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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关键词：国民党/文化选择/政治方略/the Koumintang/cultural selection/political plans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四川县级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数字化处理与研究”(13XZS026)，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巴县衙门档案整理与研究”(16ZDA126)。 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领导民主革命和执政的过程，是中国由皇权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从同盟会创建到1949年国民党大陆政权崩溃，仅有42年，但这短短的42年却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个例，是全世界现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实现了由传统王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转变，但每个国家转换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国的这一转变，由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领导实现，转变的过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中国特点。在众多鲜明特点中，国民党所选择革命建政的文化基础与政治方略的不相适应，导致“过渡时期”的复杂局面与最终失败，是最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学界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蒋介石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摇摆不定和最终崩溃已有极其广泛的讨论，成果十分丰富。但人们至今尚未从世界现代转型的大背景视角对国民党领导改变皇权政治过程中对新文化“地基”与新政治形态选择之间的错位与成败加以讨论，并从而揭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特点。而这一讨论，对认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及其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挫折 国民党的事业始于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基本纲领，一经创建就确立了夺取国家政权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开启了现在人们所知的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的进程。众所周知，其“创立民国”纲领的具体目标即实现三民主义，建立以“立宪共和政体”为标的政治制度和在财富平等上超越英美的经济制度①。十分明显，同盟会选择了西方现代文化为其观念基础。对这一点，孙中山有明确的论定，他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而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他还进一步说明，实现“共和”就是实现“世界真文明”的主要体现②。孙中山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同盟会成立时已十分肯定地选定西方文化为其革命与建国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基本价值观“地基”。在具体设计中国国体政体时，孙中山认为欧美三权分立不符合中国国情，提出五权宪法论，并认定西方制度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提出毕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其功于一役，建构平等与效率完美统一的新国家③。但是，从总体上看，孙的思想仍然未超出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鉴于上述文化指向，辛亥革命的宣传家们在领导革命时期，曾对西方价值观作了一定的阐论与宣传。朱执信指出，人生价值的体现“最重为现在幸福、将来希望、自由、名誉及家庭关系五者”。追求自己的快乐是人的天性，也天然合理，一个人“快乐愈多，苦痛愈少”，就“有更高之生存价值”。而“国家之制度，为增进生存价值之一手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才是需要的④。章太炎进而指出，世界上“离人以外”，别无“主体”⑤。他说，人“为生气所流，机械所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所谓“责任”，完全是“后起之事”。他认为，人为社会尽责有两种形式：一是“为他人尽力，利泽及彼而不求圭撮之报酬”。这种尽责产生于人的“隐爱之念”。二是“与他人戮力，利泽相当，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忧乏匮”。这类尽责是“社会趋势迫胁以成”。而人所以事实上不得不尽责于社会，乃是因为人不可能不“借力于人”，既需“借力于人”，也就“不得不以力酬人”。只要“无所借”，也就毋庸尽责。责任形式不一，但都是生后之事，“并非先有自然律为人规定”⑥。人既然并不存在对社会的天然责任，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言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界宣扬的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完全一致，表明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观念的地基上，创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辛亥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在推翻清王朝。但同盟会成立之际，清王朝也开始了以建构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预备立宪进程，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与革命党人建国方案具有同质性。虽政体有别，国体却都为资产阶级性质。这决定了革命党人以西方自由民主动员民众参与反封建革命，远不如以反满动员大众推翻清王朝更方便与有力。因此，在革命进程中，同盟会并未对其选择的西方文化及其政治体系进行广泛宣传，而是尽全力宣扬反满革命，其喉舌《民报》几乎始终通篇作反满宣传。尽管如此，在孙中山的主观意识中，按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建造中华民国的基本思路却并未改变。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华民国随即成立。孙中山曾在回复蔡元培等关于编纂《国史前编》意见时明确表示不同意将会党写入《国史》。他说，“秘密会党”尽管参加过反满革命，但其“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只知反满，“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因此，不能将其“杂侧于民国史中”，只可另编为“秘密会党史”⑦。这段未被广泛关注的言论，虽然形成于1919年年初，但显然并非此时才形成的思想，而是他和他领导的政党文化选择一以贯之的表征。正是出于不变的文化认知，孙中山在民国政治初建过程中，制订了《临时约法》等一系列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政方针，以保证中国人民同享“自由人权”⑧。 在正式把大总统职位交付袁世凯后，他认定“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⑨。研究者几乎一致认定，孙让位袁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阴谋活动与孙中山无力对抗的结果，这一论断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孙中山把民国最高权位交给袁世凯也有出于其本心的一面。这从他把武昌起义胜利、中华民国成立视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的论述中体现得颇为充分。 前文论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一开始就选择了西方文化为其价值观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只是一种最基本的文化“地基”，在此地基上，如何创生和创生怎样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却千差万别。在世界历史上，只有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就很快产生了完整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其领导者华盛顿也曾有过战争结束就不再参理政事的行为选择。孙中山理解的西方价值观及其如何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华民国的举措显然是对美国革命模式的仿效。因此，就是没有袁世凯窃夺政权，他也会如此进行民国建构。美国革命进程中就制定了一系列建构民主政治的法规，革命成功后很快即建立了议会民主制政权，确立了宪法高于一切的原则，开启了在宪法规范下轮流执政的历史进程。孙中山显然是受这一范式影响，因而革命一经成功，他就把民主共和的希望寄于宪法式的《临时约法》之上，以为只要有《约法》在，共和制就将顺理成章地运作起来。这一点，早在同盟会成立次年孙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已确定下来了。《方略》提出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三阶段论，规定，“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为“推翻满清”，“军队与人民”必须“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此期军法之治已解除，“军政府以地方自治之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僚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订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⑩。不难看出，孙中山在制订《临时约法》后，把政权付予袁世凯尽管有不得已的一面，但此举与其事先设想的建国理念、原则和程序也不存在根本冲突。因此，他于退位后，在各地遍讲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实现，号召同盟会党人致力于民生建设，且亲自担当民生建设责任。他投身民生建设确乎主要不是出于不得已，很大程度上是出自真心之举。当国民党内有人对袁表示怀疑时，孙一再说服党人，谓南北意见并无不同，袁亦赞同共和，他推荐袁为大总统，“得到参议院同意”，并举为“临时总统”，这是一个“好结果”，“使民国入安宁之域，得享莫大之幸福”。对袁做事仍用旧法，孙认为“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因“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微，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干浄”。因此，“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思想、旧经练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11)。袁世凯用旧方法旧手段行政，已表明他不可能成为自由民主政治的代表。中国没有西方文化的地基，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更不可能由袁世凯领导实现共和国的建构。但孙中山完全未意识到此点，在他看来，在皇权推翻以后，旧观念的改变十分简单，通过半新半旧的政治运用也可很快完成民主共和建设。 袁制造宋教仁案后，孙奋起领导“二次革命”，捍卫共和。其间，孙组建了中华革命党，规定凡参加首义的同志得为“元勋公民”，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首先在“元勋公民”中选举(12)。他并对章太炎、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倡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大加指责(13)。孙的一系列举措，似乎表示要重新认识和解决民国政制建设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批判“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论，却未意识到他在民国成立后就宣告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同盟会的任务只是民生建设，正是“革命党消”的实际体现。而且，袁背弃共和理想后，孙并未改变《约法》恢复、国会成立就是共和真正实现的观念，并未意识到一纸《约法》和一个国会虚名毫无实际意义。因此，当袁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恢复《约法》之际，孙立即通告全党：“自袁逆自毙，黄陂继任，约法恢复，国会再集，吾党不得不宣布罢兵，以示吾党革命志在护法，而非为利，黎能守法则吾党目的已达到，故令山东、广东及各路军队，一律停止。”今后革命党“纯取监督政府主义”，同时立即“着手实业”，“振兴国产”。稍后，孙还向积极于党组织发展的同志表示，“文近不欲与闻党事，专致力于建设事业”(14)。表明他对共和实现已更为放心。 但是，民主共和建设的实际与孙中山的观念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可说还无从谈起。直到张勋复辟、段祺瑞毁法相继发生，孙中山才意识到实现共和殊非易事。他说：“现在吾侪最可恨者系官僚派，此派戴上假面具，人谓拥护共和，彼亦曰拥护共和，此辈假共和，与吾侪真共和相混，至人民不能判别。”(15)孙看清了官僚派不可能拥护共和，却仍相信广大“人民之趋向”仍是他的真共和(16)。他并未意识到他的数年奋斗只不过造成了一个共和的政治“符号”，当时的中国尚无共和“地基”，官僚与广大民众意识中皆只有一个表面性的“符号”，人民并非被蒙蔽，他们的血液中本来就尚未产生真正共和政治的元素。真共和只是孙中山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谈及共和再次失败问题时，孙中山曾提到，“法国革命后”也“经过八十年”“两度帝制”(17)。然而，他却未能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中国实现真共和必是更为遥远之事的结论。孙中山看到了法国共和的先例，却完全未意识到他要在中国文化的地基上马上建筑起以西方文化为地基的美国式民主共和大厦，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举措。 在北京建构共和制度失败以后，孙中山仍然怀着美国式民主政治建设的理想，在西南再次举起护法的大旗。然而，他也再一次把共和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纸《约法》的恢复和一个象征性国会的重开。他说：“民国存亡，系于约法，约法无效，民国即亡”(18)。因此，孙一再表示，他在西南领导护法的“希望最简单，依法恢复国会而已。国会恢复，其他诸问题不难迎刃而解”(19)。其组织军政府并出任大元帅，仅以“讨灭伪政府，还我约法，还我国会，即还我人民主权为职志”。“一俟奸凶殄灭，即当辞大元帅之职”(20)，“奉迎元首”黎元洪归位(21)。 孙中山对民主共和忠贞不贰，奋斗不止，精神可昭日月，但他的认识却始终走不出美国民主共和建构模式，仍然相信只要打倒段祺瑞之类恶人，换个国会选举的黎元洪任总统，恢复约法，重开国会，真正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就将建成。这注定了他在南方几年的奋斗，仍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 对俄国文化选择的曲折经历 孙中山雄心勃勃举起西南护法大旗后不久就感到颇为失望。西南也并非他想象中的共和热土。在遭到众多对抗后，他愤然指出，“不法武人”，“以割据西南为志，故于人民参与政治之事力图破坏，图(徒)使民国名存实亡”(22)。甚至认为西南武人“卖国会以自利”，“压抑民气，屠戮善良，牟利营私，举伪政府不敢为者而咨为之”，比北方武人更为非作歹、恶贯满盈(23)。 面对西南护法现实的无望，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终于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 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哪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会发生新枝叶，还要年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24)。 上述言论虽然是在国民党内部所讲，但孙中山完全知道国民党成分十分复杂，他在国民党内如此讲论，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他已不愿依靠武人护法，而要由国民党领导共和革命事业。不久，他在广东讲话中进而指出，“我们要想将来不偾事，惟有积极操练三民主义，以‘党人治粤’。凡事尚要依赖我们党人努力去做”，把“三民主义操练精熟”，将国民党的精神“由广东发扬到全国”(25)。在此期间，孙在拟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把原来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规定改为“军政时期”“宪政时期”二时期，在“军政时期”加入了“训政”之规(26)。他还对“训政”特别解释说：“本来政治主权属于人民，我们怎么包揽去作呢?其实，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这种办法，事实上不得不然。试看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们再要革命。现在我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所以叫做‘训政’。”(27)《总章》中规定的“训政”主体是政府，但“训政”写在国民党纲领中，主体实际上是国民党。 孙中山此时虽然尚未与俄国发生政治关系，但他已基本认定革命必须由国民党领导，且国民党领导推翻伪政权后并非革命结束，还要经过“训政”这一过渡时期才能建成真正的民国，“训政”时期仍然须要强化国民党的领导。其意识中，创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方式和途径都已与俄国革命建设布尔什维克政权非常接近。俄国革命的成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站在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地基上，或者说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站在俄国文化的“地基”上，有选择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孙中山选择了大体类似俄国革命的方式与路径，也就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俄国的文化基础。只是孙当时尚未在奠基于俄国文化土壤上的俄国革命方式与中国文化之间找到合理的结合点，也未认清怎样才可建成一个能够领导创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党。因而他轻易地认定陈炯明是与黄兴、陈其美、朱执信一样可信赖和倚仗的国民党中坚，把南方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斯人(28)，最终导致他在广东领导重建民主共和的努力走入绝境。 众所周知，在陈炯明翻脸后，孙中山公开与苏维埃俄国结盟，正式走上了俄国革命的道路。1922年10月，孙明确提出“以党治国”主张，他说：“文素树以党治国主义，故视党极为重要。”(29)在俄国人和中国产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孙中山反复言明，他决定“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30)。从后来一系列言论和国民党改组措施看，“效法俄人”的具体内容，一是在革命过程中效法俄国，把国民党“造成一中心势力”，作“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31)。其“有组织、有力量”的程度要“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32)。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说，“大会认为一切党员皆有服从严格的党内纪律之义务，此乃改组中各重要问题之一”，要把国民党建设成群众的党，必须有“普及的强迫的纪律”，这是“革命胜利之第一必要条件”(33)。胡氏讲话从内容到表述方式，都与布尔什维克党十分相似。二是效法俄国建设一支纯正的党军。孙中山指出：“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员之故也。去年苏维埃政府为正本清源计，曾将军队淘汰一次，当时因假冒党员被革除军籍者三十万人。虽间有调查不实，革出后因而自杀者，亦可见俄国政府办理此事之谨严矣。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极从事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愿各同志注意此着。”(34)三是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为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仍要由国民党“掌握政权之中枢”(35)。而且，要把政治、社会一切团体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在秘密、公开之非党团体，如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内设“国民党党团，在非党中扩大”国民党“党团之势力”，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规定”“指挥其活动”(36)。上述表明，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复制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制度，开启了全面实行党统革命，以党治国的进程。 在选择俄国道路的同时，孙中山明确表示不再效法西方革命与建国的思想与方式。论及革命的方式，他说，“中国的革命思想，本来是由欧美的新思想发生的”，但又正是欧美的新思想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党因为受欧美的个人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倡导人人“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而俄国革命由于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国民党只能效法俄国，“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全党运动，一致进行”，革命才“可以望成功”(37)。论及治国的方式，他认为，欧美的政党政治效力不如俄国，“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这就在认识上，否定了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改组后，不能学英美多党政治，要“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并提议立即将“大元帅政府改变为国民党政府”(38)。谈及社会经济治理，孙中山说，英美虽然富强，但由于“政权分得还不均匀”，“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政治革命后，“多数穷人还是痛苦”。“只有俄国”才真正完成了社会革命，实现了人人平等。因此，国民党要效法俄国，在政治革命的同时，完成“民生主义”革命，使每个中国人得同享幸福(39)。 孙中山在两三年间迅速改弦更张，摒弃了除地方自治思想之外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建国的思想与方式，完全转用俄国革命建国的理念与方法。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俄国国情、民情，或者总体上说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俄国文化与其革命建国理念的关系显然还颇为值得怀疑，但孙确乎抓住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建国的要领：十分强调要建设一个有权威性的国民党、一支纯粹的国民党党军，并明确把武昌起义胜利后确立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阶段论改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时期论(40)。孙的这一理论三个时期的规定，不仅由国民党领导革命，且在革命推翻武人专政后不再谋求立即实行之前十分看重的恢复约法与重开国会，而要经历一个由国民党领导治国的“训政时期”。 论者多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开启“党治”以代替之前的议会民主制是历史的倒退。此议似尚须商榷。在理论和实践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封建王权统治后，最终归宿都是议会制，未曾出现过国民党改组后要实行的“党治”模式。但如前文所述，西方结束王权后，除美国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外，其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革命后都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动荡过渡时期，才最终建构起稳固的现代议会制政体。英国1640年革命后，民主派、新独裁者、旧独裁者反复较量，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发动“光荣革命”后方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国家长期处于混乱之中，共和派，新、旧帝制派翻云覆雨，几上几下，到1879年共和制度才最终确定。历史显示，中国辛亥革命后立即建构议会民主制显然不具任何可能性。事实上，武昌起义后制订的“约法”和建立的国会，都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符号，实权人物既没有理念也没有力量在短时间内把“假共和”改变为“真共和”。“议会”始终只是武人手中的玩物，国家元首只是站在各实力派力量平衡点上的临时看守，既非民主原则的产物，亦非民主制度的执行者。这种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议会政治，显然没有什么先进可言。在此态势下，深怀共和理想的孙中山在无力捍卫共和时，以建构一个真正有力量、有权威性的国民党来扫平内乱并向民主共和过渡，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国民党改组后，在三年间便由一个新面貌的党和一支以黄埔党军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军扫荡了武人专政的事实，也证明孙中山此次文化转向的正确。英国革命后通过威廉三世的集权过渡到稳定的君主立宪制，法国革命后经过共和与新旧帝制的反复实验实现巩固的共和制度，孙中山通过“党制”过渡到共和的选择应该无可厚非。 孙中山效仿苏俄实行由国民党领导造国与建国的“党治”方略本身并不存在倒退，只是选择了另一条实现民主共和的道路。其中的问题在于孙并未清楚意识到俄国革命与建国方略是俄国文化的产物，更不清楚俄国革命与建国方略必须植入中国文化土壤才可能最终实现他的理想。在辛亥革命初期，孙轻易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念，经过十多年奋斗与失败才终于意识到把西方自由平等观念与革命建国理念用于中国“离事实太远”(41)。但他却未因此而联想到运用俄国革命建国理念离中国的事实也不太近，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地基”上运用俄国革命建国理念与方略也不是拿来主义可以成功的。当然，孙并非完全没想到运用俄国革命建国理念与方略不能完全照抄。在与苏俄结盟时，他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42)。改组国民党后，有日本记者问及孙“所主倡之三民主义”是否“再制列宁”，“踏袭列宁等之所说”时，他明确表示，“决非如此”，并详细解释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三民主义”并“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43)。同样意义的话孙中山多次谈及，依其所言，他在主观上并不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仍依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就给国民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难题：指导革命建国的文化观念与践行革命建国的政策策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孙要实现他的理想，就必须化解这一差异，把俄国革命建国的思想和政策策略中国化。但是，孙中山还未来得及完全理解上述对立就早早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关系到他的理想最终能否实现的巨大历史难题。 三 国民党向传统文化的全面回归与失误 国民党在俄国的直接支持下践行俄国革命建国方略成效十分显著，但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爆发也十分迅速。1927年，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与帮助国民党强大起来的俄国走向了决裂。这一事变的直接导因是政党利益之间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深层的原因则是思想文化的冲突，而且后者发生的时间更早。其表征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众所周知，在国民党与俄国结盟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冲突，乃至出现了西山会议事件导致的国民党内部分裂。但这些冲突并无明确的思想文化基础，戴季陶虽最终未参加西山会议的分裂活动，但他却为国民党与俄国的决裂制造了颇为明确的思想文化依据。1925年，孙中山去世不久，戴发表了尽人皆知的两本小册子《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对孙中山的中国文化观及国民党与共产党(实际是俄国革命建国理念)之间的对立性做了全面阐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和当代学人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长久而广泛的批判，既存的论著绝大多数认定戴背叛了孙中山，为反对共产党、为国民党一党独裁建树理论依据，是蒋介石时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些评判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从更深层次看，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也还可有不同的解释。前文论及，孙中山选择俄国革命建国方略后，未能解决如何将产生于俄国文化“地基”上的政治体系与中国文化土壤融为一体的重大问题，戴自然也没有能力把二者统一起来，而是把二者的对立理论化。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是二千多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44)。因此，“在国民革命进程中”“绝不能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45)。按戴所说，孙中山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他的思想与建筑在俄国文化“地基”上的政治方略必然不具相容性。但戴在发表这两个小册子时，国民党仍然在全面实行俄国革命建国的政治策略方针，戴既未说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方略只是临时措施，更不可能提出在临时措施之后的一套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新政治方略。因此，戴把孙中山的思想离分为“能作”和“所作”两部分，以图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他说，孙中山思想的“所作”部分，是指“政治的主张”；“能作”部分，是指“关于道德的主张”。在能作方面，孙中山“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是“中国继往开来的圣哲”。在此方面，戴从他的理解出发讲得头头是道，似乎道明了孙中山价值观与俄国革命思想的根本对立。在“所作”部分，戴的论述就显得颇为力不从心，他说，孙中山“所作的方面，全部是从改革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上着眼，创造最新的理论和实际”。此论显得宏大而空泛，其中最多只能道出孙的民生主义不是俄国的社会主义，中国阶级分化不充分，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并未指出孙中山在政治经济制度与组织问题上究竟有何重大创造，更未讲明国民党当时实行俄国式的以党统军、以党治国有何不当及应该如何改进。他泛泛说了一番就又把话题转到孙如何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如何用传统文化教导人民树立民族自信心之上(46)。单就理论而言，戴把孙中山的思想分为“能作”与“所作”两个层面，似乎可以对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俄国，在政治方略上效法俄国做出解释，但这样的解释就将在理论上把孙中山思想分裂为对立的两个维度，同时也不合乎戴本人在政治上反对俄国的思想。因此，戴季陶只好对孙中山曾效法、当时的国民党仍在效法的俄国政治方略视而不见。他的理论的形成，实际上进一步放大了孙中山效法俄国革命建国方略时留下的文化不相合问题。 蒋介石统一中国后，的确如当代众多论者之见，全面接受了戴季陶的理论，这决定了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的思想文化基础与政治形态的严重分裂。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在其《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一文中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只因为“满清入主”，西洋文化和共产主义输入，才“将社会风尚”“搅成落花流水”(47)。蒋介石亦说，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传播把中华“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精神、文化铲除唯恐不尽”，“使中国民族从精神上陷于绝境”(48)。蒋提出要“复兴民族”，“复兴国家”，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49)。出于这一认识，他在执政期间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等一系列阐释国民党必须全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的著述。他说“忠孝”是四维八德的“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是“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又强调“仁”是救世的基础。“智仁勇”三达德中，“仁为最要”。他说：“智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知仁’”；“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博爱，在伦理方面推演出来，就是以‘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勇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笃行’，就是勇于‘行仁’”。这就是说，人的思想、行动，都必须在儒学的“仁”这个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核心之上统一起来。人的价值在于思仁与行仁，一切个人只有为“仁”去“创造”“奋斗”和“牺牲”才有价值(50)。蒋的这一提倡，在理论上的确把民国党的思想基础与俄国传来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分别得十分清楚。蒋不仅为国民党治国规定了基本的思想文化理念，而且先后发动“新生活运动”和“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前者旨在全社会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实践，后者意在社会上层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复原。 与戴季陶一样，蒋介石在运用政权的力量全面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原的同时，并未提出一套可以完全取代俄国革命建国政治方略的治国政策方针。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立即颁布《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个体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51)。国民政府则“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并“统率陆海空军”(52)。这些重大政略并非临时方针。1931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把《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全部列入其中(53)。以党统政的“党治”原则成为并无明确期限的训政时期大法。大法尽管规定军队由国民政府统率，但政府在党治之下，实际仍然是国民党统率武装力量。尽管国民党此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早已决裂，但其制订的法规和大政方针从基本原则到操作程序都未脱离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治国范式。如此，国民党便把文化基础与实际政治体系的不相容转化为正式的国家体制。 此后，蒋介石一直致力由他能左右的国民党一派和他培养起来的黄埔党军巩固统治，力图成为高度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他似也未意识到国民党实行的“党治”与他竭力阐扬的传统文化并不契合。蒋介石并无能力，也无思想依据造成一个像斯大林的党一样能威加全国的执政党，只能靠他一派国民党和黄埔党军控制政权，实际上就陷入了“党同伐异”的格局，而且一直行进在“党同伐异”的轨道上。这就使国民党治国的思想文化基础与现实政治制度的分裂更为严重。 蒋政权思想文化基础与实际政治运用的分裂还不仅仅如此。前文提及，孙中山在转向俄国抛弃西方之际，保留了地方自治论。地方自治创生于西方古罗马时期，在近代演化为建立在社会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地方自治组织。中国古代亦存在乡村自治，但那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以乡村士绅、权势人物为主导制订乡规民约实行家族式管理，正是中国社会分散性的体现(清末预备立宪所议的地方自治除外)；出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则是一种以社会契约为纽带的社会整合方式，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蒋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也把西式地方自治纳入了治国方略。《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各县组织县自治筹备会，执行建国大纲第八条所规定之筹备事项，县自治筹备会之组织以法律定之”(54)。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开始推行新县制建设，地方自治被正式提上日程。对源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国民党也缺乏充分的论证，未找到妥当的办法，只是简单规定，“县设县参议会，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参议员组织”；“乡镇民代表会之组织”，“由本乡镇之保民大会选举二人组织之”；“保民大会之组织”，“由每户出席一人”构成。“甲之民意机关”由本甲“各户户长组织之”(55)。这一规定显然不是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国民党最高层意旨的体现。蒋介石在1939年就说过，中国的家族制极为发达，如果以个人为基础，一切由公民议决，将无法应付“严重纷乱环境”，唯有沿用家族制度“以为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以执简而驭繁”(56)。 蒋看到了在中国实行西式地方自治存在的文化冲突，但他的见解并没有转化出一套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措施，只是把最底层甲一级的民意机关设定为户长会议以体现家族关系与自治制度的结合。这显然过分简单，只是把西式地方自治生硬栽在家族文化之上，不可能解决地方自治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据1943年统计，全国规定实行新县制的1106县中，召开临时参议会者321县，仅占29％，召开乡镇民代表会者203县，仅占18％，召开保民大会者507县，占48％(57)。这是当时按地方上报情况的统计，其中水分不少。数据中保民大会已召开近半数尤靠不住。这从四川新县制实行中的个案可以窥见。四川是第一批试行新县制的地区，直至1948年尚发生南部县富驿乡民意机关选举引起“纠纷数月”无法进行之事。此后，县政府下令再选，对立双方各“纠集武装警卫各三百人左右(据闻内有土匪甚多)，各占附场山头及断绝四周交通干线”，阻止对方代表入场参选，其间竟至发生枪击“伤人”事件(58)。此类事例在四川县级民国档案中多有记载，足见国民党的西式地方自治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何等激烈。保一级是国民党治理更为薄弱的环节，召开保民大会徒具虚名者更多，新县制在这一级的推行状况不难想象。统计中保民大会召开的数据显然不实。当时，中国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乡民毫无法制观念，马上进行乡村选举，不能成功自是必然。四川村民选举时，家族和利益群体为些小权益即动武相争，表明中国乡村的真实情况与法制社会还存在十分遥远的距离，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尚根本无立足之地。 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在国家层面实行俄国式的“以党治国”，很快演变为“党同伐异”，导致了当代学界所说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无休止的派系斗争；在基层实行的地方自治则多成乡村家族势力或小利益派别之间内斗的场合。国民党既无法整合高层政治，也无法整合基层社会。这显然会在一个很重要方面削弱国家的综合实力。 艾奇逊曾指出，国民党的权力人物思想守旧，头脑“充满着保守主义、封建意识、自私自利，狭隘的偏见和类似的种种限制”。蒋介石本人也心怀“保守的观念”，企图“在做领袖的同时做圣人”(59)。这一评判可谓恰当。蒋介石在文化观念上十分保守，以做“圣人”为目标，同时又要做现代国家的政治“领袖”，他的人格同国民党的文化选择与政治选择一样处于分裂状态。这就在更深的层次上注定了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崩溃结局。 中国皇权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未有过任何类似于古希腊奴隶民主制历史过程，更未曾有过西方平民社会的公民权利运作实践。在皇权制骤然结束后，要立即建构议会民主制的新国家完全不具可能性。但孙中山未及考虑这一个难题，完全按照发动革命时选定的西方文化及其派生的制度体系以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和运作体系，结果仅造成了一个可供实力派利用的民主共和符号。在遭遇多次失败后，孙中山终于放弃选定的西方文化及其派生的政治模式，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帮助下改组国民党，转向了产生于俄国土壤中的俄国革命建国方略，实行俄国式的以党治国。这一选择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在三年多时间内就实现了他多年梦想打倒武人专政的目标。但是，由于孙中山未能解决如何才能使产生于俄国文化地基上的政治方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的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就去世了，把一个极其重大的难题留给国民党的后继人。在众多实力人物中脱颖出来的蒋介石，在国家政治上继续实行俄国式的“以党制国”政策，并在实际运作中把“党治”蜕变为“党同伐异”；在基层推行西方式的“地方自治”；在文化上则全面回归中国传统，造成了政权的思想文化基础与执政方略、社会治理政策的双重分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很快崩溃原因众多，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它始终未能把思想文化基础与政权运行方略统一起来，始终未能达成政治与社会的高度整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