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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1962）与俞平伯（1900～1990）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研究红学史的人总喜欢把胡适与俞平伯并称，喜欢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并举，这绝非偶然。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其实很单纯，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教给考证《红楼梦》的人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考证《红楼梦》。胡适的心意以及示范工作，首先得到俞平伯的响应。受《红楼梦考证》启发而产生的《红楼梦辨》，无论是讨论的论题、提出的观点，还是运用的方法，都和《红楼梦考证》如出一辙，甚至连对《红楼梦》中许多具体问题的论点，也是异口同声、桴鼓相应。因此，没有《红楼梦考证》，就没有《红楼梦辨》。凡是熟悉新红学历史的人基本上都能得出如上的共识。[1]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当胡适在振臂一呼之后，倘没有像俞平伯这样的心悦诚服的学生为之作后援、大力鼓吹并做出实绩的话，“新红学”是绝难在如此短的时期内造成时势、开出新局的。所以，胡适与俞平伯在“新红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缺一不可。 胡适和俞平伯都是在诸多学术领域有建树的人，而红学学术研究都在二人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作为“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对“新红学”初创时期所提出的基本理路、主要观点以及倡导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坚持四十年不动摇。在这一点上，俞平伯与胡适不同；尽管俞平伯是公认的在“新红学”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勘与胡适相提并论的大师级人物，尽管在近七十年的红学学术生涯中他对红学的贡献主要还是在“新红学”方面。在《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俞平伯就对书中的主要观点加以修正。而且，这种对自己著作和“新红学”本身的反思与修正几乎贯串了他红学学术生涯的始终。作为投身红学研究的第一流学者，俞平伯最有条件在继承“新红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摆脱窠臼，开辟出新境界的。然俞氏终未完成此一历史使命。缘何？最主要的，是纷扰复杂的政治原因。这不仅是俞平伯本人的遗憾，更是20世纪红学学术史的遗憾。 （一）胡适、俞平伯之师承渊源 俞平伯走上《红楼梦》研究之路，是受胡适的影响。本来，俞平伯对《红楼梦》并“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出了《红楼梦考证》初稿并在友朋间传阅，而平伯好友顾颉刚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的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次年年初，蔡元培先生发表对《红楼梦考证》的答辩，俞平伯便又针对蔡文给以回驳。也许是受到蔡元培的刺激，俞平伯发愿将顾、俞通信整理成一部书。于是就有了“新红学”的第一部专著：《红楼梦辨》。[2]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中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3]这就是说，俞平伯当时从胡适所受到的影响不仅是在研究的兴趣上，而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什么方法呢？就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所大力提倡的“考证学的方法”：撇开成见，尊重证据，从证据中引出结论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严格说来，胡适考证《红楼梦》、考证《水浒》以及其它旧小说，都是方法论的举例。考证法，这一胡适用以示范的方法，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中得到了最充分、最广泛地运用。俞平伯在这部书里考证了《红楼梦》的续书，考证了作者的态度，考证了《红楼梦》的时间和地点……与胡适的单纯通过挖掘历史资料来考证作者与版本不同的是，俞平伯还“把这种‘考证’方法更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创作分析和文学批评上面来”，[4]亦即有的研究者指出的，《红楼梦辨》主要集中在文本本身的考证上。 应当说，这是《红楼梦辨》的一大特色。书中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考证得出的，如“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钗黛合一”等等。当然，用考证的方法分析文艺作品，也有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在以后的红学研究中，俞平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此点，容后文讨论。 俞平伯和胡适都重视考证，但他们二人均未把考证与文学批评、鉴赏混为一谈，更没有用考证代替文艺批评。关于二者的关系，俞平伯说：“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做深一层的领略……我们可以一方作《红楼梦》底分析工夫，但一方仍可以综合地去赏鉴、陶醉；不能说因为有了考证，便妨害人们底鉴赏……考证和鉴赏是两方面的观察，无冲突底可能。”[5]此外，他在1921年8月8日给顾颉刚的信中则说，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包括：论文、通信、遗著丛刊和板本校勘记四栏。其中一、二两栏又分为：以历史的方法考证之，以文学眼光批评之（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6]请看，俞平伯把考证与文学批评分割地多么清楚！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俞的运用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完全是从个人癖好出发的，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出发的，是一种“趣味的研究”。 关于考证的范围，胡适是一开始就把它限定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两个方面的；而俞平伯所辨的，也大致是这个范围以内。下面，我们就来比对一下胡、俞二人考证《红楼梦》的主要观点。 （1）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是胡适《红楼梦考证》的中心论点之一，也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极为久远的观点。然 胡适在1921年3月27日脱稿的《红楼梦考证》初稿里最先提出这一观点时，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他先是据程伟元、高鹗的序以及“引言”，提出“后四十回的著者究竟是谁？”的问题，接着，仅据俞樾的《小浮梅闲话》中“《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记载，就遽下断语：“俞氏这一段话极重要。他不但证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鹗是实有其人，还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7]可能胡适也认为这样说底气不足，于是就请顾颉刚帮助查找资料。1921年4月2日，他致函顾颉刚，请顾帮他借《船山诗草》，因该书中有关于高鹗的记述。次日，他又致函顾颉刚，说：“我想一考高鹗”，并请顾帮忙。[8]顾颉刚果然不负师望，查出了关于高鹗的大量材料，不仅证实了高鹗“实有其人”，而且把高鹗的生平、事略大体弄清楚了。稍后，顾颉刚、俞平伯开始通信讨论《红楼梦》问题（他们的第一封信是1921年的4月27日），而俞平伯用力最多的，就是“续书”问题。顾颉刚在《红楼梦辨·序言》中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9] 自然而然的，“续书”研究就成了《红楼梦辨》的主干部分（《红楼梦辨》共三卷: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下卷主要考证高本以外的续书）。俞平伯首先努力论证“续书底不可能”。他指出：“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底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所以，“凡书都不能续”。而《红楼梦》所以更难续；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是文学书，不是学术底论文，不能仅以面目符合为满足。第二，《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如续书人没有相似的环境，性情，虽极聪明，极审慎也不能胜任。”[10]因而高鹗续书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才力不及’，也不在于‘不细心谨慎’，实在因两人性格嗜好底差异，而又要去强合为一，致一百二十回成了两橛，正应古语所谓‘离之双美合之两伤’”。[11] 俞平伯接受了胡适“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这一基本观点，他说：“《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12]但他并不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在后四十回的回目问题上，俞平伯与胡适看法是不同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说：“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当日抄本甚多，若各本真无后四十回的目录，程伟元似不能信口胡说。因此，我想当时各抄本中大概有些还有后四十回目录的。”[13]而俞平伯则提出：“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14]然后，他又从文本中找出大量证据，借以证明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非一人。若干年过后，《红楼梦辨》的很多观点，都成了俞平伯后来忏悔的材料。但惟独这一结论，他却一直坚持着。俞平伯提出此论的主要依据是： (1)后四十回中写宝玉结局，和回目上所标明的，都不合第一回中自叙底话。而《红楼梦》确是一部自传的书。(2)史湘云底丢却，第三十一回之目没有关照。(3)本文未成，回目先具，不合作文时底程序。[15] 平伯的观点得到胡适的认同与鼓励，并将有关结论写进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他将前引关于后四十回回目的结论修改成： 程伟元的序里说，《红楼梦》当日虽只有八十回，但原本却有一百二十卷的目录。这话可惜无从考证。（戚本目录并无后四十回。）我从前想当时各抄本中大概有些是有后四十回目录的，但我现在对于这一层很有点怀疑了。[16] 胡适修改结论的同时，也反省了初稿里据以得出结论的依据：“但这些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17]然后，直接借用俞平伯的研究结果： 我的朋友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的三个理由是：（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2）史湘云的丢开，（3）不合作文时的程序。这三层之中，第三层姑且不论。第一层是很明显的：《红楼梦》的开端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明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到了末尾说宝玉出家成仙之理？第二层也很可注意。第三十一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怪！依此句看来，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宝玉做夫妇，不应该此话全无照应。以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了。[18] 受俞平伯的启发，胡适还分析了小红、香菱、凤姐的结局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最后，他非常有信心地说：“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至此，“后四十回为续书”这一结论，终于得以论定。若干年后，胡适多次说，他当年考证《红楼梦》，曾得到平伯、颉刚的帮助；而他们三个人的讨论，曾使他“得到很多好处”。[19] 其实，胡适提出的“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的论断，包括两层意思：一、后四十回是续书，不是曹雪芹做的；二、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我们通观《红楼梦辨》的论述，不难看出，俞平伯论证的重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对于后者，他只是一股脑儿地继承了胡适的说法。 对于后四十回本身的评价，胡适有两个基本观点：一、后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二、后四十回也有不可埋没的好处，特别是它的悲剧下场。我们再来看俞平伯的态度。他一方面说高鹗续得如此乱七八糟，可怜无补费精神；“凡高作较有精采之处是用原作中相仿佛的事情做蓝本的，反之，凡没有蓝本可临摹的，都没有精采”，[20]并详列续书的谬处；[21]提出“《红楼梦》如再版，便该把那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分开”。[22]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高鹗“以审慎的心思，比较正当的态度”来续书，为《红楼梦》保存悲剧空气，是“不可磨灭的功绩”。[23]这难道不是胡适观点的翻版吗？ （2）“自叙说”。 “自叙说”是“新红学”的代表性观点。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里提出这一观点后，[24]俞平伯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了。我们且看俞平伯是怎么说的： 我们既相信《红楼梦》为作者自述其平生之经历怀抱之作，而宝玉即为雪芹底影子，虽不必处处相符，（因为是做小说不是做行状）但也决不能大不相符。[25] 因为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26] 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27] 《红楼梦辨》受“自叙说”影响最确凿的证据是收集在该书中的《红楼梦年表》。此年表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不分彼此，最能反映“自传说”。其实，俞平伯不但继承了“自叙说”，而且还对此说加以补充论证。《红楼梦辨》第六节对“作者底态度”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点。在这里，俞先生指出，研究作者的态度，主要有两条途径：“从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来推测他做书时底态度”，“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底历史，拿来印证我们所揣测的话”。这两条正是胡适提出“自叙说”的依据。俞平伯进而指出“作者底态度”有三：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为十二钗作本传的。[28]试问，这不是“自传”的注脚，又是什么？也难怪有人说“俞平伯的自传说比胡适的具体得多”了。[29] （3）《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是一部写实的作品。 《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30] 我以为《红楼梦》作者底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公平的镜子。(俞平伯《红楼梦辨》)[31] 《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俞平伯《红楼梦辨》)[32] （4）《红楼梦》的文学水平不高。 我们知道,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水平一直评价不高。我们再来看俞平伯是怎样说的：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33] 显然,胡、俞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若干年后，俞平伯先生对此观点亦有修正。有的评论家曾指出,俞平伯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受了胡适的“世界主义”的影响……胡适对待中国的民族遗产，是一个道地的世界主义者。[34]这是否是受“世界主义”的影响,我们且不评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胡、俞二人都是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红楼梦》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仅明白了俞平伯是如何继承胡适衣钵的，明白了胡、俞二人是如何相互启发、相互推动的；更可以再现胡适、俞平伯以及顾颉刚三人当年草创“新红学”时的图景。而顾颉刚的话则为这一图景做了注解：我们三人不断的通信讨论，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35]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二）俞平伯对“新红学”的反思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主要是分析俞平伯是如何运用胡适提倡的方法考证《红楼梦》并与之共同开创“新红学”的。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与胡适的单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不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在做考证的同时还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加以分析、研考，并提出不少新鲜独到而细致入微的意见，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在推测小说中诸人物的命运时，便有大量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至于《〈红楼梦〉底风格》、《札记十则》等文则基本是围绕《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风格展开论述的。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他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此点，早已为以前的研究者所指出。[36] 1923年后，俞平伯又写了不少关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俞平伯全集》所收，共有11篇。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在1950年到1954年9月。俞平伯在此一时期的首要成果是修订了已经绝版多年的《红楼梦辨》。据《俞平伯年谱》我们知道，修订的举动，乃源于黄裳的建议。而俞平伯正式着手做此事，是1950年1月。修订后的《红楼梦辨》被俞平伯易名曰《红楼梦研究》；1952年9月，它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种，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与《红楼梦辨》比较，《红楼梦研究》删去了顾颉刚的《序》和作者的《引论》，而代之以作者的《自序》和文怀沙的《跋》。上卷5篇，除第二篇的题目由“辨原本回目只八十”改作“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并将引用胡适的话删去外，基本未作改动；中卷删去《〈红楼梦〉底年表》，留存5篇；下卷除将《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移至中卷、《后三十回底〈红楼梦〉》重写保留之外，其余全部删去，又新增了《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等4篇文章。另加《读〈红楼梦〉随笔二则》等附录2篇。 《红楼梦研究》最亮的闪光点，是其对旧作错误的修正。俞平伯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错误包括两部分：本来的错误；因发见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37]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传说”作为第一类错误的代表，进行了彻底的修正。早在1925年1月，也就是《红楼梦辨》出版后不到两年，他就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指出：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原书“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限”；“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要彻底打破旧红学，“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38]这次修订，俞平伯便将最能反映“自传说”的《〈红楼梦〉底年表》删去。1948年6月5日，俞平伯说，此年表“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把曹雪芹的事实和书中人贾宝玉相对照，恐怕没有什么意思”。[39]尔后，俞平伯又对“自传说”多次进行深刻反思，如他在随笔《著书的情况》中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与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曹雪芹也不等于贾宝玉。[40] 在另一篇随笔《曹雪芹自比林黛玉》中则说，“自传说”非但错误，而且回生出更多麻烦来，应该破除这类迷惘的见解。[41]显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已经彻底抛弃了“自传说”了。 凡是真正的学者，都有主动修正自己错误的勇气。俞平伯对自己《红楼梦》研究错误的修正，不仅反映在《红楼梦研究》一书里；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读〈红楼梦〉随笔》，对他以前的研究乃至对“新红学”，都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反思，而对以前的失误，则毫不惋惜地予以舍弃。 本来，俞平伯受胡适的影响，对《红楼梦》的文学水平是评价不高的，如前文所述。但到了他写《读〈红楼梦〉随笔》的时候，俞平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红楼梦》）为中国第一流长篇小说。它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为沈博绝丽的文章。用口语来写小说到这样高的境界，可以说是空前的。[42]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首屈一指，称为空前并非过誉，……[43] （《红楼梦》）谓为前无古人殆非虚誉。这残存的八十回书比之屈赋、太史公书、杜甫的诗等也毫无愧色。[44] 俞平伯还反省了他在《红楼梦辨》中运用的主要方法——考证法。早在1925年，他就说：“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45]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指出文学研究中可以应用考证方法，但文学作品既然不是历史著作或科学论文，不应该把考证的方法的施用无限制地扩大。如果夸大其词，走向极端，纯以“考据癖”来解读《红楼梦》，那么，很可能同“猜谜法”一样，使人“觉得可怜而可笑”。到了1940年，俞平伯进一步认识到：考证和索隐“只是方法途径之不同，而非有态度上之根本差别。苟明斯义，则谓考证之红学亦索隐之一派可也，特前修未密，后起专精耳。”[46]因此，自《红楼梦辨》出版后不久，他就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认为“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把《红楼梦》当作灯虎儿猜，固不对，但把它当作历史看，又何尝对呢？……若用这‘胶刻’的方法来求它，便是另一种附会，跟索隐派在伯仲之间了。”[47]这里，俞平伯对“考证”的反省，主要是着眼于它和“索隐”相通的地方。既然要彻底否定猜谜的索隐红学，那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都不应该再犯“索隐”同样的错误。俞平伯的反省不仅告诉我们他具有勇于正视不足、修正错误的学人品质，同时还反映了“新红学”派自始至终都把揭破猜谜的索隐派当作自己的使命。到了1948年，俞平伯经过20多年的自我反思，终于提出，若想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必须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他说：“《红楼梦》直到今天，还不失为中国顶好的一本小说，任何新著怕无法超过，其价值始终未经估定。这和‘索隐’和‘考证’俱无关，而属于批评欣赏的范围，王静安先生早年曾有论述，却还不够，更有何人发此弘愿乎？”[48]直到晚年，俞平伯仍坚持认为：《红楼梦》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象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49] 既然深刻认识到考据的局限性，俞平伯便自觉地尝试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天地。在《读〈红楼梦〉随笔》里，他一方面强调“考证的不能解决问题”，[50]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新方法研究《红楼梦》，以摆脱“考据红学”的窠臼。 《读〈红楼梦〉随笔》包括《〈红楼梦〉的传统性》、《它的独创性》等共38篇，于1954年1月1日开始至4月23日止，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这些随笔虽短小精悍，但学术价值却极高。如他分析《红楼梦》的传统性时，就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里加以考察，研考它是如何接受、发展《西厢记》、《水浒》、《金瓶梅》以及《庄子》、《离骚》等作品的优良传统的。在分析《红楼梦》的独创性时，他提出《红楼梦》有三种成分：现实的、理想的、批判的，这与吴宓、余英时等提出的类似的观点，都有相通的地方。在《著书的情况》一文里，俞平伯提出“《红楼梦》大约是两个稿子凑起来的”，想必这是后来所谓“二书合成”说的源头罢？ 有的随笔则最能显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如他曾指出，《红楼梦》第15回描写北静王的装扮实际是梨园装束；第56回里探春说的“姬子”，是杜撰的，历史上并无此人；再如他曾指出，48回林黛玉讲律诗的平仄是错误的，但不是传抄的错误，实际是作者的笔误；再如他曾指出，秦可卿死后作者故意将她的封诰“宜人”误作“恭人”（照清制，五品为“宜人”，三品为“恭人”）借以暴露贾珍与秦可卿的暧昧关系……所有这些，若非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俞平伯和胡适一样，都属于第一流学者投身《红楼梦》研究这种情况，他们学问背景使他们能得出不同凡俗的看法，是极为自然的事。 《读〈红楼梦〉随笔》有若干篇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版本的，其中的真知灼见亦最多。此点，容后文讨论。 总之，《读〈红楼梦〉随笔》是绝不逊色于《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著作，说它字字珠玑，并不夸张。如果俞平伯能沿着他探索出的这条新路径走下去，肯定能够完成超越“新红学”的历史使命的。 （三）俞平伯的脂批、版本研究 在1950年到1954年9月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之前，俞平伯还做了两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辑录脂砚斋评本批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同时开始着手做《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工作。 俞平伯是较早关注、研究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1927年，胡适在上海发现并购藏了“甲戌本”，次年二月，他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公布了他研究“甲戌本”的报告。胡适根据脂批，得出了不少新结论，而其中有很多是针对俞平伯的研究结论的。这包括： 1.他根据“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条脂批推断：“雪芹作此书在乾隆十八九年之前……我们不能不把《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移前。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年表》（《红楼梦辨》八）把作书时代列在乾隆十九年至二八年（1754～1763），这是应当改正的了。” 2.他根据“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条脂批推断：“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因此，“我的《考证》与平伯的《年表》也都要改正了”。 3.《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有一节专论“秦可卿之死”，胡适说：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特立专章，讨论可卿之死。（中卷，页一五九— 一七八。）但顾颉刚引《红楼佚话》说有人见书中的焙茗，据他说，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婢撞见，羞愤自缢死的。平伯深信此说，列举了许多证据，并且指出秦氏的丫环瑞珠触柱而死，可见撞见奸情的便是瑞珠。现在平伯的结论都被我的脂本证明了。 4.针对俞平伯的怀疑戚本的价值，胡适说： 但我曾用脂砚斋残本细校戚本，始知戚本一定在高本之前，凡平伯所疑高本胜于戚本之处（一三五 一三七），皆戚本为原文，而高本为改本。 而以后的研究证明，胡适的结论是正确的，俞平伯也接受了。 5.胡适根据脂评，断定“曹雪芹死时，他已成的书稿决不止现行的八十回”，八十回以后的残稿包括： （1）史湘云的结局，最使人猜疑；（2）袭人与蒋琪官的结局也在残稿之内；（3）小红的结局，雪芹也有成稿；（4）惜春的结局，雪芹似也有成文；（5）残稿中还有“误窃玉”的一回文字。胡适得出以上推断后，又说： 以上推测雪芹的残稿的几段，读者可参看平伯《红楼梦辨》里论“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长篇。平伯所假定的“后三十回”佚本是没有的。平伯的错误在于认戚本的“眉评”为原有的评注，而不知戚本所有的“眉评”是狄楚青先生所加，评中提及他的“笔记”，可以为证。平伯所猜想的佚本其实是曹雪芹自己的残稿本，可惜他和我都见不着此本了！[51] 俞平伯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就致函胡适，表示“现在您从脂本所得的材料，校正我说的误失，甚感。”又关切“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52] 显然，同胡适一样，俞平伯是颇为重视脂批的。在《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言》里,俞平伯曾列举三点来说明“这些批注（包括一些较晚的在内）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属稿的时候，即附有评语；部分脂评可能是曹雪芹自己做的；最晚的脂评，其时代亦早于刻本大概有十年。因此，要想接近曹雪芹原本的真面目，除研讨各脂本的正文以外，自然必须参考脂评。[53] 据现有资料，俞平伯最早见到“甲戌本”，见到脂批，最迟不会晚于1931年元旦，也就是胡适因触犯国民党当局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回到北平后不久。俞平伯1931年1月3日《日记》称：“江青（按，指浦江青）假脂本《红楼梦》去。”[54]而同日《浦江青日记》则记：“向平伯借得胡适之藏脂砚斋本《红楼梦》而归。”[55]按，胡适回到北平，是1930年11月底。也就是说，胡适刚回来，就将他的“海内孤本”“甲戌本”借给俞平伯阅看并在当时的“红学圈”里传观了。俞平伯曾将“甲戌本”上的脂批过录在自己《红楼梦》上，俞平伯1931年3月26日《日记》说：“是晚始节抄脂砚斋评在我的《红楼梦》上（第一卷毕）。” 26日《日记》又记：“抄《石头记》凡三卷毕。”[56]又应胡适之嘱，为甲戌本作一跋。他在跋文中说：“脂砚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然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原因是甲戌本“非脂评原书乃由后人过录”，他以三个例证说明之：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抄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误字甚多；有文字虽不误而抄错位置的。[57] 其后，运用脂批、研究脂批，就成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1954年12月以前, 除了包括俞平伯在内的少数专家以外,一般人是没有机会看到脂评的,因为当时出现的几种脂本都还没有公开印行。脂评虽曾被零星片段地引用，却没有经过全面的辑录和校对。但脂评作为原始材料，并不容易看。因为:（1）各脂本皆海内孤本而尚未影印；（2）各本情形，同中有异，或大同小异，参差不一；（3）评语写法亦是各式各样；（4）评语的署名、记年情况很不清楚；（5）脂本均系过录本，讹谬很多。因此，“必须有人来做这初步汇校的工作”。[58] 1952年，“在校本八十回着手之际”，俞平伯便接受启功的建议，开始做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工作的，以为“将来人进一步研究的阶梯”。 辑评的对象，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和有正戚本。其中，己卯本、甲辰本和有正戚本用的是原本，而庚辰本用的是照片本，甲戌本则是“近人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笔者以为，“近人”当是陶洙。若用到正文时，则采用比较完全、较易得的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作为正文。 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到1954年12月，也就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高潮的时候，俞平伯辑录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一，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同《红楼梦》的校勘工作一样，辑录脂评也是需要下“笨工夫”的基础性工作，但这种工作是红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果然，该书一出，即广受欢迎：1957年再版，1959年中华书局增订新版，1966年5月又出新增订本。而且，后来的红学家也纷纷效尤，陈庆浩、朱一玄等都有同类的书问世。 在辑录脂砚斋批语的同时，俞平伯还承担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勘工作。其实，早在1921年，他就认识到《红楼梦》校勘工作的重要性了。他曾对顾颉刚说：“我偶翻有正本《红楼梦》，觉其可以校订刻本者固亦有，但大谬之处颇多，将来订正全书非费一番工夫不可。第一要紧是多集版本校勘。”[59]他认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60]尔后，他又多次说，整理古书工作的基础应该是校勘。校勘工作没有做好，其他的工作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坚牢。 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典文学名著的校勘和重印出版工作，其中，《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便由俞平伯承担。这固然与他一贯的重视版本校勘工作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新红学”创立以来，在版本研究方面用力最多、创获最多的学者。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红楼梦辨》及其以后三十年间俞平伯在《红楼梦》版本学方面的主要贡献。 《红楼梦辨》第五节是《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俞平伯在这里举例比较了高本、戚本的几段异文，结论是高本、戚本各有优劣。此后，他对此结论也略有修正。 《红楼梦辨》第八节是《八十回后的<红楼梦>》,顾名思义,就是要探讨曹雪芹创作的八十回后的《红楼梦》是什么样子的?此文实际是开后来所谓“红楼梦探佚学”之先河，而“《红楼梦》探佚学”实质上是从“《红楼梦》版本学”中派生出来的。“新红学”派既认定通行之程本后四十回乃“伪续”，乃狗尾续貂，那么探研八十回后雪芹原创之真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俞平伯作《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的目的，也明确表白是“希望能把八十回以后原来应有的──可以考见的──面目显露一二”。[61]俞平伯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回目之数；结构；事实。俞平伯当时认为，原作绝不止120回，也就是说，80回后绝不止40回。关于结构，因为证据不足，他只笼统地说“决非是高鹗底一百二十回本底样子”。[62]对后四十回事实的分析是重点。他将“事实”分成“贾氏”、“宝玉”、“十二钗”、“众人”四个方面，逐一加以论述。俞平伯认为，贾氏将来必定衰败，而衰败的途径有两种：(1)渐渐的枯干下去，(2)事败罹法网，如抄家之类。[63]他推测宝玉的结局有三种：(1)穷愁而死，(2)出家， (3)穷愁而后出家。俞平伯的上述推测，有的是被后来出现的材料证明是正确的。但不管哪条推测，都是有理有据的。 《红楼梦辨》又有《后三十回的〈红楼梦〉》、《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两节，仍属“探佚学”范围。俞平伯在后文中认定：80回后，存在着一个“后三十回”的佚本。对此，胡适在他的最初研究“甲戌本”的报告里曾有所评议，如前所述，俞平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后三十回的〈红楼梦〉》收入《红楼梦研究》时，经作者重写，主要是引用了脂批等新材料，于此亦可见他对脂批的重视。 《红楼梦研究》中新增的篇章中有3篇属于“《红楼梦》版本学”范畴：《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和《〈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其中后2篇是版本校勘文章，他的基本结论是：脂砚斋本“最近真”，戚本“也属于这一个系统”。“程甲本有比乙本近真的地方”，“程乙本每把地道的京话改成通常语”，不如脂本更“能够传神”。 《读〈红楼梦〉随笔》有若干篇是专门研究版本的，包括《记郑西谛藏旧抄〈红楼梦〉残本两回》、《记吴藏残本》（一、二）、《记嘉庆甲子本批语》、《有正本的妄改》、《再谈嘉庆本》等等。正因为有深厚的版本学功底，故每下笔发语总有精言，如他在研究了郑藏残本后断定：此本可能与丛一个稿本辗转传抄出来的，非但跟刻本不同，跟一般脂本系统亦不同。这是此本最特别之点。[64]诸如此类的认识，多已成定论。此外，从题目上可以看出，俞平伯研究的对象，不仅有脂本，而且还有程本。俞平伯研究的“嘉庆本”，实乃藤花榭本。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此本“除采用程本以外，也采用抄本……嘉庆以来的各本，乃是‘刻本加上抄本’，并非程甲乙的嫡系。说各本都出于程甲，严格说来，这句话是错误的。”[65]他进一步指出，“《红楼梦》刻本的流变，并非愈古愈好，愈晚愈差。用时间机械地排列，非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反而把情形更搞乱了。”综之，“用刻本或抄本混合的校理《红楼梦》这个方法，从19世纪初年直到现在，已有了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66]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红楼梦》从程、高以后刻本流传的复杂状况。俞平伯对程本的研究以及上述结论的得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对研究程本的重视，这与某些“新红学”巨子过于重脂轻程的流弊形成鲜明对比。 《读〈红楼梦〉随笔》的某些篇什从题目上是看不出它是研究版本的，细看则知它们仍属版本校勘的文章，如《增之一分则太长》。俞平伯在这篇仅五、六百字的短文里对勘了庚辰本与程甲本21回袭人的一句话： 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庚辰本） 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程甲本） 从字面上看，程甲本较庚辰本多出一个“你”字，但却大不通。因为，“说了你，便不是袭人告退，而是她撵宝玉了。因此含胡其词，不说煞谁别进这屋子，好像宝玉，又好像她自己。说的是她自己指的却是宝玉，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灵活离合之妙。后人不知，妄增‘你’字，虽只一字之差，却有仙凡之别。”[67]寥寥数语，却极尽画龙点睛之能事，两种本子的优劣，活现于读者胸中矣。类似的文章又有《减之一分则太段》、《宝玉喝汤》等。清代学人周春在其《红楼梦评例》中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68]读俞平伯的这类随笔，最能使人想起这两句话。 分析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版本学、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后，我们就会明白：由他来负责（另有助手王佩璋协助）八十回本《红楼梦》的校勘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校勘工作自1952年开始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校本，前后共历六年时间，付出的劳动是相当艰辛的。俞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共四册，其一二册是八十回校本，第三册全是校字记，第四册是后四十回，作为附录。单是“校字记”，就有40多万字，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的复杂而艰巨！新校本以戚本为底本，以庚辰本为主要校本，而参之以甲戌本、己卯本、甲辰本、郑振铎藏残本、程甲本、程乙本等6种不同的本子，汇集了当时能看到的所有脂本系统、程本系统的善本。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书前有俞平伯自写一篇能代表当时《红楼梦》研究水准的长篇序言。他在序言非常清楚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做校勘工作？”这一问题。他说：“怎样整理《红楼梦》？为什么要整理八十回本系统的《红楼梦》？《红楼梦》过去很凌乱吗？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原来程、高的一百二十回有两种工作，（一）补充后四十回。（二）连着前书把八十回整理了一遍。程、高既把前八十回给修改了，这样一来，表面上比较完整，然而就保存曹著本来面目一方面来说，就成为缺点了。用八十回本正式流通，在清代可以说没有，直到1911年左右才出现了有正书局石印戚序本，它又不是根据原本影印，只抄写了后重印，自不免抄错妄改，原本听说后来被烧了。以后虽陆续发现三个脂砚斋评本，也都出于过录，而且是残缺讹乱的。一言以蔽之，曹雪芹所著八十回从作者身后直到今天，始终没有经过好好的整理。”他的目的是：（一）尽可能接近曹著的本来面目；（二）希望这个本子比较完整可读。[69] 显然，俞平伯的目的是达到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后，曾得到海内外高度评价。与俞平伯故都相别已10年的胡适在台湾看到此书，盛赞此书是“第一善本”。他在给赵聪的信中说：“你若没有细看，请你找来一校，便知此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可惜中共统治下的学人当然不敢颂赞平伯此书，自由世界的学人又很少人得见此本！”[70]而此校本于1958年初版后，也屡次再版，至1993年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1996年又在香港发行，并被称为“权威校本”。湖南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汉英对照本也是采用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译成英文。 （四）1954年以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 1950～1954年，是新中国开国的头4年。据俞平伯的传记材料，我们知道他是由衷地拥护新制度、感谢新时代的。在《红楼梦》新校本出版时，他说：“我早年就有整理《红楼梦》的意图，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够完成我的夙愿；这是首先应当感谢和欣幸的。”[71]这是肺腑之言。而此时他的红学研究也已达到一个新高峰，他的《红楼梦研究》在短时期内就行销六版，产生强烈反响；《读〈红楼梦〉随笔》在香港发表后也受到普遍好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正在朝着超越“新红学”的方向努力。 就在此时，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来势凶猛的风暴——最高领袖发动的全国范围内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从天而降。关于这场运动的起因，笔者在拙作《批判“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之历史考察》一文中，曾略有评议，为避重复计，不再赘述。这里，只想重申一点，就是，批判俞平伯并不是终极目的，批判俞平伯是为了批判胡适。当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曾为包括俞平伯在内的门生、故旧担忧。当然，胡适的担忧对在国内受罪苦的朋友们来说，是无济于事的。 处于风暴旋涡中心的俞平伯，被这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打懵了。他不解、压抑、冤屈、愤懑，而又孤立无援、无权申辩，只有没完没了的检讨、认罪——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20多年后，他方能说出真实态度：“那次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过了头”；“我的书写于 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72]而此时，他已到81岁高龄的耄耋之年矣！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影响，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从此以后，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而成了政治的婢女，沦为政治的附庸。批判运动当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如曾在香港发表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读〈红楼梦〉随笔》，一般内地读者是看不到的，本来是应该汇集出版的，却因批判不了了之。此外，批判是终于“熬”过去了，但被批判的人却仍然心有余悸。俞夫人许宝驯女士曾劝俞平伯力戒谈“红”；另据与俞家有世交之谊的王湜华回忆，运动过后，俞平伯曾“主动提出改研究李白”，并在昆曲方面多多用力，以从“红学家”的头衔下彻底摆脱出来。[73] 1954年风暴之后，红学研究已不在俞平伯的学术生活中占主要地位了，但他也未完全摆脱。偶尔为文，主要是在《红楼梦》版本研究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购藏《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后，他即撰文，指出此本的重要性：证实了程高续书之前，就有了120回本的传说；“大概可以证明，后四十回并不是高鹗一手做的”。74此本影印出版后，他又写了长篇论文《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这篇论文分三部分：概观、异同的特点、涂改的情形与解释。俞平伯首先认为，此本是个“百衲本”，不仅经过收藏者杨又云的抄配，而且原本也是抄配的。他统计的前八十回中“有十五回多的分量经过先后抄配，约为百分之十八点五”，非抄配的大部分为脂本，但又绝非一种本子。此外，此本的残缺、涂改情况也非常严重。当然，俞平伯并不因此而否定此本的重要性。原因是：此本“所存脂砚斋本还有将近七十回之多，这是最近很大的发现”；“涂改虽然混乱，可以进一步研究程、高排本”。论文极为精详地分析了此本的优点、缺点、“与他本可并存的异文”以及回目、题诗、批语等，最显功力。在论文的最后，他根据涂改的情形，初步得出结论：此本恐怕不能说是高鹗的稿本。 俞平伯写的另一篇重要的版本研究文章是《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1961年，胡适将他珍藏了三十多年的“甲戌本”在台北影印了。台北的影印本一出，大陆的中华书局即着手据此翻印。翻印前，他们特请俞平伯为之写一篇《后记》。平伯的《后记》写迄于同年12月1日，即胡适逝世前不到三个月；发表于1962年6月，此时胡适已逝世三个多月了。1949年以后，胡适、俞平伯就成了隔世之人，但胡适一直关注国内的红学研究动态，关注俞平伯。但无论如何，胡适是看不到平伯的这篇《后记》了，尽管《后记》中有的观点是直接回映胡适的。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共有三部分：概观；论“甲戌本应当不止十六回”；谈甲戌本的意义。 俞平伯在“概观”里从六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红楼梦》从稿本抄写流传时期，似乎是一固定名称。这与胡适在1933年写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所说的“依甲戌本与庚辰本的款式看来，凡是最初的抄本《红楼梦》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同一个意思。（2）“甲戌本”这一称谓，是胡适命名的。但吴世昌认为，胡适命名不科学，应该改名。俞平伯提出，“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乃此本独有，称呼为“甲戌本”，以有别于其他的脂本；这种称呼方便，且通行已久；若要改名，反而容易混乱。（3）“甲戌本”是个过录本，这也是重申胡适的说法。（4）“甲戌本”比较接近稿本。（5）“甲戌本”是个残本。（6）再次强调脂批的重要性。 《后记》的第二部分“甲戌本应当不止十六回”是直接针对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的第二部分“试论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定的稿子止有这十六回”。 “谈甲戌本的意义”提出的“可以推测著作《红楼梦》的大概时间”、“可以确定著作者为曹雪芹”、“可以确定著者的卒年”等七条结论，不少是与胡适完全相同的，有的则是对胡适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证。 总之，俞平伯的《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与胡适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应当对看，尽管俞平伯作文时，并不敢提胡适的名字。笔者一向认为，胡、俞这两篇文章连同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实乃“甲戌本”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论文。 60年代初，俞平伯还写了一篇《<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这是一篇分量极重的论文，但据知情人士说，此文发表后曾受到指摘和攻击；而1964年10月8日写定的《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则是“定了稿而没有能够发表”。[74]所有这些都表明：俞平伯的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来临，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但1964～1965年，俞平伯仍与毛国瑶多次通信，讨论靖本，并于1965年初开始，着手重校《红楼梦》，尽管重校工作经常被频频的政治学习所打断。1966年夏，风暴终于来了，俞平伯的研红工作也就戛然而止。 “文革”劫难时期，俞平伯享受到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文化人都享受过的抄家，焚书，挨批斗，戴高帽游街，扫地出门，住牛棚，下干校等一系列待遇。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无从谈起了，命且不保，何谈研究！所谓试图超越“新红学”的种种努力，亦付之东流。是长期的纷扰的“极左”政治，断送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在多么艰险的环境里，俞平伯都没有过分地说违心的话，始终保持了学人的本色。如果逝世于1962年的胡适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欣慰地说“平伯是个好学生”吧？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又写了《乐知儿语说红楼》、《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旧时月色”》等等，这些文章都是精品。有的文章是反思“新红学”的，有的是针对当时红学研究现状委婉地提出意见的。但在1966～1986年这20年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原因是“《红楼》已成显学，作伪者多，自以缄默为佳耳”。如果俞平伯能知道在他逝世后红学界又出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怪事，恐怕会更加三缄其口吧？ 注释： [1]其实，《红楼梦辨》刚一出版，即有评论家指出：“自从胡适之先生做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把一般旧红学家的错误，说得详详细细以后，遂引起俞平伯先生的动机，努力研究《红楼梦》，把关于《红楼梦》一书的风格，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依据……用深刻的功夫，逐一考证和批评。”（梅生：《红楼梦辨》。载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92页。）在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适运动中，很多批判家都能一针见血地将“新红学”上的胡、俞联系起来。他们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红楼梦辨》直接所从之产生的，后者并且推波助澜，尽量发挥”（严敦易：《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简论〉》。载《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6月，153页）；“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仅是《红楼梦辨》和改订的《红楼梦研究》以及《红楼梦简论》某些论点的依据，同时还是他的《红楼梦》研究方法的模样”（蔡仪：《胡适思想的反动本质和它在文艺界的流毒》。载《胡适思想批判》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31页）；“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只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延续与发展”。（山东大学教师集体讨论、梁希彦整理：《我们对于〈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意见》。载《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6月，53页）应当说，这些孤立的评论都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一语中的的。当然，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影响等整体评价是另外一回事。
[2]可参考俞平伯：《红楼梦辨·引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4月）和顾颉刚的《红楼梦辨·序》以及《古史辨·自序》。此外，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说：“我从前写这书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那时最先引动我的兴趣的，是适之先生的初稿《红楼梦考证》；和我以谈论函札相启发的是颉刚。”（《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11月，286页）在探讨《红楼梦辨》产生的大背景时,王瑶曾上溯到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王瑶说: “在他们‘大胆的假设’下,我们民族的历史都是假的了,中国人民什么创造也没有了；‘辨伪’成了当时的学术风气,还印行了《辨伪丛刊》。这风气也同样影响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就是在这时期进行的。俞平伯先生把他的书取名为《红楼梦辨》,也就是要“辨”出书中那些不是曹雪芹作的和他认为不合于曹雪芹原意的部分,来说明《红楼梦》不过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书籍。(王瑶: 《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载《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19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应该肯定, 王瑶的这一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6页。
[4]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174页。
[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81页。
[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55页。
[7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54页。
[81943年8月15日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
[9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3页。
[10]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72～74页。
[1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8页。 [1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77页。 [13]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52页。 [14]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页。 [1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80页。 [16]“亚东本”《红楼梦》第三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57页。 [17]当时刘大杰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认为：“胡适之先生是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01页） [18]“亚东本”《红楼梦》第三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63页。 [19]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载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胡适《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胡适手稿》第9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出版，1970年6月，310页。 [2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0页。 [21]就“宝玉中举”来说，俞平伯曾一连列举了续书的三大错误：(1)宝玉向来骂这些谈经济文章的人是“禄蠹”，怎么会自己学着去做禄蠹？又怎么能以极短之时期，成就举业，高魁乡榜？说他是奇才，决奇不至此。这是太不合情理了，谬一。(2)宝玉高发了，使我们觉得他终于做了举人老爷。有这样一个肠肥腹满的书中主人翁，有何风趣？这是使人不能感动，谬二。(3)雪芹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风尘碌碌”，“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等语，怎么会平白地中了举人呢？难道曹雪芹也和那些滥俗的小说家一般见识，因自己底落魄，写书中人大阔特阔，以作解嘲吗？既决不是的！那么，高氏补这件事，大违反作者底原意，不得为《红楼梦》底续书，谬三。（《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1页） [2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2页。 [2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29页。 [24]“自叙说”的最初文本是这样表述的：《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35页） [2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页。 [2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7页。 [27]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62页。 [28]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52～156页。 [29]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138页。 [30]亚东本《红楼梦》第三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50页。 [3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66页。 [3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63页。 [3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61页。 [34]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172页。 [3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3页。 [36]魏同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再评价》，《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 [37]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19页。 [38]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85～289页。 [39]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14页。 [4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5～16页。 [4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96页。 [4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页。 [4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9页。 [44]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27页。 [4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90页。 [4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10页。 [47]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527页。 [48]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15页。 [49]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435页。 [5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7页。 [51]以上所引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的引文，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手稿。 [5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03页。 [5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541页。 [54]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十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08页。 [55]浦江青：《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6月，44页。浦江青12日《日记》又记：读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觉胡适之的考证确实不容易推翻。我从前对于《红楼梦》一书有很多特别见解，现在读了这部书，自己取消了一大半。脂评本中有一处说及小红狱神庙一回已迷失无稿，有一处说及卫若兰射圃一回已迷失无稿，此最重要。（同书47页） [5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十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21页。 [57]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07页。 [58]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542页。 [59]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54页。 [6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5页。 [6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89页。 [62]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92页。 [63]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93页。 [64]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6页。 [65]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74页。 [6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76页。 [67]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68页。 [68]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47页。 [69]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七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3～14页。 [7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71]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七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30页。 [72]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225页。 [73]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57页。 [74]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23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