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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海运是晚清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由于牵涉面极广，头绪繁多，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难免存在某些偏颇。现根据档案等资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辨析，以期获得新的进展。 一 张恩骏在编写“轮船招商局大事纪”时，[1]称同治十二年（1873），“直督、苏抚奏拨漕米30万石，交由本局承运”。也就是说，他认为，本年轮船招商局承运漕粮30万石。此说误。 按：轮船招商局是在李鸿章等人的极力呼吁下，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2]。轮船招商局创办伊始，既缺资金设备，又无管理经验，更为严重的是，它还面临着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内河的主要航线，招商局一成立，旗昌即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停止了互相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为了扶植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多方努力，试图让其依靠运输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漕粮来获取利润，渡过难关。因为有和沙船等传统木帆船共同运输的问题，李鸿章经考虑后慎重规定，两者的分配比例为“沙八轮二”。[3] 江苏当局对此表示支持：招商局创办伊始，各口贸易未能即时兴旺，自宜遵照原议，先行试运江浙漕粮。招商局有轮船三、四号，如每月装运二次，核计正月至五月，共可装海运粮米20万石，江浙两省当按此数“照拨”[4]。随后，李鸿章旧部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特意奏称，本年江苏系拨漕10万石交招商局承运[5]。到十二年二月，轮船招商局之“永清”号轮船，已经将首批漕粮9000石，外加各耗共米1万石，运往天津[6]。 浙江也是照此办理，他们交给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同样为10万石。在其上奏的浙江海运章程中，则有如下说明：“因商船缺乏，请以轮船试装漕粮，惟到津剥验均宜迅速，以便转运。”[7]本年浙江的漕粮承运情况如下：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三月十九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除了正耗米，再加上商船耗米等杂项，正好是10万石。本年江浙两省共交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应为20万石，那么，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问题出在江北漕粮身上。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江浙两省的漕粮海运得到了恢复，但清廷中主张河运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为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江北淮、扬、通三属及徐州地区的漕粮，分别在同治三年（1865）至四年、九年至十一年，进行着数量不等的河运[8]。同治十二年，江苏也打算将丹阳和金坛采买的粮食2万石交由河运。只因黄河改道之后，年久失修，运河淤塞，沿途浅阻，河运颇不划算，江北漕粮一度有改行海运的计划。江苏顺水推舟，“仅此区区2万石之数，更不必冒险独行”[9]，撤消了海运的计划。 对于江北欲行海运的打算，刚刚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极为动心。朱其昂向张树声禀请，轮船招商局现有轮船3艘，每月运漕2次，每次装米3万余石，自正月至六月，共可运米30余万石。江浙两省已经答应拨给轮船招商局漕粮20万石，尚有10余万石的运输能力可资利用，合之江北起运米数相符，“不致临时贻误”。张树声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不料朱其昂因购船之事出现周折，担心赶办不及，又特向李鸿章求情，要求将此10万石漕粮退回。张树声极为愤怒，甚至怀疑轮船招商局有无能力承运江浙的20万石漕粮[10]。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再次上奏，表示江北各属漕粮10万余石，仍将恢复河运[11]。到三月份，两江再次奏称，江北河运米106808石4519勺，外加船户耗米4272石2583勺，已于正月十七日开行[12]。 由此可知，张恩骏所说的“30万石”，不过系朱其昂等人最初所讨论的由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数字（江苏、浙江及江北各10万石），而非轮船招商局最终承运的数量。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在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说，“现仅分运苏浙漕米岁20万石，沾润较少”[13]，但这是怨不得别人的。 二 《清史稿·漕运》称：“（同治）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14]此说不确。 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漕运活动停顿下来。这几省的重新漕运，始于光绪元年（1875）。但在此之前，有关各方已经做好必要的铺垫。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清廷再次要求湖广恢复漕运制度、起运本色漕米，湖广总督李瀚章仍然反对，但此年的反对，却成为以后几年湖北采买米石的开始。李瀚章表示，湖南、湖北两省起运本色，虽京仓能多收米石，但京外就会少数十万两可用之银。他指出，此时京仓既可支持，自是银重于米，“如将来需米之时，可否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15]也就是说，在轮船招商局办有成效后，他已经准备让轮船承办此事。 同样，在经过多年的抵制后[16]，同治十三年，江西亦表示，既然湖广运津漕粮由轮船招商局包运、包交，江西拟亦仿办[17]。巡抚刘坤一还私下称：“农部止知江省米色较低，米价稍贱，不思水路如此之远而且难。”但他也看出，“此次部文似难空言搪塞”[18]。李鸿章则竭力为轮船招商局争取生意。他给刘坤一写信，声称江西丁漕全征本色万做不到，然须稍为通融。若一意坚持，无颗粒运京，“既非公忠体国之道，终必有变本加厉之时”。轮船运米能力极强，现在招商局所运米数无多，江西若能办漕，米数渐增，添船渐多，“国计民生均大有裨”。如江西愿意采买粮米，或自在本地采购，或交招商局代购，杂费至多不过江浙采买之数。如能仿江北运漕之例，折征于民，办运于官，先期奏明，“廷议当准行”[19]。 光绪元年，江西漕粮开始办理海运。据巡抚刘秉璋奏报，本年江西漕粮系由朱其昂赴苏州、常州等处采买米87780石，其中粳正米2万石，剥船食耗米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0345石；籼正米6万石，剥食690石，新增剥耗米345石，商船耗米4800石，共65835石。采买之价，粳米每石为库平银2两45分，籼米2两35分，合共用库平银208477两5钱。这批粮食均由招商局轮运赴通[20]。 湖南巡抚王文韶也称，本年湖南试办本色米2万石，系由盛宣怀主持，在漕粮正款项下动用库平银26000两，“由海运津”[21]。具体米数，则为正米2万石，商耗米1600石，剥耗230石，新增剥耗米115石，共21945石。用银51570两75分，每石合银2两35分[22]。同样，湖北亦采办3万石正耗。具体的开销，据湖北巡抚翁同爵禀报，在3万石正米之外，外加商耗2400石，剥食345石，新增剥耗米172石5斗，共32917石5斗。每石合库平银2两35，共77356两125[23]，其价目与江西和湖南的完全相同。 光绪元年以后，江西与湖北两省的漕粮海运情况如下：（单位：万石）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光绪六年起，江西漕粮海运的活动才完全停止。湖南虽然自光绪元年后就停止了漕粮海运，但从光绪十一年起至光绪十八年，它却又一度恢复过每年海运3万石的行为。[24] 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前引《清史稿·漕运》中关于上述几省起运漕粮的分析存在着以下几点模糊：其一，江西、湖南与湖北均系从光绪元年起承办漕粮海运，其时间表述应该统一，否则极易给人留下江西于同治十三年起运，湖南、湖北则于光绪元年起运。其二，关于光绪元年这几省的起运数量，其描述亦应统一，或称江西、湖南、湖北各采办（采买）漕粮8万石、2万石和2万石，或称各采办正耗米81380石、20345石和30517石5斗。其三，光绪元年以后，“江西、湖南寻停”的说法，应当删去，否则即须指出，是“湖南寻停”，且以后又有反复。 三 丁进军根据刘坤一的一份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断定“光绪二十七年后的漕运，虽主要是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承运，但由官方、商人乃至外国洋行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这说明清末漕运中，清政府基于财政困难，已开始借用洋行轮船共同协运漕粮，其买办化因素在逐渐发展”。作者进而指责《清史稿·漕运》“在这一问题上的记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25]。此结论错误。 按：《清史稿•漕运》关于此事件的表述是：“二十八年……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从之。”丁进军据此推断，“言外之意，清政府从维护其天朝大国的尊严出发，拒绝了太古洋行的协运。”拒绝太古洋行协运不假，但从文中显然不能看出清政府之拒绝，是出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盛宣怀已经说得很清楚，漕米、军米均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这种深意，正是李鸿章所说的，通过扶植轮船招商局，使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26]。 丁进军依据的刘坤一档案内容如下：“如沙船装运，风涛难料，势必耽误程期，招商局又因上年封河折回旧漕8万余石，上海、塘沽两处栈房均已壅积，未能独任承运，即经委员候补知县沈翊清、颜澍荷赴上海局太古洋行筹议商办，经该洋行兰突遗经理人和昌成号王增禄出为商办，现已议定，自上海装轮至塘沽。……所有光绪二十七年冬漕，饬由招商局兼雇太古洋轮分装承运”[27]。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沈翊清等人和太古洋行“议定”来运输二十七年冬漕[28]，而不是说已经将它运送完成。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招商局手中。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等人前赴上海，向太古洋行华人经理王增禄商量代办事宜。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由太古包运，自上海装轮运至塘沽。无论漕白水脚，每石规银3钱2分，正米交清后，余米照章由海运局收买。至历届沙船准带2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该行免税1成。合同草签后，江苏先付水脚规银2万两，交太古洋行收兑。其他兑米储栈事宜，悉照招商局章程办理。江苏巡抚恩寿表示，所有议定水脚银数，较之沙船水脚每石约可节省曹平银9分零，将水脚神犒等项一并统计，每石也不逾库平银7钱5分之数[29]。 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后，清廷与列强分别进行商约谈判。由于有了将苏漕30万石交由太古洋行承运之议，二十七年底，英国商约谈判大臣马凯多次要求清廷允许粮食外运，并主张将漕粮与普通大米等同对待，“哓哓不休”[30]。 江苏与太古谈判时，轮船招商局被蒙在鼓里，直到草约签定才得到消息。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亦为商约谈判大臣的盛宣怀电函外务部，认为清廷成立轮船招商局，“一则利不外溢，二则权自我操，非仅为保护商局起见”。现在英使迟迟不肯定约，皆因有苏漕交太古装运草约。如果草约变成正式合同，“在华商必更心寒气散，难期推广”。马使力助洋商，欲将此条列入新约，“中国若欲振兴商务，断难自行退沮”，提议苏抚废除此约[31]。他还表示，太古洋行遽肯减价揽运，“实为攘夺权利起见”。太古平时装运商米，水脚或增或减，随时涨落，“该洋行何以独于漕米愿减水脚？可见别有隐衷”[32]。 同日，盛宣怀又致电外务部大臣王文韶：“苏漕为太古夺运六成，马凯请入新约，永此为例。此皆委员得贿所致，苏抚已于二月廿二日入奏。尚幸合同系与华人王增禄所订，洋人尚未画押，各州县米尚未买，势必援照浙江酌请折价，合同似尚可废。现有公电到部，日内苏抚奏到，务请电旨严驳。招商局水脚去年已减五分，且每年报效皆在漕内开支，洋行所减甚微，并欲客货免税一成，意在带货免税，公中吃亏何止数分。况一入新约，准运仍必加价，多方挟制，此洋人惯技也”[33]。三月初四日，外务部回电云，“冬电已进呈，苏抚奏已先到。旨：‘户部知道’。现电驳令作罢论，勿使利由外溢”[34]，同意废除合同。 因为“西律毁议，必须重罚”，经江苏与太古反复磋商，太古答应由中方赔偿银7万两退约。盛宣怀答应由招商局先行垫银4万两，在招商局应收余米变价盈余项下陆续扣还。其余3万两由江苏粮道自行清理[35]。运漕合同撤销后，马凯不得不同意中方要求，又经一番周折，规定粮食不能运往外国，中国口岸则仍按原约办理[36]。 综上所述，光绪二十八年太古洋行代运漕粮之事并未成行，《清史稿•漕运》所记载并非错误，更不能由此而认定，“三位一体的海运组织形式已开始出现”。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曾光光 [1]张恩骏编：《本局编年纪事•第一年》，《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 [2]《招商局之沿革及任务概述》，招商局档案：《本局恢复周年纪念刊稿卷》，二档馆藏号：468-799，又见于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第142页。但也有报道称，招商局是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局，“是日在沪官宪及候补人员，齐至局中贺喜而在法国租界永安街中”，见《教会机关报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办时间当以前者所记为准。 [3] 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七，民国七年刊本。 [4] 何璟等：《督抚札行明年海运粮米酌拨招商局轮船装运》，《重订江苏海运全案续编》卷八《奏章文移》。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等折（以下 同类档案省收藏单位）。 [6] 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第19-20页。另据李鸿章记载，“万年清、安澜两船运米进口，皆因吃水太深，不能径达紫竹林，已由天津丁道派买前往剥运。上海采买之米闻须由嘉湖各县仓借拨，周折需时，洋行轮船夹板因多装米赴粤，不肯载运北口，未免居奇”，见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 [7]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浙江巡抚杨昌濬折。 [8] 江北河运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拙文《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度博士论文，北京 学图书馆藏。 [9]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等折。 [10] 《招商局档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署理两江总督张批，转引自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1840－18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1页。 [11]《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张树声折。 [12]《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李宗羲折。 [13]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14] 《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志三•漕运条》。 [15] 《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折。 [16] 这些方面的情况，可参见《刘坤一遗集》之奏疏、书牍等各处，大致说来，其手法包括折征已久、河船 难复、海道遥远等。 [17] 刘坤一：《试办采买漕米由海运通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九。 [18] 刘坤一：《致刘仲良》，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五。 [19] 李鸿章：《复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 [20]《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十日，江西巡抚刘秉璋折。 [21]《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湖南巡抚王文韶折。 [22]《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湖南巡抚王文韶折。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湖北巡抚翁同爵折。 [24]参见拙文《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研究》，北京大学2003年度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25] 丁进军：《〈清史稿•漕粮〉订正一则》，《江汉论坛》1985年第11期。 [26] 《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27]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折。 [28] “冬漕”系指于冬天起征，来年春间起运，故二十七年冬漕实系二十八年起运。 [29] 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江苏巡抚恩 寿折，1973年。 [30] 盛宣怀：《米谷禁止出洋仍坚持原议办法电奏》，《愚斋存稿》卷二二《电奏》。 [31] 盛宣怀：《寄外务部》，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五七《电稿》。 [32] 盛宣怀：《核减招商局承运漕粮水脚折》，《愚斋存稿》卷七《奏稿》。 [33]《盛宣怀致王文韶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盛宣怀往来函电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34]《吕海寰、盛宣怀致宁督署、鄂督署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廿六日，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订中外商约交涉（盛宣怀往来函电稿）》。 [35] （台湾）《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魏光焘折。 [36] 盛宣怀：《米谷禁止出洋仍坚持原议办法电奏》，《愚斋存稿》卷二二《电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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