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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生 88 年（1887-1975），内中 65 年从军从政。早年追随陈其美、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护法、内战，长期掌握最高军政权力。 1949 年大陆兵败，退守台岛，既幻想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杨天石有三句话评断蒋介石 ：一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很复杂的人，一个既有功也有过、大功加大过的人。可谓不刊之论。我要补充的是：蒋介石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两者统一，而以前者为本质。蒋介石的统治是以专政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表，间而运用法西斯手段的多元混合体，晚年有所趋新和进步。 从传说的黄帝时代起，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凭借武力。枪杆子出政权，蒋介石、毛泽东都不例外。蒋介石在大陆上台下台，匆匆 22 年间，国共兵戎相争就有 13 年，尚未包括八年抗战中的几度武力摩擦。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蒋介石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如何，历史家不应回避。 近读杨天石、金冲及、王奇生、杨奎松、汪朝光、金以林、黄道炫等书论，受益良多。兹归纳札记，略抒己见，以就教于识者。 1、留日学军与思想养成 蒋介石出身孤弱，幼年顽劣乖张，却勤劳刻苦，在师长呵斥严责下，有志向学。5 岁发蒙，受教于多位塾师。16 岁后，在奉化、宁波新式学堂就读。除国文、历史、地理、教育、政治、代数、几何、逻辑、英文、日文等，以学传统经典为主。如周秦诸子、《周礼》、《礼记》、《孙子兵法》，兼及《说文解字》、《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纲鉴易知录》、《曾文正公全集》等。十多年的旧学新知和恶劣时局影响，奠定了少年蒋介石的传统文化根基，引发了民族主义思想冲动。 1906 年，19 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准备学习军事。他后来说到赴日留学的动机： 我到日本学习军事，是 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日俄战争的结果，我目击日本一个新兴的小国以少数军队，竟能战胜强大的俄国，因此我觉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整军建军的工作，实在有一日千里的进步，是值得我们中国效法的。但这还不是我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主要原因。我当时之所以立志做一个军人，乃是因为那次日俄战争的战场，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在我们中国的东三省……我当时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竟受了这种刺激，一方面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危机，而同时觉得我们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杀敌的武艺。 除却爱国救亡之念，寻求个人出路也是蒋介石赴日留学的现实需要。1901 年清朝实行“新政”，科举制度式微。蒋介石于 1902 年到奉化应童子试，未能考中童生。随后，科举废除，士子进取之路断绝。无财无势的蒋介石，既无法步入仕途，又无力远赴欧美求学，只能就近到日本学军，寻找未来的发展。 蒋介石 1906 年春到达日本，事先不知清政府关于学军的中国留学生均需要官费保送规定，不能入学。只好在补习日语半年后回国。1907 年夏考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再由学堂保送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炮科。1908 年，蒋介石入学时，学制三年。军事学科由士官学校教官兼任，总计 880 学时 ；普通学科以日语为主，1734 学时，两者占总时数 60%。数学、物理、博物、史地、生理等课，约占 40%。毕业后，需到部队实习一年。 蒋介石的学习成绩如何？ 1994 年，笔者在日访学，特地与王士花博士到国会图书馆东洋书库和防卫厅（今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查阅相关档案，获得振武学校与野炮兵第十九联队文件资料。据载，在总计 62 名毕业生中，成绩最高者 96 分，最低者 60 分，蒋介石得 68 分，排名 55 位。后来成为他忠实部属的张群 95 分，王柏龄 93 分，分别排名第 3、5 位。蒋介石等 16 名中国学兵进入野炮兵第 19 联队学习，初为二等兵，1911 年 6 月升一等兵。10 月其他 15 人晋升军曹，独蒋一人仍为一等兵。蒋介石在日学军的低下成绩，不能不影响他日后统兵治军和指挥作战的成效。 蒋介石在留日生活中，不免受到民族歧视的刺激，偏激愤慨情绪不时泛起。同时，切身感受具有双重人格的日本人的清洁、规矩、坚忍、强悍等优点，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禁锢、独断、野蛮、霸道，盲目效忠，尚武轻死，刻板僵化等， 对蒋介石也影响至深。1912 年，蒋介石流亡日本时创办《军声》杂志，提倡用“拿破仑之手段”“俾斯麦铁血主义”，对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有所期许，与当时革命党人普遍要求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大异其趣。蒋介石对中国未来十年前景的设计：强大的中央政府、集权的民国总统、威力无比的军事手段，正是上述强权思维的表露。 王阳明学说，在日本盛行不衰，明治维新叙述中的西乡隆盛、胜安房、吉田松荫，都深谙王学精义，令蒋介石备感惊奇。认为日本富国强兵“不是得力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窃取了‘致良知’哲学的余唾……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独霸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阳明心学）有其恒久价值，日本人尊崇王学，撷取王学重心重行、劲健活泼、坚信自我的精神，用以感知心性，巩固忠诚坚毅气质，弘扬勇敢好斗意志，补塑武士道（西方所谓骑士精神）民族性格。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摆脱的是中国陈旧文化，引入的是欧美先进思想。学知浅薄的蒋介石，无视日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历史背景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先进功能，误认中国若要达致富强，必须重振传统文化思想，“恢复整个的中华民族固有的武德——智信仁勇严，继承中华民族一贯的道统”。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尤其曾、胡，成为蒋介石一生崇拜的楷模。大多时，他把曾、左、胡作为一个整体，推崇其道德学问，才略志节，奉为他与部属修身自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质而言之，蒋介石一生服膺中国旧学，自觉地充当传统“圣道”维护者，而他治下的中国，却自觉不自觉地沿着逐渐现代化的道路缓慢前行，由此引发一幕幕活剧，自然包含着明显的传统文化思想因素。1930 年代，蒋介石掌握政权之后提倡盲动盲行的“力行哲学”，正是从文化思想方面树立精神权威，强化其独裁统治的重要手段。 2、投身于反清反袁革命 蒋介石从1908年经陈其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起，到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死，八年间都在陈其美引导下从事反清反袁活动。可谓蒋介石留日学军后的锋芒初试。 1911年，武昌起义，蒋微服回国，沪军都督陈其美令蒋主持杭州光复事，任先锋敢死队指挥官。事成返沪，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助陈其美谋控江苏。 1912年，受陈其美指使，蒋策划遣凶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亡命日本，办《军声》杂志。 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起兵讨袁，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奉令策反北军第九十二团，率队进攻江南制造局。 1914年，孙中山令蒋介石任沪宁讨袁军第一路司令，负沪西进攻任务，事泄，流亡日本。旋奉命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考察东北形势。 1915年，陈其美任淞沪司令长官，蒋介石奉令策反肇和舰起事，未成。 1916年，蒋介石于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5天后退出，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遣凶刺杀，蒋介石为之经营安葬，并撰祭文。自谓“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安危同仗”、“生死相共”，非陈莫属。陈其美的果敢、谋断、阴险、残忍、狠辣，在蒋一生言行中屡有所见。与陈其美有着密切关系的上海帮会势力，为蒋后来的崛起提供了巨大支持。 蒋介石终生服膺者，唯陈其美一人，对他人常怀猜忌，即使对孙中山也若即若离，动辄拂袖，不告而辞。这与其年少丧父，寡母孤儿的境遇密切相关。恋母情结，使他多具阴柔、敏感、多疑、整洁、操劳细事等女性色彩。无严父管教，养成顽劣张狂、不屈不挠之气。势孤力单，受人欺凌，除感世态炎凉，社会不公，起而抗争、雪耻、革命。内心幽暗疑惧，求人不如求己，强烈自恋，藐视一切。斥部属为无能无用，愚蠢幼稚之辈。既然天下无才，党国无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那就只能有蒋其一人专断独裁了。正如日记所说：“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一人亲当。” 3、修齐治平的读书之道 圣贤、豪杰、领袖，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竭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如此，必须通过读书，汲取政治权术与军事谋略。 欲作圣贤，则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反复阅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五经。尤重《大学》、《学庸》两书，多次在军中讲解《大学之道》、《中庸要旨》。又重曾国藩日记、家书、书牍、杂著，边读边反省自勉，以求修身进德、修己治人和民族复兴之道。欲作豪杰，则读治军理政之书。《管子》、《韩非子》、《墨子》、《圣武记》，皆常读之书。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均为蒋介石心仪的政治家。对两人的治术、气节、才情和际遇，赞叹不已。指定《张居正评传》为国府部长必读之书，随后推及全党干部。尤重兵书，除《孙子兵法》外，《吴子兵法》、《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孙膑兵法》、《诸葛心书》、《揭宣兵书》，及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治兵治国语录，均为其床头常置之书。主掌黄埔军校时，蒋向每个学生推荐其手订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力求从传统兵书中吸取营养。 对外国军事著作，蒋介石所知有限。1920年代，对拿破仑、毛奇战略，有所涉猎。兵败大陆后，1950年代初才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列为阅读书目，组织翻译。自叹：“听读克氏战争论战略一般原理之部，更觉剿匪期间战略错误之可耻，惶愧无已。” 蒋介石欲作领袖，适逢革命大潮，自我要作“革命领袖”，于是大读革命新书。五四运动后，中国步入现代革命时期。国民党倡“国民革命”，共产党倡“阶级革命”，青年党倡“全民革命”，弄得“革命”高于一切，人以革命与否区分新旧，事由革命与否判正反。蒋介石自1920年代起，阅读《新青年》、《新潮》、《新村记》、《易卜生》、《俄国革命记》等书刊，追踪新思潮，揣摩新风气。杜威、马克思、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皆在涉读范围。1923年赴苏俄考察前，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张太雷两度会晤，了解苏俄状况。赴俄途中、抵俄之后，饱读马克思学说，兴味浓厚，乐不掩卷。1925-1935年间，先后阅读俄、法、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等。其中，俄、法革命史两书，1926、1929、1931年多次阅读。1927年国共分家后，以往研究者多认为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而国民党仍自视为革命党，蒋介石亦自视为革命领袖。国民革命军挥师进行二次北伐，横扫华北，直捣平津。越年，东三省易帜，国民革命大功告成。此时，蒋介石反复阅读各国革命史，并非认同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汲取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教训，借鉴治国方略。蒋介石主政期间，为应对内外交迫，往往临事择书而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读《日本侵略中国计划》、《日本侵略满蒙计划》，用以应付对日外交。读《俾斯麦传》，叹服德国的铁血主义；读《各国情报之内幕》，谓为“最爱最重要之书”。此际，正是他筹建军统特工之时。1938-1941年，蒋介石持续研读《黑格尔辩证法》，并指定为“干部应读书籍”。不过，其结论令人失望：“黑格尔矛盾学说，与中国阴阳消长学说对比，乃知中国哲学为可贵也。”又回到保守、封闭、偏狭的原运。 1930年代初，蒋介石面临政权建设的复杂局面，多次召见知识界中精英，就外文、教育、财政、阶级、政治建设等问题，或当面交流，或听讲课，虚心请教。内容包括土地制度、商贸、交通、矿产、苏联计划经济、英美法俄意政治制度、德国土耳其历史、政治自治方法、政治人事、教育方针制度、国联、领事裁判权等等。参与人士：马寅初、钱昌照、翁文灏、胡适、徐鼎、胡汝麟、杨端六、吴达铨、刘秉林、罗贡华、俞大维、萧一山、程天放、李维国、周鲠生、周炳林、徐淑希、翁咏霓等。蒋介石与知识精英交往，听讲与谈话，是别样的阅读，既联络感情，又发现人才。翁文灏、王世述、蒋廷黻、何廉、胡适等，日后均被吸纳进入国民党政权。 4、由黄埔军校起步的军事集权 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任护法军队政府大元帅，意图北伐。蒋介石起草《对北军作战计划》等，遂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蒋未就职。1918年，孙中山建立粤军，蒋赴粤就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参与谋划攻闽作战计划。旋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参谋长。因与粤军将领龃龉难合，几度托故离职回乡。蒋介石较早洞察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逆，多次致函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许崇智，提出对陈炯明保持警觉防范。对孙中山用人失察，逢函予以批评，显示耿介刚正、不盲目服从，又不甘居人下、野心勃勃的两重性格。1922年，陈炯明公然叛变，危及孙中山性命。蒋介石应召驰赴永丰舰护驾40多天，屡次化险为夷，深得孙中山信任，委以大本营参谋长，成为孙中山直接军事助手。在粤军中的翻滚经历，使蒋介石痛感以旧军队为基础，无法建立新式革命军队。孙中山准备借助苏俄寻求建军新路，对蒋介石有很大吸引力，急欲赴俄考察军事。1923年，蒋介石奉命率团赴俄，获得苏俄援建军事学校的承诺。蒋介石觉察苏俄对华有染指野心，但为创建军校，取得苏俄援助，仍然支持联俄政策。即使在“三·二”事件乃至“清党”反共时，依然高唱联俄主张。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以之作为武力崛起基地，苦心经营，不遗余力。举凡筹款筹枪，选人任事，新军设计，技术细节，军纪卫生等等，无不亲力亲为。与大部分学生保持紧密联系，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黄埔系。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固然与俄共、中共的帮助有关，但蒋介石个人作用不可忽视。在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下，黄埔学生军（后为党军），先后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之役中战功卓著，为蒋介石赢得盛誉。黄埔系将领和部队，在后来北伐、抗日、剿共战争中，始终是蒋介石麾下的基干力量。黄埔军校，正是蒋介石武力起飞之地。 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干部培训基地，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沿之地，实际上还是中共的干部培训基地。黄埔军校前六期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不少于800人，他们在这里迈出了开展军事工作、掌握部队、从事武装斗争的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林彪、陈毅（陈毅为武汉军校生）5人被授予元帅军衔，居十大元帅之半，黄埔军校乃是他们走向元戎之路的起点。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帅的摇篮，绝不为过。 广东革命根据地底定后，蒋介石得苏俄顾问鲍罗廷支持，逐步获取军队最高指挥权。1926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凡国民政府、陆海空各军，均归统辖。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之指挥。战事状态下，罢工是反革命行为。到北伐出师前，蒋介石已身兼五要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其为中心的军事集权体制形成。 蒋介石的军事集权，是蒋个人争得，也是国民党中央按法定程序授予，其中包括苏俄顾问团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其合法性、权威性，显而易见。蒋介石身处党内左派、右派、共产党与苏俄顾问等政治力量交织复杂境况中，敏锐预见北伐战争进程可能出现的矛盾与纷扰，预先设定规矩，其政治判断之前瞻性，实际行动的果断性，远超他人。十分了解蒋介石的周恩来说，蒋作为一个军人“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蒋介石后来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以及陈济棠两广事变，皆凭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两招取胜，未见其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而对付中共红军，则常打常败，终至大败不止。这是后话了。 5、北伐战争中的纵横捭阖 东征结束，广州统一，蒋介石于1925年即意图北伐。苏共中央政治局、苏俄顾问团反对，蒋介石不为所动，坚持以贯彻孙中山遗愿据理力争，鲍罗廷只好妥协。1926年初，蒋介石思考北伐战略，对于西出、东出、北进，捉摸不定。在国民党二大会上，季山嘉等苏俄顾问主由武汉挺进西北；蒋介石主同时攻湘、赣；俄军事顾问加伦（布留歇尔）则主各个击破，先取两湖。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方案。蒋介石一向刚愎自用，少有从善如流时。但对北伐战略决策，尚能兼采众议，颇有些统帅气度。蒋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楷模，虽无曾之识量、左之决断、胡之才略，但他此时言行，似不无曾、左、胡的影子。 两湖之战，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6万余人，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大战40天，所向披靡，攻克武汉三镇。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征询诸将及顾问意见，从善决策。但他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攻城不力，一再出丑，蒋愁急不知所为。 北伐江西战场，原取守势。李宗仁、李生智的第七、八军在武汉得手后，欲自控两湖，与蒋分庭抗礼。及至孙传芳主力10万大军援赣，江西已成主战场。加伦对用兵豫、赣方向未定时，蒋介石已决心入赣，亲自指挥江西作战。南昌未下，蒋已决定进兵浙江，结而令两湖军自武汉顺江东下，直扑宁沪。加伦反对，蒋不理睬，率获成功。 南昌之役，蒋之嫡系王柏龄部作战不力，致第六军、第一军损折严重。第二次围南昌，蒋求胜心切，令硬攻坚城。嫡系第一军第二师所部遇敌大乱，全军尽退。蒋自谴疏忽鲁莽，欲以自杀谢罪。第三次攻南昌时，第四军（铁军）、第七军（钢军）已入赣作战，实力大增。蒋介石于加伦、白崇禧等多方筹划，调整部署。一方面在南浔路寻孙传芳主力决战，一方面又与孙传芳信使往还，所谓斗力与攻心并用。北伐战争中，前期有蒋介石与孙传芳之间的周旋，后期有蒋介石与张作霖之间的和谈。论者常以为这是蒋介石与军阀之间的拉拉扯扯，实在有些宽枉。须知，兵者诡道，战略与诡谋本无实质差别。蒋介石这样做，正合用兵之道。 北伐战争自1926年5月先遣部队入湘作战起，到1928年6月取得平津止，共二年，分前后两期。北洋军阀时代结束，国民党“党治”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君主们，大部分出自中国北部，另如江苏沛县的刘邦、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这两位被目为“南蛮”的人物，也是江北淮河流域的人。远于民国，江南出现大批政治人物。蒋介石乘北伐之胜上台，开了两个先例，一是以他为首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成功之战；一是作为吴越文化圈的人物，成功地登上统一中国最高权力的第一人。 蒋介石的成功，看似来得容易，原因在于对手的软弱与失误。北伐开始前，原本赞成北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莫斯科指令下著文反对北伐出师，引起党内外非议。北伐出师后，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感到蒋介石势力膨胀，企图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权力。先后出台的迎汪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后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胜利。然而，它只停留在纸面上。实则，除叶挺独立团等少数武力能够掌握，中共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中共汉口特别会议声称扶植国民党左派，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谁是左派，必须看清，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中共中央拥戴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恰是一个假左派。自己无力，又靠假左，不败才怪。 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中央支持的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幻想以党纪、政令和舆论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非党权。 北伐战争时期，工农运动高涨，为战争提供巨大支持，蒋介石一度高度赞扬。统一战线内部，赞之者说“好得很”，敌视者骂“糟得很”。全盘肯定工农运动者，忽视对运动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失序与过火现象得不到纠正，任其发展。农民运动几乎弄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游民被当作“革命先锋”；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倡导者的主观精神，助长群众运动的自发无序，从左的方面危害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国民革命的大联合，应该是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大联合。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他们是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既要他们在前线英勇作战，又在后方抄其家庭、分其田甚至诛杀其亲属。这究竟是巩固，还是破坏统一战线？孰是孰非，宁不深思！ 北伐时期的农村，应当实行减租减息，以和平方式实行孙中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不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不以暴力手段夺取地主土地。这是国共两党早已达成共识的明定的土地政策。1927年初，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指示传到中国，中共一些领导人接受这个指示，从主张减租减息跃进到立即实行土地革命，从而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客观地说，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已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没有巩固的政权保证，其成功难以达到，其失败则是必然的。至于陈独秀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后，又谋划扩大反帝运动，实行总同盟罢工，收回上海租界，幻想以此激化中外矛盾，使蒋介石就范，甚至企图缴北伐军的枪械，实属授人以柄的荒唐之举。此计为蒋介石侦知，成为他“清党”反共的借口，使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遭屠杀。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以分开或隐蔽方式，对内巩固中派与右派的联合，不断瓦解左派营垒，联络城市工商资本家并取得资助；对外则保持对外国驻华机构的交往，示以温和姿态，逐步取得列强好感和信任，从而使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左派。以暂时妥协，结束与列强的纷争，换取各国助其反共上台。蒋介石以他特有的狡黠，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表现了一个崇尚“中庸”之道政治家的特征。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蒋介石在北伐出师伊始，即信誓旦旦宣城必与帝国主义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余地，然而，外交是要靠实力的，并不在于辞令多么庄严。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是长期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尤其不可同时用两个拳头出击，既要打倒军阀，又能驱逐列强。证之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军港主权的收回，香港、澳门的回归，说明中国长期的过程是必然的。 北伐国民革命的结局，究竟成功还是失败？一些论者依据旧论说它失败了；一些论者认为失败的是莫斯科设计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非国民革命。何谓莫斯科幻想？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变国民党为工农革命党；变国民革命为工农革命；变减租减息为暴力夺取土地；变蒋介石为“雅各宾”党人，汪精卫为“左派”领袖；变国民政府为亲苏政权，推行其“世界革命”。莫斯科一厢情愿的瞎指挥，导致这些幻想破灭时，斯大林便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污蔑中共是个“大杂烩”。十六年后，1943年5月21日，斯大林才说出真话“ 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 当共产国际成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 七十年来，陈独秀蒙羞受辱，始终与中国大革命的成败之责相纠结，斯大林的自白曝光，终于可以还陈独秀的清白了。历史证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盲目加速推行世界革命东方战略，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以“不断革命论”、“彻底革命论”为基因的不择手段的“左”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变革所造成的灾难是无法估量的。莫斯科用巨大财力武装起来的蒋介石，一旦羽翼丰满，便掉转枪口给予豢养者以致命一击。 6、从“剿共”走向抗战 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号称“以党治国”，中央政治会议在名义上高于一切，但在实际上党权不如政权，政权不如军权，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乃是真正的权力中心。1932年蒋介石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为行政院长。至此，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共管格局。在抗战爆发前，南京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有所收获。 国民党暴力“清党”，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痛感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连续发动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及各地近百次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政权机关称“苏维埃政府”，中共根据地则冠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号。在工农运动遭受摧残，敌人力量非常强大的中国，不设法扩大革命阵线，而是把革命力量局限于工农两个甚至缩小至工农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到处推行排斥中间势力的“工农独裁”，未必是明智的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逐步上升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不得不做出抉择时，国共双方几乎都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蒋介石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必欲消灭中共及其红军。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中共临时中央竟号召对日作战的十九路军士兵杀掉长官，推翻国民党统治。1933年发生的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和十九路军福建事变，中共中央同样采取折台政策，导致自己愈陷孤立。 在内政方针和军事指导方面，中共方面也有严重问题。苏区地域锐减、劳力极缺，中共临时中央竟要扩军百万。反复查田、分田，一再打乱阶级划分，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大量增加，或强制劳役，或驱逐出境，或就地处决。大批党政军干部，通过不断的“肃反”被清洗杀掉，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一般群众，一再被举借公债谷票、借粮征兵所扰，农村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涸泽而渔、索求无度、生产不兴、人心背离的窘况，加上外拒友邻、为丛驱雀，以及与苏区周边地区群众形成的互相大杀大抢的“赤白对立”等等，终于酿成失土亡“国”的结果。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七县。民心、军心开始动摇，仅8、9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已达万人。博古、李德等中共中央决策者虽公开摆出一副准备死拼固守的架势，暗中已在策划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退出苏区，准备向西突围了。可见，中共红军主要不是败在蒋介石的“围剿”，而是输给了自己的一系列错误决策。这些政策基于一种极端理念：为了达到理想的（也许只是幻想）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934年夏，当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战事已完全明朗之后，蒋介石即开始对苏联交涉，化敌为友，而其军事部署也由“剿匪”转向以抗日为重心。1935年蒋介石秘密调集部队，构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大型防御体系；成立陆军整理处，准备在四年内整理60个师。日军威胁平津华北时，蒋介石以演习为名，先后调集20多万中央军精锐部队至平汉、津浦路南段，而把非嫡系部队调去应付中共红军。这样，中共不论以“苏维埃”为号召，还是以抗日为旗帜来反蒋，都将变得愈加困难。 写到这里，需要补充一下中共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征战简况。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8.6万人，从于都河北出发，两个月行军3500里，几乎未遇到大战。一是粤方为红军西进让路，更要者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进，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红军西走。何键、白崇禧、陈诚纷纷建议增兵西线围堵红军。蒋却西兵东调，开大缺口，实行“放水”。意在乘红军西进，中央军追歼至川滇黔，既可消灭红军，又可掌控西南，作为战略大后方，以全力对日作战。观蒋介石稍晚日记，将追歼红军、抗战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结合，意味深长。这些红军撤离初期得以整军以退，顺利西进的有利条件。不过，两月后的湘江之战，8.6万红军，却一败而锐减至3万多人。不少士兵临阵溃散，逃回江西老家。原来桂系对蒋欲控西南不满，白崇禧突令守备湘江的桂军撤防，使金州至兴安60公里的沿江一线无兵防守，为红军敞开渡江通道。红军中央纵队距湘江不过80公里，如轻装疾进一天多可到。然而，毛泽东等需担架抬行，又携带坛坛罐罐，竟走了三天，错过渡江良机招致大败。后人对此质疑，谓兵败湘江，更使临时中央陷于窘境，才有遵义会议博古下台让位的结局。政治诡谲，臆测无据，留待后人考证去吧。 毛泽东重新掌军后，红军飘忽转战于黔桂滇川，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穷于应付，终于输掉这场本已胜券在握的堵截战。绝地逢生的红军远扬陕甘，成为蒋介石更难对付的劲敌。 随着日本向华北地区进逼，迫使国共两党都不能不考虑息事对外的合作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国民党也通过其驻苏使馆和国内人士同中共进行接触。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放弃“反蒋抗日”，实行“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于西安，要求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初起，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知道倡言杀蒋，张闻天主张和解，派周恩来面蒋促和。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慰蒋，与周恩来谈判，压制国民党内主战害蒋之人。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都从中受益，开始谈判共同抗日问题。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共向该会提出要求与保证。国民党接受中共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为全国抗战铺平道路。 7、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争 国民党人投入抗日战争，不是一帆风顺。“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蒋介石与党内不少人患有“恐日症”，蒋甚至说如果开战，日本三天可亡中国。“七七”事变爆发后，蒋才认为已到“最后关头”，如不抵抗，北平、南京都将变成昔日沦陷的沈阳和东三省。他在庐山发表谈话，改变恐日妥协政策，号召全民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脍炙人口的抗战檄文，今日读之，犹感虎虎生威。卢沟之战、淞沪之战，虽败而犹荣，令抗战成为国策。后来虽有汪精卫叛逃、党内元老主和，均未动摇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决心。即使国都南京沦陷，蒋仍坚定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938年武汉会战前，国共两党两军合作较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故而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话，盛赞蒋介石是民族领袖、最高统帅。说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居于领导和基干地位，国民党有孙中山和蒋介石前后两位伟大的领袖，等等，并非虚伪的奉迎。 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诸役，国民党军队英勇作战，震撼中外。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号称“收官”大战的缅北、滇南之战，国军挺进2400公里，收复缅甸、云南失地各8万平方公里，歼敌4万8千多，自损6万7千人。可谓抗战史上辉煌的胜利。八年抗战中，重要战役111次，大会战22次。中国军队伤亡338万。正面战场消灭日军133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总数195万的70%。 蒋介石深知中国抗战不能独立支撑，必须联合世界反法西斯侵略国家如苏、英。美等，共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同时，支持韩国、越南、泰国民族独立运动。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英勇作战，博得国际信任和赞誉，促进了不平等 条约的废除，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阻止了日本军队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联合国发起者，进入世界四强。抗日战争号称“惨胜”，却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写道：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蒋介石在抗战中也有过错。杨天石指出，一、片面抗战。只知用国军正规部队抗日，不懂动员民众抗日，不懂阵地战之外，还有运动战、游击战、麻雀战等战法。二、战略思想是持久消耗战，自承有守土保民之责，过分在乎一城一地得失及国际观感（这种错误在后来“戡乱”中更加强固），而实际上固守挨打，消耗自己。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皆用此法。淞沪战中，攻虹口日军坚固据点却不预备攻坚战车、平射炮。面对日军的钢筋水泥工事，国军仅有三门榴弹炮，一门膛线受损，一门炸膛，一门不能射击，自然无法克敌。空军仅有180架战机，无制空权。海军舰艇自沉堵江或被炸沉，无力阻截日本舰船运兵登陆作战。作战四个月，蒋介石一直对国际干涉抱有幻想。转入守备战后，层层设防，死打硬拼，毫无灵活机动战术。最后撤退时，部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数十万大军一朝奔溃。南京会战，蒋介石明知不能守，又不能不守，期待苏联出兵救急。时而指示“相机撤退”，时而命令“持久坚守”，朝令夕改，进退无据。撤退时，又仓惶争渡，极度混乱，重演淞沪溃逃乱局。 蒋介石及其幕僚、将领，在两次会战中逐渐体悟：对日抗战是持久战，须以空间换时间，保持有生力量，不能在局地拼消耗；应当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有效战法，消耗敌人。此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虽猖狂于一时，却愈陷愈深，直到战败投降。 8、国共最后决战的大败笔 蒋介石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是1946-1949年，国共三年内战中最后的战略决战，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从1948年9月12日，中共东北野战军包围辽西义县，攻打锦州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结束。历时四个月，双方主力尽出，解放军处处主动，国军处处被动。国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计154万人（包括四支最精锐的主力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第十八军）全部被歼。此后，尽管蒋介石力图守住长江防线，保住华南、西南地区，皆成泡影。 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作战指挥中的僵化拙劣表现，实在太多，不能一一详叙。姑举二例。 例一。辽沈战役之前，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将国军撤出东北，蒋未允。稍后，蒋打算要沈阳地区国军出击，打通锦沈线，移至锦州地区。犹移之后，又决定坚守沈阳不出。及至解放军围攻锦州，封闭东北国军撤向关内的大门，蒋介石慌乱中先是决定撤出沈阳国军主力援锦，继又在撤出东北前与解放军在辽西进行决战，致使东北国军全军覆没。 例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以歼灭黄伯韬第七兵团为目标。1948年11月6日，战斗打响后，蒋介石对解放军战略意图、主攻方向，茫然不知，却夸下海口，要全歼解放军。11月10日，黄伯韬兵团主力渡过运河到达徐州东之碾庄。此时，解放军尚未合围，本可继续西进，却奉命停进设防，固守待援。第二天，黄兵团12万人就被华东野战军合围于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小地域，激战十二日，终被全歼，黄伯韬自戕。 战役第二阶段，是打黄威第十二兵团。这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又有空军配合。蒋介石命黄维兵团由驻马店北向徐州疾进，以解救被围的黄伯韬兵团，不许延误，不得改道。这支十多万人的重装备兵团，在河网交错、不利大军行进的指定路线行军，行动迟缓，不战而疲。蒋介石在战术指挥上的愚笨，于此可见一斑。待黄伯韬兵团濒临覆灭，黄维兵团本应停止北进却仍令北进不许东移。蒋公在情况不明，犹豫不决中一再变更作战指挥，卒致黄维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战役第三阶段，是歼灭杜聿明集团，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集团（辖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拥兵30万。蒋介石没有想到，这是解放军围歼的第三个目标，而只关心如何救出两黄兵团。黄伯韬部被歼后，蒋决定将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东向，以守备南京。伺后又决定杜集团从徐州撤出向南突击，待解黄维兵团之围后，再转守淮河，拱卫南京。杜聿明亲赴南京见蒋介石，提出：要弃徐州，就不恋战；要恋战，就不得弃徐州，蒋允诺。杜聿明于11月30日率30万大军匆匆撤离徐州，准备先向西南永城，再折而向南，奔赴淮河地区。12月2日，蒋介石改变成命，令杜集团停进永城地区，回师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原说弃徐不恋战，撤即不打，现在却出尔反尔，凭空斥责杜聿明避战而逃。杜聿明集团遂成被围孤军，于一个月后被歼灭，邱清泉战死，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每一步棋都没有走对，只能自食其果。金冲及指出，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的根本错误是：蒋介石作战指导中暴露出的弱点很多，而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主观同客观相脱离：不全盘而细心的研究实际情况，不认真听取第一线将领的意见，一味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与主观意志办事。由于对战场的具体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心中无数，往往说许多空话，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平时忙于一大堆枝节问题，一旦遇到出乎意料的情况时又只是被动应付，或者轻率地一再改变主意，使第一线将领无所适从或虽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这样怎么能不失败呢？ 9、决定战争成败的多重因素 战争的胜败，不止决定于军事因素，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国际等因素密切相关。 1946年1月，抗战胜利四个月后，蒋介石从大西南驾临阔别八年的上海，数百万人拥上街头欢迎这位抗战领袖。看似声望如日中天，其实危机早已呈现。国民党执政后，没有触及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力度只列县级，农村基层大部被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打着党的旗号胡作非为。四川地区哥老会势力强大，一些政府施政，端赖袍哥首领认可。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事支撑和特务控制，以军统政、控党，党治徒有其表，党争激烈，党员的派系忠诚超越对党魁的忠诚。许多军政大员在战争败局绝望中各谋出路。国民党师法联共（布）组织形式，与孙中山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三民主义嫁接，党在国上，以党治国，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这种兼收并蓄，漏洞百出。一是国民党垄断独占政权，使孙中山设计的民主宪政成为画饼；二是三民主义的宪政目标，又使其成为中共及其他反对者借以抨击其独裁政治的话柄。一党专政在实际运作中，弱势毕现，可谓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学苏俄极权体制，只学到半套，而中共则学到全套且发挥尽致，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格、原则之坚定、行动之果敢、手段之超绝，绝非国民党所能望其项背。中共夺得战争的胜利，除开毛泽东卓越的战略决策和杰出的指挥才能，还在许多方面表现了高度智慧。 第一，借助国际有利形势，夺取和经略东北。 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120万，遍布了华北、华中和华东沿海敌后地区，已具有与国军抗衡的实力。先是，1944年国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大溃退，美国开始看好中共。延安公开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派别参加的联合政府。年底，盟军欧洲战场大胜，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受到鼓舞的毛泽东于12月20日在致董必武的一份电报上批道：“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调节国共关系，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指令部队利用先机之利，迅速接收中小城镇及附近交通线，并准备夺取平、津、宁、沪等大城市。指示在斯大林连电催促下，毛泽东才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在行前安排“针锋相对”之策。 按照雅尔塔协定，以长城为界，关外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关内属于美国势力范围，这是由美苏主导的东西方冷战所形成的格局。蒋介石一度相信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斯大林达成的交易，可以换取苏联兑现不再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将东北交还中国政府的承诺。以致在苏军暗助下，中共部队先机于1945年10月将10万大军派赴东北时，蒋介石仍按“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战略部署，先收编关内中共部队，然后再与苏俄解决东北失地的收复。在美苏协调下，国共达成妥协，在关内实行停战，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拒绝承认先期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在美国飞机军舰帮助下将10万精锐部队运往东北。这就将“先安关内，再图关外”之策颠倒为“先安关外，再图关内”。实则，关内关外都不平静。国共双方皆以和备战，绝不相容，虽一再停战却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边谈边打，终致不可收拾。 在苏军暗助下，中共军队成功的阻截，使国军举步维艰。1946年5月初，苏军从东北撤出前夕，允许并配合中共军队接管57个战略要点，构成了东北解放区的基础。苏军撤出后，大规模内战首先在东北打响，国军于5月19日攻陷四平后，乘胜北克长春，军锋直抵第二松花江。国军在东北暂时得势，激怒毛泽东下令在关内发起报复作战。1946年6月上旬，中共军队在山西、山东各地作战，连克十余城。蒋介石随即命令国军围攻中共中原根据地，原本已经停战的关内重燃战火，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为解决北满、南满、东满、西满等孤立地区的交通联系、人员疏散和物资转运困难，中共东北部队经苏联、朝鲜当局同意，借道苏军控制的大连和朝鲜北部，开辟四条水陆交通线，并将朝鲜北部作为隐蔽后方，支持南满作战。同时利用中长铁路和松花江航道，直接与苏联进行贸易，获得大量物资援助。在军事装备方面，苏联先是在撤军时向中共部队转交大批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1946年春，又从旅顺和朝鲜调运足以装备数十万军队的武器，包括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转交中共部队。这些有利条件，使中共部队顶住国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建成巩固的北满根据地，接连取得“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的胜利。到1947年冬，北满与南满根据地联成一片，国军收缩于沈阳、长春、锦州三点孤立地区。随后，在东北野战军准备和实施辽沈战役时，苏联应中共之请，派大量专家、技术人员修复铁路、桥梁，支援大量战略物资23。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号称百万之众的东北野战军（随即改称第四野战军）成为解放军战争最强大的主力部队，东北解放区则成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第二，以土地改革动员农民，以联合政府吸引知识分子。国民党口头上讲“耕者有其田”，蒋介石似也知道并体恤底层民众痛苦，但未付诸具体行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数的八、九成，蕴藏巨大能量，但并不愿意当兵打仗。他们本来可以站在国共两党生死大战之外，隔岸观火。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让农民获得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一块土地，“翻身打老蒋”，便成为他们参加中共部队的物资和精神动力。这正是蒋介石愚不及的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在土地改革中，被中共发动起来的农民，首先是农村里的“革命先锋”贫雇农们，在运动开始时的“群众要怎么办就这么办”的左的政策引导下，乱打乱杀、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的极端平均主义和红色恐怖现象大量出现，波及许多城镇。这种混乱现象，从1945年底一直延续到1948年初。尽管发现不算太晚，纠正的过程却相当缓慢。为了打赢这场争夺江山的决战，中共自然要依据军事、政治需要，对贫雇农们的平均主义和暴力行为做出某些让步。贫雇农们从地主手里夺得土地财物，同时种下对地主对国民党的恐惧与敌视。这个简单的生存逻辑，使得他们只能参加中共军队，为共产党夺取天下效命疆场。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有1亿6千万人实现“耕者有其田”，其中至少有260多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解放军，有220多万民兵协助作战，有几千万民工支援前线。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 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抗战前期对国民领导抗战抱有好感。昆明西南联大国民党部中，教授党员中该校教授总数一半多。随着国民党实行政治独裁、思想控制、官吏贪腐、特务横行、经济恶化，不少知识分子成为受害人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于1942-1943年、1945-1946年两度在华停留，深感蒋介石及其政府不得人心。1982年，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当年联大教授们的生活窘境后说：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在中国，他看到改良的要求被扼杀，剩下的路只有造反，中共就是这样事业的化身。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的产物，而蒋介石就没有任何能与之抗衡的主张。 中共正是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的这种精神，适时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取代国民党一党专政，推翻蒋记独裁政府的口号；共产党的廉洁、奋斗、民主、亲民形象一时尽显，逐渐把大批知识精英吸引过来。国民党得罪了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使他们转向支持共产党，就注定了它的最后失败。 第三，公秘配合的第二条战线与隐蔽战线。 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即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市民斗争、农村斗争等，此起彼伏，互相配合，弄得蒋介石政权穷于应付，处处挨打，陷于全民包围中。这里不详述。 中共秘密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正起义的工作卓有成效。解放战争中，国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有320多起，共189万人。被歼的国军800万中有21%是不战而胜，其中师以上规模的起义60多起，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400多人。此外，还有空军、海军、党政人员与驻外使馆人员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成为后来和平解放绥远、湖南、西康、新疆等省区的先导。蒋介石逃台后，自我反省大陆之败说：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气节、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备者不过十之一而已。”蒋介石说的不错，只是没有把他自己的过错加进去。 中共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各部门，隐蔽着一支特工情报作战部队。其埋藏之深、成效之大，远非国民党特工情报部门所能比肩。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的北平、上海两大地下电台系统，保证了中共中央与各地情报组织的联络畅通。到1947年3月，中共在沪、宁、汉、渝、粤、湘等地，建台60多个，内中40个为秘密电台。北平3套秘密电台，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直坚持到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一批秘密党员，深入敌人心脏，获取大量可靠情报，贡献巨大。如熊向晖（胡宗南机要秘书）、沈安娜（中央党部速记员）、陈琏（陈布雷之女）、傅冬莉（傅作义之女）、郭汝瑰（国防部作战厅长）、刘斐（蒋介石官邸作战地图室陪侍）等等，都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成员。 第四，腐败痼疾无法遏制。 那时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发工资，即使有人贪腐，也不严重。反观国民党，党政官员多贪，军队贪腐更甚。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在其回忆中，揭露国军的贪腐现象，令人骇异。1949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官汤恩伯向上海市筹饷，吴国桢要求清点人数后发饷。汤竟用寺庙的三百和尚穿上士兵服，冒名应卯，骗得军饷。吴国桢在上海码头，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部队的钞票一两周后又原封不动从东北运回，购买商品进行囤积，然后在黑市抛售，获巨利后只用少量发饷，余额全部落入军官腰包。蒋介石并非不知这些贪腐问题，只要这些军官对他忠诚，有点腐败他也不在乎。 我曾经反复写过：导致一个政党、政权兴衰的致命因素中，腐败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的腐败，则是政治上的腐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个领袖、一党专政的极端专制独裁。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并非不反贪腐。他们在领导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在制度建设和运作中，也都有专门的措施加以监督、防范和惩戒。为求其统治根基稳定持久，党固政存，长期役民，他们也曾煞费苦心，惨淡经营，并非全是表面文章。然而，在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体制下，法律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民众监督、分权制衡机制等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实亡。那么，吏治的腐败、官僚的贪腐，便如溃堤之洪水，下山之猛虎，一发不可收拾。在专制政权下，再好的良法，也会变异为恶法，治民而不治官，治下而不治上，官官相护，上行下效，便只能是“无官不贪，有吏皆污”了。国民党及其政权以它短命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号称民主共和实乃专制独裁的政党、政府的反贪不成、贪腐成风，终至民心尽失、走向溃亡的结局。“失民心者失天下，谁也挡不住！”正是此理。 2016年1月8日，写于京南亦庄水东书屋。 1月16日改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