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乡村教育
一、乡村教育的巨大发展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华北乡村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国民政府通过破除迷信，没收庙产兴学，征收教育附加，发展乡村教育。民国17年（1928）1月，河南省政府颁发庙产兴学通令，7月，复决定每丁银一两附加教育费二角至八角，“因而地方教育款项得有巨量之增加，而乡村各初级小学亦定考察成绩优劣，按等给予补助费办法，因而逐渐发展”。开封、陈留等54县民国17年初小和高小学生总数为131475人，至民国19年（1930）即达341369人，增加1.6倍。河北省和山东省乡村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河北省各县教育经费增长较快，民国17年，河北省各县教育经费为3471788元，至民国20年（1931）即增至8125350元，增加1.34倍。入学儿童也从民国17年的717145人增至民国20年的1089227人，增加0.25倍。山东省政府鼓励各县、区办县立、区立学校，对卓有成就者加以奖励，并把办教育的好坏作为考察县长政绩重要内容。在此情况下，初小学生人数大增，从民国18年至民国22年（1933），即由55600人增至1149000人。县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加。据山东教育厅报告，全省县教育经费，民国19年是300多万元，从民国18年之后，每年则增至400多万元，民国24年（1935）增为500多万元。当时，在华北三省，县立学校主要是中学和完全小学，区立学校主要是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而村立小学主要是初级小学。
其次，国民政府注意建立乡村教育经费收支制度，打击土豪劣绅侵占教育经费的行为。河北省各县由县长选任著名绅士组成教育董事会，职权为审议县教育的方针与计划，并筹划教育经费，保管教育财产，审核县教育的预算与决算。各村也都由村长、学董及村内其他领袖组织的教育董事会，管理本村学款，并造清册，报交教育局审核。董事会还有权任免校长、教员，确定预算与决算。河南省于民国21年（1932），重订《乡村教育自治办法》，并公布《乡镇小学校校董会组织章程》，命令各村成立校董会，就地筹款设立学校。最低限度每一联保，须先成立初级小学一处，其经费数目，则由教育厅依当地生活程度拟定，以资遵守。同时，对于侵占学田庙产之土劣严拿审办。如河南第十一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欧阳珍，曾亲自于渑池、卢氏、陕县等地查访出若干侵占学田庙产之豪强，拘案审办，并布告鼓励人民检举及侵占者自首，“于是检举与自行投报者，相率踵接”。
第三，重视女子教育，设立女子学校，实行男女合校。河南偃师县，“清末，以受封建思想之熏染太深，向不重视女校之设。仅有县立女子小学一处，创始于民国5年，人数寥寥。至民国15年始毕业学生一班。民18年，经县教育当局竭力倡导，并规定，乡、区学校招收女生一名，即按月奖金一元，故乡、区小学始有兼收女生之举，而单独创立之女小亦有十余处之多，女子教育从此勃兴”。在民国17年，河南省各县仅有女小学生9367人，至民国19年即增至35983人，增加2.84倍。河北省对女子教育也较为重视。民国18年7月，赞皇县县政会议下之教育会议毅然议决：“男女合校，以资男女教育机会之平等”。“并筹商实施之办法，男校内每一女生，由县款津贴十元上下，以示提倡”。民国17年，河北省女小学生为30776人，民国20年即达77076人，增长1.5倍。
第四，取缔和改良私塾。在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华北乡村普设私塾。如河北徐水县“学校未能遍设，私塾仍多存在，龙钟老叟，滥竽教师，讲解不明，教授无法。所用课本，诸多腐旧，不合社会需要，诚属误人子弟”。河南汝南县“乡镇私塾到处皆有，思想腐败，教法不合。所用课程，大半仍系五经四书，贻误学童，诚匪浅鲜”。郑县“全县公私立学校共有94处，而私塾则有285处”。对此，三省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河南省各县“办理塾师登记，其年学相当者，予以相当训练，使为乡村教师；其学年相差者，使充农民识字所或农人补习班或民众学校教师；过差者，严予淘汰”。山东省于民国25年（1936）制定《山东小市改良私塾办法》，规定，凡在初级小学之地，私塾学生一律并入初小；凡无初小之地，其私塾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办理，称为改良私塾。三省取缔、改良私塾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河北省在民国17年有私塾6040处，学生70649人，至民国20年即降至1165处，18568人。
国民政府重视教育，使教育风气为之一变。“民众知识渐开，迷信渐除。各村多能利用神社底款，筹办教育。凡往昔迎神赛会之需，均移作兴学育才之用”。过去，“有倡议增加田赋附捐者，则一般人视为公敌，积极反对。保守之习，相沿已久，而近年来有例外焉。一是教育当局，为创办县立中学，按亩加捐，各地主视为当然，颁声盈耳。父兄为供给子弟升学计，更不惜自戕命脉，变卖祖业”。河南省太康县用按地价增税的方法，办了300多处小学，筹了6万多元经费，“人民不独无怨言，并且欢天喜地。因为他们自己摊钱，自己办学，自己小孩读书，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与自己有益的事”。学校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二十一年前，社会对于学校多生轻视之心，每班学生足额者少；至二十二年春，力加整顿，人民乐送子弟入学，每苦无校舍容纳”。“刻地方平靖，教款充裕，学校基础巩固，学业亦收相当效果。故社会对学校甚为信仰，遇事无不帮忙”。
二、发展乡村教育的历史教训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乡村教育仍存在着重大缺陷。其一，在部分地区，乡村教育受到忽视，“各县以往教育当局，多偏重城市教育，以粉饰取荣；置乡村教育于不顾，竟使适龄儿童，多半失学”。河北唐县“历来教育局长对于初小教育异常漠视。初小教员亦未经检定，故新旧杂处，优劣并用，教育程度产生江河日下之势”。冀南“到乡下看看，小学都非常之小，即使有小学也是敷衍了事”。河南省第一区“各县保民学校虽多达到一保一校之原则，但经派员考察，率皆设备简陋，桌凳缺，各种应用图表，尤付阙如，师资亦过感缺乏”。而且三省县城内的小学多不收费，乡村小学每年收1至3元，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千万农民不愿送子女入学堂的心理。其二，乡村教师待遇和质量低下。据河北省对122县的统计，初级小学教员的最高工资平均数为13.4元，其中有39县最高工资在10元（含10元）以下。普通工资的平均数为9.1元，其中有15县在5元（含5元）以下。山东省有初小教员32054人，其中有20625人工资在5—12元之间，占全体教员的64%。据河南省对98县的统计，初小教员最低工资平均为7.35元，其中有17县最低工资在5元（含5元）以下；最高工资平均为14.7元，其中有16县最高工资在10元（含10元）以下。这种工资水平在当时是相当低的。“报酬既低廉，良好教师自不易聘”。河南济源县“小学教员大多数为小学毕业者，次为中学毕业者，师范生任教师者，其数甚为寥寥”。广武县“现有师资之一百八十六人中，则不合格者计有九十四人之多”。其三，乡村小学经费多为就地自筹，不能保证教育需要。河南省第七区“各县初级小学经费，多因为联保主任未能切实筹募，以致乡村教育之推进，诸感困难。近年来各县小学成绩不良，其原因虽非一端，而经费飘摇不定，实其一大总因”。经费就地自筹，弊端难免。如河南偃师县“乡区教产向由乡区校董校长自行保管分配，故校款之收入率多各自为政，任意支配。学校经费未能完全用于学校进行，该局非特无案可稽，且亦无法过问。各乡区校董校长多视校产为私产，究竟年收若干，支出几何，或盈或绌，向不公布。狡黠者任意典当，图饱私囊。此地方讼争之所由起，民众怨毒之所由兴”。其四，国民政府减轻田赋附加税，废除苛杂，乡村教育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如河南商丘县原每丁一两收洋五角作为区教育经费，于民国21年2月开始征收，于是各区初级小学设置230余处。22年8月奉令饬将教育经费亩捐每丁银一两附加减少二角五分，“乡区初级小学数量因而顿减，各区乡村小学，仅余六十二处”。巩固因财政厅饬县将各种附加一律停收，已收者亦须退还，“于是教育经费每年不敷之款一万四千元，各校经费每月只发至五六成，几演成停课之现象”。偃师县所受打击更为严重。该县民国17年丁银一两增加教育费附捐至8角，于是县教育经费得有巨量之增加，而区教育及乡村教育从此得有县款补助，故学校数量亦因之激增。19年冬，遵照省财政厅令，改征6角，教款较为减收。22年冬，各项杂捐又经财政厅豁免，以致本年经费入不敷出，乡村教育尤难兼顾。同年12月停止乡村小学津贴，“乡村小学因之停顿者络绎不绝”。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乡村教育虽有所发展，但乡村儿童失学问题并未解决。民国20年，河北省有学龄儿童3236313人，其中就学儿童只有1147469人，就学率只有35.46%，失学儿童竟有2088844人，失学率高达64.54%。山东省在民国21年学龄儿童有4260708人，其中就学者有1157770人，占总数27.17%，失学者为3102938人，占总数72.83%。河南省于民国23年对广武、灵宝等35县进行调查，共有学龄儿童1344629人，其中就学者仅323673人，占总数24.07%，而失学者竟为1020996人，占总数75.93%。
女子教育更为落后。民国21年，山东省的小学生为1233789人，而其中女生仅占7.3%。据河南省民国23年的调查，镇平、巩县等15县共有学龄女童226746人，其中失学者即为203654人，失学率高达90%。
华北乡村教育落后的原因有多种，但主要的有两种，即经济原因和观念原因。首先，是华北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据戴乐仁（J.B.Tayle）统计，1922年，直隶农户平均每年的收入为145.43元，80%在他统计的贫困线下，恩格尔系数为80%，属绝对贫困型。因此，乡村教育的普及无从谈起。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华北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据笔者统计，河北农户的年平均收入为314.93元。但恩格尔系数仍在60%左右，仍属于勉强度日型，因此乡村教育仍难发展。除此之外，忽视教育的观念也是发展教育的障碍。
有生活改进费之农家所占之百分率
（1922—1925）单位：银元
调查之省 县
|
生 活 改 进 费
|
新年
|
社交
|
佞佛
|
教育
|
敬神
|
慈善
|
教会捐款
|
娱乐
|
河北平乡
|
99．3
|
15．8
|
55．3
|
10．5
|
……
|
3．9
|
2．6
|
0．7
|
河北盐山（1922）
|
100．0
|
96．0
|
86．7
|
22．0
|
89．3
|
……
|
……
|
……
|
河南新郑
|
97．7
|
97．0
|
64．7
|
19．5
|
13．5
|
23．3
|
13．3
|
……
|
河南开封
|
99．3
|
64．4
|
93．3
|
32．2
|
……
|
8．1
|
8．1
|
……
|
资料来源：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下册，第13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有教育费用支出的家庭数目远少于有佞佛费用支出的家庭的数目，充分证明乡村对教育的忽视。这也是华北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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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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