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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文明观，西方化，现代化 全文阅读 一、绪论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意图从改变中国人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增进民众道德，从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在他的推动下，新生活运动迅速在全国实行，各省乃至各县都纷纷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根据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设想，从食衣住行入手，做到规矩、清洁的要求。蒋介石认为，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中国固有道德就体现在这些生活细节中，而复兴这一道德内核是民族复兴的关键。[1] 这一治理逻辑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该运动招人诟病的主要原因。胡适就指出，这些生活细节的改善，虽然是作为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但对于救国却无甚助益。[2] 而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蒋介石不过是想借纠正民众生活为借口，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3] 既有研究对于蒋介石这一“生活→道德→民族复兴”的治理逻辑，主要从其思想资源入手来考察。学者对新生活运动中的不同思想资源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梳理，指出其中有中国本土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同时还受到外国的影响，比如蒋介石在日本留学和参军过程中学到的日常生活规范、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服从精神和“阳光、空气、水”的自然主义美学、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精神等。[4] 因此，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呈现出一种混杂的面貌，有时甚至显得自相矛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话语构建中，“外国”并非仅仅起到作为思想资源的信息性(informative)作用，同时也在其中起到了构建性（constructive)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却还不充分。当蒋介石在宣传新生活运动时提到“外国”时，往往在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我们至少可以分梳出三层涵义来：作为真实存在的“外国”、蒋介石理解中的“外国”、蒋介石在构建新生活运动言论时所利用的“外国”形象。而“外国”作为他者的存在也有两重涵义，一方面是中国应该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些意义和作用各异的“外国”形象并存于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言论中，勾连成一张错综复杂的意义之网，对该运动治理逻辑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分梳这张“意义之网”，并从中寻绎出新生活运动的深层逻辑。 二、模糊的镜子：蒋介石的“外国”经验 与常年在海外流亡的孙中山不同，蒋介石在外国的亲身经历并不能算多。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又有几次短期访日；1923年他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短暂访问了苏联；抗战期间，蒋介石于1942年访问印、缅，1943年参加了开罗会议。除此之外，他对“外国”的了解多通过间接的渠道，如阅读书籍、邀请学者讲学等。总体而言，蒋并非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迂腐文人或旧式军阀，但也不同于曾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下的新式知识分子与官僚。他对于现代世界有所了解，却也有局限性。因此，当他发起新生活运动时，他所凭借的参照系，也即这些他不甚了解的外国。 在所有的“外国”中，蒋介石在日本待的时间最长，他也最了解日本。1906年，蒋介石初次东渡日本求学，不久后回国，1908年考取陆军留日学生资格，再次赴日，入振武学堂，1909年肄业，相当于高中毕业，遂作为士官候补生入高田日本陆军某野炮兵部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钦慕革命的蒋介石偷偷离开炮兵连队，回国参加革命。这4年左右在日本的经历，对蒋介石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他在高田炮兵连队里，与日本兵生活在一起，完全遵循日本军队的内务规定，亲身体验了日本军事训练的谨严有效。[5]蒋介石日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领袖，他经常在对士兵和军官训话时援引他在日本军队的经历，其中强调得最多的是内务的清洁整齐，以及对物品的爱惜。比如，蒋介石于1924年5月3日正式受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5月16日即下令军校举行清洁检查，并对第一期学员讲演：“第一要注意卫生，使得全校学生的体育发达，没有疾病；二要保存物品，使得学生整理一切事情，珍惜物质，养成习惯为战时作准备。”[6] 1925年4月，他对第三期学员训话时，再次强调：“内务要整齐清洁，……军队内不讲清洁，什么精神都振作不起来，懒惰的心思就一天重一天。”[7] 他对军队内务的重视，就是从他在日本炮兵部队实习的亲身经历中来的。后来他在新生活运动中强调“卫生”和“节约”两点，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 苏联是1934年前蒋介石访问过的第两个国家。1923年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率领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赴苏联考察，9月6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短短2个月时间里，蒋介石参观考察了苏联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建设，参观了苏联红军。苏联方面把蒋介石等人看作是国民党“左派”，而且当时国共合作正在蜜月期，因此对蒋一行人的接待规格相当高。蒋介石有机会与俄共中央书记、教育人民委员（相当于教育部长）等高官会谈，了解苏联的党政军制度，还参观了苏军部队、乡村苏维埃、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甚至还参加了群众集会等大型活动。[8] 与其在日本的经历不同，蒋介石在苏联之行时，已经开始从军事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思考。他接触到苏联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也因此更明晰地了解到苏联制度的优缺点。比如他在1923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约见俄国共产党秘书长罗素达克，详谈革命经过利弊二小时余，其革命成功三点：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其革命缺点：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归国有，三、分配困难。又言其现在建设情形。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云。”[9] 又如9月11日下午，他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向其了解苏联的学校教程，以及军队组织情况，尤其是党员在军队中的核心作用。[10] 因此，蒋介石对苏联制度的了解，是自上而下的，在具体实践层面，他的了解就只能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然而，后来由于国共关系破裂，蒋介石很少再提到向苏俄学习，在与胡汉民决裂后，也很少提“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转而学习德、意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 除了日、苏两国，蒋介石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就只能通过间接途径。他的妻子宋美龄曾在美国生活求学多年，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美国人，他的姻亲宋子文、孔祥熙也都在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还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而与美国的教会人士有更密切的接触。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对美国并不太亲近。他曾多次在讲演中批评“门罗主义”。对他而言，美国更多是代表帝国主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才成为中国的盟友。从蒋介石1930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对美国的了解也相当有限，大多是泛泛而谈。有一轶事显示了蒋对美国了解的匮乏。1932年蒋介石在谈孙中山思想时，提到邵元冲去美国留学前请教孙到哪里去好，孙说：“你去须要到极东，否则就要在极西，切不可站在中间，到那不东不西的地方；如果只到不东不西的美国中部，是学不到好的东西的。”孙本意是介绍美国学界的地理分布，而蒋介石却对孙的这段话做穿凿附会的解读：“就此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总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启发的方法了。总理做事情，向来是极端的，不妥协的。”[11] 蒋对孙的话做如此附会的理解，可见他对美国了解之浅薄。 相比起美国，蒋介石对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兴趣要浓厚得多。这固然与其军人出身有关，使其相较于英美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军事色彩浓厚的法西斯主义；也与孙中山推崇接近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民生主义”有关；而且就当时的欧洲局势而言，德国和意大利在一次大战后的迅速崛起，使世界惊叹，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其中，德国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影响尤其大。正如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书中指出的，从1928年到1938年，中德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中国与列强中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其影响涉及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蒋介石和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从德国法西斯那里看到了可资借鉴的典范，而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很大程度上就借用了普鲁士军事训练的模式。[12] 相较于德国，蒋介石对意大利更有心理上的亲近感。意大利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却在近代四分五裂、国势衰落。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在现在看来臭名昭著，但在当时人眼里却是使民族崛起、国力强盛的英雄。蒋介石有感于中国的历史轨迹与意大利颇有相似之处，他在阅读意大利一名亲法西斯记者写的《变乱与革命技术》一书时，对书中描写墨索里尼的“革命”手段颇为佩服，赞叹其“深谋远虑，策略步骤之良，组织之强”。[13] 蒋介石对土耳其的兴趣也非常浓厚，因为土耳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1927年清党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时，曾计划出洋考察一年，其中就有去土耳其“学革命”的一项。[14] 在他眼里，土耳其能从帝国主义的围攻中坚持下来，并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重新崛起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是中国应该效仿的榜样。[15] 蒋介石有过海外求学和从军的经历，也通过阅读、顾问等间接渠道了解外国的情况。他对“外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体经历和他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有关。日本、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在他看来都有中国可资效仿的地方，但是他对“外国”的认知，也由于其识见所限，有诸多偏狭之处。有时，他也因为立论的需要而将“外国”作为其立论修辞的一部分。在构思和推广新生活运动时，蒋介石就经常提到“外国”，而他所谈论的“外国”因为语境的不同，所指的内容也不同。以下，笔者将从两方面来谈“外国”的作用，其一是作为中国现代化榜样的“外国”，其二是作为中国之批判者的“外国”。 三、照见中国未来的镜子：作为榜样的“外国” “外国”对于中国而言，是地理上的区别；但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外国”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还是个时间上的概念，代表着“现代”。当蒋介石在讲演中提到“外国”，具体的所指往往是欧、美、日本等列强。他相信“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但中国仍处于未现代化的状态，因此他对中国的未来既有一种民族主义愿景，也即中华民族的复兴，又有一种普世的愿景，即使中国迅速按照欧美模式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外国”成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指明了中国未来的方向。 这一点，在新生活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党政军干部和当地学校的校长开会，并讲演了《新生活运动的要义》。史学界一般认为，此次讲话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开端。在这次讲演中，蒋介石首先以一战后德国的迅速恢复和重新崛起为例，指出“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对于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性。他将德国与中国比较： 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因此我们可以晓得，要一个国家和民族复兴不是有怎样大的武力就行，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知识道德，德国何以能和其他各个强国平等，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能和各国国民平等，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所以今后我们要求平等，要想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要根本上先从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这一点来做。[16] 此处，蒋介石的话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国力受到很大削弱，但其军事、科技和经济水平并未受到根本性损害，而且德国在战后的迅速崛起也与当时欧洲外交局势有着密切关系。德国的强大，固然有其国民素质高的原因，但并不像蒋介石强调的那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德国的例子，蒋介石在国民知识道德和国家强盛之间虚拟了一个因果关系，为其后面强调国民知识道德作铺垫。接着，蒋介石继续论述如何提高国民的知识和道德： 国民知识道德的高下，即文明和野蛮，从什么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呢？我们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呢？这就单讲到一般国民的基本生活，即所谓“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生活，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是个个人时时刻刻不能离的，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外国人衣食住行是什么情形，在场各位同志中有到过外国去的人，当然看得非常明白，就是没有到过外国的，也可以在各处租界、教会或其他外国人所住的地方看得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总而言之，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他们无论起居食息，一言一动，统统有规律，合乎做人的道理，表现有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知识道德。[17] 如果从论辩的角度来看，这段话有不少逻辑上的漏洞。首先，他把国民知识道德的评判标准简化为了“文明”与“野蛮”，这是预设了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以现代西方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其次，他相信“衣食住行”等基本日常生活的外在表现，能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的知识道德等内在的品质，并进而促成民族复兴。这是他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根本信念，却也是经不住推敲的。胡适批评新生活运动只关注无关紧要的细节，就是针对这种从生活小事入手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18] 再次，他指出外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表现出“有现代文明国家的国民之知识道德”，但他又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定性为“统统合乎礼义廉耻”，通过这个断语，他将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礼义廉耻硬生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样做貌似抬高了传统道德的地位，却也使其失去了实质性内容，沦为抽象的标签。 蒋介石继而引用了当年在日本学习的经历进一步阐明何为符合“礼义廉耻”的生活： 我过去在日本学陆军，受过他们的学校教育，也受过他们军队教育，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们以这样的教育几十年教下来，然后才造成今日这样富强的国家。我们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要报仇雪耻，不要讲什么强大的武力，就只看在衣食住行上能不能做到日本人那个样子。[19] 而所谓“日本人那个样子”，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一是每天早上用冷水洗脸，二是午饭吃冷饭。他认为这表现了日本人吃苦耐劳、勇敢迅速的习惯，因此中国人要学习日本人这种习性，才能成为“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而这才是他真正希望中国人通过新生活运动能获得的品质。[20] 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论述新生活运动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时，“外国”的榜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用来证明“生活”与“民族复兴”之间的联系，从而掩饰其逻辑本身的缺乏说服力。德国和日本作为现代强国的身份毋庸置疑，他们的国民具有较高的知识和道德也是事实，但德、日为何能成为强国的原因却被蒋介石简化成了较高的国民素质，而较高的国民素质又被简化为更符合现代文明的生活习惯；所谓更文明的生活习惯，则被解读为一方面符合“礼义廉耻”的中国传统道德，另一方面表现为军事化的特征。以德国和日本为媒介，这些原本并没有联系的元素，得以整合在一起，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逻辑：通过军事化的生活，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从而复兴民族，使中国成为适应现代文明的强国。 然而，蒋介石在推广新生活运动时提到“外国”并非仅仅出于修辞的考虑，他对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来自其并不全面的“外国”印象。他所理解的“外国”成功经验对其勾画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前文提到，蒋介石在日本求学和从军的经历，使其对日本人简朴、清洁、整齐的生活方式印象非常深刻，并早就试图在部队中推崇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在新生活运动中向全民推行。德国也是蒋介石的效仿对象，甚至可以说新生活运动的直接推动力就来自于德国。力行社成员胡轨赴德考察看到“德国人的生活井井有条，到处显得整齐清洁”，于是回国后就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报告，推崇德国人接近“太阳、空气、水”的生活。[21] 蒋介石从其报告中了解到这种自然主义美学，首先在部队中强调锻炼健康的体魄：“现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各国有一个锻炼体格的共同口号，就是‘空气、日光、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和一切自然的压力抗争，以锻炼成功我们钢铁般的身体和精神！”[22] 继而他在新生活运动中也推崇此口号。邓文仪在蒋授意下草拟《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开篇即云：“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准备。”[23] 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该运动的内容也从“规矩清洁”和单纯的“军事化”渐渐拓展，向“外国”学习借鉴的内容也更多了。1934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讲《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方法》，就提出要以“在中国普通一般外侨的生活”为“新生活最好的实际模范”。蒋介石承认外侨在物质上的生活水平要比中国人高，不易全盘照抄，但他希望中国人能模仿“他们的生活精神和生活规律，他们的起居作息，举止态度，以及他们种种良好的习惯，如爱清洁，守秩序，讲互助，尚合群等等”，而且学习外国人在物质上的不浪费。除了在个人生活层面模仿外国人，蒋介石还要求在社会组织上学习外国，补充政府不足，增进国民团结。在他看来，各国都有“社会中心组织”，在欧美是教会，在苏俄是党部，在传统中国是士大夫阶层。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原本想学苏俄模式，但当时各地党部已经在社会上失去信用，因此中国社会上缺乏中心组织，“至今还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外侨办的教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普遍而有基础的一种组织”。于是，他主张，新生活运动应与教会合作，邀请教会参加，“将我们新生活运动的精神，能灌注于教会，使教会的组织力量和所办的种种事业，能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达到共同为社会服务之高尚目的”，最终使新生活运动的团体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组织。[24] 根据蒋的这一指示，新生活运动在1935年以后逐步引入教会的力量，模仿基督教青年会开展青年假期劳动服务等活动，美国传教士牧恩波（George Shepherd）1936年7月还被聘为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特别顾问。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民众道德的强调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家“教化”观念的影响。他青年时期即阅读了大量同光时期中兴名臣的著作，如曾国藩、胡林翼等，因此，他在治军治国时都倾向于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25] 在1923年访苏的日记中他就曾写道：“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实恳切，令人欣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26] 可见其对国民道德之推崇。即使不在新生活运动的语境下，蒋介石也喜欢强调“精神可以战胜物质”，相信只要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国家“真能团结自强，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27] “外国”的成功经验更使蒋介石坚定了此信念。他在讲演中就曾提到过三个例子：土耳其的复兴、苏俄的成功，以及美国的独立。土耳其在帝国主义和邻国希腊的围攻下，甚至失去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但退居安哥拉后努力图强复兴，最终在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党带领下，战胜了希腊，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围攻，却仍然坚持下来，并迅速崛起为一强国。而美国经过了七年之久的独立战争，战胜了强大的英国军队，最终获得了独立。从这些“外国”例子中，蒋介石得出结论：“因为一个民族的复兴，必有其不可压迫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来达成他民族复兴的目的，又全在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和在领袖指挥之下的一般干部，一般将领，能忠义自矢，服从命令，拥护领袖，为国牺牲，团结精神，共同奋斗。”[28] 然而，蒋虽然援引“外国”的例子，但他对民众道德的强调又是非常中国化的，建立在他对自身和国民党干部道德修养的期许之上，与“外国”的实际历史相去甚远。 对蒋介石而言，在语义和现实层面，也即在新生活运动的言论宣传和政策设计中“外国”与“现代文明”之间都有着等价关系。将“外国”作为中国的榜样，也即将“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蒋介石只是强调在日常生活层面仿效“外国人”，他坚信“外国”生活的道德内核还是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这显然与“外国”的实际情况有着不小的差距。“外国”虽然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榜样，但“现代文明”并非一个无文化属性的概念，因此，当蒋介石设计新生活运动效仿“外国”榜样时，并非完全在模仿“外国”，而是用“外国”做一个虚悬的目标，他又在其中注入了许多中国本土的元素。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标则在于使中国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从而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保存其民族强盛和国家独立。 四、丑化的镜子：“外国人”的凝视 蒋在新生活运动的宣传中所提到的“外国”，并不是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而是泛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优于中国的列强。就当时的世界图景而言，列强处于主宰地位，其他国家和民族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整个世界秩序其实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在此秩序中，中国是个岌岌可危的“半殖民”国家，由于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已不完整，日本在东北华北虎视眈眈，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因此，蒋介石相信，在帝国主义主宰的国际秩序中，国之为“国”的资格是需要争取的，而存亡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否则就有“亡国”之虞。而这种发奋强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成为其发动新生活运动最重要的驱动力。 黄金麟在《丑怪的装扮》一文中就指出了新生活运动是南京政府在这一“救亡图存”压力下的选择。他认为，由于南京政府当时无法用军事、经济或政治手段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困境，只能以新生活运动为权宜之计：“新生活事实上是一个十分救急性的运动。它虽然不能提供南京当局一个客观直接的脱困方案，它至少适度保持南京依旧企图有所作为（do something）的态势”；而新生活运动推行时，“以高度煽情、诅咒的口吻谴责人民的现有生活方式”，通过故意贬低中国平民的生活，将民众的生活视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在民众惯习和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之间造成紧张关系，也是为了使新生活运动规训民众生活获得合法性，增强国民党政权的权威。[29] 黄金麟在此文中大量引用了蒋介石谴责中国人既有生活的言论，但他忽略了一点，贬低和丑化中国人的生活是需要参照系的，而蒋介石采用的参照系往往就是“外国”，确切地说是作为列强的“外国”。这一未明言的预设使“外国”在蒋介石宣传新生活运动的话语构建中起到一个特殊的作用，也即用一种虚拟的“外国人的凝视”来贬低中国人的生活，从而使国家对民众生活的改造变得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批评中国人，早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就已经出现。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谈到，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不能“修身、齐家、治国”，所以才要来共管，使中国失去主权。而外国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欠缺修身的功夫，则是从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中看出来的，比如中国人到处喷涕吐痰，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这类日常细节的不检点，“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便瞧不起中国人。[30] 孙中山提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都还是他在海外亲身经历的， 蒋介石提到外国人的评判，很多时候却是虚拟的。比如，新生活运动开始前不久，蒋介石在杭州给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生讲演，就已经开始强调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其中他提到：“我刚才进饭厅的时候，门口就有痰和鼻涕，如果外国人，比方美国或意大利顾问他们看见，一定觉得这件事就可以表现我们民族的最野蛮，最没有教育！”他进而断言，如果中国人不能做好基本生活，“外国人要把我们当作野蛮民族，格外要来欺侮，压迫我们！”[31] 蒋介石其实是把自己对这些行为的评判，当成是外国人的评判，换言之，这是他已经将外国人的评判标准内化为了自我要求。新生活开始后，蒋介石还经常用外国人的评判来强调生活习惯的重要：“比方讲，禁止随地吐痰，就是新生活运动第一件要紧的事情。这件事已成中国人普通最不好的习惯，实在是最容易传染疾病，最妨害公共卫生，也是最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起的事情。我们提倡新生活，就是要先将这一类看似甚小而关系很大的不好事情改良。”[32] 外国人的评判的眼光，成了衡量中国人“旧”生活是否需要改变的标准。 外国人对中国人日常行为的评判，建立在西方的“文明观”上，而将此“文明观”进一步引申，就涉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也即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正当性。前面提到蒋在对航空学校毕业生的讲演中就曾提到，如果中国人不能做到生活习惯的“现代文明”，外国人就会把中国人当野蛮人欺侮压迫。这其实是默认了欺侮压迫“野蛮人”的正当性，而为了摆脱被欺侮压迫的命运，中国只有竭力摆脱“野蛮”的头衔。这也是新生活运动中经常出现的论述。比如，蒋介石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民众大会上如此说： 我们国家何以要被外国人侵略压迫？我们民族何以要被外国人轻视、欺侮？何以我们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要被外国人目为野蛮？我们个个人都应当要自己反省。首先从自己本身来看，我们的体格和精神是不是比得上外国人？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高大，一样强壮？再看我们一般同胞的智识、行动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懂规矩？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一举一动都能循规蹈矩，有礼守法？是不是事事物物都和外国人一样有条有理，清洁整齐？比方讲，我们穿的衣服，家里住的地方，或是学校里的课堂、宿舍、操场是不是和外国人一样整洁？在街上走的人是不是都和外国人一样有规矩——都靠左边走呢？是不是我们的同胞能够和外国人一样不随地吐痰？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同胞的生活，毫无规律，连这些很小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做到，而外国人都能做到，所以我们一般同胞要被人轻视，甚至整个民族，要被人欺侮！[33] 若按照这段话的逻辑，中国人受到轻视、欺侮的原因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而在中国人的“野蛮”和“弱小”，而中国人的“野蛮”和“弱小”，也只有在和外国人相比较的时候才突显出来。新生活运动对普通民众所要求的规矩清洁，无论是走路靠左还是不随地吐痰，都不是中国本土的习惯，而是按照外国人的公共行为标准。换言之，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将他所理解的外国人对中国人行为的评判标准，来评判中国人。虽然他号称新生活运动是为了恢复“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但在具体的生活要求方面，其实是相当西化的。 蒋介石想象了一种贬低中国人的“外国人的凝视”，他不仅没有批判这种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色彩的有偏见的“凝视”，而且还视之为理所当然，并内化为他对国民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或可称之为“自我殖民”或者“自我东方化”。在这一态度的主导下，他将“外国人”摆在高高在上的评判者的位置上，而他自己也与“外国人”站在一起，以“现代文明”自诩，鄙视中国人的“野蛮”，因而其与民众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疏离。也因为他已经默认了这一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不去反思“文明”欺侮奴役“野蛮”的正当性，反而责怪中国民众没有道德、不够文明，同时在国际关系上也难免隐忍妥协，期待通过被列强接纳成为一员，摆脱被侵略的命运。 五、余论：“文明”的幻像 《旧唐书·魏征传》记录了唐太宗在谏臣魏征死后的感叹：“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镜子的意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对于主体而言，镜子是他者，而通过镜子的映照，主体看到的是自身的再现（representation）。换言之，镜子的功能是为了让主体更好地认识自身，镜子的属性则决定了主体看到的是怎样的自己。对蒋介石而言，“外国”也是一面镜子。他对“外国”的了解并非全面、客观的，就好像是一面模糊扭曲的镜子，但这面镜子能让蒋介石从中看到了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看到了中国的不足。因此，“外国”这面镜子，对于新生活运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新”的生活，意味着转变，而蒋介石所期待的中国民众的转变，则是以“外国”为模版的。 正如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的，新生活运动虽然号称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为目标，但在具体的措施上，是颇为西化的。[34]“新生活”的内容包括个人卫生习惯、交通规则、公共行为规范等等，都是按照现代西方的标准来制定的。“外国”在蒋介石设计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在蒋介石看来，“外国”的“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固有道德”的镜像，两者是一体两面。正是通过这一镜像的关系，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合为了一体。而唯一保留下来的一组对立概念，就是“文明”与“野蛮”，这也正是“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的区别。 “文明”与“野蛮”这组对立概念中，“文明”作为形容词，有别于作为名词的“文明”（civilization），它暗示着世界上只存在唯一的文明标准，符合此文明标准的则被视为“文明”（civilized），否则便为“野蛮”（barbarian）。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的，这一“文明”的观点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首先提出，并成为欧洲人勾画世界秩序的标准：“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35] 蒋介石正是通过“外国”的镜像接受了这样一种“文明”观念，主动把中国加入到这场由西方人主宰的游戏中，而新生活运动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赢得这场游戏。他没有意识到“文明”的标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构建性，是列强用以为其帝国主义扩张、奴役其他弱小民族提供合法性的说辞。[36] 因此，新生活运动虽然以民族复兴为目的，但其顶层设计有着内在缺陷，将使中国受限于西方所规定的世界秩序，无法真正动员民众，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注释 [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54-170页。 [2] 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独立评论》1934年第95期，第18页。 [3] 左玉河：《论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第68-73页。 [4] 新生活运动中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运用，参见Arif Dirlik,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4 (August 1975), p. 975. 段瑞聡：『蒋介石と新生活運動』，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62-68页。新生活运动中对法西斯思想的模仿，参见〔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钱乘旦校：《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214-225页。新生活运动中对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精神的借用，参见James C. Thomas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51-195. [5] 关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参见黄自进：《蒋介石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阻力与助力之间：孙中山、蒋介石亲日、抗日50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8页。 [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262页。 [7] 同上，第417页。 [8] 山田辰雄：《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0页。 [9] 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10] 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11日。 [11]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1932年5月16日），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84年版，卷10，第542页。 [12]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第6页。 [13] 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25日。 [14] 蒋介石日记，1927年9月16日。 [15] 蒋介石喜欢举土耳其的例子来强调民族独立通过艰苦奋斗而战胜困难，获得最终成功，见他的演讲《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中国革命有成功无失败》（1934年6月1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239页。 [16]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72页。 [1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72-73页。 [18] 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独立评论》1934年第95期，第18页。 [19]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 第76页。 [20] 这一点恐怕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的核心观点，当天他在日记写道：“本日到纪念周训话，要社会军事化，学日人洗冷面吃冷饭，先与其生活相比较，然后再言其他。”（蒋介石日记，1934年2月19日） [21]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22] 蒋介石：《党政工作人员须知（二）》（1933年9月22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第472页。 [23] 《新生活运动纲要（初稿）》，《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年版，第106页。 [24] 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方法》（1934年11月19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584-585页。 [25] 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0页。 [26] 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9日。 [27] 蒋介石：《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1934年8月2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444-445页。这一演讲是在庐山军官团第二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28] 蒋介石：《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1934年8月25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445页。 [29] 黄金麟：《丑怪的装扮：新生活运动的政略分析》，《台湾社会研究》，1998年第6期，第163-203页。 [30]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卷，第248-249页。 [31] 蒋介石：《基本生活修养之重要》（1934年2月2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4-5页。 [32] 蒋介石：《唯时势能造英雄》（1934年11月7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580页。 [33] 蒋介石：《愿人人励行新生活》（1934年3月11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110-111页。 [34] 参见〔日〕深町英夫：《身体美学、公共意识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68-583页。 [3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36] 关于“文明等级”和世界秩序，及其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体系的联系，参见刘禾：《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