“资本主义随着（经济）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反，“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今年已开始进行第二次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体现出了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9]于是，社会主义潮流又重新高涨起来,并成了“一班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选择。和丁文江讨论“中国出路”的季廉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10]1933年《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拟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刊，就“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甚么几个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这两个问题向全国各方面知名人士征约文章，其结果在共收到的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中，只有一篇明确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道路，而明确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或兼采社会主义之长的则达14篇之多。[11]一位名叫杨幸之的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现代化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伐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12]就是一生以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著称的胡适，这时对苏俄和社会主义表现也出了一定的好感。[13]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人们主要是从伦理价值的观点，即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着眼，而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剥削和人人平等的话，那么，30年代初，受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影响，人们除主张财产公有、消灭剥削和人人平等外，还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又称统制经济）。这是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当时国内外都有不少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大危机，原因就在于盲目生产，经济没有计划性；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也在于苏俄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用“志远”的话说：“近年来东西各国实业巨擘、学术专家、政界名流以及新闻记者、教育家、文学家和工人代表团等等，前往苏俄考察者，回国后大都对苏俄表示同情之美感，有的甚至替它大事鼓吹，以为苏俄成功之秘诀，在于它的社会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它与制造恐慌、产生失业贫困、酝酿冲突战争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14]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毓英主张：未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应“全部改革”，“实行计划经济”。张宝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份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读书杂志》的严灵峰希望“在新的政治彻底变革之后，……开始实施各种经济政策和计划，从事于合理的有组织的生产”，实现经济的有计划性的发展。张耀曾对“未来中国”的“梦想”是：“所有资本的使用，生产的方向，劳力的挹注，技术的传授，分配的调剂，消费的节制”，均应有计划性，“避免无益的竞争和抵制”。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认为：“吾国之经济的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而张君劢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在适当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采纳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政策，将所有国有或私有企业都置于国家计划的统一支配之下，“工业上所需之资本几何？人材若干？农业应需之公私资本与人材又几何？农工两业应孰先孰后？一切由国家通盘打算”。[15]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避免西方生产大量过剩与广大劳动者无力消费之矛盾的出现，可以说这是30年代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守愚”在《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一文中写道：在苏俄工业计划没有实现以前，大家都认为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空想，可是自1928年苏俄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成效斐然，而同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生产过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人数超过数百万，于是大家对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统制经济不仅能够实行，而且是挽救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要求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因而“风起云涌”，成了“时髦名词”。[16] 除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外，不少征文者还特别希望能改善中国人民贫困的物质生活。因为用《东方杂志》记者的话说：“在衣食丰厚的人们，所梦想的只是精神的满足与慰安。可是在经济崩溃的今日，精神的文化的生活，却只好丢在脑后了”，人们希望的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持志大学的娄立斋对于“方今大多数中国人”，由于被人掠夺，“天天在挨饿受冻，且有易子而食”的现象痛心疾首，梦想中的未来中国，能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已无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对立”。燕京大学教授洪业梦想的也是“全国的人都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犹如娄立斋、洪业，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孙伏园同样梦想的是，有“大批的窝窝头送到嘴边，大堆的破棉絮送到身边”。大中中学教员严绂葳“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无‘生存苦’的社会”，生于这个社会的未来中国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章衣萍“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我们不要像甘肃一带人民一样，吃草皮树根，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便好”。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的，则是“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尽管“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专利品。 以上是“新年的梦想”征文的主要内容。众所周知，30年代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应该怎么办？这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新年的梦想”所反映出来的30年代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来看，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到“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投身到了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 [1] 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2] 记者：《〈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3]《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以下引《新年的梦想》，不再注明。 [4] 《进一步之废止内战运动！》，《大公报》1932年7月21日“社评”。 [5]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1933年12月24日。 [6]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18卷第4号，1921年2月25日。 [7] 转引自杨奎松、董士伟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8] 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上升到70%，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工人人数增长近一倍，工人工资也翻了一番。 [9] 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1933年4月16日。 [10] 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 [11]《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12]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5日。 [13] 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4] 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张君劢也认为：“此即由俄实行者为有计划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者为无计划的经济之故”（张君劢：《立国之道》第230页，1938年桂林版）。 [15] 张君劢：《立国之道》，1938年桂林版，第241页。 [16] 《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