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说,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离开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在这种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阶级分化远不如欧美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看不到进行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促使多数人像过去同盟会的人那样,把这种差距看成是容易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激烈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据。像以往孙中山把“定地价的法”,当成社会革命的方法,把国营铁路当成跨进社会主义的台阶一样,许多人这时提出的种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革命社会主义的色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政治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23]然而,人们这时毕竟是在那里认真地幻想着,无论是“教育平等”、“普遍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无论是发展实业,“实现国民自治”,改正关税,废除厘金,实行累进地价税和所得税法；无论是实行慈善制度,规定工钱的最低限额,“推翻遗产制”或实现经济的民治主义,人们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他们这时还特别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运动”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张改造社会先从改造个人做起,甚至开始“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以图联合成大社会,实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为这个社会主义,不久一定要实行的”。[24]
     恽代英对“这个社会主义”曾经做过说明,很符合人们这时的认识。他说：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便想到“暗杀革命”,“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25]这也就难怪人们要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某些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也都当成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认识和鼓吹了。张东荪说得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26]
    好一个“浑补的趋向”！实在地说,这时大多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一个混沌的趋向吗!
    “无产阶级万岁！”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因此,决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时还难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真诚地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19l9年到1920年间,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种种互助团体、“新村”等,不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乌托邦真诚性的写照吗?历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
    空想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27]这种“批判成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人已经公开发出“扑灭资本主义”、“推翻吃人的资本家”，“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的呼喊。有人明确认为：“尊重大资本家、大地主之个人自由,不啻宣布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之死刑”。连从来没有使自己的主张超出过资产阶级范畴的张东荪等,也口口声声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社会主义。[28]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恶情绪，在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国”,这促使许多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尽管当中国最早的以《劳动》命名的月刊编者申明劳动者当“联群自救”，实行“社会主义”时；当《东方杂志》的记者鼓吹泛劳动主义,主张“今日下层苦力之民”“减少其劳动时间”，“读书报,听讲演,讨论政治,探索真理”时；当蔡元培、李大钊欢呼“劳工胜利”,鼓吹“劳工神圣”，呼吁人们“快去作工”，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时,人们甚至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那个“无产阶级”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十月革命毕竟从一开始就迫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去重视劳动人民，而在五四运动和日益激荡的世界工人运动风潮的刺激下,他们毕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劳动问题、劳动运动联系起来了，并且日渐深入地认识到,所谓社会问题,核心其实就是劳动问题。因此,劳动运动的状况,必然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状况。尽管当时主张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把社会主义同劳动运动联系起来,积极鼓吹劳动运动,宣传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客观上对于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的青年学生了解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促使他们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此,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大量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了去,造成贫富不均,这是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29]一些人断言：中国今天固然“产业极不发达”,但中国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由世界的趋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会主义不可”,“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否则中国的问题“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30]于是,人们主张立即组织工会,举办工人教育,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和资本家争斗”。一些人甚至大声喊出了“无产阶级万岁”这种带有激烈气味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人们多半也还是抱着那种混沌的社会主义观,但不可否认,许多人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把自己改造社会的愿塑同即将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的力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分裂,那种混沌不清的社会主义再也难像五色旗那样在中国进步舆论界的上空飘扬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1920年元旦,颇负盛名的《星期评论》“新年词”写道：“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社会主义联合战线不可避免地开始分裂了。
    在19l9年初,社会上许多人对俄国革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产出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宣播出来扰乱世界”。[31]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渐渐“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各种谣言渐渐的鲜有人信了,甚至连“恐怖政治”的骂名,也随着“废止死刑的布告”“渐渐消灭”,粮食缺乏的惨状,也由大丰收“救济”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到了1920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已大为改观,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此,当俄国政府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布：“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到世界人类一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32]
    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知识分子改良观念本身的变化。他们曾经对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主义等渐进的、改良的社会观,抱以极大的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主义几乎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碰得鼻青脸肿。这对于一心致力于“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企图最终取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些人来说，打击是极其惨重的,教训也是宝贵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一些激进青年“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坏是不可少的”。[33]
    对各种改良的社会观发生疑问,迫使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人头脑的社会主义开始由改良走问革命。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生长起来。
    必须指出,这时促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批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的理论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实际满足。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迈进的时侯,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派维经斯基等人先后来华，送来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维经斯基于1920年4月来华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了多次座谈,使他们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使他们中一些人从俄国的生动事例和俄国人所带来的理论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实际变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巨大作用,从而沟通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联系。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无疑促进了相当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维经斯基来华前不久，还在主张“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的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以此等改良的办法救济贫困、发展生产的陈独秀,迅速接受了俄国的社会革命理论,对列宁的国家学说和革命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很快就开始“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4]
    同年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产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织。这对于后来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当然，更多的人还在徊徘,而不少人则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往前跑。这些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会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而他们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些摸不着底。社会革命的“鼓声”越近、越急，他们就越是容易摇摆。不过，到底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镖了。
    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的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积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到俄国去学习。他们还按照俄国的方法,深入劳苦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35]这一切使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沉不住气了。他斥责道：中国哪来的“新式企业组织”，既无“新式企业组织”,何来“劳动阶级”?中国之劳苦者连谋生就业都不得，何以为劳动运动?既无劳动运动，又何以为社会主义!?就连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看出中国发生“劳农革命”的危险来了。他告诫中国人：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36]
    罗素先生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一些人长时间来冥思苦想，犹豫不决,且难以启齿的“心里话”。那些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热热闹闹地叫唤了一阵改良的社会主义之后,终于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照社会主义样式实行的条件，由此以往,势必造成俄国式的前途，甚至搞成“伪劳农革命”。[37]于是,他们的态度日益右转了。不久前还参加过同维经斯基座谈的张东荪到“内地”转了一圈以后,“忽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他这时急忙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称中国决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的彭一湖,也发现“从前以为后进国总占便宜”,社会主义容易实行的想法“错误”了，明白了“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这个道理”,确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家鸣不平：“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在太忍。”中国前途之“不堪问”,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实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们何不去“联络各国社会党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呢?[38]
    这些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时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与那些试图把自己同工农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了,与大批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思想观点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上的极端落后，确信中国绝不能越过资本主义，而一步迈向社会主义。他们怀着极度疑惧的心情来看待日渐活跃和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层劳动群众,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无产业”、“无知识”的下层群众甚至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溃疡,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结果难免会造成“均贫富”的“伪劳农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曾经一再出现调和以至混合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讨论则是一次彻底的分裂了。在同样主张变革，同样渴望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端,在政治立场上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势力。在一个对新思潮趋之若骛，相当多数知识分子急切地盼望着一步摘掉中国老大贫弱帽子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继续跟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向前走。几乎同样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发难在社会舆论上一开始就不能不处于劣势。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发表,立刻就遭到众多报刊的同声谴责。张东荪等人尽管很快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再也无法掩饰其主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那些开始热衷于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决不能调和。[39]
    对于这个时候刚刚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同毛泽东一样，许多人过去想避开政治,单纯从经济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着手来改造社会,但实践的结果终于明白：“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41]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思想转变的程度和趋向。而实践，自己的和俄国的实践则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个强烈的印象,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把大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边来,推到同情俄国革命的一边来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事实正是如此,1921年7月,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革命在中国开始步入了它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了。与此同时，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成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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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第9页。
    [2] 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l7年4月14日等。
    [3] 《民国日报》19l7年5月12日等。
    [4] 同上注，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5]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l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
    [6] 沧海：《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太平洋》第1卷，第8号,1917年11月15日。
    [7]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Ⅰ月29日。
    [8] 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l9l8年1月1日。
    [9]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6页。
    [10] 参见庶熙：《革命与生计问题》，《晨钟报》1917年3月30日；沧海：《俄德社会党之和平运动与德政府之狡谋》,《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8年1月l5日,及《晨钟报》l9l7年4月13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9月18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