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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至8月，学部召开由全国教育界官绅代表参加的中央教育会。由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随之灭亡，中央教育会的成果未及实施，而当时会议内外的评议又众说纷纭，因而这一事件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大为人所重视。除了近代教育通史和张謇、张元济等相关人物的传记中略有涉及外，只有朱有＠①等编辑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团体》专门收集了部分史料。其实，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在近代教育和清末宪政史上均极为重要。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教育界官绅名流相聚一堂，共同研讨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对提出的多种议案各抒己见，激烈争辩，使各种流派的教育思想与主张得到充分展示和比较，各地的兴学探索与实践亦借此相互交流借鉴，其盛况在晚清乃至民初教育史上极为罕见，是当时媒体报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晚清教育界对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一次民意测验，学部在地方教育界官绅心目中的形象及其宗旨、作为的社会反应，中央与地方以及官绅之间的分合异同，得到充分展现，由此可以探讨学部与教育界的复杂关系。此次会议所通过的若干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议案，虽因清亡而暂时被搁置，其利弊得失也未及验证总结，却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得到借鉴和实行，从而留下历史印记。 （一） 学部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并成立中央教育会，主要是为了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中的重大教育事宜。与预备立宪相适应，1908年以后普及教育成为学部兴学大业的重心，同时也是兴学的难点。在清廷筹备立宪的日程表上，原定于1916年必须使全国识字率达到总人口的5％，以此为实行宪政的国民程度基础。这一设想虽已家喻户晓，但据1909年学部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不过100多万， 加上各省简易识字学塾和私塾的学生，以及原科举制下受过旧学教育的人口，粗通文墨者总数仅约300万左右。以清末全国4亿人口为基数，5 ％的识字率应为2000万人，与实际数相较，还有近1700万人需要在短期内突击扫盲，才能达到清政府规定的指标。后来清廷迫于各方压力，又将实行宪政的期限提前至1912年，迅速普及教育更加迫在眉睫。 依据国情，普及教育应采取何种措施，学部几经讨论而未能统一意见。其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受制于政府没有统一划分全国教育经费并确保地方学务财源，使普及教育计划成为无米之炊，主观上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困顿，难以接受普及教育的观念及相关措施，不从根本上解决其生计困难并给予必要的保障，即使勉强推行，也很难取得成效。而这些绝非学部单凭主观愿望所能办到。因此，学部成立6年， 内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强迫教育计划一直议而未决，或决而未行；义务教育虽通过简易识字学塾等形式进行了探索，但尚未颁布章程确定其合法地位。1911年已迫近预定的立宪期限，召集全国教育界官绅一起研究解决困扰宪政的普及教育事宜，讨论学部为此拟定的文件，并造成一定的声势和舆论压力，促使清廷尽早决策，推动各地积极实行，成为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的主要动机。 地方民间教育界的联合趋势直接刺激了学部。1910年，由江苏省教育总会发起联络，邀请广西、安徽、江西、山东、湖北、直隶、福建、湖南、浙江、河南、山西等11省的教育总会或学界代表共20余人（奉天代表因防疫中阻），于1911年4月29日至5月12日在上海召开了为期近半月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颇有组织和代表全国教育界的意向。会议议决呈请学部施行停止毕业奖励、统一国语、变更初等和高等教育方法、确定军国民教育等5项议案。这种自下而上的要求活动迫使学部加快考虑相关事宜，有“议者至谓中央教育会为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所促成”（注：《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纪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六编丁，第119—121页，引自朱有＠①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事实上，建立并逐渐完善教育团体，纳入各级教育行政体系，使之成为教育辅助机构，定期召开教育会议以讨论兴学事务，发挥教育团体对决策的建议与咨询功能，是学部成立伊始便确定的方针，并采取过相应措施落实推进。1906年7月，江苏、直隶等省先后成立教育总会， 学部因而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试图通过规范要求及统一法令，对教育团体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以防借教育为名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将各地教育会由民间自发组织改变为半官方团体，成为政府教育行政体系中的辅助机构。 依照学部官制，教育会的对口管理部门是普通司下设的小学教育科，但学部成立后的6年中，从未召集各地教育会开展任何活动，也未主动咨询或征集过各地教育会的意见，更未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会。为了缓解预备立宪期间统筹发展全国教育的内外交困局面，继江苏倡议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召开不久，1911年6 月学部向清廷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其章程由学部参议戴展诚起草，所陈述的设会理由强调：东西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体现于“合力通筹”，“惟是教育理法，极为博深，教育业务又容易繁重，决非一二执行教育之人所能尽其义蕴”。因此应效法日本文部省开高等教育会之举，“汇集无数名家，开议教育事项”，“颇收集思广益之效，意美法良”，集合朝野有识之士，共商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其目的旨在解决宪政所需的教育规划与发展的重大难题。学部对学务虽已竭力筹划，但“困于教育经费，一切规划均未能骤期完备”。普及教育与宪政息息相关，且因预备立宪缩短期限而“在今日实有迫不及待之势”。可是中国“幅员辽廓，民生艰窘，其间土俗人情又各自为风气，措办学务每多ｈàｎ＠②格。其普及教育之推广维持，教授管理，在在均须广集教育经验，得有人员，周资博访，始足以利推行而免阻碍。” 至于具体办法，学部建议采取日本高等教育会章程变通办理，“召集各项学务人员，在京师设立会所，由臣部监督，会议中学以下各事宜。其中难解之疑问，滞塞之情形，均可藉以沟通，取便措注，以为臣部教育行政辅助之机关。”在组织上，规定学部为教育会的领导与监督，从业务范围到管理规则、会员资格与人数，均有严格限制。其会长与副会长由学务大臣选派。办事官及书记各员则均“由学部酌派本部人员兼充，办事官听会长指挥，整理庶务，书记秉承办事官办理一切事务”。章程第11条更明确规定：“中央教育会议决事项，由学务大臣酌核采择，分别实行。其有关于各行政衙门者，由学部咨商办理。”（注：《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拟具章程折并章程》，《教育杂志》第3年第6期，1911年7月5日。）按照学部的定性，中央教育会与各省教育会明显有别，它基本是官方组织，是学部决策的咨询机构。 （二） 尽管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反映了朝野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官绅各方的利益要求却相去甚远，因而围绕人事安排、会议宗旨等一系列问题，始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中央教育会筹备召开的消息刚刚传出，京师各界纷纷猜测学部开会的动机，“人言啧啧，赞成兹会者有之，嘲笑兹会者亦有之”。赞成者期望甚殷，认为过去上下隔阂，“各省状况与夫民间之经验，学部不尽知也，故措施之间未能尽当”。召开此会，“吾国教育之进步，殆可一泻千里，沛然而莫之御”。怀疑者犹疑观望，揣测学部是鉴于去年受资政院议员质问，颇难应付，特开此会，罗致资政院有力之议员，以免今年九月再受抨击。但开办中央教育会，未必能免资政院非议，而将先受各地学务人员的责难，不如不办。反对者判断学部旨在通过中央教育会否决已经提上议程、但十分棘手的国库补助小学经费、试办义务教育、颁布国语课本、军国民教育等重要议案，目的消极而非积极。（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 清廷的态度具有决定作用，摄政王对此事极为重视，通过总理大臣向唐景崇传递口谕：“教育会之设，关系教育前途甚大，所有逐日议案，著即按照资政院例，每日于闭会后缮录一份封送本监国邸内，以凭查核”；总理大臣处也照样分送会议记录。（注：《监国对于教育会之注重》，1911年7月20日《大公报》。） 关于中央教育会正副会长人选，学部曾打算以本部官员为正职，而以地方士绅任副职，以明确学部的领导地位，便于控制会议进程。学部丞参被列为会长候选人的有严复、孟庆荣和戴展诚。（注：《中央教育会之会长》，1911年6月4日《大公报》。）也许是考虑到学部内部关系的平衡及社会舆论的看法，后改由江苏教育总会会长张謇出任会长。副会长一职先后以严修、张元济、陈宝琛、唐文治等人候选，由于严修、唐文治坚辞不就，陈宝琛又突然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任学部咨议官的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和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两人被指定为副会长。对于傅增湘就任该职，舆论颇有微词，认为其以地方学务行政官兼副会长不够恰当（注：《傅增湘天外飞来》，1911年6月28日《申报》。），这使得傅氏的态度趋于消极。张元济则似乎颇有兴趣，受命不久即函告梁启超：“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其意亦欲集思广益，以谋教育之改良，而图行政之统一。惟所拟章程未必尽是，而用心尚属可嘉。弟被任命为副会长，事关公益，不能不摒挡一行。”（注：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页。）张謇因立宪等事与清政府屡屡冲突，望治之心渐淡，而改造之念渐强，被唐景崇“敦属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再辞不获，许以半月”（注：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53—654页。）。会议进程才过半，张謇即离京他去，前半段也屡次告假，傅增湘又较少露面，近四分之三的会期由张元济主持。 1911年7月5日，中央教育会召开预备会。7月15日， 会议在学部编订名词馆正式开幕，出席者有学部各司厅官员和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界的代表共150多人。会议刚一开始，分歧便明显呈现。学部大臣唐景崇所致开会词阐述了学部召集会议的动机和宗旨，特别指出：“现在朝廷开设议院期限业经缩短，教育之重要紧急者莫如普及……方今学界意议，大致分理想、实验两派，理想家以急进为主义，实验家以慎重为主义。本会诸君殚精教育历有年所，又皆熟悉地方利弊，其于进行之秩序，社会之情形，必能平心商榷，务推本所学及一己之经验，殚竭义蕴，折衷至当，备本部之咨询采纳，上以助国家宪政之治，下以开教育普及之盛。”唐景崇还强调：发展师范教育以培养大量师资，只是普及教育的前提准备，要真正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普及教育，“则振兴地方学务必自调查户口、划分学区始，欲筹地方学款必自厘定税则始，欲举行强迫教育必自地方自治始。但职权或隶民政部，或属度支部，或在外省之封疆大吏，决非学界一部分所可主政。诸君亦应统为提议，果系意见不大，深与教育有裨，本大臣亦应提至内阁与各大臣。”（注：《学部大臣致开会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40 号《关于设立中央教育会拟派会长副会长以及开会闭会礼节等文件》。）此番讲话，表明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催促清廷及政府各部门，设法解决普及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扫清配合宪政进程的障碍。 与唐景崇的期望不同，会长张謇的开会词表达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而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今日最亟之教育，即救亡图强之教育也。”中国兴学以来，形式或有已告成立者，但精神之病日深，成为国家前途的大隐患。所谓精神之病，“大抵根于旧日之遗传，或沿科举之积习，或为社会之颓风，或征兆于家庭，或影响于政令”，其症状一为心理的私心，一为生理的惰力。在他看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与军国民主义教育，去私心、去惰力以挽救民族危亡，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兴办教育最迫切和最根本的任务。尽管他将国民主义和军国民主义比附于钦定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但一方面将尚公、尚武作为忠君、尊孔、尚实的根本，与官方的秩序解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则强调不能空言宗旨，须谋种种提倡之方法，“有宗旨而无方法，其弊不过无效，若方法与宗旨相反，则适为救亡图强之障碍，或因教育政策反于时势之需求与反于国民之希望之故，激而生意外之变，此尤可为隐忧者矣”。（注：《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开会词》，1911年7月21、22日《盛京时报》。 ）其目标显然在于依据时势变化调整教育宗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和教育主张从会议的开幕之日起就南辕北辙，如果说学部和清廷主要注重新式教育量的扩张，教育界士绅则更加侧重于质的改变。前者以推行宪政巩固统治为目的，后者却旨在增强国民素质以拯救民族危亡。由于官绅对会议的期望不一，关注点不同，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尖锐的观念冲突与言词交锋。 中央教育会章程及会议规则，均由学部拟订，并不反映教育界的公意。学部凭借有利地位，力图使会议表面上为荟萃全国教育界官绅，集思广益，实际上基本按照学部的意旨进行。与会代表构成比例的决定权掌握于学部，所定名单中，教育界势力明显偏弱。（注：《学部奏准设立中央教育会并拟具章程折并章程》（《教育杂志》第3年第6期，1911年7月5日）中所附中央教育会章程的第四条“会员资格及人数”的规定，确定代表资格为十类：1.学部丞参及各司长、参事官、各局局长； 2.学部视学人员；3.学部直辖各学堂监督；4. 民政部内外厅丞及民治司司长；5.陆海军部军学司司长；6.京师督学局2人；7. 各省学务公所议长或议绅、教育总会会长、副会长，由提学使推举1—2人；8.各省学务公所科长及省视学，由提学使遴派1人；9. 各省两级师范及中学堂之监督教员、两等小学堂长，由提学使遴派2人；10.著有学识或富于教育经验者，由学部酌派30人。其中纯属政府官僚者为1、2、4、5、6、8等六类，而学部及各省直辖学堂监督，大都也是职官，真正属于教育家者，只有第7、10两类人员及第9项部分成员。两者相较，教育家的力量明显弱小。）难怪《盛京时报》发表专文《追论中央教育会派员与会之弊》，抨击学部所派会员“除该部顽固司员外，复滥派至数十人。此数十人者，或为政客，或为旧学家，或为实业家，或为古董之鉴赏收藏家，言乎学识，则诚哉有学识也，然而所议非其所学，无怪人且以大请客讥之。”只有各省所派会员，由学务公所与学堂监督参半，隐与互选之义相符合，至少形式上差强人意。（注：《追论中央教育会派员与会之弊》，1911年9月1日《盛京时报》。）学部还事先设定会员的座位次序，以进一步体现官绅差别。后来的会议进程显示，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官威的发挥，而不利于民意的表达。 学部关于会议提案及议决程序的安排尤其有利于自身。首先，议程虽由会长掌握，但不得涉及教育范围以外之事，如逾越范围，学务大臣得即行禁止。其次，会议事件须照日程表规定次序进行，不得更动，惟学务大臣交议事件应先付会议。第三，会员提案须附加按语，得全体人数1／3以上赞成，会同署名，才能提交会长编入日程，交付讨论。（注：《学部奏遵章酌拟中央教育会会议规则折并单》，1911年6月28 日《申报》。）这些规定使学部在会议期间处于优势地位，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 大会共接受议案66件，其中学部提出9件，与会代表提出57件。 会议原定除星期日外每天上午开会，开幕后便改为以每周三次正会、隔天召开预备会研究议案的方式穿插进行。一周后，又改为正会连开两日，再开预备会。8月3日第10次大会起，鉴于待议提案甚多，再改为除星期日外逐日开会。（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月26 日《申报》；《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第653—654页；《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8月9日《申报》。）最后议决之案仅12件，即（1 ）停止学生毕业奖励案；（2）军国民教育咨询案；（3）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4）义务教育章程案；（5）变通考试章程案；（6 ）教育经费咨询案；（7）初级师范改归省辖案；（8）各省学务公所开讨论会案；（9）统一国语办法案；（10）振兴实业教育案；（11 ）国库补助养成小学教员经费案；（12）变更初等教育方法案。（注：《中央教育会闭幕》，1911年8月19日《申报》。“变更初等教育方法案”是1911年5月各省教育联合会议决并提交学部召集中央教育会讨论的议案，包括了下列内容：（1）小学列手工为必修科；（2）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科；（3）初等小学儿童年龄在10岁以内，准男女同校。（《各省教育总联合会会议议决案》，朱有＠①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9—191页。又参《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1911年8月16日《申报》）其中学部提出的议案7件，占所提议案的77％，代表提出的5件，仅占所提议案的8.8％，其中军国民教育案还是与学部、陆军部的提案合议。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义务教育章程案和军国民教育咨询案，代表提出的军国民教育案与废除小学读经讲经课程案成为争论的热点。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学部苦心孤诣的安排，本来是想使会议按照其划定的轨道进行，但意图太过明显，反而激起地方代表的不满，形成学部与地方对立之势，最终失去对会议的控制力。 依据会议规则，学部大臣交议之案优先审议，会议前段集中讨论有关各件。每当讨论相应之案时，位于前排的学部代表首先发言，解释其要旨意图，继而地方代表提出质疑，逐条辩论，学部代表再予答辩。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学部与地方代表对立的态势。随着会议进程的推移，会员之间唇枪舌剑，情绪日趋激烈，尤其当学部与地方代表意见分歧较大时，矛盾更加尖锐。7月25日第5次大会议论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陆光熙提出：“学部之开中央教育会，原欲聚多数人士相与琢磨，学部会员不应列会员之席。”（注：《中央教育会第五次大会纪》， 1911年7月31日《申报》。）学部代表戴展诚、恩华、陈宝泉等人相继辩诘不已。8月3日第10次大会辩论军国民教育案，双方相持不下，陆光熙指责“学部司员把持会议”，学部的王季烈、顾栋臣等则反唇相讥，会场秩序为之一乱。（注：《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8月9日《申报》。） 学部所定会议规则第11条关于会员提议案须1／3以上会员赞成的规定，一开始就引起地方代表的强烈不满，在开幕后的第一次预备会上，便有会员提议修订。学部不得已，依据资政院章程议员提出议案得30人以上之赞成即可作为议题的规定，于第2次大会提出改订，获得通过。（注：《中央教育预备会开会详纪》，1911年7月22日《申报》；《中央教育会第二次开会纪事》，1911年7月28日《盛京时报》。 ）但此后学部司员仍想方设法，意图操纵。8月3日第10次大会计划讨论军国民教育案，学部官员对于其中打靶一事竭力反对，“惟恐部党不肯全体到会，表决时不能取胜，故由王季烈主持，先于初八日遍送传单，凡部派各员是日务须到会，是以初九日部员全体到会，虽以向不到会之安维峻、刘廷琛及曾因受辱发誓不再到会之邵恒浚亦均到会。及至表决之时，部党同投蓝票，果然获胜。”传媒将所发传单披露报端，以此为“自中央教育会开会后，一般学部司员处处与外省会员故意反对”的例证，揭露“学部司员之把持”。（注：《学部司员背城一战》，1911年8月16 日《申报》。）学部司员的一致行动，背后有清政府的旨意，据称内阁总理大臣听说中央教育会鼓励军国民教育，甚不谓然，召集唐景崇和陆军部大臣密谈良久，令其“务须设法谛禁”。（注：《密交学务大臣之述闻》，1911年8月10日《大公报》。） 学部把持会议的企图还体现于形式方面，“此次开会，其一切旁听券均须向该部堂官前乞讨，会中不列旁听记者席。盖虽云教育会，亦以守秘密为宗旨也。”（注：《中央教育会开会续志》，1911年7月22 日《申报》。）据说筹备之初，学部本议设记者席，后因专门司司长王季烈反对而作罢。“当时原议即普通旁听席一律概不设置，以冀免去一切闲话。后由唐尚不允，始行预备普通旁听券，然须严加限制，在京议员由学务大臣领取，在外议员由会长领取，独于新闻记者则深闭固拒，虽唐尚亦不敢故违若辈之意。”（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 月26日《申报》。）“王因之常向人作机警之言曰：‘使此次果列新闻记者席，则吾政策将为之一变，临议时吾亦须略骂学部一二语，以博声誉。今若此，吾心略安矣。’”（注：《中央教育会开会三纪》， 1911年7月23日《申报》。）后来因京师报界对此愤愤不平，“且有直揭不设席之隐衷者”（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月26日《申报》。），当局只好将会场略加扩充修饰，添设旁听席，准许新闻记者入座旁听。结果会议期间旁听的记者多达100余人，几乎和代表人数接近。各地传媒纷纷在重要新闻的版面上，以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会议的全过程。 在互逞口舌之利的刺激下，学部与外省代表不无意气用事之嫌。 8月5日，张元济函告友人：“昨日会场尚无冲突， 惟外来会员已有成见，与学部反对。此中稍难对付耳。”（注：《张元济年谱》，第97页。）此后双方冲突愈演愈烈，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外省会员，因会场音响效果不佳，常常尚未听清楚讨论内容和发言要点，即贸然起立表决。由于“会长之意向所趋，与学部之意向所趋有两不相容之势”，张謇和张元济利用其主持的权力，尽量使会议安排有利于己方。“如军国民教育议案指定审查员，学部特派员竟未得一人参与，而学部人员之不平意气，竟发见于会场中，益惹起会长之反动力，卒致此案完全通过。是皆学部之所极端反对而各行省会员所极端主张者也。此议案表决之结果，学部人员无不大失所望，而对于会长遂起非常之恶感。”（注：《论中央教育会之前途》，1911年8月23日《申报》。） 学部与地方代表所处的位置角度不同，关注问题不一，思想方法有别，讨论时分歧在所难免。学部总务司司长范源濂报告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时，反复说明学部的动机与苦心，强调由于“中国国家税与地方税并未分清，小学经费若由地方税办理是不能久待的”，并列举1910年资政院所议预算案里，国家行政费3亿两中教育经费仅约1600万两， 造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因而必须从国家行政费中再划分一部分用以补助初等小学教师的薪俸，以俾多开小学堂，推动教育普及。（注：《中央教育会速记录第4号》，学部档案全宗，职官类第140卷《关于设立中央教育会拟派会长副会长以及开会闭会礼节等文件》。）地方代表则质疑是否可行以及效果如何，质询“补助之数如何而确定？补助之款如何而得度支部、资政院之认可？明年学堂勃兴，假如有十万、百万之学堂兴起，则补助之需是否能应之无缺？”（注：《中央教育会第四次大会详记》，1911年7月30日《申报》。）认为此案乃望梅止渴，终非善法，很可能引起种种窒碍，尤其是资政院未必同意，反而影响教育普及。双方各执己见，讨论“已逾十日，尚无头绪”（注：《中央教育会开第五次预备会详记》，1911年8月1日《申报》。）。 义务教育章程案也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学部所拟草案规定：6 岁至14岁学龄期内儿童应受初等小学教育，家长、地方学务员及地方官吏均有督促学童就学的责任与义务。（注：《中央教育会议案汇录》，1911年7月22日《大公报》。）地方代表就实施的基本条件、督促的方法手段等热烈讨论，提出在人（教师）、钱（经费）未根本解决、又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义务教育实难急于实行”（注：《中央教育会第二次大会纪》，1911年7月26日《申报》。）。学部提交的“教育经费咨询案”是保障地方学务发展的重要议案，所定教育经费应占地方自治费的4／5，用于设立两等小学和初等实业学堂。与会者对这一比例意见颇难统一，最后只能以折衷方案通过。 军国民教育咨询案的审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耗时最长、争论最激烈。此案有陆军部议案、学部咨询案及唐文治提案三个文本，讨论时合为一个专题。其基本内容均建议从中小学开始进行国民军事知识教育和体魄锻炼，在教科书与课程中增加以爱国为目的的军事素质教育内容，并列入打靶、野外训练、军事体操、运动会等项目。会议主要围绕军国民教育如何施行、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涉及教育行政管理的权限，学部代表强调军事教育与军国民教育的区别，“军事教育以战争为目的，故其事偏重于军队；军国民教育则将以施之人人，长其敌忾保种之气”（注：《中央教育会第三次大会纪》，1911年7月28日《申报》。），坚持后者重在培养尚武精神，属于学部的职权范围，无须请陆军部官员参与讨论。至于实行的时间，学部代表建议在陆军部实行征兵制之后。此案分歧主要在是否必须打靶演习和学习拳棍刀法，学部和部分地方代表持保留态度，以经费和安全为由，提请会议考虑。一些地方代表则认为学部是以种种借口取消或阻挠实行军国民教育，指责反对者“受外人之运动”，“愚昧不知世界大势”。（注：《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1911年8月8日《申报》。）议案表决时冲突更加激烈，有拍桌者、顿足者，“势颇激昂”，个别代表大骂“学部司员把持会议”，鼓动地方代表“群起而和之”，会场秩序极为混乱。（注：《中央教育会第十次大会纪》，1911年8月9日《申报》。）罗振玉后来撰写《集寥编》，依然余怒未消，指谭延ｋǎｉ＠③、陆光熙等人提倡实弹打靶为“欲隐寓革命势力于学生中，两太史平日为党中之铮铮者，主张革命最力”。（注：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寥编》，辛巳秋（1941年）印行，第29页。）后在学部司员的隐忍克制与其他会员的调解下冲突才逐渐平息。此案历经七次会议反复讨论，对基本内容做了一定修改后逐条表决，大部分获得通过。会议似乎并未收到沟通上下，集思广益的效果，与会各方几乎都毫不掩饰对会议气氛与结果的不满和厌倦。 中央教育会的安排和状况，当然令外省代表不满。会议还未闭幕，张謇就直言不讳地对来访者发表批评意见。他不仅指责“学部诸公既不知世界之大势，对于教育国民又无一定方针。此次所派该部会员虽不乏一二有卓识之士，然于教育原理、现今时局茫然不解者实繁有徒”，对各省代表也深表失望，认为其中“虽多教育家，然每遇一事，往往沾沾于字句之末，未能就全体立言。彼此因无谓之故，驳击费时，有致数小时者，且会场秩序之纷乱，语言之庞杂，几与剧场无异，甚者彼此谩骂。初不料聚无数之教育家演出此种恶剧，真令人气闷欲死。吾事尤忙甚，现在惟有求赶紧脱身之一法，早离此间一日，吾心早觉清净一日。至某之此来，对于政府诸公应尽之责已尽，应言之事已详言无余，将来能否见采，则非吾敢与闻”。（注：《张会长之愤言》，1911年8月9日《盛京时报》。）副会长张元济虽未公开表态，会议期间与友朋通信中不免真情流露，8月7日因“连日到会，并不劳顿，但毫无归束，心志渐懒，今日亦请假矣”。8月25日致函张謇，抱怨会议“言论庞杂，费时尤甚”（注：《张元济年谱》，第97—99页。）。其他各省代表更是牢骚满腹。陕西代表胡均认为“此会究难得良善之成绩。缘开会之初，俨分两派，各省派来人员则结为一体，专与学部人员反对。而凡议一事，则各省会员又有南北之见存焉。南人所倡，北人非之。北人所计，南人破之。而于国语统一案，议时尤多龃龉云。且各省会员中，惟江苏人目空一切，自视甚高，对各省人皆有鄙不屑视之意。”（注：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7—118页。）则京外、官绅、南北、甚至正副会长，均一无是处。 学部方面，似乎也未达到预期目的。会后唐景崇的表态，虽故作大度，仍流露出几分失望：“此次开会，决议之件甚多，应即采行。惟各议员对于提出之案，或逞一时意气，或以个人主持，说理处虽极圆满，事实上不无窒碍。因拟将各项议案通行各省提学使，揆诸本省情形，妥拟试行之法，如其间果有碍难遽行之处，即行揭其理由，申复本部，以备核议缓行。”（注：《学部不信教育会》，1911年8月21日《申报》。）为事后取舍留下伏笔。 闭幕式和开幕式一样，学部大臣与会员各自表述了不同的立场。唐景崇不能不讲些冠冕堂皇的颂词：“会期虽短，而通过重要议案亦属不少，当初次开会已有如此成绩，此尤本大臣所最为欣慰者也。”声称准备将议决各案其可行者或照章提交资政院，或径由学部奏请施行，“俾学务日事推广，以达本部奏请筹备普及教育之期望，并弼成宪政之治，庶不负本部奏设此会之意”。这番表态，与其说是满足于现状，不如说是着眼于未来。 张元济代表会员所致答词则指出会期过短，会上只有1／3的时间讨论会员提案，因而63件提案中只有18件得以讨论（注：原66件提案中，“军国民教育案”是由陆军部、学部、唐文治分别提出，内容基本相同，会议期间并案讨论，故有人将此并计为一案（《中央教育会纪事》，1911年7月26日《大公报》）。另有“变通考试办法案”，则分别由唐文治和会员王某提出， 会议期间亦并案讨论（《中央教育会纪事》，1911年8月1日《大公报》）。故结案时为63件。），未议者达45件之多，会员未能充分发表意见。并提出要因时制宜调整改变教育宗旨，以适应古今异势。而变革的依据，一是政体由专制而立宪，二是本国旧文明应与世界新趋势相融合，“科举时代之教育固无论矣，即科举既废，学堂初设之时代所定学制及课程规则，在今日亦岂尚适用？良以我国政体既易专制为立宪，而教育之宗旨自不能不随政体而转移，则凡我昔时教育之法由专制递嬗而出者，在今日不可不尽力扫除，为拔本塞源之计，庶可实行国民教育以固立宪之基础而张大我帝国之光荣。况乎世界大通，学术日进，国于今日苟不甘为人后，不能与世界之趋势相违。我国旧时之习尚果系善良，不相凿枘，自宜共为保存，以表示我国国民之独立性质。其有不相应合障窒特甚者，则毋宁早为捐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旧文明与新文明互相熔冶，急起直追，十年二十年，或有可与列强比肩之一日。”张元济的闭幕答词与张謇的开幕词精神上一脉相通，孜孜追求的，都是改变教育宗旨，各省会员“谨悬此义以为改良教育之的，讨论一切议案”（注：《学部大臣中央教育会闭会演说词》，《中央教育会闭会答辞》，1911年8月19日《大公报》。），与以配合宪政进程为目的的学部发生矛盾，实在是势所必然。 （三） 清末新政，教育成效最著，本来有目共睹。但中央教育会召开之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反清革命一触即发。经过几次大规模请愿和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士绅对清政府大失所望，连主张革新的中下级官员也不大相信清廷具有改革诚意。在此形势下，学部的一举一动，都不免令人将信将疑，也就在情理之中。社会舆论对会议的评价众说纷纭，其一，一场闹剧说。此次会议“最关重要者，即实行义务教育、国库补助小学、军国民教育等是也，全体会员对此数项问题各有主张不能一致，以故哓哓置辩，历久始决。其余无关大体、踪涉条目之议案议决者也不少。”“其他如停止毕业奖励、废弃高等毕业送部复试、减少小学读经时间等，均系有害无利，不容不更张者。乃各议员亦小题大做，聚讼纷纭……至议场之秩序大乱，高呼乱叫，尤不脱往日考生之酸风也。睹此怪象，可胜慨哉。”（注：《中央教育会成绩之评论》，1911年8月12日《申报》。）其二，学部与地方派系之争说。与会的学部司员与各省代表的心理“根本上已不相同”，“皆各欲遂其平日之主张而常立于反对之地位”，导致讨论时互怀成见，不就问题本身争是非，专为各自意气较输赢。由于各省代表人多，学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会长与学部的意图两不相容，利用主持会议之便排挤学部司员参加重要议案的审查，所通过的议案，实行的效力和效果令人堪忧。（注：《论中央教育会之前途》，1911年8月23日《申报》。）其三，功大于过说。会议虽存在朝野派分等弊病，但“就议决各案观之，成绩卓然。第一次开会已能如是，实可喜之现象。”（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 究竟如何看待中央教育会？综观会议的全过程，简单地斥之为一场闹剧，有欠公允。中央教育会的组织，按照选派代表、拟定收集并提出议案、报告或说明议案内容、研究讨论、质询和答疑、逐项表决等程序进行，议程由会长掌握，凡为代表，无论官绅，均有参加讨论和一票表决权。这种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与教育、官府与民间的新颖形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决策的民意性。据1911年7月22日至8月20日《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报刊的报道和《中央教育会速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统计，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发言达286人次，有的会员发言次数达15次之多，相当踊跃。会场常常出现代表们“纷纷发言，争述已意”，致使“秩序大乱”的情形。（注：《中央教育会第末次大会纪》，1911年8月19日《申报》。）几乎每次大会都因争相发言而逾时，为此曾考虑过延长会期，后因各校开学在即而作罢。尽管舆论对代表的选派方式有诸多意见，其中毕竟有不少教育界名流，具有相当的学识和办学阅历。会议中代表们进行了充分意见交流和观念交锋。教育行政官员、议绅与中小学堂堂长监督共聚一堂，陈述看法见解，接受议论辩驳，有的意见建议当面被否决取消，显示了教育界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同时表明与会代表态度认真，没有因为会议缺少决定实行权而敷衍了事。至于会议组织程序的欠缺，固然有待改进，但万事开头难，失误在所难免，提高还需过程。 形式而外，所通过的议案也部分反映了教育界的公意。会议讨论的议案，均为关系中国普通教育发展的要件，“裨益于初等小学者最巨”，“皆直接间接助初等教育发达者也。就中尤以初小男女同校，关系尤大。盖不如是，则女子终不能受义务教育也”；停止奖励案“实教育上一大关键。此案实行，则教育上种种窒碍，可消灭其大半矣”；统一国语更是“当今第一急务”。（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尽管会议过程中争论激烈，一些会员态度偏颇，言辞过激，会议规则如起立表决方式及会场秩序有待改进，毕竟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所表达的意见不限于与会代表，甚至不限于教育界。张元济北上前曾向梁启超征询“本国教育之事应如何改良进步，想公必有筹画。可否见告？弟可于会中提议。”（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7页。）由地方代表、直隶第一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胡家祺提出的变通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案，守旧派虽竭力反对，斥之为“废经畔孔”、“丧失国粹”，个别代表为阻止此案通过，在会场上捶胸顿足、痛哭流涕达一小时之久（注：《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1911年8月16日《申报》。），更有人当场宣读1910年颁发的尊孔读经上谕，仍未能得逞。考虑到会前学部曾有初等小学缓读孝经论语案的动议，却因乔树ｎáｎ＠④的激烈反对而被迫撤消，则此案的通过来之不易。记者列席旁听，对会议全过程现场观察，及时详尽地加以报道，将各项议案内容及辩论情况公诸于众，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教育的发展变革，注视官绅代表的态度表现，形成公众舆论压力，起到监督作用。在传媒的注视下，会员的言行不能不顺应社会公意。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孙雄在会场上大呼：“开会以来，所议之案多不能实行，不过博报纸上之好看。”（注：《中央教育会第十三次大会纪》，1911年8月14日《申报》。） 笼统将中央教育会视为学部与地方派系斗争的说法，也失之于肤浅与片面。学部组织中央教育会，主要是期望通过会议解决与宪政相关而内部意见又长期不一的难题，借各省地方学务人员之力，促使清廷采取有效的法规措施，排除困扰普通教育发展的障碍，为普及教育提供必需的条件保证。学部与地方学界代表之间产生分歧争执，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动机、侧重以及对会议结果所抱期望不一致。 关于召开中央教育会，学部内部意见并不统一。7月11日， 张元济与傅增湘前往新会场查看，“至丞参谈会事，诸公见解各殊”（注：傅增湘：《藏园日记》，转引自《张元济年谱》，第95页。）。中央教育会刚开幕，传媒就披露“学部自数年前即有开办教育会之议，惟丞参以下多不赞成，其议遂寝。唐春卿到学部力主此议，屡集丞参及各司长会议，皆未通过，而唐大臣之意甚坚，各司员虽持反对之说，然亦不敢明言，故此议得以实行。然反对派仍多异议，间有赞成者，其力亦甚微。”（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月26日《申报》。）此次开会的动议，系由一二位司长提出，“学务大臣赞成之，然侍郎丞参并不以为然”（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学部各项议案，也是在意见分歧之下由唐景崇作主提交会议，所交9 件议案，“皆系关于紧要问题，屡经该部集议未能取决，故唐大臣特逐件交由该会切实核议。凡已经表决者，部中拟即奏交资政院核议，以备决定可否。”（注：《中央教育会议案之价值》，1911年7月22日《大公报》。）甚至会议期间设置旁听席亦须唐景崇力争坚持才得以施行。唐景崇旨在通过中央教育会寻求上下支持，加强自身力量，借以摆脱丞参司官意见分歧的钳制，加紧推行普及教育辅行宪政的计划。 在筹办宪政方面，学部设想与清廷旨意存在缓急之别。通过中央教育会，学部为自己以其他形式普及教育、暂缓实行强迫教育的规划寻求民意支持。然而，学部以宪政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方针，只是片面地对上负责，一面试图通过议案以解宪政的燃眉之急，一面担心某些议案的内容朝廷不能接受。这种一味向上的态度，很难得到各省代表的认同。后者面对现实，希望解决一些长期困扰学务发展的实际困难，尽可能争取有利于兴学的条件和政策。这种期望值的差异，必然隐伏冲突的危机。加上会期虽已长达一月，令与会者倍感疲劳，但优先审议的学部9 件议案占了近3／4的时间，地方代表的众多提案却很少有机会讨论，这意味着他们最关注及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未受到重视，甚至无法表达。这当然会增加地方代表对学部的反感，产生对抗情绪并以非常方式渲泄。 不过，深入一步考察，在审查具体议案方面，学部与外省代表并非壁垒森严地两军对立。学部定为代表的民政部和陆海军部人员因故未能与会，指派会员一项又未及组织，除办事人员外，学部的正式代表仅十余人。而地方代表则有100多人。各项议案均以投票的多寡决定， 学部很难控制局面，与地方代表抗衡。会议期间，为答复与学部业务有关的各种质询，学部曾准备临时增派30人，“以便咨询与各司有关系之议案”，后因会场狭窄，仅设10人座位，“当特派员未派之前，部中人员曾因要求加派临时派员，在部中大起交涉，及经堂官派出，又有多人恐在议场出丑，不愿到会”。（注：《中央教育会之怪状》，1911年8月3日《申报》。）倘若学部与地方代表已成泾渭之势，为了操纵局势，即使临时特派员没有表决权，亦可出阵以壮声势。 在审查过程中，代表们对议案意见的不同，并不完全由所属划分。即使学部方面，为数不多的正式代表对具体议案亦颇有分歧。会议准备期间，学部官员对提交的议案就有异议，原定提出的初等小学缓读孝经论语案，因乔树ｎáｎ＠④极力反对而撤销，会议后来讨论的同类提案是由地方代表唐文治提出的。学部的军国民教育案原有中学以上练习打靶一条，部中各堂均表赞成，独左丞乔树ｎáｎ＠④以糜费过巨为由，坚决反对。经唐景崇驳议，乔仍不放弃，进而声言：“现在学生程度不齐，倘此举实行后，施之于一堂，则该堂监督即是靶，行之于一省，则本省督抚即是靶，全国一律照办，则学务大臣即是靶，流弊所及，不可不防”。言时声色俱变。唐以其反对过厉，遂将此条撤去。（注：《乔壳子反对军国民教育》，1911年7月24日《申报》。）会议讨论军国民教育案时，学部代表罗振玉、王季烈、范源濂、戴展诚对如何实行主张不一，发言中各抒己见。第9次大会上，因学部代表一再阻挠通过军国民教育案，江谦质问道：“此案是否学部大臣所交？”罗振玉答称：“不能以学部大臣即不论是非利害。”（注：《中央教育会第九次大会纪》，1911年8月8日《申报》。）至于地方代表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舆论在指责会议“朝野显分二派，时为无谓之竞争”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指出：“各省会员纷纷提议，深明教育之会员，不能以同一之眼光，向同一之目的进行”（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因而许多议案反复表决多次仍未获通过。若学部和地方代表截然对立、营垒分明，以双方比例悬殊，这一现象应不会出现。 地方代表对学部谋宪政权宜之计的做法不无疑虑，会议的激烈争论多发生在双方的质询与解释、阐述与反诘的过程中。但除因个别代表态度言词过激而导致短暂的混乱外，没有出现明显的分野对峙。即使学部和外省代表曾就一些议案言词交锋，也未影响左右代表们各自依据议案内容本身行使投票权。这从会议的结果得到体现，学部提交的议案最终得以多数票通过，而地方代表提出的停止奖励出身、废除小学读经讲经、停止毕业复试等曾在学部引起强烈反弹的议案亦获通过，说明双方对于提案内容的态度并非截然对立，不是以议案的提出者来决定立场，划分楚河汉界。 对于会议的结果，以唐景崇为首的学部官员虽有所不满，仍打算付诸实行。中央教育会章程规定，学务大臣对议决之案有裁决权。中央教育会闭幕次日，唐景崇便召集本部丞参司官会议，“检查各议案，逐一筹议，切实办理”（注：《学部将采行议案矣》，1911年8月19 日《盛京时报》。），随后即将已决各案“或照章提交资政院，或径由本部奏请施行”（注：《学部大臣中央教育会闭会演说词》，1911年8月24 日《盛京时报》。）；同时将各会员提出未经讨论的议案存案，以备参考。 事情的周折发生在学部以外。会议刚刚结束，便有御史奏参“中央教育会议案奇袤，妨碍学务，废弃读经讲经及男女同学尤为荒谬”（注：《专电一》，1911年8月22日《申报》。）。 “摄政王面谕徐协理：中央教育会有人奏劾难免偏激，所有议决各案著再传谕唐景崇妥核办理。”（注：《专电·电一》，1911年8月23日《申报》。）学部不得不重新权衡取舍。“妥核办理”的结果是，1911年9月底，学部咨送内阁16 件议案，其中中央教育会议决案9件，本部提议之案7件。未被送出的3 件中央教育会议决案为军国民教育案、变通初等小学章程中的男女同学案和初等小学读经案。而学部提议案中“试行强迫教育章程及蒙藏回教育筹备章程均已列入”（注：《学部议案已经送阁》，1911年10月2 日《大公报》。）。中央教育会本身并无约束力，费时费力之后，还是回到行政决断的老路。尽管如此，一些上下共识的成果在学部主持下逐渐付诸实行。1911年9月9日，学部同时上《停止各省高等中等学堂毕业复试将高等统归部辖中等统归省辖折》与《会奏酌拟停止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其内容均为中央教育会决议案。科举停废6年后，学途与仕进终于分开，新式教育的发展不再需要借助科举功名实官奖励的诱惑，与此相配套的各级学堂学生进京毕业复试的规例也告终止。多年屡议不决之事终于有了顺应民意的结果，尽管姗姗来迟，毕竟聊胜于无。 中央教育会的结局表明，发展普及教育涉及许多方面和部门，不仅仅是教育界之事或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责所在。如何配置调节教育资源的比重，关键取决于教育在最高当局心目中的地位。而先进的教育思想，必须通过具体目标和政策来体现，既要职能部门的提倡，更须社会各界的参与督促。学部的尝试虽然不尽人意，却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9 月初，商部大臣为谋实业发达，拟仿学部教育会之例，召开中央实业会，召集各省实业团体个人，研究各种实业进举及现行状态。（注：《拟开中央实业会》，1911年9月6日《盛京时报》。） 或许出于对中央教育会的失望，为了借助团体形式贯彻自己的教育主张，张謇、张元济等一批官绅在中央教育会进行期间便筹划另组团体。张謇发起全国师范联合会，张元济则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会中分子大都为中央教育会成员，50位发起人中，来自中央教育会的至少有38人。学部和外省人士在中国教育会的合作，表明中央教育会的朝野派分并不像传媒所说那般严重。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官绅合作的全国性教育会议，中央教育会尽管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圆满，成绩仍然不可轻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可惜生不逢时，在举国上下对清王朝普遍失望的形势下，学部仍想为清廷的宪政出力，而不能完全着眼于学务的实际，无法得到已与清王朝离心离德的教育界名流的认同。辞官赋闲的原学部右侍郎严修在1911年9月19日致袁世凯的信中，从旁观者清的角度谈及自己的观感：“比年学部诸公勇于改革，又经中央教育会切实研究，朝士迂旧之谈顿觉失势。但时艰太巨，欲待后来毕业之人才挽今日垂危之世运，必无及矣。纵言及此，令人不欢，惟有且尽人事而已。”（注：严修自订，高凌霄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61页。）在肯定学部改革与中央教育会刷新气象的同时，预料远水难解近渴，不能挽回清朝日渐衰亡的颓势。这番话不仅是张謇等人无心于会事言行的注脚，也道出了许多会员与会的心境。明知“必无及矣”，不过“且尽人事而已”的无奈，该是多么的彷徨矛盾！不及三月，严修的预言便成现实，而中央教育会会员在辛亥革命大动荡中纷纷拥护共和的表现，恰为他们与会的态度作了最佳说明。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右加献 ＠②原字为扎的左半部分右加干 ＠③原字为门内加岂 ＠④原字为木右加冉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