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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戊戌变法史这一研究领域，从来不乏批判性观点；但在批判性反思之后，发掘新史料（特别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重建新史实者，洵不易觏。茅海建先生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在此一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本文在介绍该书研究特色及其学术贡献的同时，重点抓住张之洞的情报网络，及该书揭橥的晚清中国的人情世故和官场百态，做出引申性补充说明，认为茅先生该书不仅成功揭示了戊戌变法的“另面”，也生动诠释了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另面”、晚清官场的“另面”，丰富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内容，提示了晚清史研究的新路径。 关键词：戊戌变法; 张之洞档案; 康有为;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 全文阅读 尽管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初以晚清政治史打头，但经过数十年蓬勃发展，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已明显下降。这一则是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精耕细作，在不少学界同仁看来，已少有空白可挖；二则随着晚清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及民国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在相当程度上分流了人们对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兴趣。不过，茅海建先生在晚清政治史领域的系列研究成果，往往都能引起近代史学界的瞩目。《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下简称《另面》）一书也不例外。 相对于传统戊戌变法史研究，主要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留下的史料为基础，建立起对这一事件的叙事结构、政治评判以至大众认识有所不同，《另面》主要是建筑在对“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之上。尽管此前汤志钧、黄彰健、孔祥吉诸先生都曾相继揭露康、梁在其著作中的作伪，却一直苦于缺乏足量的新史料可供其另辟蹊径。正因为如此，当作者读到“张之洞档案”（以下简称“张档”）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大批史料时，会“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寻多年的目标突然出现时的那种心跳加速、喜出望外。”[①] 一、“张之洞档案”揭橥的戊戌史事 自1998年涉足戊戌变法史研究以来，茅海建先生通过系统发掘海峡两岸所藏清宫档案、总理衙门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及康有为《我史》手稿本，在“公车上书”、“戊戌政变”等学界公认的关键性历史问题上，接连有所斩获。如今他又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成功揭示了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与细节，走到史实重建的前列。 作者总结他阅读“张档”最突出的感受是：“这批史料给今人提供了研究戊戌变法的新角度。”首先，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为首的两湖集团是甲午战后清朝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为主张改革的团体。当人们从“张档”中看到张之洞、陈宝箴及当时一些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敌对态度时，似可更加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其二，“张档”的发现，使研究者得以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看待甲午战后的中国改革，更易于察觉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其三，“张档”数量大，内容庞杂，甚至不乏政治高层的核心机密，有助于澄清戊戌前后迷乱的政情与舆情，也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②]换言之，《另面》既试图揭示传统戊戌变法史研究较少触及的领域，也有助于增进对变法“正面”的理解，为最终构建完整的戊戌变法影像，迈出具有贡献性的关键一步。 为使更多读者能够了解，更多研究者能够利用“张档”，作者特别选取了“阅读笔记”的写作形式，并加以详细注释，从而赋予《另面》研究性与史料性兼具的双重特征，也很适合初学者借以揣摩治学的路径。尽管受资料保存的客观局限，该书在章节设置上，很难如一般历史类著作那样结构匀称、环环相扣，但其内在理路无不紧扣“戊戌变法”这一总的研究核心。 张之洞、康有为两派各自的内幕及其对立情形，是《另面》着墨最多之处。这主要包含五幅历史图景：一、戊戌前后张之洞围绕康有为和高层政局进行的系统细致的情报刺探工作，特别是他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情报网，具有快捷、保密性强、准确性较高的特点；二、张在其幕僚协助下抛出《劝学篇》以“刺康”、“抵康”，在京城内外产生巨大的舆论效应；三、张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进行干预，并与陈宝箴联手夺回科举改革的发言权，陈还积极保举张的班底乃至推荐张入京，以钳制“康党”；四、为争夺重要舆论工具《时务报》，张联合帝师孙家鼐，与康有为、黄遵宪等展开拉锯战；五、“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一派从舆论、政治和外交上全面围剿“康党”，并对其外围人员进行分化打击。 由此，《另面》成功说明：戊戌前后，康有为一派最可怕的敌人，或许并非是他们攻击为“顽固派”的荣禄、刚毅、许应骙、徐桐乃至慈禧太后，而是远远坐镇湖北，却将眼线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插到康有为眼皮底下的张之洞。当时张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厌弃是如此之深，以至并广东人和公羊学者也一并排斥。这在他给亲信的函电中可鲜活反映出来： 闻奉直学堂请一教习，系广东人，速询明何姓名？系康有为门人否？若系康徒，乃邪教会匪，与广东逆匪孙文勾通，确有实据，将来恐受累。万不可请。 今既无粤人，甚善，甚慰。 闻张君锡恭系讲公羊，如此则于书院既不相宜，前电请作罢论。[③] 张之洞的幕僚也皆以撰文批康为时尚，他们还经常非议康的人品与学术，换言之，“任何反对康有为的做法都得到了赞许”。[④]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向是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另面》迎难而上，逐一梳理张之洞与戊戌诸人物错综复杂的关联，除张、康对立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链条外，还重点勾勒了张阵营内部的人事结构，特别是张权、张彬、张检、杨锐、黄绍箕、梁鼎芬的位置与作用，张与陈宝箴的政治盟谊，与黄遵宪、容闳、刘鹗、于荫霖及谭继洵、谭嗣同父子的恩怨离合，等等。 以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为例，《另面》援引张、杨之间的来往函电，证明杨是张的得意门生和多年的心腹。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杨常驻北京，为张提供各类政治情报和办理各项事务，充当其“坐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杨还与刘光第联手，说服大学士徐桐保荐张之洞召京，以制衡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不过由于“沙市事件”和翁氏的阻挠，张最终未能成行。“百日维新”期间，杨形迹上接近“康党”，实则听命于张；张也如常向杨下达各类指示，并劝其留京应“经济特科”。“戊戌政变”后，杨被捕，张动员各方面的关系积极营救，甚至因杨的遇难，迁怒黄遵宪。康所谓“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杨等六人，以求避党祸”[⑤]的说法，不可信。 针对学界广泛关注的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关系，《另面》也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详细考察光绪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86～1898）十余年间，张、陈二人的交际，该书成功说明陈是张志同道合的僚属和政治盟友，且在学术、政治思想上亦大体一致。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张因不满《湘学新报》（后更名《湘学报》）宣扬“康学”，下手干预，陈也给予了配合。“百日维新”期间，陈上奏保举张的班底，并与张联衔上奏改革科举，有抵制“康学”之意。此外，陈还奏请光绪帝下旨，命康将其《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及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入京，钳制“康党”。由于御史黄均隆的不实弹章，慈禧太后误以为陈曾保举康有为而将之革职，张则根据陈的请求，辗转保全了湖南保卫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每幅历史图景背后，无不穿插着作者严谨雅致的细节考据。细节考据，是茅先生戊戌变法研究的一贯特色。他之所以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心力，执着于对“戊戌变法”细节问题的厘清，正源于他在该领域耕耘多年的心得： 毫无疑问，戊戌变法是一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然其时间又极为短暂，跌宕起伏，大升大降；千钧一发之机，婉转曲折之密，似又皆藏于细节之中，有待于后来者去感觉与发现。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并非所有的历史细节都需要考察，历史的空白常常表现为必须，无需去填满，方显其自然；但对戊戌变法来说，若不由历史细节入手，反复精思缜量，似不能识其大，见其全，以解读其中的真原因，以感受其中的真意义。[⑥] 不过，在进行细节考据的同时，作者心头始终萦绕着对“百日维新”历史命运的深刻关切。以对《时务报》的考察为例，他的着眼点其实是这样的：“从对《时务报》到《昌言报》这一事件的史料集中阅读，让我感到，康有为及其一派似在政治上相当孤立，清政府中好像没有什么人，尤其是高官，会全力支持他们。仅仅只是一个黄遵宪，显然是不够的，且黄在政变后还向张特别表明其非为康党。康有为的敌人，似乎不仅仅是慈禧太后及其极端保守派；在本次事件中多次出场的张之洞、汪康年、孙家鼐、梁鼎芬、钱恂、陈庆年、汪大燮、黄绍箕、陈三立……以及出场次数最少的章太炎，都是主张改革而不是反对改革的，都对康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由此观察和思考，‘百日维新’的命运还真不太妙。”[⑦] 综上所述，《另面》通过对“张档”的系统阅读与细节考据，澄清了戊戌变法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关键内容，拓宽了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视野。该书既沿袭了作者注重历史细节的一贯风格，又慷慨披露了“张档”中发现的诸多新史料，充分展现了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和立体性。不过，诚如作者所言，由于史料保存的客观原因，“张档”也给我们留下些许遗憾：“张之洞下达的指令，确属戊戌变法中的关节点，如能看到张权、张检、黄绍箕等人的复电，自可解开变法过程中的许多迷点，重建诸多重要史实，甚至有可能直接解开戊戌政变的迷团；可我在‘张档’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复电，这不由得让我极度失望。”[⑧] 二、勘破戊戌前后张之洞的情报网络 对于张之洞情报网络的悉心勾勒，几乎贯穿《另面》的各个章节。凡此，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体察戊戌变法的主要关节点，说明戊戌前后迷乱的政情与舆情，也可前所未有地走进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内心，洞悉他的政治人脉与为官之道。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心知肚明”，但受资料所限，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往往只能“点到即止”的领域。 戊戌前后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其仕途发展的关键期。受甲午战败的冲击，原先在晚清政坛上长期充任主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势，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势力相对放大。尤其张之洞，凭借旗帜鲜明的改革理念和脚踏实地的改革实践，不仅赢得独步一方的政治筹码，也成为许多官绅士子景仰的政治偶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张最终未能成功挤入中枢政坛，但其始终身在湖北，心系国运，在各地广布眼线，着力搜集各类情报，以便随时掌握舆论动向和政治风向，制定进退应对之方。 张之洞的情报网络，相当程度上即反映了他的政治人脉，包括其亲属、幕僚、师友、门生、属臣、家臣及其熟识、仰慕者等，既有临时为其所用者，也有其专门雇佣的情报员（如天津委员巢凤冈、上海委员曾磐）。其情报网络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主要通讯手段是电报、信函；尤其电报，以其方便、快捷、可靠的优点，最为张之洞所看重。至于信函，早期或经由驿站传送，或经由折差稍带，迨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大清邮政官局正式投入运营后，也每每通过邮局递送。 为确保其情报网络的准确性、保密性和快捷性，张之洞很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先说准确性。情报网络的准确程度与情报人员的选用直接相关。由“张档”可知，张对其坐京、坐津、坐沪三地人选，一向都是精心挑选、层层布置，并且赋予其各自不同的情报定位。当然，其情报人员的水平也有高下轩轾之分。相对而言，杨锐、张权、张检、张彬、黄绍箕、钱恂、赵凤昌、盛宣怀等人的情报价值最高，甚至可以攫获政治高层的核心机密。对此，《另面》已有过详细解读、评估，不予赘述。 需要重点考察的，是张之洞对其情报网络保密性的悉心维护。时人来往电报，往往会在电文中注明发电人、收电人。然而戊戌前后，为确保其重要电文的保密性和联络双方的安全，张之洞对于重要情报渠道，皆亲自约明来往密电代号。如指示张权：“以后此间密电下署‘迂’字，汝来电署‘可’字。”指示杨锐转告沈曾植、张彬，“以后来电勿庸书名。”发电黄绍箕：“以后敝处密电署‘拙’字，来电下款署何字？并示。或‘绥’字亦可。”发电钱恂：“以后敝处密电下署‘愚’字，来电下署‘心’字。”[⑨]等等。戊戌前后，张之洞主要来往密电代号如下表所示： 表1 戊戌前后张之洞来往密电代号对照表
除对联络双方的身份以代号形式加密外，有些重要电报，张之洞还会不厌其烦，叮嘱对方阅后销毁。如为避免被“康党”抓住其协助汪康年争夺《时务报》的把柄，张特意叮嘱赵凤昌，转送汪康年一阅后，“索回付丙”。又，发电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发电黄绍箕：“此电及各处来往电，务即付丙。”杨锐被捕后，张之洞除动员各方关系营救外，也非常担心杨锐家藏文件的外流，曾提醒张权：“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而为防止黄绍箕遭到顽固派暗算，张也叮嘱黄：“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⑩] 反情报侦探，当然也是张之洞非常在意的。甲午战争后期，为游说法国出面保卫台湾，张曾特地发电驻津粮台胡燏棻：“兹有电奏一件，万分紧要，必须秘密。天津奸细太多，恐漏泄，只可用尊处密电本寄呈。请照录，专差飞速送呈总署。”[11]戊戌正月，为防止康有为刺探己方情报，张专电叮嘱杨锐：“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12]而对于“坐津”巢凤冈同时发电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做法，张也随即提出严厉批评：“此后若非明发事件，凡有关系大局者，只可密电本部堂衙门，断不宜分电司道各署，免致播扬。切要。即电复。”[13] 除保密性外，张之洞对于情报网络的快捷性也有着强烈诉求。作者在征引“张档”时，特意将其来往电报的收发电日期、电报韵目代日等一并抄录，为我们统计张氏信息网络的快捷性提供巨大方便。依照“张档”的收发电时间差可知：戊戌时期，从京师、天津到武昌的电报，急电当日或隔日到，慢者5～7日内到；而从上海到武昌的电报，最快4个多小时就能收到！倘若经由驿站马递，如折奏、信函之类，一般20多天才能收到。正因为如此，急需紧急情报时，张会特别叮嘱对方急电速复。如“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发电杨锐，命其将电报中相关事宜“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当听闻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的消息后，张也叮嘱汪康年，复电时“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14]正因为如此，张氏此期许多电报都被冠以“急”、“千急”、“万急”或“急、急”、“急、急、急”字样。 表2 电报韵目代日表[15] （注：其中韵代日均为阴历）
为维护其庞大的信息网络，张之洞自然花费了不少金钱，尤其是电报费。晚清电报费用极其昂贵，即便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官电联络，也限定字数不能过多。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张之洞还曾因电奏过长，遭到朝廷申斥，要求“嗣后如有电奏，非数百字可尽者，即具折以闻。”[16]不过张本人从不在电报费上斤斤计较。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张之洞发电其侄张检：“垫款及电费三百金、秋节五十金，百川已汇。以后如有必需用款，可向百川取。”“百日维新”期间，张又通过幕僚叮嘱乔树枏：“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戊戌政变”前夜，张还致电幕僚钱恂：“以后发电宜详明，万勿过简练，易误解。尤必添加‘急’字。电费可开报。望用急电即复。”[17]即使远洋电报，一旦有所需求，张也不惜一掷千金。如甲午战争期间，为方便与驻俄公使许景澄的电报联络，张也发电许：“电费过巨，已交德华汇三千金至德使馆为军务电费。”[18]而为方便与美国容闳的联络，张一气汇给容闳托人、车船、电报等项银1万两。[19]换言之，在张之洞的消费单上，电报及其他通讯费用必然是一项巨额开销。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当时不仅张之洞，各地督抚在京师及重要地区，可能也都派有坐探，尽管他们未必像张这样，手伸得如此之长。《另面》曾引《巢凤冈传稿》，说明巢曾“受十一省督抚之聘，为驻津外交情报。”[20]而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曹和济也曾奉河南巡抚刘树堂之命，赴天津坐探中日军情五阅月，并撰成《津门奉使纪闻》。在该书中，曹氏交代，其内容除得自亲历亲闻外，还“会集江、浙、闽、粤先到之刺探诸君，又采诸舆评”撰就。这透露当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也均有“坐探”驻津。而李鸿章对各省督抚，尤其张之洞，将其情报网络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情形，也是心知肚明，曾感慨“胡云楣是南洋坐探”云云。[21]“胡云楣”，即胡燏棻，时负责督办驻津粮台。胡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却经常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暗通款曲，由此也可窥见当时张氏坐大、李氏失势情形之一斑。 三、现实版“官场现形记” 不同于李宝嘉以嬉笑怒骂的辛辣手笔勾勒出的晚清《官场现形记》，茅著在披露“戊戌变法的另面”的同时，也以其特有的稳健平实笔调，描绘出另一幅现实版的，却更加令人信服的晚清“官场现形记”。张之洞是这幅系列图景的当然主角。不过，这里所展现的张之洞，既不同于“正史”和一般学术论著塑造的那个高居庙堂之上，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身为大清“儒臣”、“忠臣”、“重臣”的张之洞，也不同于晚清民国笔记小说中，充斥着各种道听途说、荒诞不经情节的张之洞“故事”，而是晚清政坛上实际生活过的张之洞。他通人情，懂事故，明时势，擅权谋，有理智也有意气，有媚俗也有坚持，有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一面，也有简单冲动、直截坦率的一面。或许只有透过这样的张之洞，我们才能最大程度贴近晚清官场，贴近真实的历史。 以下从四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公事与私谊 戊戌前后，尽管张之洞享有很高的政治声望，且深受慈禧太后、光绪帝信重，但他与各方的关系并非尽皆融洽。当其因公事不得不与并不熟悉的官员，乃至其政敌打交道时，往往不得不借助私谊辗转达成目的。 《另面》揭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期间，张曾利用湖北布政使陈宝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及湘系将领的交谊，从江南调来大炮、水雷等重要军火。翌年，张署理两江总督，陈调任直隶布政使，张又依托陈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故交，省却江南方面十余万两的军费供应。《另面》还不惮其烦地描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托请名医陈秉钧进京为军机大臣李鸿藻诊病一事，意在说明李是当时张在朝中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和靠山。迨至姐夫鹿传霖就任军机大臣之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张也往往事先与鹿沟通，以便尽可能地迎合当朝。当迫不得已与政敌翁同龢打交道时，张则往往借助属僚江西候补道恽祖祁与翁的世交，向后者施加影响。如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张致电恽，命其就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游说法国保卫台湾一事，请翁出面主持时，坦言“鄙人言不足重，阁下电恳常熟主持方有益”。[22]而同年九月张给翁的一封去函，也点明：“数月来，每有托恽莘耘观察处转达之件，均得领悉尊指。”[23]此外，在芦汉铁路承办案与汉阳铁厂报销案中，张也是刻意利用盛宣怀与翁的世交，才成功达其目的。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晚清官场，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事先的私下沟通，而私谊的有无及深厚与否，是一层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二、保举与人脉 正因为私谊的作用如此关键，在晚清官场，稍有头脑的政治人物，无不致力于对其政治人脉的扩展与经营；保举是一条重要途径。甲午至戊戌年间，张之洞多次上奏保举人才。从其开列的一连串保举名单，我们既能大致了解其政治班底的构成，也能窥知他是如何巧妙地拓展人脉。 在张的保举链条中，他最重视的是其幕僚、清流同党及两湖的官员，而对于江浙、直隶等地的优秀人才，他也同样有心拉拢。除因事保奖（如征收钱漕、办厂、办堤、筹赈、劝捐、办学、剿匪出力之类）、职缺升补、甄别密考等常规性保举不计外，他还遵旨或自行保举了不少人才。如下表所示： 表3 甲午至己亥年间（1894—1899年）张之洞专项保举表[24]
除自行保举外，在此期间，张也颇得益于陈宝箴的保举。《另面》一书罗列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陈的保举名单，不少都是张的亲信好友。而同年八月初七日，陈发电总理衙门，保举张入京，钳制“康党”，更是二人在政治上同气连枝的最佳说明。[25] 三、送礼与进贡 尽管张之洞号为“廉吏”，但其之所以能在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坛长期顺风顺水，除个人的杰出才能外，也要看到其媚世从俗乃至屈从于政治“潜规则”的一面；送礼即其一。光绪二十四年张彬来函透露，每届冬令，张之洞都会向天津同乡京官致送“节敬”。[26]翌年春，张之洞又命其侄张检向总理衙门章京、总办、帮总办等补送“炭敬”数百金。这一礼项显然也是常规性的。[27]此外，对于特别赏识的人才，张也会主动施予恩惠。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冬，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丁忧，有意在两湖书院或经心书院谋取教职，虽教席已满，张仍表示愿每年赠送乾修600两。对于给事中洪良品，张也同样派送乾修，予以笼络。[28] 除《另面》外，茅先生《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晚清上流社会的一个侧面》一文，更集中反映了张的送礼情况。由该文可知，亲友、同乡、清流同党、中枢官员，是张的重点送礼对象。此外，为左右中外舆论，张也主动或应邀送出不少津贴；为办理外交的需要，他还会向外国政要和重要机构送礼。而为了表达对慈禧太后的效忠，每逢其寿诞或有所需求时，张更是会精心置备贡品，绝不落于人后。正如作者所感慨：“张之洞是讲理学的人，终生不贪，通过考察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余年进贡、送礼的情况，似可推测晚清官场的腐败速度与程度，谁都无法以清白来处世。”[29]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所作所为，更直截揭示了戊戌时期政治核心层的腐败程度：“李玉坡谓，其（按：张荫桓）自受惊后，破费二百三十万。三十万系应酬近侍者。（玉坡言，渠先未知应酬内监，彼等颇有与之为难者，经此事后方知。于是大加津润，其位遂愈固矣。每召见一次，赏赐千余金）”[30] 四、“查无实据” 官官相护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依照清朝职官制度，为处理违法失职的高级官员，朝廷往往责成相关部院或督抚大员依照相关弹劾进行调查取证，以便追究其政治或法律责任。然而晚清官场各类弹劾案虽然累累难计，从实际处理情况来看，却往往都以“查无实据”含混了之。 《另面》撷取的光绪十九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湖广总督张之洞被劾案的处理，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31]当时对张之洞派赴两江的差官周耀崑，刘坤一明白表示：“我不派人细查，并非客气，公事只配如此。前经派人赴鄂走过一次，亦不过公事面子如此。”[32]“公事只配如此”、“亦不过公事面子”云云，形象道出了当时官场官官相护的流行心理。诚如作者分析：“清代官员被劾受查，大多查无实据，关键在于幕后的种种交易，但极少能见到此类交易的确据，正因为如此，此一《问答节略》显得十分珍贵。刘坤一，中兴名臣，做事不会下贱，张之洞以‘公忠体国’自许，更不会自我作贱，两人之间的交易，也绝不能将之与当时官场政以贿成的举动相类比。从《问答节略》的内容来看，两人更多是官官相护、心照不宣。”[33] 除以上列举者外，《另面》中许多看似轻描淡写的简短评论背后，其实都渗透着作者对于晚清官场规则的洞察和把握。如其解释于荫霖出任湖北巡抚一事，称：“朝中似有人予以特别关照。他们知道张、于关系甚好，本是一条船上的人，相互欣赏，自然可以同舟共济。”[34]又如，该书分析张之洞之所以未当面揭穿刘鹗申办芦汉铁路时“空手套白狼”的拙劣手段，称：“在当时的官场中，此类人士神通广大，也不知背后又藏有何路神仙，张也不想将事情闹大”。[35]再如，该书解释邱菽园公开刊文与康有为断交的原因称：“若无张之洞的策反工作，邱菽园已与康有为一派交恶，大约也会遵循‘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之古意，不会在《天南新报》及其他报刊上公开指责康有为。”[36] 最后，再谈一个看似微小却很值得玩味的问题。在标注晚清人物年龄时，学者们往往时感困惑。因为同一当事人在不同场合对于自己的年龄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描述。如《另面》介绍陈宝箴时称：陈光绪二十一年履历单，自称63虚岁，则应生于1833年；而其子陈三立撰《先府君行状》，范当世作《墓志铭》，皆称陈享年70虚岁，即应生于1831年。[37]又如胡燏棻光绪二十年履历单，自称55虚岁；[38]翌年十二月十六日直隶总督王文韶日记，却称当日为胡氏六十寿辰，专诚祝之。[39]新近笔者发现的两条史料，有助于廓清这一疑团：一为那桐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日记载：“寿康号锡澄，官年廿三岁，都察院候补都事，实年十九岁”；[40]一为邓华熙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陛见时陈明：“臣官册填六十七，实年七十。”[41]原来时人年龄往往有“官年”、“实年”之分，为参加科举和入仕的需要，不少人在向官方上报年龄时，往往刻意抬高或削减几岁。这也算是晚清官场的又一真实注脚吧。 余 话 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里，与各色政治人物在公众面前的堂皇表演相比，他们在幕后的互通声气、相互妥协乃至暗布杀招，或许更加关键。尽管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但在“正史”或一般学术论著里，或出于政治上的禁忌，或受制于资料所限，往往很少也很难就此深入展开。茅先生新著《另面》，却通过系统挖掘“张档”，尝试走进历史的幕后，揭示戊戌变法的“另面”，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另面”，晚清官场的“另面”，成为晚清政治史领域的又一创新之作。同时，由于作者在选取史料时别具匠心，笔锋生动鲜活，并无一般学术书籍那般“口吐真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在考证类文章中，亦属相对轻松的题材。 就戊戌前后的政治形势而言，在各省督抚大员中，惟有张之洞与康有为有过最直接、密切的交往，并且刻意搜集过“康党”在此一时段的相关情报。正因为如此，通过“张档”解读戊戌前后诸史事，无疑是再恰当不过的观察视角。由此既能印证或推翻康、梁等人的许多一面之词，澄清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诸多疑问，也再次证明“康党”在当时的巨大政治影响力。除在史料的选取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上多有新意外，《另面》还通过逐一考证张之洞来往函电的日期、通讯双方的身份及其不同版本等，提示了档案整理工作中的诸多窾要。作者之所以在此问题上不厌其烦，除服从自身的研究需要和方便学界同人共享外，也是为推进对“张档”的深化整理，唤起各方对“张之洞阵营”相关人员信札电报的重视。用作者的原话讲，即：“我一直以为，它们有可能还存世，只是因其无抬头、无署名、无日期而未被人所识所重，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角落里，静静地睡觉。”[42] 从《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到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的另面》，这种种由面到点、由点到面的循环研究过程，茅先生在过去十余年间在戊戌变法史领域留下一连串默默奋斗的足迹。尽管近年来为服从戊戌变法研究的需要，他不得不陷入攻坚战，纠结于一系列行文艰涩、注释密集的繁琐考证，不过其最终目的始终是要重新“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43]作为茅先生的忠实读者，我们也同样祝愿这束光能够早点照到他的身上。 注释： 本文修改过程中，承复旦大学副教授戴海斌、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孙明批评指正，谨此致谢。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以下简称“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4页。 [②] 《另面》“前言”，第4—5页。 [③] 《另面》，第129、349页。 [④] 《另面》，第36页。 [⑤] 《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1900年10月，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谭”，谭嗣同;“杨”，杨锐。 [⑥] 茅海建:《历史的细节》，《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11日。 [⑦] 《另面》，第298页。 [⑧] 《另面》，第194页。 [⑨] 《另面》，第191、158、192、207页。 [⑩] 《另面》，第286、183、192、176、193页。 [11] 《另面》，第139页注释2。 [12] 《另面》，第158页。 [13] 《另面》，第218页“注释1”。 [14] 《另面》，第157、265页。 [15] 转引自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页。 [16] 总署来电，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页。 [17] 《另面》，第122、163、204页。 [18]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丑刻发，《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08页。 [19] 《另面》，第439页。 [20] 《另面》，第215页。 [21] 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165页。 [22] 致汉口恽道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312页。“常熟”，翁同龢。 [23] 致翁叔平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68页。“恽莘耘”，恽祖祁。 [24] 资料来源:《张之洞全集》第3、4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朱批奏折”，《湘报》。又，可参考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5] 《另面》，第338—340、371—372页。 [26] 《另面》，第120、128页。 [27] 《另面》，第161页。 [28] 《另面》，第142页。 [29] 《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 [30] 《另面》，第83页。“李玉坡”，军机章京李荫銮。 [31] 《另面》，第428—434页。 [32] 《另面》，第430页。 [33] 《另面》，第431页。 [34] 《另面》，第400页。 [35] 《另面》，第472页。 [36] 《另面》，第531页。 [37] 《另面》，第301页。 [38] 《胡燏棻光绪二十年履历单》，秦国经主编、唐益年，叶秀云副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749页。 [3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8页。 [4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41] 马莎整理:《邓华熙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 [42] 《另面》，第185—186页。 [43] 茅海建:《历史的细节》，《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