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31]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的到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32]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也是不以为然。[33]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34]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35]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50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91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36]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
    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象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结果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37]
    1957年11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1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15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15年赶上英国。15年后英国可能达到3000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4000万吨钢。因此，从1958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38]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从15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39]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1959年6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40]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作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作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41]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也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2、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3、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4、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都曾大发脾气。但是，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

    [1]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新民学会资料》，第６１，６５页。
    [2] 有记录可查的这种谈话即有两次，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另一次毛强调：“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见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３６页。
    [3]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4]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8，436—442页。
    [5]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344—351页。
    [6] 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1月2日，1月7日，RPSDMH，495/74/342.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963年9月9日，等。
    [7] 参见〈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除中文记录外，并见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8]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另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6月开除南斯拉夫之后，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曾访问过波兰和苏联。他们注意到，在波兰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们起立欢呼几乎每一位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就是不欢呼铁托和毛泽东的名字。据留苏学生反映，苏联党这时经常有人在机关和学校作报告，说中国党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搞富农路线。见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年7月。
    [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10] 《刘少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1日；7月27日。
    [11]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契尔年科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师哲前引书，第431－461页。
    [12] 前引RPSDMH, 495/19/217；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曾明确谈到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
    [13]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6，8页。
    [14]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33页。
    [15] Sergei Goncharov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师哲前引书，第437—438、454—458页；裴坚章前引书，第19—20页。
    [16] 参见《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17] 《毛泽东接见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18]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19]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
    [20]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21]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7月15日。
    [22] 根据徐焰披露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除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战斗机是斯大林无偿提供给中国志愿军的以外，其余都是有偿提供的，并且一部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这段时期中国仅欠苏联的军火款就有3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7亿美元。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0年版，第31—32页。另外，毛泽东自己讲，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毛泽东与日共中央委员的谈话》，1964年1月5日。
    [23] 在中共党内，在许多年里，任何敢于对毛泽东这种对外援助表示异议者，均受到打击。王稼祥1962年就因为写报告向毛详细说明这种援助对国家损失太大，而遭到贬斥。当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作法才有所改变。因此文不涉及与苏联决裂之后的问题，故略之。《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讲话》，1963年4月25日。
    [24]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25] 前引《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并见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等。
    [26] “谦谦君子”一词出自中国古代《诗经》，以后泛指讲仁讲义之人。故中国从来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说。
    [27] 参见师哲：《回忆刘少奇同志的国务活动》，1982年3月；50年代担任过中方俄语翻译的林利，在1981年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中，也突出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28] 根据已知的资料，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里公开对中国表示赞赏并主张其强大的，多半只有莫洛托夫等少数几个人。前引师哲回忆。
    [29]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