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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东方周刊》：众所周知，中国早期的火箭事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到现在我们的国际合作情况怎样?
     余梦伦：1960年我刚刚到航天部门参加工作，当时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听老同志说，他们所谓的专家，有的学术上功力深厚，有的只是普通的中专技术人员。
     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把很完整的资料留给我们，连火箭燃料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我们的航天事业是靠自己不断摸索成功的。
     而美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企图压制我们，没有合作。1993年美俄带头，包括印度、日本等16国参与研制的国际空间站，也没让中国参加。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很希望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或学习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才真正和美国人开始接触。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发射美国的卫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航天运载火箭开始进入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美国人开始不相信中国的技术。最后，我们火箭技术的可靠性和价格优势吸引了美国的目光。1990年我们去美国进行技术协调，会场上都有美国国防部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监督会谈中有没有涉及技术机密，他们有权随时中断会议。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在美方严密监视下进行的。
     通过国际竞标，和法国、俄罗斯等国激烈竞争，1990年4月，我们用“长征三号”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开始了与美国长达近十年的发射合作。其间我们的科研人员也不断地去美国进行卫星发射前的技术协调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一些政客无中生有，说中国通过发射卫星窃取了美国的技术。结果，美国不允许中国发射任何国家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
     事实上，发射美国卫星的时候，美国来的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一负责保卫，三分之一是管理人员，还有三分之一是技术操作人员。他们进行卫星测试不允许中国人观看，所有环节都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其实，美国公开的杂志上倒是可以看到不少火箭、卫星方面的资料。
     当然，发射美国卫星，他们对轨道精度、可靠性等问题提出很多技术要求，促使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地思考问题，促使我们攻克了相关的技术，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航天技术的发展。
     1989年上半年，中国宇航学会邀请苏联专家、“联盟号”飞船总师米申院士来中国访问，见到了曾经的学生、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王永志。通过师生关系，两国开始了访问和交流。2011年11月，俄罗斯还帮中国发射火星探测卫星“萤火一号”，不过发射失败了。
     中国是开放的，愿意和外国合作，向他们学习，只是有些国家还有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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