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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全文 蒋介石研究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特别是随着近十几年来两岸学者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蒋介石日记的逐步开放和整理（台湾学者已将蒋氏日记列入出版计划），蒋介石研究呈现热潮，有关蒋介石的著作从质量、数量上均有所提高。本文仅就1987年至2012年的中国大陆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论文做一综述。 （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局部抗战时期 1927年秋访日在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中颇为重要。郭曦晓经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指出：蒋介石1927年访日是其亲日外交路线的体现。由于日本政府决意实行扶植奉系军阀、分离满蒙的侵华方针，蒋介石访日未能和日方达成谅解，以失败告终。济南惨案更直接宣示了其亲日路线的破产。[①] 谢树坤、陈瑾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华北事变后对日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总体上看，其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反应逐渐趋于强势，对亲日派由合作联盟到关系破裂；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由反对和镇压到默认和不管；对苏联由反对到趋向联合；对中共由全力“围剿”，到一面“围剿”一面谈判。[②] 关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在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问题，俞辛 指出：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态度基本相同，不抵抗政策为张学良自主自觉奉行。从蒋张关系看，如果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政府数次令张抵抗，张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③] 肖如平认为：一二八事变前夕，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在反对与日绝交的同时，适时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淞沪抗战爆发后，蒋尚未完全复出却已实际负起领导全局的军政责任。他与汪精卫确立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原则，成为中国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原则。蒋所主张的抵抗，“实际上是适可而止的正当防卫，目的在于宣示中国的抗战决心，防止日本侵略的扩大，为最后的交涉做预备”。蒋对上海守军的支援是有限度的，尤其在第五军增援上海后，从江西、河南等地抽调的军队，目的不是参加淞沪会战，而在防备日军侵略的扩大。[④] 仲华分析了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应对日本的军事思想，结论是：从九一八至七七期间，“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成分，又有消极的、为独裁统治所用的成分，其中处处充满了矛盾和碰撞。”蒋的军事思想无法解决两个迫切的问题：不足以应付一场大规模机械化战争；无法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军队。[⑤]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黄道炫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提法，并非蒋介石所发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历史根源，每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 黄道炫考证蒋介石首次提出“安内攘外”，并非学界所说的“九一八”前后，而是在1929年10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作战时蒋发表的讨冯文章，有“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等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时，再次提出“攘外安内”。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此后，“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蒋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黄道炫认为，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必须从四个方面理解：“对日妥协以民族及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为限度”；“在复杂的形势变化中，蒋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他确有一以贯之的对日抵抗准备的设想和行动”；“某种程度上，蒋的妥协政策也有将其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方法的考虑。” 黄道炫对蒋介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选择。[⑥] 熊宗仁认为：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把国民政府确立这一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统一起来，把对这一政策的理论诠释和实际运作统一起来，把影响这一政策实施走向的内外原因统一起来，才能客观全面地判断其复杂的历史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一政策并未为中国的抗战提供发动的基础。其出发点，是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它虽然包含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独立完整、争取民族生存自由的原则性和民族性，但其党派性却高于民族性。因此在对内对外问题上，国民党政府选择了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解决对日问题的方针。而共产党事实上也是先解决国共两党的国内矛盾斗争问题，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侵略。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对日抗战的大局。 其结论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⑦] 贺新城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中国的统一问题。强调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统一，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抗战，统一是发动抗战抵御外侮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条件，和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是相似的。[⑧] 还有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要实现全民族的一致抗日，首先就要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政策。在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专制独裁政策的背景下，“统一”往往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武器，是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借口。在民族危机紧迫的情况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妥协，对内反共，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祸国政策，应完全否定。[⑨] 鹿锡俊考察了1933～1934年中国怎样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时，指出：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并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⑩] 鹿锡俊的另一篇文章将中日关系的考察往后延伸。其结论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对日对苏政策的转折过程中，蒋介石一直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在蒋介石主导的中国对日对苏关系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全局来说，对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考量，是最根本的因素”，“蒋介石在对日对苏关系的因应中，从‘以中立谋日苏相互牵制’的总战略出发，一面力求以苏制日，一面也试图以日制苏”，“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趋向放弃中立，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华北事变后日苏两国在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国民党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11] 有关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黄天华认为：1935年，为了更好的解决西南问题，加强国家统一，准备对日抗战，蒋介石多管齐下，大力改造川局，并因此与四川军阀刘湘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蒋刘之争且引发了一场“川人制川”的论争，此后拥护国家统一成了四川的主流民意。最终，蒋介石虽未能在当年彻底改造川局，却基本奠定了“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基础。四川从“僻处西陲”之地一跃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这是民国地缘政治和国民政府战略上的一大变化，对此后中国局势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2] 关于绥远抗战。余子道考察了绥远抗战的全过程，指出其中所体现出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3] 杨奎松分析了蒋介石与1936年的绥远抗战，指出：蒋介石最初对绥远防御问题重视不够， 也不认为绥远有全面抵抗日本入侵的可能，随着德王加紧分裂，冀鲁不稳，蒋开始重视并于1936年5月主动布置绥远抗战。7月间，阎锡山、傅作义因伪蒙军进犯而频频告急。蒋因两广事变无力北顾，乃告诫阎、傅：此时惟有多置兵力于绥远前线，方有避战可能；8月，蒋又获知日军将不会介入绥远冲突后，更改变了对绥远危机处置的态度。蒋计划，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出其不意猛力袭击，再退回原防固守，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蒋的想法没有得到晋绥将领的支持，加之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不宜出着。蒋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驻日本驻华大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9～10月间中日南京谈判未能取得缓和的效果，蒋再度考虑在绥远展开攻势，并开始调动中央军。最终，傅作义积极支持了蒋介石的意见，阎锡山等也大体表示服从。11月中旬，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蒋急于扩大战果，却遇到阎锡山等人的反对。讨论中传来日本关东军决心干预的公开声明。蒋遂顺水推舟，将绥远战事的决定权交予阎锡山，自己去了西安。[14] （二） 全面抗战时期 杨天石翻阅蒋介石日记，考察了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对日谋略，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认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15] 周天度考察了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蒋介石日记，指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16] 吴景平考察了七七事变前后的蒋介石、王世杰、周佛海、王子壮、胡适、徐永昌、翁文灏、张嘉璈、陈布雷等人的日记，指出：1937年七七事变后约半年时间里，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一度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情绪弥漫，议和甚至乞和的主张若明若暗。蒋介石本人在和战问题上也不无踌躇，在做出抗战决策之前也有过犹豫，对国际调节、大国介入有过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在此期间的重大关头，蒋介石最终克服了动摇和干扰，抵制了“低调”妥协的主张，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确立了战时体制，主导并引领国民党做出了抗战决策并予以实施。[17] 吴景平另文仍依据蒋介石与王世杰等人的日记，认为：1938年，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8] 杨天石考察了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认为从秘密谈判的历史文献看出：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只船，对抗战是动摇的。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屈服。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的尤为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和谈”显然具有策略目的。或为了延缓日军进攻，或为了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19] 敖文蔚探讨了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总结了南京失守前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屡遭失利的教训，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作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的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20] 侯宜岭分析了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双重策略，究其根源，认为：抗战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顽强的抵抗。民族矛盾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和平交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欲求缓冲局势的策略意图；抗战初期，蒋介石在动摇中还是坚持抗战的，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这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公开投敌，沦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有显著的不同。[21] 关于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放资源“都是好事情”。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近年来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22] 另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备受争议，许多中日的秘密往来，都使不少人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从新披露的档案显示，这中间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但其一，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其二，蒋接受议和，向与内外压力有关；其三，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过抗日议和，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援。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的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有关，当不为过。[23] 王建朗对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指出：通过文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24] 杨天石的多篇文章对对日议和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使读者逐个详解蒋介石与日本几次密谈的策略与应对。他的研究指出：“议和”的背景与过程十分复杂，但基本上是蒋介石利用日本的“诱降”心理与其周旋。[25] 蔡德金考察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认为交战双方在不分胜负情况下，通过交涉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是允许的，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蒋介石虽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默认态度，但“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26] 关于蒋介石在淞沪战役指导中有无引敌南下、改变日军进攻方向战略企图问题，孟彭兴、黄新田认为，蒋介石发动淞沪战役，包涵着“改变日军沿平汉线俯攻南下、为溯长江仰攻西上之趋势，阻止日军遮断平汉线即将中国作东西纵向切割”的作战目标，战役的结果在改变日军进攻方向这一战略目标上是成功的。[27] 余子道则强调：当时中方并无改变日军进攻方向的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徐州会战之后。[28] 徐勇从日本方面的进攻计划着手，判断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由此作出相应部署。[29] 黄道炫既不赞成对蒋介石淞沪战略“先见之明”的过高估计，也不同意完全否认淞沪战役前后中国统帅部战略指导上的良苦用心，强调战争是敌对双方的互动关系，淞沪战役战略的制定是战场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他还认为：从现在可以见到的双方档案看，日本在战争初期并没有完整的侵华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必要依据基本的战略原则对日本可能的进攻方向做出部署，以有战略对付无战略，不应认为是有战略的多余，而应体察其掌握主动的用心，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走向和中日双方的战略较量也是不无关系的。[30] 对于徐州战役中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曾景忠认为：太原、南京失守后，为尽可能推迟日军向武汉进攻，保障武汉这一中国东西重心大转移的中轴，蒋决定在徐州奋力抵抗，决策正确。战役指挥中，虽然具体问题不无訾议之处，但其攻势防御，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防守的战略方针，基本思路是恰当的。[31] 刘五书较全面地研究了抗战相持阶段的蒋介石，指出：在外交上这是蒋最活跃最有建树的时期，在争取外援、维护国家主权、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军事上，坚持抗战，同时调整战略战术，抵抗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消极抗战；在后方建设上，继续投入很大精力，在发展工农业、开发建设后方交通运输及保护、促进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了不少难能可贵的工作。[32] 张生、柴林分析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投敌后，近10个月未公开表态，而选择了沉默与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抗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33] 张丰清分析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认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能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而决定了二者的结合是短暂的，它们的最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34] 关于蒋介石与台湾收复问题，褚静涛认为：台湾自1895年以来，长期被日本统治。蒋介石青年时代即关注台湾问题。国民政府建立后，蒋屈从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设立台北领事馆，加强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蒋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在日本战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国。遂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肯定。[35] 杨天石披露和运用台湾史料，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促进在中国的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推动其改组，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而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等方面，论述、分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多方面的援助。[36] 黄道炫分析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问题，认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指导中，过多地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作者还考证了远征军兵力数字及伤亡情况，结论是总兵力7万出头、伤亡3万多。这不同于通常所说总兵力10万人，伤亡6万人的数字。[37] 范德伟探讨了缅甸战役中蒋介石、史迪威的责任问题，指出：1942年中国远征军兵败缅甸，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关系密切。史迪威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坚信进攻能够拯救缅甸，一再改变蒋介石以纵深配置守卫上缅甸的计划，把中国远征军主力集中在曼德勒以南，造成了上缅甸的兵力空虚。而蒋介石想让远征军主力退守上缅甸，日军攻占腊戎后迅速分兵攻击，击破了蒋建立缅北根据地的计划。蒋随后支持杜聿明率部绕道回国，导致了中国军队在野人山的劫难。[38] 伊原泽周考察了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指出：蒋介石为了视察印度、缅甸的实际情况，以便派遣远征军协助英美军对日作战，于1942年2月携夫人宋美龄访问了印度。这次访印，加强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影响到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缅甸及南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其意义不可忽视。[39] 陈谦平研究了蒋介石1942年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认为：蒋这次出访旨在调停、缓和英印关系，稳定亚太政局，保持中国的国际补给线，这对中国坚持抗战十分重要。然而，访问未能弥合英国殖民政府与印度间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英国顽固的殖民政策和印度内部的严重政派、种族冲突及印度国大党人坚持不让步所致，同时，也与蒋过高估计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举措失当不无关系。蒋出访目的虽未完全实现，但访问对中英军事合作及中印关系有较大促进。[40] 王建朗以蒋介石日记的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中国与英美虽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41] 陈红民研究了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与希特勒的关系，认为：蒋与希特勒私人间关系，不应早于1935年底，双方的合作主要围绕着两国易货贸易、经济互助及德国军事顾问问题进行。希特勒在此期中国出现的法西斯运动中，没有推波助澜。日本全面侵华，尤其是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中德关系日趋淡化，蒋与希特勒联系即告断绝。[42] 李玉贞探讨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几次请求斯大林“仗义兴师”和蒋谋求同苏联缔结互助公约两个问题，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朋友到失和的过程。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中苏国家利益的需要。蒋多次要求苏联出兵直接对日作战，但斯大林仅仅答应给中国援助，避免直接对日。蒋多次要求与苏联缔结‘普遍性条约’或互助条约，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苏联为了保持其东部和西部边界的安全，先与德国后与日本缔结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条约。国民政府一度相当艰难。1945年苏联参战，固然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收回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蒋介石赢得的只是一场安慰赛。”[43] 杨天石论证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认为：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孔有保留地向蒋汇报过谈判情况，但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蒋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蒋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44] 邓野分析了有争议的方先觉投敌案。认为：衡阳之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有着直接关系。方先觉作为是役主将，其投敌与否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裁决该案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重庆统帅部很快掌握方先觉降敌的证据，但被蒋断然否决。当方氏投敌案与政治发生牵扯时，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方先觉投敌案长期以来所以真假难辨，原因也在于此。[45] 吕明灼的《新抗战史观》一文第五部分评价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认为：蒋有五点贡献，三点错误。贡献为：第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积极抗战；第二，坚持了八年长期抗战；第三，派遣中国远征军出兵缅、印对日作战，直接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第四，实行民族工业与文化大迁徙；第五，收复台湾，国家统一。错误为：第一，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第三，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逐步反共，制造摩擦。“不能由于其积极抗战一面而否定其反共一面，也不能由于其反共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抗战一面”。[46] 袁成毅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天皇制的保留与蒋介石的态度，中国放弃占领日本领土，从积极争取到无奈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与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关系。得出结论：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47] （作者杨婉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李仲明，近代史所副编审。） [①] 郭曦晓：《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谢树坤、陈瑾：《试论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③] 俞辛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肖如平：《蒋介石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中心》，“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4月，浙江大学。 [⑤] 仲华：《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⑥] 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⑦] 熊宗仁：《“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⑧] 贺新城：《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⑨] 王维礼等：《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刘庭华、岳思平：《抗日与统一和“安内攘外”》，《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季云飞：《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剖析》，《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⑩] 鹿锡俊：《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1] 鹿锡俊：《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2] 黄天华：《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 [13] 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14] 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15]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6] 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17] 吴景平：《蒋介石与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对日和战态度——以名人日记为中心的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2期。 [18] 吴景平：《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 [19] 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 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21] 侯宜岭：《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双重策略探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2] 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23] 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24] 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25] 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国文化》第23期；《蒋介石日记披露抗战期间对日密谈内幕》，《党史文苑》2009年10月上半月。 [26] 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27] 孟彭兴、黄新田：《论“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战略指导》，《史林》1992年第2期。 [28] 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29] 徐勇：《日本既定侵华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30] 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31] 曾景忠：《蒋介石与徐州会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32] 刘五书：《论战略相持阶段的蒋介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3] 张生、柴林：《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34] 张丰清：《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学海》，2004年第1期。 [35] 褚静涛：《蒋介石与台湾收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36] 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37] 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 [38] 范德伟：《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军事历史》2010年第5期。 [39]［日］伊原泽周：《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 [40] 陈谦平：《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41] 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42] 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43] 李玉贞：《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0年第5期。 [44] 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5] 邓野：《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6] 吕明灼：《新抗战史观》，《齐鲁学刊》，2006年第3期。 [47] 袁成毅：《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