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时期][1]北京社会风尚与东南沿海地区大致相仿，呈现新旧杂陈、斑驳陆离的局面。但，风尚中趋新的出现较之东南沿海明显滞后，这既与西方生活方式在北京产生影响的时间略晚相关，也与它是满民族的聚居地、旧王朝的政治中心紧密相连。 一 晚清时代的北京主要流行新旧两种社会风尚。其旧，是在传统风尚框架内，或日趋浮华奢靡或维持淳朴风貌。其新，则指在西方文化的传播影响之下渐次发生的变化，随时间推移，渐成社会风尚的主流。本文重点论述变化的部分。兹分述如下： 其一、日趋浮华奢靡的趋向。 晚清北京风尚日趋“浇漓”，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相对提高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积淀的反礼法趋势的继承与发展。 嘉道以后，从公卿到部院大臣，无不“鲜衣怒马，华奢相高，舞女歌儿，奢淫相尚”。[2]各路豪门无不“竞尚奢靡”，“酒席宴会，转胜往时”。魏源《都中吟》道：“缠头金帛如云堆，人海缁尘无处浣；聊凭歌舞恣消遣，始笑西湖风月游”。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避战乱各商铺纷纷歇业，而“饭庄戏园依然逐日常开，嬉游佚乐之徒，犹是满堂满室”，议和之后更“仍复恬嬉”。[3]奢侈享乐需要大量金钱支持，所以，浮华奢靡的背后是争利贪冒，贿赂公行，致使官吏操守常不能自持。以至“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4]庚子前后承袭爵位的那彦图府邸辉煌自不待言，光是王爷一人冬天穿的、在清代被视为最珍贵的貂皮外褂就有53件之多。全家人不到30口，而雇佣的管家、听差、女仆、使女、马夫超过300人。打杂帮厨的不算，光高级厨师就有8个。那府仅吸食鸦片一项，每年费银12000元。而他的收入即使按王爷食双俸的最高标准也年仅4000两白银、俸米2000担。其它均来自地租、房租以及用不正当手段从各衙门贪污而来的钱。[5] 浮华奢靡影响世风士气。京城官场人浮于事，士风疲玩。“遇有交议并不集会，一任主稿衙门委之于司员书吏”，“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而已。[6]据说李慈铭捐官后在户部任主事20年，基本不入衙署办事，终日“争事冶游”，“酒罏对集，灯宴无虚”。即使耐住寂寞、守住气节、“性耽风雅”者，也“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7]当是时，京城文恬武嬉，官吏士大夫诗酒征逐为时尚。林则徐在给朋友信中说：“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京中之引人入邪，较之外间尤甚”。[8]“咸、同之际，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9]风气使然，京师“人士习染奢侈浮薄，深入骨髓”。[10] 越至晚近，上流社会各阶层愈风骨披靡。有人作“十字令”道：“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墙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11]所谓围墙马钓，即各种赌博游戏。其中以清末被称作“亡国奴戏”麻将为最。本来，麻将“起自宁波沿海一带，后渐染于各省，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12]“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所以，胡思敬议论士大夫玩好时曾说：“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幰中，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13]这些情况说明好麻雀牌已经成为官场与民间流行的一种风气。 以嗜利玩好为日常行事，造就了晚清京城追求奢华享乐的社会风尚。时人评论道：“数年来都门所见隶卒倡优之徒，服饰艳丽；负贩市侩之伍，舆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虽经禁约，全不遵守”。[14] 其二，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趋新。 晚清北京虽不像东南开埠城市那样受欧风美雨的强烈熏染，但是，各种涉外活动依然对世俗民风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逐渐促成趋新的社会风尚。而且，趋新还往往伴随崇洋的意味。越到晚近，趋新之风尚影响越大。 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15]赫德的影响作用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而且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譬如经他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其治下，同文馆的译书活动成为定制，所译书籍自行印刷，免费发送各级官员。这些书籍包括自然科学、各国法律、政治经济、世界历史等。[16]西书带来的思想观念变化显而易见。以荫生先后在工部、邮传部、大理院任主事、员外郎的孙宝瑄，甲午前后所读书目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应该是这种影响的证明。此前孙宝瑄主要读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17]甲午之后，所读书籍不仅包括时务，而且还包括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书籍。自1894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受西学影响，晚清中央各衙署大小司员今日谈铁路，明日论学堂，宪政、公法、权限等新名词腾于众人之口，以至于“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几等口头禅”。[18] 风尚与社会心理常互为因果。当人们为着某种目的接受一种新的风气时，总会引起部分人心理的变化，而此种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更多的人响应这种风气，恰如梁启超所说其始势甚微，“几莫之觉”，继而涨、涨、涨，形成潮流，“人鲜敢婴之”。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就是社会风尚。一部分风尚因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向相挈合，上下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各阶层纷起响应，晚清“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19]遂成浩荡潮流，带动社会全体同趋一致。晚清政治改革、体制变革以及新思想、新风尚彼此激荡，形成社会趋新的潮流，极大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广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在晚清这股社会大潮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社会风尚的变迁之于思想家如此，之于民众则是另一番景象。 普通民众的趋新常以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为特征。其影响常常来自西方衣食器物，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日常用语里带“洋”字的物品越来越多，诸如“洋布”、“洋火”、“洋铁壶”、“洋烟卷儿”、“洋取灯儿”，莫不带洋，以洋为尚。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它的变化一定程度反映着风尚的转移。庚子前后，京城“外贸风行，土布渐归淘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十有八九”。[20]不仅服装质地洋化，而且服装的裁剪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洋裁缝”。同光之间，受上海服饰之风熏染流行紧身合体的风格，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而这种风格的源头恰是西式服装。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罐头糖果也让人在细微之处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变化。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21]“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喝酒也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近在京畿的天津由于商业贸易饮食相对繁华，常常吸引京师的达官贵人，“群趋于津埠，呼庐喝雉，任意挥霍”，“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22] 在中国文化中，餐饮除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外还常常是应酬、社交甚至交易谈判的一种方式。庚子之后，西式餐饮在北京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报纸（如《大公报》），经常刊登西餐馆开张的广告，用环境幽雅、侍侯周到、各种西餐大菜和零点小吃可口方便招徕顾客。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23]以至“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24] 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大的还包括出行方式。庚子前后，外来人力车和西式马车逐渐取代原有的独轮小车和牛马之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报纸称：“人力车勃兴，无业者俱购一二辆出赁”，盈街塞路，大有垄断交通之势。[25]清末，汽车也开始进入北京，由于价格昂贵，能够消费者只有王公贵族。晚清时期，京师建筑虽不象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发生明显变化（除使馆区集中了一批洋楼和几座哥特式教堂外），但达官贵人竞相攀比布置西式家居。前举那王府便以进口沙发、钢琴和西式家具布置了一间完全洋派的会客厅。 衣食住行的崇洋趋新虽然只是风尚变化的外在形式，然而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却产生不小的影响。据报道，晚清时期“商人以售外货为荣，买客以购外货为乐”，“见为外货则趋之若骛，见为土货则弃之若遗”。[26]扣除外国商品倾销的因素，崇洋心态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清北京同全国一样弥漫着崇洋风气。洋货用多了，民间百姓自然而然形成机器胜过手工、洋货胜于土货的心理，于是从认知洋货，到认知外国，进而产生学西方思想，最后形成社会趋新的风尚，这是晚清思想变化和民间崇洋风气共同构筑的一种社会心理，也是中国从封闭转向开放的一种必然。于是，崇洋风气造就的趋新社会心理定式，为晚清社会的思想变动、价值观念的变动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 尽管晚清时代的北京同东南沿海、通商口岸一样出现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但其变化又有着自身特点。 1、趋新风尚的形成较之沿海通商口岸相对滞后 趋新风尚往往建立在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基础之上。就城市近代化发生的时间、发展的程度而言，北京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以及早期开埠的通商口岸。以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为例。上海1843年正式开埠，1845年始设外国租界，随即将各国近代化城市建设经验与实践移植过来。1848年，王韬写道：“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7]说明这时上海城市风貌较之其它城市已不大一样。上海的第一条碎石马路建于1862年，此后，修桥筑路成了上海市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方志说：“西乡（上海西南区——引者注）马路星罗棋布”，列数这里数十条道路的修缮、命名和管理情况。[28]1865年主要道路两侧安装煤气灯，并“以中华各省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29]道咸同年间，各国纷纷在上海开办邮政服务，各不统属，一直到大清邮政局成立，这些自办的邮政才有改观。1870年上海有了电线电报，1876年有了东洋人力车；1882年高级住宅区陆续安上电灯，1883年用上了自来水，1892年有了电话通讯……上海《法华乡志》这样说：“徐家汇在法华东南二里许，向为沪西荒僻地。清道光二十七年，法人建一天主堂……同治二年……又开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光绪十年……市房翻建楼房……三十四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间，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30]这段材料向我们描述了上海城市外观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同样的变化在北京则出现甚晚。1866年，总税务司署附设邮政，北京开始有近代意义上的邮政传递业务。东洋人力车则出现于庚子之后；第一条碎石路（南御河桥路）始建于1903年，一直到清末，北京陆续修建了88条、总长75公里的道路，然而，仍以土路为主。电话通于1903年，当时主要在宫廷及各王府，不过，次年就有了面向社会的公用电话。至于自来水更是到1908年才出现在部分街区。 新识见、新观念、新风尚建筑在新的生活方式基础之上。对大众而言，没有生活方式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就无缘产生。当上海城市生活初步近代化之时，人们先是受到强烈感官刺激，继而形成学西学崇洋趋新之风。许多文人笔记不约而同提到上海的变化“惊心眩目，应接不暇”。[31]接下来，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籍此以舒筋力。”[32]光绪二年，一位从事艺术的文人写道：“订定饭后同看铁路……乘车过大桥，见老幼男女。纷至沓来。细阅铁路之制……余当未经得见之时，不知火车铁路如何奇异，定须大费工力，而后能成。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33]光绪五年，江苏的一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先一日“购日本地球仪三厘，为高丈子上、龚文寿秋、莲侄买申昌馆书籍。”又一日，“至新报馆，订《西国近事报》一分，《新报》一分，托荔泉按月汇寄。”过了几天，他再次上街，“观印书籍……，谈及印字机一架祗五百元，大小铅字二副，约一千五百元上下。余意跃跃动，拟回时商诸同志。”[34] 与文人慨叹上海变化差不多同时，北京还是另一番景象。1866年总理衙门奏设天文算学馆，反对者盈声鼎沸。张盛藻慷慨陈词，认为重气节、讲礼仪才是救国之本，“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枪炮之理乎？”这一说法赢得“都中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街谈巷议无不以设天文算学馆为非，以至于前去报考者寥寥。甚至在天文算学馆成立之后，还发生了“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的事件。[35]19世纪70年代末，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大使准备赴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京湖南籍同乡耻与之为伍，时人辑成对子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守旧的事迹言论固然与京城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关，也与北京物质生活环境此时未发生多少变化紧密相连。70年代中期，一位驻京的外国人给朋友写信说：“内城满人住居之所萧条可怜，所有官署祠庙，皆衰倒败倾欹之状。民房市市，亦多如此，而且污秽堆积，更觉不堪。满汉居民，老幼男女，皆形容憔悴，衣履破烂，气象衰颓，直成荒凉世界”。[36]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生活现状能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更有甚者，1895年成立强学会之时，为了让与会者长见识、开眼界，维新派准备购置图书仪器邀人参观，梁启超回忆说，当时“为一世界地图……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37]诺大北京居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可见，此时京城书肆远没有南方城市那么多的时务书。1899年，顽固派把持了中央政权，除了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极力阻止新风气的流行，有报道说：“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38]这恐怕不是偶然现象。由于旧生活陋习的影响，20世纪初的报纸、官方告示以及城市管理法规还不得不一再规定市民要讲求卫生，不许随地便溺，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北京社会文化进步的步伐慢、程度低。 晚清时期北京风尚的变迁在起步阶段显得相当缓慢。这与人们所持的那种社会风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一变从新之印象大相径庭。[39] 2、起步虽晚但变化的速度快 就社会整体而言，近代以来北京地区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比沿海通商口岸略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商品经济、思想文化传播、渗透时间略晚的原因，也有北方民风偏于保守、风气不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处在清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思想文化控制远比其它地区严重这一客观事实。相反，沿海通商口岸或南方地区“天高皇帝远”（当然，相当多边远省份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天高皇帝远”而发生多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令不能得到及时下达或者贯彻，使得那些地区较之北京政治略为“宽松”。 但是，北京风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一旦发生的变化，其速度便相当之快。比如，出现于1898年、20世纪初年各地纷纷兴办的阅报公会，开始多数集中在南方地区，像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迟迟未能出现，其中最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对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思想控制、行政干预要严格得多，但是，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活动的开展，这种控制相对松动了。于是，1905年第一个公共阅报性质的报社在京设立，它是由书局、报社发起组织带有公益性质的阅报机构。此后，很快形成创建热潮。[40]当时不少人把报纸张之于大街通衢，致“来往观看者甚夥”，以致“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以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41]由此，公众参与时政、了解世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再以兴办新式学堂为例。近代新式教育始于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五口以及东南沿海陆续开办一些教会学校，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福音、宣传宗教为最高目的，但是，教学内容夹杂着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桥梁。北京出现教会学校的时间比东南沿海晚十几年，所办数量亦少，招收学生人数仅一二十名，其社会影响自然小得多。[42]19世纪60~70年代，北京只有一所国家级外语学校（同文馆）和寥寥几所设外语课的教会学校，而同时期上海等通商口岸开办的外语学校数量在24所以上。[43]下面这份材料，虽然不便作对比，但颇能说明一定问题。1842年，一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年轻人这样写道：“我现在在这所学校里受教于布朗先生。我当牢记他所讲授的一切。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前，我曾在中国学校读书，白白浪费了四年的光阴和金钱，除了知道几个人名外，一无所获。我在英国学校里读书，已有二年半的时间，我感到此间的收益，不啻万倍。这是因为他教人许多有用的知识，诸如天文、几何、代数、宗教真理……，而中国学校从来不教这些”。[44]显然，这样的认识在同时代京城书院山房中读书的学生根本无法想象。 20世纪初，情况有了变化。1903年《大公报》报道说：“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一（原文如此——引者）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45]再后，新事物如雨后春笋，浸染着新的时代气息。1906年北京各校联合举行运动会，引来不少观众。1907年京师大学堂举办运动会，前来参观的《泰晤士报》记者说：“我估计至少有五千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排队走向运动场。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外国式的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都是中国人，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46]青年学生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精神面貌给社会各阶层人很大的鼓舞。他们纷纷发表言论盛赞此举，认为：“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使吾国事事能如此进化，则二十年后其犹不能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47]文人日记里也记录了类似情况，1907年孙宝瑄在厂甸“观慈善会男女学童体操唱歌，凡入观者皆出银饼购券，别以优等及次优之坐”。[48]可见，当时去中小学参观体育、唱歌课是颇流行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活动，它使社会各界人士开阔了眼界。 再有，从竹枝词咏物的内容变化也可反映出起步晚、变速快的特点。以7种晚清北京竹枝词为例。从道光年间《都门杂咏》到宣统时《京华百二竹枝词》收录的上千首竹枝词中，道光时期竹枝词中有一首谈到大栅栏的“自鸣钟”、说到玻璃、眼镜各一首，还有一首提及不“耐穿”的洋布，其余所述风尚器用还是旧式的。大体可以说庚子以前的竹枝词，新风新物比较少见。而宣统以后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京华慷慨竹枝词》所辑则满目皆新，记录了从器物到机构、制度再到新学的种种变化，以至于辑录者感慨道：“大清宣统建元年，事事维新列眼前。”“世事幻其如梦，弹指即非……风移人往，奚跂沧桑……”[49]北京的种种变化，给民众带来强烈思想震荡，以至生出“年来旧学等灰尘”的慨叹。[50] 3、对全国风气变迁具有一定的昭示性 晚清北京新风尚大都源自于新的生活样式，近代化城市设施的兴建和使用，西学西艺的传播，新机构的设立、新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生活习惯，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信息量。它使人目不暇接，激活了人类本能之一——好奇心，于是很容易打破旧文化中保守的心理定式，形成一种适应时代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必然导致新风尚的形成，并借助大众传媒播扬四散，通过暗示、模仿、从众等心理途径把新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传给民众，形成带有普遍倾向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新生活。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乃至新的社会风尚。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对全国的昭示作用不言而喻。 1905年，京师大学堂举办建校以来第一届运动会，学校总监督张亨嘉发表文告说：“……京师首善之区，尤宜丕树风声，鼓舞士气”。运动会开幕之时，张亨嘉到会演讲，再次提到“天下普立学堂，而京师大学堂为之总汇，以为造就人才之极则，则凡德育、体育之方，不可不求其完备矣。今日特开运动大会，亦不外公表此宗旨以树中国学界风声而已”。[51]这样的期许也在当时的报刊中反映出来。[52]尽管京师大学堂运动会并不是近代中国学校运动会之始，但是以它的地位和规模，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至此体育尚武蔚然成风。 还是在1905年前后，北京、天津的巡警局为了推动城市治安和市政建设，发布了大量的白话文告，劝喻市民讲求卫生、移风易俗。此举颇受舆论推崇，《大公报》说：“告示张贴，必须令愚人易解始能有益。中国官场向拘文法，不肯稍易。示喻虽遍街巷而人不解识，遂成具文”，而白话告示“劝戒勉励，款洽叮咛，诚于地方大有裨益也”。[53]白话文告以明白晓畅的文字昭示文明，宣传卫生常识，一改过去文言体示喻远离民众的做法。如北京外城巡捕西分局的文告这样写到，“京师为首善地方。城内关外，大街小巷，应当干净整齐……近日人情懒惰，相习成风，秽物灰土，全向门前倾倒。前三门外，地窄人稠，街道更难洁净。不但外人瞧见不成模样，这种恶臭气味，令人受了最容易生病……可见打扫街道一事，是生死相关的。你等见了此谕，全要痛改前非……”[54]显然，以这样劝诱的口吻转移风俗，比用文言的行政命令更通俗明白。加强市政管理、推行近代化城市建设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当时不少文告强调应该纠正传统陋习，推进风俗改良，以期文明日进有功。应该说以白话的方式宣传教育民众，是移风易俗的好方式。它不仅著有实效，而且一定程度推进了白话代替文言以至于中国教育的平民化之历史进程。 晚清北京城市近代化建设与晚清新政齐头并进。它不仅一定程度改变了旧北京的城市外貌，而且对晚清近代化起了昭示带头作用。 三 风尚在反映时代变迁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晚清社会变迁，有助于加深对晚清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以及其他变革的认识。 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建之于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基础之上，没有社会风尚的变化，没有风尚变化给人们思想带来的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就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宏观地看，晚清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社会心理做铺垫，就不那么容易成功。反之，如果没有事先做好民众的观念转变工作，没有让民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甚至在广大群众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哪怕只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都是不易成功的。当然，就全国整体而言，社会风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变化又只能在政治变革成功之后。比如辛亥革命以后，甚至民国二十年以后，广大内地城乡才逐渐发生深刻的社会风尚转移，才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变迁。这一点又是中国特殊的环境造成的。 总体说来，晚清时代的北京风尚有了趋新之势，但是对其量其质以及发展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如，20世纪初十年，北京出现了照相、西餐馆、公园、电影、时装新戏、体育运动会、马戏表演等新的餐饮娱乐方式，甚至还有了整容等新行业，引得“贵胄名族联翩而至”。[55]。但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数量上并不占优，真正大众化的娱乐活动还是抖空竹、放风筝、斗蟋蟀、养鸽子养鸟、听京戏、玩票……李声振丙戌（1886）年间辑录的《百戏竹枝词》所述游戏活动除“影戏”内容不甚了了外，其余全部是旧式玩好。更晚近一些的笔记也说：“京师人好听戏，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京都戏园，正厅名曰‘池子’，长桌、长凳挨次横列，看客布衣短褐，皆赶车之流，无一正经体面人”。[56]宣统年间竹枝词说：“三十年间尚记曾，戏园加凳偶然能。而今日日都如此，中国真堪富庶称”。“夜戏公然见帝京，争将歌舞绘承平。缘何不许金吾禁，都有章章义务名”，以此可见清末京师演戏之盛。[57]娱乐休闲如此，其它方面的变化也是有限度的。 1922年，北京高师学生曾经做过民意调查，题目是“中国有许多不良风俗和习惯，你觉得哪一项应当改良”，结果“以关于婚姻者最多，有106票；缠足次之，80票；迷信又次之，50票”。当时人们眼中的旧风习还包括旧的家庭制度、吸食鸦片、男女交际不公开、旧式礼仪等。[58]调查结果一定程度说明社会风尚变化的迟缓与滞后。另据留心风尚的人观察，迟至20世纪30年代初，冬天“逛庙”（赶庙会）的各色人等，“有穿黑布大棉袄、头戴白毡帽或头上包着羊肚子手巾的老乡；有穿毛蓝布罩衫、头戴海虎绒帽子、外罩黑洋缎大棉坎肩的老太太；有身穿阴丹士林大褂内着花缎棉袍、围着大红包头围巾、脚穿黑大绒骆驼鞍棉鞋的小媳妇……各式各样的人挤来挤去，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老北京’……太‘洋’派的人是比较少的”。[59]20世纪20~30年代尚且如此，晚清情况更可以想见。翻开清末民国年间地方志，很多变化发生在民国以后，甚至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八年以后，才有近代影响的痕迹。离城区很近的顺义县，民国十二年（1923）才在主要干道上修了汽车路，其它地方仍以土路为主。作为京城门户的通县，民国三十年的方志里记录的婚姻情况仍然是“择门第之相称，凭媒妁以联姻”。[60] 总起来说，不变的东西多于变化了的东西，即使是变了的那一部分，也不都是一变从新。变化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响应这些变化的往往是官吏阶层、新知识阶层。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随着庙堂兴废、政权鼎革而结束，而是随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继续向前发展，在更广阔的时代场景中，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风貌。 （资料来源：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