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高峰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连续两年刷新年度发射纪录。2012年12月19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成功发射土耳其“GK-2地球观测卫星”,至此,“长征”顺利完成本年度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是为“两弹一星”中的“一星”。 从“东风”到“长征”,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火箭飞行原理”科普讲座的机会,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参与了自“东风一号”、“长征”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导弹的发射任务。 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专门从事弹道设计,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 余梦伦说,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新目标犹在前方。 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 《瞭望东方周刊》: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装备领域,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 余梦伦: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发展航天事业。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三股力量,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发射“东风一号”的时候,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火箭发射成功后,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吃的都是土豆。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每人发了几个烧饼,带着路上吃。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我们感触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顶住压力,坚持搞航天事业。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过“航天无用论”。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待遇不好,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没多少人报名。 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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