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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起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史书和志书关于经济史的记载遂形成延绵不绝的传统。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然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却多有变化。“文革”以前主要偏重于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80年代生产力研究开始受到重视。90年代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以住较少关注的流通和消费等领域，逐渐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所有环节。其中，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研究、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关系研究成为新的重点。 在经济史研究深化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了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如阶级和等级制度、宗族和宗法制度、国家政权干预、家庭人口和移民等。这样，扩大了经济史的内涵，使经济史研究更具社会经济史的意义。 与此同时，学者们的视野扩大，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使经济史研究的内涵和深度都有较大扩展。在最基本的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近代经济史中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近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开始成为经济史的前沿理论。新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 1992年，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2]，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3]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多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证实。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该书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架构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将其融为一炉。最大特点在于抓住了近代华北农村巨大社会经济变革这一条主线。 其后，国内学者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的著作有苑书义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苑书在时间断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在地域范围上，，主要为冀、晋和内蒙古地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华北发展变革的艰难曲折。 乔书则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角度，以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为主干，全面勾勒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了华北地区近代化的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的历史特征，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投下了坚实的基石。 新世纪以来较为重要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著有马俊亚著：《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以近代江南地区的传统经济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现代因素的融合。透过这一视角，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近代社会经济状况。 从21世纪初起，融合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论文层出不穷。 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4]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在晋商发展的前期，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各级官衔或者各种“龙票”、“部票”作为护身符，来克服经商过程中种种人或物的危险、障碍和负担，但随着近代社会各地厘卡的遍设，地方权力的坐大和割离，商人们所领有的“龙票”、“部票”和官衔能够产生的威慑力已相当微弱。不仅如此，这些“职衔”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更无用武之地。近代社会的一大变局便是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对于晋商通过官商关系而进行垄断经营同样构成了极大挑战。例如，洋货或者与外商有关的出口货物只要交纳少量的子口税便可以“通行天下，不问所之”，而晋商等国内商人则不得不遭受厘金的重复盘剥。其次，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法规的产生，独立发展商业路径的经济绩效已经大为增强。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真正享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观念上得到了社会认同，官与商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和对流。尽管工商业活动的开展仍然离不开实力官僚的支持，但传统的以身份和权利为本位的产权结构逐渐受到冲击。最后，晚清政府卖官制度的推行和官僚数量的膨胀使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战略服从经济学上的效用递减规律，而晋商对官商关系的过分依赖及其大量投资更加剧了这一递减过程。总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变化，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经济绩效在持续递减。而晋商在商业发展战略上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从而使其在近代化过程中沿着这一路径不断自我强化，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绩效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则最终导致了其走向了衰落。 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以扩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史与社会史融合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史的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上。小田的《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以苏州为个案）》[5]即是后一种典型。该文从区域特质和社区特色来探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其所指的区域特质就是苏州社会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明显的乡土特质，也即是苏州的独特性即唯一性。其所指的社区特色则是苏州独具的稀缺的社会文化资源。作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向过程，而历史规定性就隐含其中。讲苏州的发展，只能浸赜于社会的历史沉淀，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乡土社会特质。而苏州历史上形成的社区特色，则表达了区域社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倾向性，代表着区域社会的发展方向。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从历史规定性出发去寻求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学理途径。事实上，苏州社会的现代发展轨迹正是传统苏州合乎逻辑的延伸。看来，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融合确实能展拓眼界，开阔思路，拉近经济史和现实社会的距离。 我们说，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理论上讲，是全方位的。然而从实践上讲，却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思路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鲜明。罗能生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6]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罗文指出：近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不太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在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湖湘文化缺乏健全的经济文化内涵，没有一种激励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缺少一种滋生出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基因。湖湘文化中经济文化的缺失，使得它缺少一种能激励个人经济能动性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方法。传统湖湘文化中利益价值观的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而文化作为积淀在人们心理意识和风俗习惯中的一种传统，又很难一下子加以改变，这就使得它可能对湖南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选择，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同样，对于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主体的经济，我们研究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侧面。而从这个侧面可以折射整个社会，李金铮的《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7]，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的一个侧面—现代农业金融，揭示了现代农业金融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该文指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不综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大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当然，也可以二者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二、理论探讨继续深入 近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内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学者痛感有建立本国史学理论的必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等同于史学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经济史学理论一样。因此，史学理论的界定都成了问题，以至于历史研究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释和验证。1996年，吴承明发表了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吴老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史学理论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在史学理论之内，但它并不能涵盖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经济史的研究形成的伟大理论，但它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流”而不是“源”。吴承明先生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根本的区别[8]。赵凌云也提出：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9]。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但是，李伯重也指出：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最后，李伯重指出：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唯一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10]。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吴承明强调：“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这才是‘百花齐放’。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11]。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以后就不适用了。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12]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如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中曾流行一种“冲击与反应”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忽视内因的错误理论。前几年，这种理论在国内也颇为流行，而近几年，此种理论虽仍未绝迹，却已百不一睹了。 另一模式，即“内卷化”或“过密化”，在近几年屡受质疑，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该文认为，中国传统农业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林文继续指出，但问题不在于此，在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投入大量劳动力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国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林文认为，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做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惟一材料。林文最后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更为重要。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这在中国是应特别予以注意的。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流行模式和通行做法，而要高度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中国资源、生产要素拥有状况之特点的合理配置问题。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3]。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蔚为时尚 1998年，吴承明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既而有的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与此同时，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刘佛丁、王玉茹合著：《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居于前沿地位的制度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创新之作。该书作者运用统计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阐明了中国近代市场发育的特点，对研究和分析我国现实的市场经济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八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为研究对象，并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展开比较研究。作者运用经济社会史的基本分析方法即统计分析方法，展开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上。应莉雅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视角，对天津商会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了考察，同时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方法分析这一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该文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分为内部的组织网络和外部的组织网络，以区别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垂直的和附属的商会网络。正是由于天津商会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其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第一，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具有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由于天津商会与各级政府、各地商会、驻津外国领事馆、洋商会等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网络联系，天津商会可以及时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信息，来自各地商会的外省、乃至海外华商聚居地的商务信息，来自领事馆的洋行经营信息和国外市场信息，各行同业公会则能够提供各行业生产、销售、消费、价格等市场行情，所有这些信息对商人制定决策、抓住机遇、规避风险都具有决定意义。第二，天津商会承担着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天津商会设立了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考察处，为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三，天津商会所属各商务分会既是区域市场信息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商务分会在信息的供给和需求上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产品专业化特色。天津商会能够减少区域市场交易的契约实施成本也是无可置疑的。首先，天津商会致力于倡导和建立一种良好的信用机制；其次，天津商会初步建立了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信用保障和监督制度。对商人来说，区域市场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存在，大大减少了交易中为实施契约所必需的开支。交易双方首先不必花费精力去考察和了解对方的信用，如果契约的实施过程或结果出现问题，还有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供商人选择。如果在行业公所或商务分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商务总会；如果商务总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政府。如此低成本选择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14]。王红曼则力图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作简要的分析，集中描述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最基层的战时金融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这种由中央（重庆）到地方，由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战时金融网，同时也是战时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国库网。其以重庆（中央）为中心，各省会城市为网络第二层，然后向各省的地、县、乡辐射，形成网络第三层，层层推广、延展，形成密密麻麻，犹如细胞的增殖与分裂一样的金融网络。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任意分布，而是成群体化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层层相连、彼此咬合，对活跃着区域内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以及推动和制约着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挥着特有的功能[15]。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近代南北方差异的同时，对近代铁路交通系统出现以前华北传统商路、市场网络的效率、作用以及华北内地的消费能力评价很低,认为华北地区的旧水陆商路系统效率低、速度慢，完全限制了一般商品的长距离贩运，而远程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间缺乏广泛持久的内在联系，只服务于城市特殊阶层的需要，并非以一般大众需要为基础，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虽然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华北商品流通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了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并对“卓有成效”的传统市场网络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积极推测，但同前者一样都缺少对传统市场网络的效率分析及对腹地购买力的论证。张思则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近代交通体系出现以前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低效慢速”之见笼而统之。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有着稠密的人口和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着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市场网络。该文并指出，在19世纪，在空间上以天津、烟台为主干，贯通整个华北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象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这一时期，处于这一网络顶端的批发商、行栈商、运销商们从容地与国际体制接轨，在对外贸易中迅速累积了财富，商业资本的实力得到扩张。同时，处于这一网络末稍的内地城乡集市、零售店铺以及广大的生产和消费者大众也被链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他们开始认识、了解并融入了外部世界。这一历史性的链接为通商口岸城市及华北内地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还指出，华北传统市场网络在近代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特性。尽管长期以来被贴上封闭、落后、保守不变的标签，但是它对近代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容纳空间并非想象的那样狭小。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适应时代，而对一百年前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它做出的答卷是合格的[16]。 经济计量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又有新的发展。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使用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重组，在修订和重组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一系列的长期变动数列和一些横断面统计数据。依据这些数据，作者对旧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行为、消费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刘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其《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地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即导致物价水平适度上升的事后实际货币量，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物价水平适度的上升”，不能仅从百分比数字的高低去观察，而应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只要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有积极意义的,公众可以接受的物价上涨，这个幅度就算是适度的。观察1927-1936年的国民收入，年涨幅在16.67%以内的批发物价上升，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的，也是公众能接受的，即适度的。从货币理论上看，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使货币供求关系压迫价格水平有适度的上升，是欠发达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17]。刘巍还认为，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虽然内部均衡建立在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基础上，但外部均衡点已经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内移动着了。在外部均衡自发变动过程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深入地对这个变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1.1905-1936年，世界市场银价变动是中国国币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2.1905-1936年，中国国币汇率对中国的进口是有影响的。同时，中国的进口额还受中国GDP的影响。最后，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变动也是对中国进口额有一定影响的。 因此,中国的进口额是受汇率、GDP和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共同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进口函数是三元的。3.同样的方法证明，中国的出口额也是受汇率、外国GDP和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共同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函数也是三元的[18]。刘巍的第三篇文章《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19]。 外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即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梁华《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1840-1936年与1985年-1999年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形成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万元，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就会相应减少8万多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官僚资本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官僚资本降低4个百分点还多。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也为负相关关系，且弹性也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民族资本降低近2.5个百分点。最后，该文通过对1840-1936与1985-1999年外国（商）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比较，断定，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是挤出效应普遍存在的外在原因，而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则是挤出效应产生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20]。 计量方法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借鉴和运用计量方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计量方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有的经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社会史，而对社会史的最终分析，只能是计量史。因为应用于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必须以精确的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变化过程和社会经济事态的知识为前提条件，这类资料本质上就具有数量特征。从资料方面看，中国历来有治经济史的传统，近代经济史资料尤其丰富，其中不乏数量型资料。笔者认为，如果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是可以通过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的。 四、现代化研究形成热点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加速，现代化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十年来，专题性、阶段性和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专题研究的著作，如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荫贵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明著：《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林家有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严立贤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丁长清、慈鸿飞著：《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通史性的著作，如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陈勤等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左玉河著：《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而其中份量较重的则有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荣渠认为，现代化的广义含义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化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它的狭义含义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改造与社会改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新环境发展的过程。罗荣渠指出，历史发展不是无规律的多线，而是有规律的多线，这就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经济力的变革。这种认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轴的理论，他称之为“中轴原理”。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罗荣渠还把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提出了以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的三大矛盾交织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互动的理论。他把这三大矛盾交织、四大趋势互动看作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他反对把革命化和现代化看作两种截然对立的趋势，或者以现代化否定革命化，或者以革命化排斥现代化。在他看来，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势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此外，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推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中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历程》提出，以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扩散、殖民主义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关系、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 《历程》认为中国现代化历程，经历三种道路的转化。1949年10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至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期，1979年至今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此论虽非首创，但的确言简意赅。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上，《历程》认为，中国现代化除工业化、民主化作为核心内容外，还应加上“民族化”，即赢得民族独立才能真正现代化。《历程》将民族化概念引入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意义重大，表明，“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 总的说来，《历程》不失为代表目前中国内容最丰富、体裁最新、研究水平最高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通史著作。 十年来，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争论。 首先是现代化的名称、概念和内涵。罗荣渠强调“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应当统称为现代化。陈向阳也认为，“近代化”并非晚近这一历史过程适当的概念表述。其一，“近代”一词原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传统“现代”概念（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以这样的概念指代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状态和过程，不仅过于褊狭、陈旧，其本质概括和抽象程度也不高；其二，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近代化”概念显然无法反映和整合这一动态连续过程和逻辑一体的本质。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21]。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少学者正是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表述，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同一内涵都是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刘大年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向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22]。 林家有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从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23]。 李文海指出，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但资本主义化决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常常要以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24]。 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二者都不正确。“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设，自然是不完整的”，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比把实现资本主义化作为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民族迟早总会实现现代化，但不必需经过资本主义社会”[25]。因此，他采用希克斯的学说：“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26]。 赵德馨则提出，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市场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因此，仅说是工业化，是不全面的；仅说是市场化，也是不全面的[27]。 现代化研究的发展必将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并涉及对近代经济史上重大事件的评价。 乔志强、行龙认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就中国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开始[28]。 姜良芹则指出，“洋务内阁”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理衙门作为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政体等方面的现代化以积极的促进[29]。 颜炳罡则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它的努力及其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而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30]。 有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兴趣。忻平指出，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10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31]。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应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虞和平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认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他指出，在民国初期的5年里，全国出现了107个经济团体，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是社会各界在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创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精神鼓舞下兴起的。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32]。 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表明，“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有中国特色进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今后加以克服，主要是要做到“三个加强”。 一、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的概括，很难得到提高。因此，应当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包括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推动和促进经济史的发展。 二、加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创新是理论和方法的突破和飞跃。而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和着眼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在经济史研究中，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学习理论和发掘资料，才能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切实解决问题。 三、加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结合。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吴承明指出，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作实证分析时，应把所说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价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现在有些经济史文章缺乏实证分析，把经济史变成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也有些文章只有事实判断，没有规范分析，使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我们应当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作者简介 郑起东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主要作品有《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近代的绅权与官权》（香港《二十一世纪》2002年10月号）；《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等。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 [1]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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