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存亡与皇位继承人的素质有着很大的关系。唐代诗人罗隐《炀帝陵》有云：“君王忍将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便是慨叹隋炀帝杨广荒淫暴戾，巡游无度，结果命丧江都（今江苏扬州），被草葬于城郊，使隋朝存世不到40年就寿终正寝。也正因为如此，历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以清代为例，皇子6岁便入上书房读书，跟随专门的老师诵习四书五经。
天王洪秀全所指定的接班人是自己的长子洪天贵福。关于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包括其登极后的命运，迄今尚未有专文论及。洪天贵福的资质究竟如何？他在宫廷中究竟接受了何种教育和训练？以幼天王的身份兵败被俘后，他的表现究竟如何？考察此类问题不仅可以充实对洪天贵福其人其事的研究，还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洪秀全的行为和思想。本文尝试结合近年来新近公布的洪天贵福被俘后的亲书自述等原始资料[①]，就上述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1849年11月23日晨（清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卯时[②]），洪天贵福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 村；生母名叫赖莲英[③]，即后来太平天国文献中所说的“又正月宫”。洪天贵福降生时，恰好有群鸟栖息在其屋顶上，飞鸣数日不散。后来，太平天国便将这种所谓的祥瑞之兆写进了正式出版的书籍中，说“万鸟来朝，早征幼主降生之瑞”[④]。
当时，洪秀全远在广西紫荆山区酝酿起义，具体家务均交给其族弟洪仁玕代为料理。受洪秀全的嘱托，洪仁玕代为婴儿取名。他预先写了多张纸条放进筒内，此刻便用筷子钳起一张，得“天贵”两字，这便是洪秀全长子洪天贵一名的由来。洪秀全一度将其长子的名字改为洪贵福，后来又在其原名上添加一个“福”字，改称洪天贵福。清方则把他的名字误传为洪福瑱。[⑤]
次年6月，即正式揭帜起义前夕，洪秀全特地派遣黄盛爵、侯昌伯两人潜赴花县，将自己的家眷接到广西会合。黄、侯两人是在晚上赶到的，据他们事后描述，当晚屋顶上发出一道红色圆光，远处乍一看以为是房屋在燃烧，走近后发觉光环逐渐升高褪散。于是，太平天国官书日后又据此加了一笔：“红光绕室，足验天启发迹之祥。”[⑥]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年龄的方法，这一年洪天贵福才2岁，实际年龄尚不足8个月。
起义立国后，天王洪秀全随即册立洪天贵福为“幼主”，其身份相当于过去的皇太子。[⑦]从时间上推算，洪秀全此时还没有别的儿子出世。如此早早地立储，而不是等到时机成熟之时，通过考察甄别，在所有的子嗣当中挑选一个最为中意的人选，这是太平天国不同于清王朝的地方。[⑧]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尚在牙牙学语的洪天贵福被立为太平天国的储君、洪秀全未来的接班人，尽管太平军此时还只是一群“流寇”，尚未占据一寸疆土。
随后，士气高涨的太平军一举攻克了永安州城，接着突围北上，迭攻桂林、全州。不久，太平军又跳出广西，挥师湖南，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高歌猛进，直至于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
洪天贵福正是随着这股铁流，从西南边陲的崇山峻岭来到了江天一色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只是他此时年仅5岁，因而对这段辉煌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或印象。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建成后，洪天贵福便住了进去，从此便被高楼危墙与外界隔绝开来。直到11年后天京沦陷，他始终没有出过宫城之门。[⑨]
儿时的洪天贵福任性顽劣，有关他的故事传到了宫外，乃至惊动了权倾一时的东王杨秀清。1853年12月25日，杨秀清在向洪秀全抖落天父下凡的威风时，小题大做，干涉洪秀全的家务事，其中便谈到了管束幼主洪天贵福的问题。杨秀清先是以天父名义降旨说：“即今幼主，我天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而为习相远也。现今将其初生本性顺机教导，使其炼得正正，为天下万国楷模，使天下万国皆为法则。观其所言所行，合乎天情者，则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天情之处，便要节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为。”接着，天父（杨）上门兴师问罪，下令杖责洪秀全四十，在洪秀全甘愿受杖和北王韦昌辉等人苦苦哀求的情况下，方才收回成命。天父下凡的闹剧结束后，双方恢复了君臣名分，杨秀清又奏陈天王说：“天父圣旨，命二兄要将幼主时时教导，须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要合乎准则，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天父降雨之时，幼主意欲出去游玩，若任其意游玩，是（势）必雨淋身湿。即此一事，就要节制，使其天晴之时方可游玩。”[⑩]杨秀清话里话外，分明是在批评洪秀全教子无方，对洪天贵福过于娇宠。
两天后，杨秀清在以臣下的身份拜谒天王时，又唠叨起了管教洪天贵福的话题。他说：“……我主二兄曾经上过高天，得蒙天父亲自一一教过，然后始差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今日尚且有错，还要劳天父下凡教导，何况我幼主年轻未知人性，尚属婴孩？今将天父所赐景物戏弄破坏则可，至若既知人性，将来天父赐来宝物甚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11]这等于捎带着把洪氏父子又数落了一遍。
（二）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居功自傲，权力欲日益膨胀，不时借天父下凡的名义羞辱洪秀全，逼迫其就范。不过，单就插手幼主教育问题一事而论，杨秀清虽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其所言却不无道理。事隔不久，洪天贵福正式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这与杨秀清的干预似乎不无关系。
洪天贵福6岁开始读书。因为内宫不允许有别的男性居住或出入，所以，洪天贵福最初的启蒙老师是比他年长1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洪天姣。[12]后来，出于对洪天贵福教育问题的重视，洪秀全也亲自过问此事，只不过受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左右，他向自己儿子所灌输的东西颇为独特。
上帝教教义是洪秀全对洪天贵福实施教育的核心内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又以宗教立国，因此，在洪秀全看来，既然洪天贵福日后是自己的接班人，那么，他首先就得继承自己所手创的宗教学说。
据洪天贵福后来自述，他在宫中先后读过太平天国刊行的《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13]那么，这些书都讲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十全大吉诗》又名《天父上帝言题皇诏》，1853年刻印，内收假托为上帝所昭示的10首诗，讲述洪秀全奉上帝之命下凡救世、众人须真心信实才能升天享福的道理。《三字经》，1853年刊行，属启蒙读物，全书三字一句，共352句，讲述上帝的权能和天王奉命下凡救世的使命，劝导幼童拜上帝，守天条，修好炼正。《幼学诗》，1851年出版，共收五言诗34首，分别以敬上帝、敬耶稣、敬肉亲和朝廷、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道等为题。《千字诏》即《御制千字诏》，1854年刻印，同样也是幼学读本，四字一句，共276句，讲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耶稣救世赎罪的神迹故事和洪秀全奉命下凡起义立国的历史。《醒世文》，1858年刊行，分别告诫官、兵、民和敌军，阐明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政策。《太平救世诏》一书不见于太平天国书目，不知何指，恐系洪天贵福误记。《太平救世诰》初刻于1853年，起初叫《太平救世歌》，次年改为现名，因以东王杨秀清名义颁行的文献称“诰”（“诰谕”之省称）而得名，内收假托杨秀清撰写的诗文，阐述上帝的权能、东王本人的使命和君臣兄弟之道。《颁行诏书》，1852年刊行，辑录杨秀清、萧朝贵会衔发布的三篇檄文，阐述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宗教思想。
不过，洪天贵福所开列的这份书目并不完整。一个有益的线索是，为了推行教化，洪秀全曾给自己的后宫（即“娘娘”）订立了一个读书计划，规定“每日读书一章，轮读诗一首，礼拜日加读天条。……每日先读书一章，后读诗一首。一日读旧遗一章，一日读新遗一章”[14]。文中的“旧遗”、“新遗”分别指太平天国根据基督教《圣经》修订出版的《旧遗诏圣书》（《旧约》）、《新遗诏圣书》（《新约》），1853年印行；“诗”指洪秀全专为后宫撰写的宗教伦理诗，1857年合辑出版，取名为《天父诗》；“天条”指《天条书》，初版于1852年，内收十款天条、赞美经和各式祷告上帝的奏章。上述上帝教典籍，包括后来陆续出版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太平天日》等书，洪天贵福照理也应当读过。
洪天贵福的日常生活也同宗教密不可分。每天就餐之前，他照例要祷告上帝，口中念叨“感谢上帝，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每逢举行七日礼拜仪式，他还要念诵赞美经：
赞美上帝圣神为天帝父，
赞美基督为救世天圣主。
真道岂与，世道相同，
能救人灵，享福无穷。
智者踊跃，接之为福，
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鸿恩，广大无边，
不惜太子，遣降凡间，
捐命代赎，吾侪罪孽，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15]
洪秀全所手创的宗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其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在起义初期，上帝教极大地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心理，成为太平军将士征伐江山的巨大精神源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逐渐失去其原先的感召力，既无力继续充当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也无法阻遏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人心离散等现象的出现。[16]洪仁玕于1859年总理朝政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日益蔓延的信仰危机，认为“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而“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17]为了重新收拾人心，洪秀全一味强化上帝信仰。但是，洪秀全后期的宗教实践已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很难寻觅到什么足以真正振奋人心的内容，而是动辄便说“爷哥朕幼”（指天父、天兄、天王本人、幼主），沉溺于渲染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甚至一度将国号改为“上帝天国”。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洪秀全为构建宗教理论殚精竭虑，但他的一切努力终究流于迂阔，不切实际，故而与事无补。忠王李秀成便对此举抱有抵触情绪，在其“自述”中再三批评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说地”。以洪秀全这样偏执虚诞的心态，辅以空洞乏味的宗教说教，很难想象能对洪天贵福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下述事例正说明了这一点。曾有一位名叫熊万泉的清朝降官投其所好，特意训练了一只青鹦鹉进献给洪秀全。这只鹦鹉会说话，每天都说“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指上帝，“崽”指洪秀全和他的子孙。洪秀全大喜过望，在宫中用银笼将鹦鹉圈养起来。1861年6月19日（天历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他还郑重其事地专门就此颁布一道诏旨，说这只鹦鹉是上帝恩赐的“瑞鸟”，所讲的话是“上帝圣旨”。[18]时年13岁的洪天贵福正是在鹦鹉之语的伴随下成长的。在被俘后的亲笔自述中，他先后两次提到这只青鹦鹉会讲什么话。[19]可见这一细枝末节在洪天贵福的宫廷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之重，以至于使他刻骨铭心。
除宗教教义外，洪天贵福还接受了一些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孝亲观念便是其中之一。
在儒家眼里，孝道与治道原本是相通的，《论语·学而》便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倘若人人都能成为孝子，自然也就不会有人犯上作乱了。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标榜以孝治天下，其中的奥妙也就在此。太平天国一脉相承，同样十分重视孝亲观念，强调“人伦有五，孝弟为先”，宣称“孝友既尽，出仕事君，移孝作忠，能致其身”。[20]十款天条系从《旧约·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十诫演变而来，既是上帝教的宗教诫律，同时又是太平天国的法律准绳，其第五天条的内容便是“孝顺父母”，严申“凡忤逆父母者是犯天条”。[21]天父（杨秀清）下凡时也曾明确告诫洪秀全：“今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22]因此，洪秀全十分注重向自己的儿子灌输这一点。
在通常的情况下，洪天贵福每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这些本章很有可能是由洪秀全本人草拟，然后再由年幼的洪天贵福每天依样画葫芦递上去。以下便是这些本章的具体内容：
早朝请安本章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跪请爹爹圣体安否，求爹放宽圣怀，永坐天国万万年。
早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食宴。
午时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跪请爹爹身安否，请爹宽心。
夜饭请安
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食宴，食毕宴放宽圣怀安福睡。[23]
文中凡遇“爹爹”、“爹”字眼时，一律照例抬头两格，以示恭敬。概括地说，上述本章的主旨是祝福洪秀全吃好睡好，圣体安泰，坐稳江山。洪秀全每天都被这些动听的语言包围着，缠绕着，或许他都已经看腻了，听烦了，但出自自己长子的笔下，不知他看后是否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男女之别是洪秀全向洪天贵福着重灌输的另一个传统的伦理观念。
由于身份特殊，洪天贵福9岁这一年就已经成婚，实际年龄仅有7周岁，是地地道道的童婚。洪秀全一手包办，给他娶了四个年龄相仿的妻子，其中有两人姓黄，均为广西人；一人姓侯，安庆人；一人姓张，湖北人。据洪天贵福自述，他和自己的四个妻子住在天朝宫殿的左殿上屋，其父洪秀全住在前殿，其母赖莲英和众妈（洪秀全的后宫）住在右殿，两个弟弟洪天光、洪天明分别住在金龙殿和左殿下屋。[24]
自从9岁成婚之后，洪天贵福就被禁止与自己的生母（包括众妈）和姐妹见面。洪秀全还专门写有《十救诗》，供洪天贵福和自己的女婿钟万信阅读，作为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敦告“遵此十救诏习炼，上天常生福长悠”。这10首诗分别以“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最紧喙”、“最紧心”为题，讲述有关严别男女和清心慎言的大道理。《十救诗》写道：
妈别崽，崽别妈，别上天，无别邪，天爷（指上帝，引者按）爹爹专
斩邪。崽大九岁媳为他，崽大七岁学洗身，睡不同床严别些。崽长成时不
相见，生身妈众妈一也。
姊别弟，弟别姊，别上天，无别死，瞒天犯条（指天条）天诛死。弟
大四岁姊别起，弟大七岁别一丈，不准同床害自己。弟大九岁远别清，天
眼针针齐遵旨。
哥别妹，妹别哥，别上天，无别魔，瞒天混杂是妖魔。妹大五岁手莫
摸，妹大九岁远别清，男行女行不同坐。妹长成时不相见，遵条分别福江
河。
嫂别叔，叔别嫂，别上天，无别了，天法无饶不是校。叔大五岁别起
好，叔大七岁不相见，不到叔所命可保。天爷爹爹眼针针，斩邪留正别早
早。
哥别婶，婶别哥，别上天，无别魔，瞒天混杂是妖魔。哥所婶莫大胆
过，婶所哥亦不好到，永不相见福多多。嫂是为哥叔莫看，婶是为弟哥莫
摸。
爹别媳，媳别爹，别上天，无别邪，天爷爹爹专斩邪。媳一进来别无
差，爹有妈为莫见媳，媳有夫为莫见爹。无有秘密不露出，瞒天混杂云雪
（“云中雪”之简称，系天地会隐语，后被太平天国沿用，指“刀”）加。
孙别婆，婆别孙，别上天，无别分，瞒天混杂失天伦。第七天条（指
“不好奸邪淫乱”）代代遵，遵条上天享永福，犯条过刀陷沉沦。孙大九岁
严分别，常不相见永生存。
……[25]
这些规定十分琐屑，具体到男孩年方7岁，就必须自己学洗澡，且不得与母亲同床；妹妹到了5岁，哥哥就不能摸她的手；弟弟长到7岁，姐姐就得与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等等。9岁是男女血亲之间进行隔离的年龄杠，遵守了就“命可保”、“福多多”，否则就“天诛死”、“云雪加”，以触犯天条论处。严别男女是洪秀全始终十分强调的一种伦理观念，体现了他对时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这一社会现象的严正批判态度，但明显心理反弹过分，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缺乏应有的天伦之乐，这对洪天贵福心智的健康发展难免会带来负面影响。
正因为这些规定过于苛刻，不近人情，所以，作为一名幼童，洪天贵福每当想念自己的母亲和姐妹时，总是趁洪秀全有事坐朝时，偷偷地跑过去看望。[26]洪秀全的强化教育远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兵败被俘后，洪天贵福就其记忆所及，仅默写出《十救诗》中的部分诗句，可见该诗留给他的印象并不算深刻。
如前所述，洪秀全所强调的男女有别和孝亲观念，在本质上均源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不过，尽管洪秀全毕生都深受儒学的影响，但出于确立独尊上帝局面的考虑，他仍然推行了一种以反孔为主要特征的激进文化政策，乃至在定都之初明确宣布孔孟诸书为“妖书邪说”，掀起了一场狂飙式的焚禁古书运动。说到底，洪秀全所要否定的并不是孔子的学说，而是孔子的权威，即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国社会精神象征的孔子的地位，以便为确立上帝信仰扫除障碍。换句话说，他所进行的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27]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心理，洪秀全在向洪天贵福灌输传统说教的同时，却又禁止他接触古书。据洪天贵福后来回忆：“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老天王叫我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他还透露，天王本人在宫中依旧看古书，曾经诏令在杭州进献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28]
然而，越是被禁的东西，往往越能诱发人们的好奇心。洪秀全早年正是通过阅读《劝世良言》之类的“禁书”，从中接受了上帝信仰。在喜欢读书甚至读杂书、读禁书这一点上，洪天贵福与其父多少有些貌似。他曾经趁洪秀全不注意时，私下拿走了30多本古书阅读，但大多不成套，其中包括《艺海珠尘》四五本，《续宏简录》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史记》两本，《帝王庙谥年讳谱》一本，《定香亭笔谈》一本，等等。浏览这么多的禁书，再加上是自学，洪天贵福阅读时的费时费力程度可想而知，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无疑也极为有限，但书中的内容却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正式登极后，洪天贵福“写票要有四箱古书”[29]。直至沦为清军的阶下囚后，他仍然满心指望日后能读书考秀才。从这一发展轨迹推论，洪天贵福似乎对正统的传统文化更为心仪，而对其父的宗教学说较为淡漠。
总之，洪秀全一心想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洪天贵福。但事与愿违，单从将上帝教混同于天主教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洪天贵福对上帝教教义的认识极为肤浅。另一方面，洪秀全所实施的教育内容既迂阔又片面，尤其体现在禁止其子阅读古书上。很难想象一个对本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的人，能够通晓民情，审时度势，治理好江山。而洪天贵福偷看禁书一事恰好说明，洪秀全这种偏激的做法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
（三）
为了培养洪天贵福在治国经邦方面的能力，到了后期，洪秀全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让他来涉猎政务。
现存洪天贵福以幼主名义发布的诏旨计有20余件，其中最早的一道诏旨颁布于天历庚申十年六月十九日，即1860年7月29日。这说明最迟到1860年夏，洪天贵福已经开始象征性地涉足朝政。此时他才12岁，实际年龄还不满11周岁。
这些所谓的幼主诏旨十有八九是关于人事任命方面的内容，按照其重要程度，无疑经由洪秀全亲自裁定，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出自洪秀全的手笔，然后再由洪天贵福照抄一遍颁发。看来，洪秀全是想让洪天贵福赢得人望，逐渐培植群臣对幼主的敬畏心理。他甚至吩咐洪天贵福抄录自己撰写的《十救诗》，然后将之刻印成书，冠名为《幼主诏书》。虽说不免有些不伦不类，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洪秀全用心之良苦。
作为幼主，洪天贵福领略到了与他身份相称的尊严——“各王见我均须跪礼，母磕头礼我的”[30]。但是，这种尊严是他与身俱来的，或者说是其父洪秀全赐予的。真正意义上的磨炼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这才是洪天贵福此时最为缺乏、最为需要的东西。然而，洪秀全并没有给他机会去领略和感悟，而是将他圈在深宫之中，在这块方寸之地静静地体验做幼主的滋味。
在被俘后描述自己的逃亡经过时，洪天贵福将“骡”、“马”混为一谈，或系神思恍惚所致，或者原本就不辨骡马。在一份亲笔供词中，洪天贵福还写道：“我不晓我是那（同“哪”，下同）县人，干王是那县人，我就是那县人。”[31]身为太平天国的君主，竟然连自己的籍贯都不知晓，实在是匪夷所思，其见识之浅陋于此可略见一斑。概括地说，对洪天贵福的培育是洪秀全一生中的败笔之一。究其原因，洪秀全即使算不上不尽心尽责，至少也是方法、措施失当。
洪秀全早早地立储，并且严禁宫城内外的沟通与联系，此举既避免了外戚干政和群臣为拥立不同的对象而展开纷争的现象，同时又消除了他的子嗣日后为争夺权力而同室操戈的隐患。不过，这也使洪天贵福变得极为肤浅和稚嫩，一旦失去了洪秀全的呵护，便立刻方寸全无。
随着局势的急转直下，洪天贵福很快就陷入了这种境地。
1864年6月1日夜四更时分，洪秀全病逝。6月6日，众臣拥戴时年16岁的洪天贵福即位，奉其为幼天王；洪天贵福的四个妻子则被称作幼娘娘，此时都还没有生子。由于缺乏能力和主见，洪天贵福并不实际料理政务。据他后来自述：“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是忠王李秀成总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32]
洪天贵福即位时，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原先的疆土丧失殆尽，天京也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处在湘军的狂攻之下，危在旦夕。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局，洪天贵福一下子懵了！
7月19日午后，湘军轰塌太平门城墙20余丈，蜂拥而入。洪天贵福在宫楼上望见湘军已经入城，便赶紧往下跑。幼娘娘拉住不放，洪天贵福托称下去看一下就回来，一溜烟来到荣光殿，想离开天朝宫殿，但被守护朝门的女官挡驾。后来，忠王李秀成和侍卫黄享乾火速赶到，带洪天贵福出了朝。幼天王骑着忠王的白马，先一同来到忠王府。当夜初更时分，忠王李秀成、尊王刘庆汉等千余名将士假扮成清军，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
突围的人流还没有全部冲出去，守城的湘军就截杀而来，城外的湘军大营也开炮堵截，加之壕沟纵横，可谓险象环生。沈桂中炮身亡。李秀成与大队人马被打散，随后被俘。幼天王“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33]，幸亏尊王率部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护侍他取道孝陵卫、淳化镇、湖熟镇，于7月31日逃到皖南广德。因为事起仓促，洪天贵福没有随带包括玉玺在内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带出一名女眷。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即位才40多天，在天朝宫殿的宝座上还没有坐热，就被清军撵出京城，走上了逃亡之路。
干王洪仁玕在湖州得此消息后，连日备办贡物，于8月10日赶到广德朝觐幼天王。君臣（叔侄）相见，悲喜交集。干王在与湖州守将堵王黄文金等人商议后，决定率余部开赴江西抚州、建昌，先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部会合，然后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举大业。8月末，太平军撤出湖州、广德，共有十二三万之众，兵分三路向江西挺进。[34]
洪天贵福在洪仁玕等人的簇拥下，骑马居中而行。他“只穿了蓝白单夹长褂，头扎绉纱巾，脚穿鞋子”[35]，全然没有了当初在天朝宫殿的那种派头。身处险恶之境，他更缺乏其父洪秀全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信念，只能是听凭臣下拿主意，依计行事。说到底，洪天贵福仅是名存实亡的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的一种象征。而且，他始终处在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反倒成为这支远征军的累赘。这也难怪，自从1853年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宫墙之内，从未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太平军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没走多远，负责断后的堵王黄文金便在宁国中炮身亡，使作为这支远征军主力的湖州守军顿时处于号令不一、军心浮动的状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太平军伤亡惨重，哗变事件也时有发生，一路上风声鹤唳。9月28日，太平军在江西湖坊一带又遭重创，誉王李瑞生被擒，王宗谭乾元、谭庆元等倒戈。幼天王“心怯，欲自尽，为祐王、干王等所救，即剃头装作难民而逃”[36] 。
当时，咬在幼天王身后的是席宝田部清军。席氏前因援救南丰不力，被革除江西布政使衔和云南按察使一职，降补为知府，所以立功心切，传令“不擒幼逆（指幼天王，引者按），毋得收队”[37]，驱众昼夜紧追不舍。10月9日夜，已不足万人的太平军残部行至石城境内一个名叫杨家牌的村落。洪仁玕本想连夜沿小路继续行军，但苦于找不到当地人充当向导，便打算等到四更时再动身。三更月落时分，席宝田部清军赶到，见太平军人困马乏，蚁聚为炊，烟火相望，便悄然压上，然后鼓角齐鸣，杀将而来。太平军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纷纷夺路而逃。洪仁玕喝令众人回头阻击，让幼天王先走，但军无斗志，人马拥挤，局面已经失控。洪天贵福被乱军冲散，慌不择路地骑马逃命。经玉山口过桥走了几里地后，眼见就要被清军追上，他跌进了一个深坑。
清军过去后，洪天贵福惊魂未定，独自一人躲进了山中。一连藏匿四天之后，洪天贵福饥饿难忍，便又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路人给了他一块面饼充饥。吃下饼后，洪天贵福又在山上藏了两天，因为实在支撑不住，这才壮胆下了山。
下山后，洪天贵福来到一户唐姓人家，谎称自己是湖北人，姓张。对方收留下幼天王，让他帮着割禾。碰巧有一个剃头佬来给主人剃头，幼天王遂顺便再次剃了头。干完四天短工后，姓唐的人打发他回家。幼天王根本就不认识路，一时手足无措。他先是一路北上，走到广昌县白水镇后，一打听才知道此路通往建昌。因为害怕建昌有清军驻守，幼天王便只好返身往回走。当时，清军正在四处搜捕逃逸的太平军，风声很紧。幼天王不走运，在高田一带撞见了清军。一个兵勇咬定幼天王是“长毛”，向他勒索金银，见一无所获，便剥下了他的衣服。走到瑞金地界后，又有兵勇逼迫幼天王挑担。10月25日，他在石城荒谷被清军押入兵营。幼天王终于不幸落入了虎口。[38]
（四）
此前，幼天王下落不明一直是清方的一块心病。偷袭杨家牌得手后，席宝田特意于10月16日移驻石城县城，派所部会同石城县令曾继勋四山搜捕。洪天贵福被席军游击周家良拘捕后，他的年龄、口音、相貌等自然引起了对方的怀疑。由于涉世未深，再加上恐惧，抱有侥幸心理的洪天贵福遂和盘托出，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所知道的内情，全都一五一十地供了出来。他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人情的险恶一无所知。他压根就不知道，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等待他的便只有死亡。
江西巡抚沈葆桢道破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因此，在接到席宝田的禀报后，沈葆桢如释重负，断言“东南大局，从此底定矣”，并准其所请，“将洪福瑱解省确讯，并将该逆亲书供单呈送前来”。[39]
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省会南昌。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和沈葆桢又分别对他进行了提讯。11日，沈葆桢就此奏报清廷，内称“察看该逆顶发翦断，仅留数寸，目望视口操粤音，于伪宫中琐屑谬妄之状言之甚悉，其为伪孽无疑”，另谓“将臣及南昌府许本墉所讯供词并护解委员沿途收其自写笔迹咨送军机处备核”，并再次请示如何处置洪天贵福。[40]
据沈氏奏折和洪天贵福的残存供词分析，洪天贵福自被俘之后，曾相继在席宝田大营、押解途中和南昌留下了多份亲笔自述、诗句和口供。在这些供词中，洪天贵福讲述了其父洪秀全的死因和去世日期，自己的家庭情况与宫廷生活，登极后的情形，从天京突围逃到广德直至远征江西兵败被俘的经过；另就其记忆所及，详细开列了太平天国诸王的名单，以及随同他从京城逃出来的各王的名单。此外，洪天贵福还写有《十救诗》中的部分诗句，七日礼拜仪式中使用的赞美经，向洪秀全请安的本章格式，等等。
在11月8日的一份亲笔供词中，洪天贵福写道：“我在南京时，官兵未破城，我先梦见尔们官兵入城。在杨家牌，我亦先知尔们官兵夜会来攻。我先对干王他们说官兵今晚会来打仗，他们说官兵不得来。”他在南昌府和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也提到过类似的情节。这一段话显得有些神秘兮兮。看来，在洪秀全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洪天贵福似乎认为自己也不同凡响，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在该供词中，洪天贵福还多次提到一个名叫唐家桐的人。唐氏系湖南人，以书生身份在席宝田军中效力，授训导衔，曾率队参与了搜捕洪天贵福的行动，因功被沈葆桢奏请“以知县留江（西）补用”，后又奉命作为“护解委员”押解洪天贵福到南昌。[41]他是欺蒙、软化洪天贵福的一个关键人物。对于唐家桐的善待和承诺，洪天贵福信以为真，误以为只要自己如实招供，洗心革面，便可以万事大吉。他将唐家桐看成是自己的救命稻草，对后者感恩戴德，称他为“老爷”，拜他为“哥哥”（可见唐氏应是个年轻人），表示“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据末句推测，洪天贵福在被押解到南昌后，仍与唐家桐不时照面，甚至有可能仍旧归后者看押。
在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的支配下，洪天贵福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写道：“我今来到大人老爷这里，万望大人老爷带我到老，我感大人老爷恩于世世靡暨。”为了表明心迹，他还附诗一首，肉麻地吹捧唐家桐：
老爷识见高，世世辅清朝。
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42]
在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洪天贵福也拼命洗刷自己，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极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43]言语之中流露出一种天真，并夹杂着十足的奴颜媚骨寡廉鲜耻的味道。当年，洪秀全抱着劝世、救世的宗旨，毅然舍弃科考，并最终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而此时的洪天贵福却竭力表白要做清王朝的顺民，一心想博取功名。如此强烈的反差耐人寻味，更令人嘘唏不已。
除了想考秀才，洪天贵福还谈到了对婚姻的态度，表示“我有四个老婆。现在我不要妻，二十岁再要”[44]，似乎对当初那么早就结婚颇感懊悔。他的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据洪天贵福说：“我父亲不吃猪肉的，并不准众人吃酒，所以从前我只吃牛肉，不吃猪肉。如今也吃猪肉并常吃酒。”[45]由于天京长时间陷入绝粮的困境，洪秀全生前曾带头以“甜露”（野草团）为食，并下令全城军民仿效，因此，洪天贵福登极后开戒吃猪肉、喝酒的可能性不大。联想到洪天贵福在供词中再三提到“唐老爷待我甚好”，文中的“如今”似乎特指其被俘后的日子。
为了表明心迹，1864年11月17日凌晨，洪天贵福又写了三首诗送给唐家桐，题签“右送唐家桐哥哥诗三首”，末署“甲子年十月初四日夜五更”。全诗如下：
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
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
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
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
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
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46]
诗中“如今”一词又重复出现了三次。据前引“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和“如今跟哥归家日”句分析，唐家桐肯定曾向洪天贵福许下带他回湖南老家读书的诺言，而洪天贵福居然深信不疑，并且以为这一天已是指日可待，以至于做起了“读书考秀才”的酣梦，全然不知死神的阴影正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从这几首文理不通形同梦呓的打油诗可以看出，幼天王颟顸平庸之极，与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实在伯仲之间。倘若洪秀全灵下有知，将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一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调教好这个犬子。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来纠正自己的过失了。
洪天贵福同样也没有了机会。一天后，即11月18日，他将上述三首诗又重写了一遍，但墨迹未干，就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时年16岁。[47]至此，太平天国世系正式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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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4年，王庆成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寻访到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等9件材料。次年，日本学者小岛晋治教授据此线索踵往台北寻访，结果发现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王庆成先生对之一并加以整理考订（包括干王洪仁玕等诸王被俘后的供词），并拟定各篇标题，编入《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上述文献绝大多数系首次公布，披露了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王先生据此撰有《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刊《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对相关史事钩沉探颐，颇多发明，其中也谈到了洪天贵福。凡与该文重叠的内容，除必要之处外，本文一概从略。
[②] 《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59页。
[③] 洪秀全的原配（“正月宫”）早逝，赖氏是填房，但具体姓名不详。《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则交代了这一细节，内称“我系第二房赖氏名莲英所出，现年四十多岁”（引自《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7页）。
[④] 《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全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4页。
[⑤] 参见《洪仁玕在南昌府问供之一》、《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486、531、561页；洪秀全《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页。按：洪天贵福就“洪福瑱”一名的由来解释说，他一度被封为“真王”，“救世幼主真王洪天贵福，外人不知，将‘真王’二字合起叫做福瑱”；又云“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错叫洪福瑱”。所言虽较错乱，但因玺文引起对他名字的误解一说却是可信的。对照现存幼主诏旨上所盖玉玺的玺文，其中央竖刻一行字，依次排列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秀全和幼主洪天贵福四人的名号，幼主作“救世幼主真王福”，其中“真王”两字系从右到左横刻（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⑥] 《诛妖檄文》，《太平天国印书》，第734页。按：《钦定英杰归真》则描述了黄、侯两人所见到的异象。
[⑦] 《洪仁玕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云：“……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482页）
[⑧]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采用预先公开建储的方式来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太平天国与此近似。清代则不立皇太子，并由雍正帝始创秘密立储制度。
[⑨] 《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云：“从来没有出过城门。”（《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31页）文中“城门”虽未确指，但就连洪秀全本人也深居简出，洪天贵福也始终只字未提宫殿之外的见闻，据此推断，“城门”似应指宫城之门，而非天京城门。
[⑩]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71—474页。
[11] 同上，第478—479页。
[12]《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7页。按：洪天姣系洪秀全原配所生。据洪天贵福讲，她被许给广东人金王钟义信为妻，但尚未成婚，天京失守时身陷城中（同上，第528页）。又，钟义信，天王诏旨作“钟万信”，系“天二驸马”，说明洪天姣并不是洪秀全的长女。
[13]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同上书，第520页。
[14] 《天父诗》第265首，《太平天国印书》，第613—614页。
[15] 《洪天贵福亲书请安本章格式和赞美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5页。按：上帝教称之为“赞美经”，系据基督教的赞美诗改易而来。与《天条书》中收录的赞美经相比，洪天贵福亲书的赞美经在文字上略有改动，且删除了隐含基督教“三位一体”论的“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两句，显系后期所沿用的格式。
[16] 详参拙著《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73页。
[17]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印书》，第703页。
[18] 参见《坚耐踊跃同顶纲常同手足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60页。
[19]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二》、《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0页。
[20] 《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第144页。
[21] 《天条书》，同上书，第32页。
[22] 《天父圣旨》卷三，见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23] 《洪天贵福亲书请安本章格式和赞美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4—525页。
[24] 《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同上书，第527页。
[25] 《幼主诏书》，《太平天国印书》，第798—799页。按：洪秀全究竟生有多少子女一直是个谜。洪天贵福在被俘后供认：“我有两个兄弟，均系十一岁，一名天光，封为光王，系第十二母陈氏所生；一名天明，封为明王，系第十九母吴氏所生。并有两姊三妹，均不同母的。”（《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7页）照此说法，洪秀全一共仅有8个子女。不过，洪天贵福的陈述并不确切。除第二子夭折外，洪秀全另有第五子名天佑，后来袭东王爵位，被封为幼东王，故天王诏旨称之为“天佑子侄”。此外，早在1853年末，杨秀清便有天王“娘娘甚众，天金亦多”一说（语出《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80页），据此推测，似乎天王的女儿也不止5个。
[26] 《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31页。
[27] 参见拙文《太平天国反孔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沧桑足迹》，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3页。
[28]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0、531页。
[29]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之三》，《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0页。
[30] 《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同上书，第531页。
[31] 《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同上书，第560页。
[32]《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8、532页。按：洪天贵福还透露，他曾采纳沈桂（人称“沈真人”）的建议，诏封六主帅，由此可见沈桂在朝中的地位。沈桂其人其事在其他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幼天王所言披露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不过，沈桂的出身或来历颇费揣摩。笔者推测，鉴于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神教，排斥一切异教神灵和异教徒，因此，沈桂断不可能是位名副其实的“真人”。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偏见和文化上的隔阂，士大夫阶层通常对太平天国持不合作乃至敌对的态度，故而沈桂似是位落魄江湖的寒士，因通晓医卜星相之术而被称作“真人”。上帝教原本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宗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土文化（儒学与民间宗教）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故人们私下里习称沈桂为“真人”并非不可思议之事。
[33] 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34] 详参拙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6页。
[35] 《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9页。
[36] 《誉王李瑞生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65页。
[37] 沈葆桢：《席军翦除湖逆搜获伪酋折》（同治三年九月廿五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三，光绪六年吴门节署刻本，页89。
[38] 关于洪天贵福兵败被俘的经过，详参《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29—530、532—533、560页。按：干王洪仁玕于10月10日拂晓被俘，其他重要首领或阵亡或被俘或逃逸，不一而足。太平军余部在江西会师的计划遂以失败告终。11月23日，干王在南昌就义。
[39] 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三，页103、104。按：另据沈葆桢《报获木质伪玺片》，在幼天王被押解到南昌的当天，席军在广昌、石城交界的一民家搜获幼天王木质玺印各一方，系在皖南广德时补刻。
[40] 沈葆桢：《讯明首逆供情折》（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同上书，页107。
[41] 参见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讯明首逆供情折》，同上书，页105、107。
[42] 以上凡未注明出处的文、诗均引自《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60—561页。按：该供词末署“甲子年九月二十七日”，与其他供词一样，系沿用天历（沈葆桢《讯明首逆供情折》遂有“所供日期，尚沿伪朔”一说），阳历则为1864年11月8日。
[43] 《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533页。
[44] 《洪天贵福亲笔供词（又一件）》，同上书，第559页。
[45] 《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同上书，第530—531页。
[46] 《洪天贵福亲书送唐家桐诗三首》，同上书，第526页。按：在被俘后的供词中，洪仁玕赞颂洪秀全“天生聪明”，并说洪天贵福“也是绝等聪明，我看一行书，他看三行了”（《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同上书，第491、492页）。干王气节固然可嘉，但终究不脱“愚忠”二字。核诸史实，他对幼天王的评价明显有夸张、掩饰之嫌。
[47] 清廷就“洪福瑱应否槛送到京”一节谕示沈葆桢曰：“洪福瑱虽系洪秀泉之子，而么麽小丑，漏网余生，亦不值槛送京师，……”，沈氏遂遵旨将幼天王就地处死。参见沈葆桢《洪福瑱就地凌迟处决折》（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三，页112。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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