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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我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中，必须给农民以特别的关注。这不但因为他们数量庞大，一般可占到总人口的90％左右，而且由于小农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特点，使得在家庭关系中也显示出既有受统治阶级主流思想影响的一面，也有自身的不同方面，而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考察农民家庭似乎更觉重要。鉴于在已见的成果中尚少这样的研究，故本文拟以清代为例，选择长期来一直被传为惯例的五口或八口之家的说法作为切入点，试对小农的家庭规模稍作考释，不妥之处，祈盼赐教。 一 我国自秦汉以来，对于小农的家庭规模就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说法，并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以致在今天人们还常以此为据。其实这种含混、笼统的说法，至少在清代已有验证的可能。下面是有关的几组统计：[1] 一、 据《乾隆朝刑科题本》资料：计1172户、4040人，平均每户3.45人； 二、 四川《巴县档案》：嘉庆二十年编造的智里等7里烟户清册，共1102户、4572口，平均每户4.15人； 三、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乾隆二十一年祁门十一都三图烟户总牌册”和“祁门县东乡十一都一图金壁垧村户口册”：46户、194人，平均每户4.22人； 四、 道光朝直隶获鹿县，具体数字转引自江太新《清获鹿县人口试探》一文：总4517户、21953人，户均4.86人； 五、 乾隆至道光京畿和盛京四种内务府旗人户口册：合729户、3807人，户均5.22人； 六、 咸丰元年云南剑川州上西中北等四村户口册：250户、1438人，户均5.75人。 上述六组数字中，《刑科题本》资料反映的是全国中下层农户的情况，其余只限于一地一乡，也掺杂了少量其他人户。在年代上，剑川州的数据较晚，已是清末，另五组都在乾隆至道光间，即清中期。考虑到剑川地处偏远，很少受外界影响，社会变动相对较少，与各组数字放在一起讨论，估计问题不大。据统计，户均数偏小的是3.45人和4.15人，多的为5.22人和5.75人。出现这种差距，与7口以上偏大家庭所占比例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见下面的归类统计：
在平均家庭规模偏小的《刑科题本》和《四川巴县》档案中，7人以上户都没有超过10%，特别是《刑部题本》资料，只占3.66％,然后随着户均人口的增大，各组7人以上户所占比重也在加大。再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考察，除单口家庭不计，一般来说，3人以下户几乎都是夫妻和夫妻加一小孩，或父与未婚子女、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三代人组成的直系家庭，偶尔在6人户中见到父或母与两对成婚子媳合居的复合家庭；7口人以上户直系家庭与复合家庭几乎平分秋色，只有少数是夫妻与未婚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虽属两个概念，可却关系紧密。就以小农家庭为例，复合家庭多数出现在富裕农民群体，而一般中小自耕农和佃农则以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在单口家庭中有不少属于佣工为生者。 为了帮助说明问题，下面我们以《刑科题本》和“内务府旗人”两组资料为例，对清代农民家庭规模和家族结构之间关系再稍作考察。先看《刑科题本》资料。
前面说过，《刑科题本》资料反映的多是中下层农户，特别以下层农户为主。所以在家庭规模上占主导的是3－4口户，合计占整个总数的49.49%，然后是2口之家、占14.76%和5口之家、占13.40%，值得注意的是单口之家也有12.97%的比例。这样的情况，表现在家庭结构上便是核心家庭占62.03％，比例最大(夫妻核心家庭占47.7%，余下9.93%为父或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以下依次为直系家庭占18.26%，单口家庭占12.97%，其他类型家庭占4.61%，最后是复合家庭仅占2.13%。除单口家庭不计，各类家庭的平均每户人口也似乎偏小，像核心家庭只3.34人口(夫妻核心家庭3.49口,父或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2.74口)，直系家庭4.98人，复合家庭8.04人，其他类型家庭3.45人。 “内务府旗人”资料中除了庄头等管理人员的家庭类似于地主，其余都属于皇家的佃户或分有土地的贡纳户。尽管在这些人中，有的人因为出典土地或其他缘故，生活出现困难，但相对来说，他们多数属于有地可种，家庭境遇较为稳定的人群，再加上旗藉“多数世同居”[3]，常常几代不析产，从而在家庭结构方面，与上述《刑科题本》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见下列统计：
在上列729户旗人家庭中，单口家庭66户，占总数的9.05％，核心家庭304户，占41.7％。（内夫妻核心家庭258户，占35.39％；父或母与非婚子女组成的家庭46户，占6.31％），直系家庭105户，占14.4％，复合家庭101户，占13.85％，其他类型家庭153户，占20.99％，单口家庭和核心家庭的比重都较《刑科题本》的统计要小，相反其他三种类型的家庭却大大地增加了，尤其以复合家庭的比重增加尤为突出。另外其他类型家庭所占比重也引人注目，这与不析产的习惯是有一定关系的。再就是每一家庭类型的户均人口也较《刑科题本》资料各多出近1人或2－3人，像核心家庭4.25口、直系家庭7.23口、复合家庭9.37口、其他类型家庭4.85口，说明旗人的总体生活水平较一般农民要优。 在《刑科题本》和“内务府旗人”资料以外，剩下的四川巴县、安徽祁门、直隶获鹿和云南剑川四组统计，虽然多数是农民，不过也包括了少量的商贩、农村手艺人和地主乃至绅衿地主，像剑川州的户口册里有“耕读生理者”11户、生员户4户。地主和绅衿地主家庭的人口通常较中小农户要多，也有更多的几代人合居的复合家庭。据有的学者对55个地主家庭和9个绅衿地主家庭结构分类，前者复合家庭占总数的18.88%,后者占33.33%[4]，远高于农民家庭。剑川州户均人口偏多，应与富裕农民和地主、绅衿地主占有比例较大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水平差异复杂，即使是同一地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群体中，情况也不一样，所以严格地说，只用上列6组不足1万户的统计，来说明清代整个农民的家庭规模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清代小农家庭规模多数应在3－5口之间，平均不足5口[5]，通常说的8口之家虽有，但比例不大，更不应将它举作常例来说，至于10口以上的大家庭当然更少了。 二 农民家庭规模偏小与小农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分散完成生产任务、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生活圈子，这是中国农民世代相沿的经营模式。清代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人均耕地的减少[6]，更激发起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愿望，包括挖掘劳动潜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便成为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权将各类家庭的劳动力加以量化以进行考察。若设一个青壮年男性为一整劳动力，女性为半劳动力(小孩和60岁以上老人暂排除在外)，那么： 2口之家的劳动力状况是1－1.5人，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占比例是50－75％。 3口之家的劳动力状况是1.5－2人，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占比例是50－67％。 5口之家的劳动力状况是1.3－3人，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占比例是30－60％。 8口之家的劳动力状况是3－5人，劳动力在家庭中所占比例是37.5－63％。 按照上列，家庭劳动力比例最高的是2人户。一夫一妻，一个整劳力加一个半劳力，便可达75％的高比例；少数也有父与未婚子、母与未婚子，或父与未嫁女、母与未嫁女，前者也能达到75％甚至更高的比例，后者要差一些，但也有50％或接近50％的比例。3口之家通常以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为主，这样便占50％的比例，少数也有父或母与夫妻等等，若是，则劳动力的比例也会相应上升到67％左右。在5口家庭中，如果由一对夫妻加三个年幼小孩组成，劳动力的比例就低，若是父母与子、媳、孙、或夫妻与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合居，参加劳动的人手折换成整劳动力，就会相应增至2人、2.5人或3人，最高也能有60％上下的比例。 如前所述，5口和5口以下户基本上以夫妻为主的核心家庭，只有少数是三代人一起的直系家庭。在核心家庭里，各成员关系简单，内部凝聚力强，对劳动力的运作、调配也都容易，可以充分发挥每个生产者的潜力。薛福保在《江北政本论》中说到的情况便颇具典型意义。他说：“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裕矣。次仅五六亩、或三四亩，佐以杂作，非凶岁可以无饥。何者？男子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7]这是一个由夫妻为主组成的5口核心家庭，由于全家人人自食其力，从事耕种蚕织等多种经营，把劳动力调配到最佳位置，即便只有五六亩、三四亩土地，也能做到稍得温饱。至于在核心家庭中2—3口户又占有相当的比重，那是因为在耕地日益不足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劳动力比例高的优势，以利于生活。前面我们也估测了8口之家的劳动力状况。从比例数看，它高于5口之家，但8口左右和8口以上家庭，多半属于老少三代一起的直系家庭或与几房兄弟、媳妇及孙辈组成的复合家庭。他们在家庭关系上较之核心家庭要复杂多了，而且经常存在或多或少的离心力，这就会影响到对劳动力的整合利用，甚至对生产造成某种程度的浪费。还有，7—8人以上的多口家庭，必须要以一定数量的耕地为保障，北方地区大概得60－70亩到更多，南方20—30亩或更多一些，即富裕自耕农的水平，否则在经济上就难以维持[8]。这也注定了他们在整个农户中只能占有少数。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确也有一些累世同堂的特大型农民家庭。那么它们是怎么生存，如何组织产生的呢？请见下面两个例子： 例一出自道光《石泉县志·人物志》： 王国相，两河人，年八十六岁，妻程氏，年八十岁，子五人，孙二十人，曾孙九人，男妇共七十人同爨，家计井井然。问所业？曰农业，始佃地而耕，今有地百亩，专务棉。棉为利微而长有绵绵之所之致。一岁中无虚日，亦无闲人，皆事是事。其为耕、为种、为耘、为耨，皆男事；为纫、为弹、为纺、为织，皆女事也。至收敛之际，男女同作，有摘者、有担者、有馌者、幼孙擎筐使之拾遗絮，而吾夫妇扶仗倚门闾勖之以勤。且种棉之地，围以包谷，间以芝蔴、菜蔬，合地无遗利，而食亦有赖，其不足者以布易之。食指虽繁，无论丰歉而皆弗取给他人，不然父子兄弟辄异炊，凡事皆委之塘匠，故不吾若也。 例二载于徐珂《清稗类钞·连江黄氏六世同居》： 黄成富者，连江农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余人，雍睦无间言，子弟各执其业。每出作田间，众妇俱往，留一妇视家，卧儿于筐，饥则乳之，不问为谁儿也。悬衣于桁，出则脱之，入则衣之，垢则浣之，不问为谁衣也。遇客至，则俱具饮食，家长主之，家不闻有争言。 在清代，统治者出于礼教的需要，大力倡导累世同居大家庭。乾隆五十年（1785），朝廷颁诏，要地方督抚查明有五世以上同堂共居者，上报以闻，给予赏赉[9]。从此，每届年终，各直省官员都要将有关数字汇总上报。尽管如此，岁报数多时只六七十家，少则不过十多家，而且以绅宦地主为主，真正属于务农之家的是少之又少，上面所举两例可算少之又少的典型。在这两农户中，陕西石泉县王姓男女同爨70余人，福建连江县黄家六世同居，男女60多人，比前面提到的内务旗人户口册里的一户20人或33人，还多出一两倍。王、黄两姓所以能集这么多人于一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位绝对权威的家长。这个权威不只是因为年长辈分高而让小辈慑服，更是因为他有组织才能，能带领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人人不饿饭，一切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由其操心；第二，需要有一定经济条件作保证。既是农民家庭，当然要有土地，而且要有能养得活六七十口人的土地量。以石泉王家为例，那是由佃田起家而积有土地百余亩，虽说数量不算多，可因经营调度得法，如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的棉花为主要作物，并辅之以套种包谷即玉米和蔬菜、芝蔴之类，以满足生活食用。而且棉花也要加工成线、成布然后才投入市场，这比单卖棉花就多赚了钱。因为每一步都精打细算，所以食指虽繁，仍能勉强过得，这是王家父子兄弟不致异爨最基本的原因。连江黄家虽未说明有多少土地，但从“男女六十余人，雍睦无争言，子弟各执其业，每出作田亩，众妇俱往”来看，除了有严格的劳作纪律，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土，也是不言而喻的。 石泉王家和连江黄姓属于官府表彰、乡里传颂的标兵式家庭，但绝不是众多农民向往、都想争着去学做的。这里除了很多家庭缺少有足够的土地保证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个人、特别是夫妻小家庭那样自由的生活活动空间，何况小农生产本来更适宜于小户经营。一些民间的谣谚也说明了多口大家庭在生活上容易发生离心力：“十家十五口，七咀八舌头，我要烙烙饼，他要喝稀粥。人多乱，狗多窜，媳妇多了不做饭”[10]。在王、黄两个家庭里，似乎没有谣谚中说的那种情况，但在某些年轻小夫妻中是否有此想法这就难说了。若设保证王、黄两个大家庭存在的条件失去其一，譬如维持权威的老年家长去世，又无新的权威加以替代，可以肯定，这六七十口男女，很快就会分裂成一个个小家庭。因为它本来不属于社会常规，是少见的例外。 三 其实，无论是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等等，都不是凝固的，届时就要发生变化，农民家庭也是一样。有两种因素决定它的变化，一是家庭成员中有人死亡，再就是分家。前者属于无奈的自然性转换，后者虽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却系人为所致。不过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它既是家庭结构的转换，同时也会影响到原来的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死亡导致家庭结构变化的例子很多。最常见的是丈夫或妻子故世，使原来的夫妻和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转为由母、或父与未婚子女合居的残缺性家庭，也有干脆成了单口家庭的。在《刑科题本》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一） 江西鄱阳县叶氏，原与丈夫、儿子组成3口夫妻核心家庭。康熙五十五年（1716）叶氏24岁，丈夫病故。她没有再嫁，与儿子李赐，两人相依为命，成为残缺性家庭[11]。 （二） 广东东筦县，张氏与李乔婚后生二子二女。雍正三年（1725）张氏30岁，李乔死。张氏与子女由6口夫妻核心家庭变为残缺性核心家庭。几年后，长子李亚成结婚立业，长女外嫁，次子李晚成出外另开酒铺。张氏与亚成夫妇并最小女儿同系4口，但已是直系家庭[12]。 （三） 陕西阶州李斌，原与父母一起，是个三口核心家庭。随着父母去世，李斌因穷未娶，便单身到四川打工度日[13]。 此外也有因丈夫或妻子、兄长等故世而使家庭结构发生另外一种变化，如： （一）四川石泉县俞木姐，原与丈夫和3个子女组成核心家庭。雍正十三年（1735）丈夫去世，俞木姐因子女幼小，生活无着，搬回父母处，成为父母与女、外孙一起共居的家庭[14]。 (二)湖南永兴县，刘二寿与妻李氏原与父母同居，是一个4人直系家庭，后李父死，母亲再嫁。二寿与妻成了夫妻核心家庭。乾隆元年（1736）三月二寿又亡，只剩李氏一人，变为单口家庭[15]。 （三）贵州威宁州，赵国太因有女无儿，将二女招黄文为入赘女婿，与尚未出嫁的三女共4口组成以赵国太为家长的直系家庭。乾隆五年（1740）国太二女儿死，赵乃令黄文与赵氏所生的3个女儿搬出另住，黄文与3个女儿建立残捐性核心家庭。赵则依附于三女、三女婿再成一家[16]。 （四）陕西岐山县，刘五子与长兄复汉、二兄复有并嫂侄等同居共爨，是一个多口复合家庭。雍正十年（1732），复汉去世，复有分出组成夫妻核心家庭，五子则带领复汉子女并己妻与子同居，成为混合型家庭[17]。 (五)浙江武康县，顾宏锦与妻并子与兄、嫂与子各为两家，后兄死嫂嫁，兄二子年幼，生活无着落，宏锦将其领回合成一家[18]。 因为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基本情况大概就是如此。总的说来，前一种情况比较简单，死了人，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由此一类转为另一类；后一种情况不止是死人减员的问题，而且常常分裂成两个不同类型的家庭；或者像顾宏锦那样，兄弟原为两家，却因兄死嫂嫁，一家解体，宏锦则由夫妻核心家庭变成混合型家庭。 再说分家。如果前面说的死人使家庭结构变化，但在家庭规模方面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分家才是造成家庭不断细小化的重要原因[19]。在清代地方志中，我们常见到这样的记载： 凡兄弟既授室，则析爨以炊[20]。 娶妇后多析爨居处[21]。 男女有室则分爨异财[22]。 或者是： 男壮出分，竞争家产[23]。 子壮出分，婚嫁论财[24]。 子壮则出分，兄弟则争产[25]。 上面讲的当然不只是农民家庭，但在农民家庭中，特别是占人数众多的中下层农户，此种情况似乎更为普遍，原因是家中本来田地不多，分开经营也许更能发挥各人的积极性。所谓船小好掉头，小型户总比挤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多口家庭要好得多。而且儿子长大了，加上结了婚，意味着可以授产，有了独立的自主权；有的因为田地太少，或者佃人之地，根本没法分产，也要令其单自谋生，这不但家长要这么做，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儿子、儿媳的想法。有人曾对此加以评论：“弟兄共爨固佳，即同居分爨亦属无妨。亲老不能顾瞻，听各力为营计，且使知成之所以难，稼穑之所以艰也”[26]。分家意味着父兄对子弟们接受生活磨炼的期望，同时也是小辈们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刑科题本》中记录了不少婚后子媳出分另过的个案实例。像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高八，自从与19岁的潘氏结婚后，便从家中分出独自生活[27]；江苏甘泉县（今扬州市）朱章保和妻子杨氏，也是婚后不久，被父母分出另过[28]；直隶高阳县马得魁，原与义父同住一家，待娶妻后，尽管义父缺人照料，但仍分给房屋器物，让其自立门户[29]。有的因为父母过世，原与兄长同居一起，婚后更得及早分产。像广西桂平姚三亚，当年父亲在世时，长兄、二兄已分爨。父亲过世后，三亚与母随居于长兄家。三亚15岁，长兄就给他找了一个14岁的杨氏做妻子（都是虚岁），然后令其立户独居[30]；再如直隶武清县司四，弟兄俩同居一起，等到司四成亲，很快便与哥哥分家，各过各的[31]。在个案实例中，也有结婚后与父母关系不好，而被父母分出的。直隶南和县任进才与妻、子，原与母亲同居，后与母不和，搬出另住，打短工过活[32]；直隶武清县郭君美，19岁，原姓李，小时被生父卖给郭凤为义孙，与崔氏成婚后，郭凤嫌君美好吃懒做，崔氏又不孝顺，宁可不要照顾也要他们分出单过[33]。 儿子或兄弟分出另过后，原本是一家就会分成2－3家或4－5家，根据我们对《刑科题本》25户分家后情况的分类：由1家分成2家的12户，分成3家的8户，4家的4户，5家的1户。分家后，父母等长辈多数是随长子或幼子同居，也有单独自居，年老者生活日用由兄弟轮流供应。这种家庭的出分裂变，实际上就是单数增加、规模变小的过程。清代中下层农民中分家的频繁出现，注定了多数家庭的家庭规模只能维持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四 从人口学的角度考察，生育和死亡对家庭规模也有重要的影响。根据我的统计，清代男子平均婚龄约为20－21岁，女子17－18岁，若按阶层细分，在下层平民中，女子变化不大，男子大约高出平均婚龄1岁左右，也就是21－22岁之间[34]。至于生育情况，我曾对《刑科题本》中，妻子年龄在39岁以上或结婚超过20年的144对夫妇的子女拥有量作了统计，他们是： 未生子女者 16对 占11.11％ 拥有子女1人者 29对 20.14 拥有子女2人 31对 21.53 拥有子女3人 36对 25.00 拥有子女4人 19对 13.19 拥有子女5人 7对 4.86 拥有子女6人以上 6对 4.17 以上144对夫妇，共拥有子女350人，平均2.43人，若除去未生子女的16人，平均也不过2.73人。按照正常的生理条件，妇女在39岁以上，虽还有再生子女的，但概率已不足20％；至于结婚20年以上，依当时女子平均婚龄为17－18岁，20年也就是37－38岁，若是20年以上，可能超过39岁。拿此作为标准，基本上反映了一对夫妻的平均终及子女拥有量。需要说明的是，子女拥有量和生育量是不同的。因为它没有把婴儿和儿童死亡数计算进去。根据刘翠溶教授对48部家谱、4万多对夫妻的考察，清代妇女的总生育量即生育率为6.06人，也就是每对夫妻（不包括继配和妾）平均出生子女约在5－6人之间[35]。可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也高得惊人。本人利用刑案资料，试对73对有儿童（指10岁以下）死亡记录的夫妻生育情况作出统计：他们共出生218人，早亡者却有137人，平均死亡率为63％。当然这个数据偏于极端，因为未把不死孩子的家庭计算在内。若照有的学者推测，15岁以下男孩死亡机率是55.32％[36]，那么与63％的数字相比，差距并不很大。因为我算的是10岁为断限，后者则是15岁；再，我是男女合计的，后者只以男孩为准，一般说来，当时女孩的死亡机率要高于男孩，照此权衡，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应在50％左右，不致会有太多的偏差，与我前面就144对夫妻的平均子女拥有量为2.43人或2.73人所作的统计，亦大体能够吻合。为了避免孤证，容再举20世纪90年代中我与定宜庄教授在辽宁作田野调查时所得的例子：被调查者都是一些年近七旬的老人，个别还有超过百岁的。当问及婴幼儿死亡情况时，据老人们回忆，他和他的父祖辈兄弟姊妹能生存下来和早亡者之间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按照老人们的年龄，以及他们所回忆的父祖辈的情况，时间应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这也证明，50％的死亡率判断是可以作为依据的，而此还没有把很多地方十分常见的溺婴行为包括在内。 针对如此严峻的生和养，当时曾有人感慨地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若娶妻而即生子，且连举数子，承祧有人，则无恨矣”。[37]为什么要生数子才承祧有望，就是因为儿童死亡率太高，以致在生育时也要预留一定的名额作为风险保证。若按平均每对夫妻生5－6个子女，早亡者占到一半，那么一个夫妻核心家庭平均最终也就是4－5口人，直系家庭5－7口人，加之约有1.5-2.2%的终身未婚者[38]，以及10％左右的单口家庭，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对农民的平均家庭人数作过高的估计。 [1]下述统计资料分别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乾隆元年至十年、二十年；《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中华书局，1988年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代》，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8页；江太新《清代获鹿县人口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乾隆第十二年香河神机营马房四等大粮庄户口册》、《嘉庆三年开原调弓沟村厢黄旗打蜜丁户口册》、《嘉庆十四年厢黄旗鄂起惯领下户口册》、，《道光十九年厢黄旗奎宽管领下户口册》；《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330页。 [2]其他类型家庭指：兄弟、兄弟和姐妹、兄和妹、弟和姊、夫妻子女和侄、夫妻子女和甥、叔嫂与嫂子女、夫妻和外婆、夫妻和兄弟、夫妻和寡嫂或寡弟妹、寡嫂和未婚兄弟等。 [3]民国《呼兰县志》卷一0。 [4]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5]王跃生教授认为18世纪中国的整体家庭规模平均为4.5人左右，见《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第324页。 [6] 1840年前夕，全国人口已达到4亿左右。若以4亿计，除去约10％左右的非农业人口，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应为3.6亿人。据册载，嘉庆十七年（1812）的全国的耕地数为791525196清亩，考虑到隐漏、折亩等原因，我们采用章有义教授的1.44为校正系数（《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那么应有耕地1050259千市亩，将它匀摊到3.6亿农民头上，人均还不足3市亩，人们对土地需求的矛盾已显得颇为突出。 [7] 《清经世文续编》卷四一。 [8] 清人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以得生矣”（《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一）。这是泛指全国情况笼统而言的。在当时，北方的粮食生产水平要低于南方，这样南方的人均生活需要耕地会小于4亩，北方则大于4亩。详细论述可参见拙著《清代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9]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二，第3页。 [10] 民国《万全县志·风俗志》。 [11]档案《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以后简称档案），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俞兆岳题。 [12]档案，乾隆元年四月初九日，广东巡抚杨永斌题。 [13]档案，乾隆二年四月十九日，护四川媳妇窦启瑛题。 [14]档案，乾隆二年五月十九日，管刑部事务徐本题。 [15]档案，乾隆元年五月十六日，管刑部事务允礼题。 [16]档案，乾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贵州巡抚张广泗题 [17]档案，乾隆元年七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傅题。 [18]档案，乾隆元年四月十五日，管刑部事务允礼题。 [19]按“清律”原沿唐、明旧律，有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立户籍、分异财产的条文，但由于现实已很难行施，故于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大清律例通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者，1992年，第418页）。 [20]光绪《顺天府志》卷一0。 [21]道光《肇庆府志》卷三。 [22]道光《琼州府志》卷三。 [23]康熙《金华府志》卷五。 [24]嘉庆《宁国府志》卷九。 [25]康熙《保德州志》卷三 [26]民国《毫县郭氏宗谱》卷二。 [27]档案，乾隆元年八月初四日，江苏巡抚顾琮题。 [28]档案，乾隆十年三月十五日，江苏巡陈大受题。 [29]档案，乾隆三年九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30]档案，乾隆元年五月十六日，管刑部事务允礼题 [31]档案，乾隆十年四月初六日，刑部尚书盛安题。 [32]档案，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管刑部事务允礼题。 [33]档案，乾隆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尚书来保题。 [34]《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2、220页. [35]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92年，第100页。 [36]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145页。 [37] 《几希录良方合壁·妻子》。 [38] 《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第45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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