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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争，是中日“元气”的大比拼。然而在开战前，清王朝以“人心”或“民心”的解体和堕落形式纷然暴露的民政、军政、贪腐、世风和体制等“内治”问题，并没有获得朝廷高层的应有重视，遑论有所解决。而作为军事失败的延续，战后晚清各种政治势力对日本明治政府的过度倾倒和争相合作，还给日本操纵和控制华人世界的内部事务、促使中日“国势”加速逆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它催生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落差—权利”结构，而该结构直到现在仍被日本国民拼死捍卫的事实，意味着国人对甲午战败的单纯军事责骂和超然物外式评价，都将因忘记了“我”的历史由来而显得意义有限。 关键词：甲午战争 内治阙失 “落差—权利” 国势逆转 国家信仰 引言 甲午战争已“花甲”两度。无论人们怎样去评价那场战争，1894年至1895年后中日国际地位的乾坤逆转，都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中方曾作出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外国人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当我们去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界浩繁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见解时发现，研究者的基本叙事框架和思考脉络，大多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即战败原因、转折意义和相关启示。 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在学者们的笔下鲜有异议地被确认为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于是，“洋务运动”便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意义，而作为该运动标志性成就的“北洋水师”在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也就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在这一大的前提下，具体的战败责任追究，开始变得简易：在人事上，有朝廷内部的“战和之争”问题，有李鸿章的北洋本位和投降主义问题，有丁汝昌的指挥不力、刘步蟾的临机变阵、方伯谦的临阵脱逃和南洋舰队的见死不救问题；在心理上，有华夷观念问题，有上下虚骄问题，有军卒怯战问题；在战略上，有制海权忽视问题，有国际法暗昧问题，有敌情不甚了然问题，等等。于是，有关政治制度、人物评价和国际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恒久讨论的话题。然而，战败似乎并不全是坏事。学界普遍认为，甲午战争对中国所急需的变化而言，实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第一，没有战败，便不会彻底暴露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败；第二，没有战败，就不会敲响中华民族觉醒的警钟；第三，没有战败，就没有后来的制度变法、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也就没有强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日后的复兴。这意味着，这场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中华民族走向觉醒的转折点。唯此，“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也就成为每一次小型讨论会和每十年大型讨论会上用以激励国人斗志、提振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重要的还有战败所带来的启示。它至少告诉国人这样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痛定思痛的悲情，促使中国学界对战败后掀起于晚清的“实业救国”和“变法图存”运动进行了比以往更加客观细密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甲午战争后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这就使康有为的时代变革意识、世界竞争意识和民族学习意识，被赋予重要意义。而这些不甘人后的思想和行动，也为如实揭示中日实际落差的学术行为赋予了正视自我的勇气，即无论从中国高层决策，还是到统帅的指挥与军队的素质，当时中国都处于中世纪的水平。而当时的日本则是“练兵全用西法，西式枪械亦能运用自如”。反差如此之大，完全可以想见甲午战争的结局。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战败并不意味着中国“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便不再具有价值，中华民族善良与爱好和平的民族特性也不应因此而被埋没。它不但可以用来体现当下“和平崛起”的意义，也能引导世界的共同安全。唯此即使是反思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的命运时，也不应该以偏概全。① 承认失败，并且在国家富强的今天亦毫不讳言，这是一个民族富于前程和未来的重要标志。同时，在国势陵夷的低谷时期，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去直面消极的现实，也深刻地反映了文明古国所特有的自信与豁达。对此，史有定评，毋须赘言。然而，有这样一个现象似乎长期以来被熟视无睹：当我们把战争失败的原因一股脑地判给“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败”时，其实已在潜意识中为评判者赋予了某种超然物外的属性，以为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都与“我”无关。这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只有给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才能证明“我”的既有判断的正确性；二是一旦所谓新事物再度招致史上曾经的不堪局面时，“我”则仍可以通过超然的站位，将原因的追究目标依次投向这一新的“责任者”，进而给下一个即将或已经发生的新事物重新赋予自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这样的构图下，当20世纪“抗日战争”中国家的半壁江山亦惨遭沦陷时，曾经用“腐朽”和“腐败”抨击过清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其自身的腐朽和腐败，也毫厘不爽地被再度问责，成为后人追究抗战失利原因的主要对象。然而，蒋家王朝能与清王朝犯下同一类错误，是否意味着后来者并没有真正汲取那些曾经有过的教训呢？如果不是这样，更多类似的现象就无从得到解释；可如果是这样，那么，曾经和不断的厚今薄古行为，也就失去了超然物外的理由和根据。由于对历史教训大而化之的自明式原因交代，有可能真正妨碍了人们在寻找真实因果关系时所必需的结构性反思，也由于反思者忽略了自己与历史文化之间无法切离的血缘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120年祭”的今天，把“我”重新带回到曾经的母体中去审视那场并非与己无关的战争，或许才会产生某种切实的警示意义。 一、“人心”的话题与“甲午”战前内治环节的阙失 中国近代的大门，是被大炮轰开的。可是，下面的统计显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前约20年左右，清朝的GDP状况非但不差，甚至还高居全球第一。②这一与鸦片战争的失败几成反讽的数据，或许只堪证明一个事实，即财富的数量与国家的力量之间不但未能构成正比，反而有相互抵消之虞。当我们去求证该问题所由以发生的本末经纬时发现，除了前述的各种原因外，还有一个超越了任何原因却又始终制约那些原因的“终极因”客观地存在着，即“人心”的状态及其所反映的各类事态。实际上，很早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庞大经济体中所潜伏的危险，并对清朝体制下的财富积聚方式，提出过严重的警告。常年担任内阁中书和礼部主事的龚自珍注意到，当时，人的心理状态、风俗取向和国家政治，都出了大问题。作为传统的士大夫，龚自珍在思考不公平的财富流向可能会导致的高危结局时，征用了“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的旧有规律，即“人心→世俗→王运”这一因果链。他直言，在这一链条中，“人心”之向背，才是决定“王运”存亡的根本力量。“人心”问题，首在安稳。但人心是否安稳，则首先取决于物质财富的获取方式是否公平；如果不公的分配现象屡现不止甚至大家还麻木地顺应了这一不公，那么接踵而至的便是弱肉强食的公行和寡廉鲜耻的蔓延，“风俗”的败坏也就如期而至。这意味着，当普通百姓的穷困潦倒已被视为活该如此时，“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的情形就会愈演愈烈，结果当然不言而喻：“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③龚自珍曾不止一次地对朝廷疾呼两极分化可能会引发的民变危险，他甚至把唯知掊克而不知亡国将至的“金钱”聚敛行为直露地譬喻为自速“刀兵”：“子亦知物极将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溃，有所郁，郁之也久，发之也必暴……今百姓日不足以累圣天子惄然之忧，非金乎？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④如果当局不想看到即将发生的结局，就应该时刻铭记“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的道理，懂得“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易”的规律。⑤问题是，倘国家最高层没有铁的纲纪并通过“诛心”之法使人去利慕义，那么，指望那支业已朽坏的官僚队伍去自我操刀、自断其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他们浸淫久矣的“潜规则”中，“廉耻”其实早已缺位：“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气故也。”那么，“何以作之气？曰：以教之耻为先”，⑥曰：“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指‘浮与不足’)”⑦。龚自珍所在的嘉庆、道光年间，南北各地会党活动频繁，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小股民变亦此起彼伏，这足以使他的提案变得格外重要。遗憾的是，这些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还被斥为耸人听闻，龚氏于是乎感慨：“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⑧也于是乎预言：“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⑨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外患”和太平天国的“内乱”纷至沓来后，人们才重新想起龚自珍当年的话。梁启超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⑩ 太平天国被武力镇压后，“人心”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发凸显，社会底层的不平呐喊也日渐激切。王韬在担任《循环日报》主编的1874—1884年间，“人心”不稳及其潜在危险，在他的文章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明确地将以往不分阶层的“人心”改换为专指基层动态的“民心”：“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11)道理虽然如此，可官府的做法却每每适相反对。王韬所在的光绪年间，灾歉频仍，可当“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帑抚恤”时，“官府徒视为具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严重的是，这些官吏“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飏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他于是感慨：“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其能心乎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顺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12)然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引发的“官民对立”和“君民离德”等情绪的蔓延。当社会上“轻官”、“仇官”和“怨君”、“非君”的思潮趋于普遍时，一旦国家有难，指望百姓还会去勤王报国，已不啻痴人说梦：“今朝廷赈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蚀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鲜实。誊黄遍贴，圣训煌煌，民间率以具文视之而已。平时皆有轻视官长之心，临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13)王韬认为，百姓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往往取决于平素的上下关系。倘上方素来待民如犬马土芥，急时纵祈伏央告，亦全无用处：“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呜呼！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14)与龚自珍时的社会状况相仿佛，王韬似乎又一次预感到了某种不期而至的新忧患正在逼近，这无疑使“民心”之凝聚，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以英国君民关系为例，力陈民心团结的道理：“即如英国，屹然三岛耳，其地不足当中国数省，其民不足当中国二大省，而民心团结，有若长城，遂足恃之以无恐。我中国诚能收民心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强邻尚敢行其窥伺，敌国尚敢肆其凭凌，逞其非分之干请，而要以无礼之诛求者，吾弗信也。”(15)为此他鼓励上方：“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16)而这点，其实已引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国家诚欲在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患面前有效应对，不陷危笃，就必须切实地整顿内政，凝心聚力，而不是无所作为或言行不一：“以上宜力求整顿，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强，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举行。”(17)那么，该如何展开这种“内部治理”呢？王韬开出了四道“处方”：“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使军队“能聚而不能散”，“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他强调：“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在以上四道“处方”中，他曾两处提及“西法”。就当时的世论而言，“西法”俨然已成为疗救中国疾患的最佳丹药，故朝野上下疾呼尽效“西法”者大有人在。作为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王韬无疑深谙“西法”的优长和可仿效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韬认为只有在凝聚“民心”并切实、有效地整顿好“内政”的前提下，“西法”的导入才是有意义的。而且即便如此，对中国来说，“西法”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其“非徒恃乎西法”的观点，体现了他明确的国情意识和务实风格。他了解自己的国家，唯此才懂得怎样去做是最有效果的：“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19)惜乎，即便是这样一种略显保守的建言，也没有获得应有的采纳。甲午战争完败后，王韬一度痛心疾首，他在为《中东战纪本末》所作的序文中写道：“当思以堂堂绝大中国反厄于藐焉日本一小邦，可耻孰甚焉！”可痛定思痛，王韬又再度把目光转向中国战败的真实原因上：“日本处心积虑于二十年前，而发之于一旦，我中国欲以靡然积弱之势、宴然无备之形御之，其能得乎？”他诅咒日本“满盈召患，不知小国之胜大国，祸也，非福也”，可谁又能保证清廷从此就一定会“内修政教”然后“外语戎兵”并不致再蹈覆辙呢，“若谓难已息矣，事已平矣，仍复虚憍之气中之自足自满，漫然无所动于其心，因循苟且如故也，蒙蔽粉饰如故也，勿论报复无期，亦且振兴无日，不有负林君乐知先生作此书之本意乎哉！”(20) 甲午海战中日舰一艘未沉和北洋全军覆没的结局，让日方欣喜若狂。而在中国，由于朝廷把中日争端的全部赌注都押在了海军身上，因此，当北洋水师非败即降的消息传来后，朝野上下，顿时骂作一片。面对保守派的乘势反击，洋务派也头一次在“铁的事实”面前沉默失语。可是，如此对军事问题的穷追不舍和百般纠缠，却再次把人们的眼球从真正的失败原因上移开；而帝、后之争和随后引致的百日维新，还使如何扑灭“康党”等新的政治威胁，成了比战败反省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才能理解，王韬在激赏林乐知(美国)、蔡尔康所撰《中东战纪本末》的同时何以会发出以下感慨：“呜呼！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21)那么，“西洲之人”都说了些什么呢？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一文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是“意兴宜发越也”，主要涉及中外关系问题；第二是“权力宜充足也”，主要谈教育问题；第三是“道德宜纯备也”，主要谈基督教对中国的意义问题；第四是“政令宜划一也”，主要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第五是“体统宜整饬也”，主要讲内政和风俗问题。有学者指出了《中东战纪本末》在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但同时认为，它把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作为战败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引导中国人由羡慕西学、西政，进而改信西教。这正是广学会和林乐知编辑《万国公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宗旨。(22)然而，若暂时撇开意识形态渗透等现象不谈，人们会更多发现，林氏的著述不但具有相当的写实性，还不乏对清王朝的中肯建议：一是军队整顿的绝对必要性；二是军事整顿要在政治整顿；三是国风民风的改造和人员素质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点似乎都在谈一个问题，即只有“内部治理”，才有“外事应对”；也只有“内部治理”，才是从根本上汲取战争教训的不二法门。这就决定了在谈到军队整顿时，《中东战纪本末》为什么会首先注意到“军心”、“军政”问题。林氏发现，清朝的军队既不是人民的军队，也不是国家的军队。唯此，它对人民没有爱心，对国家亦缺乏忠心。“吃粮当兵”和“升官发财”的单纯利害目的，决定了兵弁的来源不是无业游民，就是乞丐无赖，这意味着，军队不应有的全部恶习，都将在这类队伍中恶性爆发，诸如军纪松弛、军心涣散、贪生畏死和临阵脱逃等不一：“新募之兵，但可填扎隙地、弹压骚动之匪类，并勤加训练以为后应。若误听投效之废员，谓招募若干人，具领若干饷便可制敌云云，微特使无辜赤子枉遭锋镝，且若辈皆无籍游民，未及成军已多肇祸。及至败溃，又谬称敌军之勇猛，以怯练兵之胆。中国偾事实由于此。”(23)无独有偶，曾任广西按察使并最早主持小站练兵的胡燏棻，在分析甲午战败原因时亦大声疾呼整军之切要，认为清军“应行痛改者，厥有四端”，而其“第一端”即直戳要害：“昔年淮楚诸将，起自田间，志在杀贼，人皆朴诚，弊端尚少。承平以后，统兵大将，骄奢淫逸，濡染已深，军需日增，勇额日缺，上浮开，下克扣。百弊丛生。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身，谁肯效死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散。此一病也。”(24)不仅如此，军队一旦丧失了效命国家的宗旨而变成各谋其利、各打算盘的道具时，战事发生后的各自为政甚至见死不救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林乐知甚至认为，清军的临战状态竟然连中国的古代亦不如：“中国十八行省，固皆群奉一尊者也。古者列国分封，当王室多事之秋，犹有勤王之义旅。今旅顺失矣，盛京危矣，辇毂之下，烽烟渐近，而各省大吏，唯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其名为管带之武职，不特逍遥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欢场为战垒者。”(25)当林氏拿日人做比照时，清军的表现，就更加令人赧颜：“日民……皆视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忠义之气，有不觉其油然而生者。”(26)然而，民政决定军政。军队内部的腐败，究其实，不过是民政腐败的投影而已。为此，林乐知在提出“减冗员加薪俸”等高薪养廉方案的同时，尤其强调了“上下同隶于法律之下”的绝对意义。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他深深领教了一个没有规矩和缺少铁律的国家在大敌当前时会呈现出怎样的不堪面貌。在《治安新策》中，他将“政令宜划一也”置于极重要的地位，高度强调“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佚”这一立国前提。认为只有“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人们才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此，他主张要认真关注民间的声音，做到“民有隐衷，必期上达”，给民众以一定的自主权利，且严禁官吏擅权弄法，只有这样，才会官民一体，上下同心，而不致遇事推诿，分崩离析。(27)何启、胡礼垣成文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新政论议》，与林乐知的许多观点颇有共鸣。重要的是，其首次明确地提出的“军政以民政为体”和“战败乃国家之败”等重要命题，显然比国内在胜败上只纠缠于军事层面的浅表之见，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军政以民政为体，未有民政不善而军政独能善者。自今新政既行，是法令俱由民议，而政不患其不善，夫然后可以筹军。”(28)他认为，“夫国家之败，其端不一，莫不由于官府之邪。官府之邪，其端不一，莫不由于贿赂之弊，始而害民，终而误国，迨至事发其复补救已迟，虽倾受贿者之家，不足以偿其失，食受贿者之肉，不足以挽其灾，是非有以清之，其弊不能止也。中国于受贿一节，办法为天下之至严，而终无以清其源绝其流者，则非意之不美，而实法之未良。今中国大小衙门，上下官署，于贿赂一事，既已视为理之所当然，分之所应有，一人如此，人人亦如此，无复敢以受贿相讥，盖事当未败，固不嫌以受贿之名自污，直以受之为是也。其中岂无廉介之士，力矫颓风，而徒手无援，孤立无助，势必至反为同僚所鄙，怪其不近人情，国势岌岌之形，实基于此”(29)。他未尝讳言自己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中国政令非大变改，则不可以作陆军，而尤不可以作水军。前之《书后》(指《曾论书后》)一篇，谓铁甲战舰苟无其人，万不宜用其资敌也；犹赠车者兼为之御，送剑者授人以柄。当时夸张自是之人，或以吾言为过，观于威海之战，中国战舰尽降，乃知吾言非过矣。”(30)重要的是，“欲使其军为真军，兵为真兵，则须革除旧弊，改换新章矣。夫兵非以人多为贵也，以心同为贵；非以力多为贵也，以力齐为贵。杈条成束，其坚不可折也，分之，则其坚削矣……惟兵亦然。力同，心同，则以多胜少(应为‘以少胜多’)；力异，心异，则少可胜多……《周书》曰：‘受(商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细味斯言，亦可恍然于其故矣”(31)。为此，他十分强调士兵的素质提升问题，认为只有“新政行，则不好人必不能当兵。何则？不识文字者不可以为兵，无人担保者不可以为兵，不遵约束者不可以为兵，不勤习练者不可以为兵，烟嫖赌饮者不可以为兵，乡党不齿者不可以为兵，是其为兵虽无战事亦已先声夺人矣”(32)。于是，一个更大和更根本的问题，也同时在这种剥茧抽丝的反省中逐渐显露出来：既然“军心”根于“民心”、“军政”系于“民政”、“失国”缘于“失民”、“兴国”始于“兴民”，那么，“民”便应该是决定是非善恶和社稷兴衰的价值标准和意义化身。可假设“什么样的制度塑造什么样的国民”这一命题是成立的，那么，“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制度”这一反命题，似乎也应该成立。这却意味着，当我们出于同情下层的良心去责难官府的百般罪恶时，普通人步入仕途之前的德行操守状况，似乎也应该得到观察者的必要关注。“新政行，则不好人必不能当兵”等说法，其实已隐约触及了中国国民的“素颜”或“国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固不可全部承认外国人特别是敌国人的对华描述，但某些写实性的记录，又无法不让人去认真对待，并引以为戒。人们注意到，林乐知几乎在《治安新策》的开宗明义处，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华人”的八大“积习”，即骄傲、愚蠢、诓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以上八者，其祸延于国是，其病先中于人心，故有相引而递生者：心骄傲，斯入于愚蠢矣；心愚蠢，斯流于怯懦矣；心怯懦，斯工于欺诳矣。有由渐而递深者：心暴虐斯忘仁爱矣；心贪私，斯昧公廉矣；心因循，斯难振作矣；心游惰，斯亡忠敬矣。不知心术既坏，如本实之先拨。”唯此他认为：“朝鲜之役，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岂不大可痛哉！”(33)这里面固然有他“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隐形目的在，但“教化未周，风俗得而囿之，遂致品行学术，亦复有郁而不舒之势。是以华人如此其众也，华地如此其美也，华教如此之久也，而与他国相比较，举不免出入之下，可惜孰甚焉”等说法，显然又不尽是虚妄不实之词。至少，“华教如此之久”云者，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也是令后人汗颜的。(34)至于敌国即日本对中国人的描述，虽有蔑视夸大之处，但由于这关乎他们返给日方军部的情报是否准确的问题，所以，某些记录还不好被视为谎言。甲午战前，日方高级谍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将自己的中国见闻整理如下：“盖国家者，人民之集合体也。换言之，即人民则为组织一国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败，欲国家独强，其可得乎？故中国之腐败，即此必须之分子之腐败也。国家之大患，无有甚于元气之消亡者。若政略上之措置失其宜，无非招致国家一时之衰颓，尚能设法挽回。反之，至于元气之腐败，则不易返回中道也。中国本以德教为建国之基础，而德教之腐败亦无有甚于今日者。虽然尊崇孔孟之学，而今日只不过作为科举之材料而已……为官果何所为乎？盖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中国人脑中无天下国家，无公义之心。上自庙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营私为事，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其势不知所底。孟子曰：‘上下交争利，则国危。’殆即今日之谓也。甚至人之性命，罪之轻重亦为金钱所左右。昔人曰：‘刑罚不当，民无所措手足。’彼愚蠢之黎民为地方污吏所鱼肉，亦无所诉其冤屈。清国之大害在于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解(能)上达，中间壅塞不通。并非朝廷有时不施仁政，盖为地方官吏所壅塞也……回顾康熙、乾隆二代所斟酌规定之制度文物，今则成为徒法具文，无足观者。顾今日之中国，有治法而无治人。治国之法虽备，但无治理之人。国势陵夷至此，决非偶然之数也。”(35)这段话中无疑有亡我而后快之心，可是，有关在“公私”面前的“人民”表现描述，却也不是空穴来风。最强调“民心”不可违的王韬，曾对此有过反省。而且，他之所言，与前述林乐知语几乎如出一辙：“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36)至于何启和胡礼垣的“公私观”，还进一步提出了“公私不分”可能会导致的更大危险——“公信力”阙失和国家危殆等问题。其反省方向无疑是全方位的：其于君——“果朝廷之心有公而无私，何不使亿兆之人共见？果朝廷之意有平而无偏，何不使亿兆之人共闻也”(37)；其于民——“今中国之民心非向上也。中国之民力未尝生也。何也？以其不信也。而进言者辄曰：民心向上矣。民力可恃矣。中国既已治已安矣。此贾生所谓非愚则谀者也。吾心最愿有是言，而吾今最鄙闻是言，以其不实故也”(38)。后来，梁启超还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处对公私不分的国民性进行过深度挖掘：“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39)；又，“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40)。由于这种感觉发生于中国近代以后，所以梁漱溟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1)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元气”大比拼。然而，在战争前后，清朝内部以“人心”或“民心”的解体和堕落方式次第暴露出来的民政问题、军政问题、贪腐问题、世风问题和体制问题，并没有获得朝廷高层的应有重视，自然亦遑论有所解决了。而日本，几乎从明治维新开始即全面展开的对华调查和情报收集工作，不但使它对清朝内部的一切情况了若指掌，还极具针对性地促进了其本国内部与敌国正好相反的内政外交改革。(42)由此而导致的日中间加速度的升降变化，意味着甲午战争后中日地位的乾坤逆转，其实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初具雏形；而海上对阵，不过是日本为了证明自己远胜清朝而需要的一个标志而已。康有为在甲午之战数月前曾有过准确的预言：“光绪二十年甲午，先师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会试，寓盛昱家。昱，肃邸从弟也。时有贵人问先师曰：‘国祚能几何年？’先师答曰：‘祸在眉睫。’某贵人大骇，而心以为非。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已而朝鲜变起，日本乘之，与我构兵，有甲午之败。”(43)然而，“外征的根本在内治”。这一在日本有过经典实践的规律，并没有因为甲午战败而促成清朝上下的根本性警醒。(44)从这个意义上说，嗣后掀起于清朝内部的“戊戌变法”，也只能以“百日维新”的形式瞬间终结；而继之者的“辛亥革命”，似乎也难以摆脱旧制的影响。康有为在《中华救国论》中，虽理性上认可了共和告成“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趋同，必无复于帝政之理”的现实，但深以为忧者也仍然是老旧问题：“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故窃谓今者补救中国之亟图，在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云云。(45) 二、军事失败的延续：对日本价值的过度倾倒 甲午海战完胜后，日本军近乎失态的狂欢反衬出他们对自己所获战绩的大喜过望。(46)可是，如果仅就军事数据而言，曾让“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战败往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似乎也不应该发生。金一南将军指出：“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而且，“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于是，“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成了“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成了“横亘在中国命运之途的一道大坎儿”，成了“留在中华民族记忆中的一个噩梦”。(47) 如此充满悲情的描述，无疑凸显了中方在历史上首次败给日本后断难平复的心理创痛，也隐约地表达了即便在水师覆灭120年后的今天，“汉唐气象”下中国人固有的骄傲和自信仍有待于恢复的焦虑与纠结。然而，有这样一个事实显然被我们忽略了，即甲午战争后，清朝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全面倒伏，国人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也随着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事件的纷至沓来而走向虚无。一个“前不如古人、今不如洋人”的厚古薄今情结与崇外自贬心态，开始逐渐弥漫并习染成俗。何启、胡礼垣说道：“日本自维新立政以来，其君每一得间则亲临学校，或身至戎行，观诸生之学业，必勉之曰：‘日本贫国也，贫则见凌于上国，尔其志于富，毋使我国羞。’观武士之操演，必勖之曰：‘日本弱国也，弱则受制于雄邦；尔其志于强，毋为我国辱。’又曰：‘事无难易，人无尊卑，有志者成，无志者败，我之所望厥为尔曹，厥为尔曹之志。’呜呼，其君如此，焉得不兴？故仅十余年而国内机器之厂林立，出口之货充盈，而工作之成有非泰西所能及，枪炮各事尤能独出乎心裁。然则其兴也，岂得曰天意而非人事哉？今其入寇中国也，其国君口授韬略，耳听羽书，而夙兴夜寐，有越王尝蓼之志。其国后手制医巾，亲调药饵，而爱怜忠义，有平原丝绣之心。其太子身历行间，躬亲召募，而往来巡抚，有楚子挟纩之风。其公主率诸命妇，装如服役，而料理伤兵，有吴起吮疽之度。凡此作为，虽其好名之故，而实足使路旁观感者涕泗滂沱。至于歌曲唱英雄，使士卒奋扬其功，直比于秦王破阵乐。非是，则旅顺之战虽胜，而先登未必如是之速而不缓须臾也。旌旗标壮士而杯酒以饯，其效竟同于易水送荆卿，非是，则鸭绿之战虽败，而兵士未必但求乎死而并不求生也。”(48)他试图阐明这样的道理：当下中国不及日本。日本之所以强于中国，是因为日人所为酷肖中国古人。唯因当今圣上不如中国先贤，于是中国天子亦不及日本天皇。类似说法在甲午战败后长时间流行，以致20世纪20年代辜鸿铭造访日本时竟亦放言：“唐代的中国人就是现在的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49)然而，用历史光辉去掩饰现实窘迫的做法，更多反映的是郁结于内心深处的“自卑”。这除了能证明当时中国人自信泯然却又不甘泯然的心态外，事实上还反向强化了日本所代表的标准意义。于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另一极走向遂同时出现，即如果我们不把所谓战胜清朝使日本历来潜在的对中国的恐惧，转变为对中国的蔑视这一日方说法视为谎言，那么，中国民众如坠深渊的心理反应，其实已不自觉地验证了日本人的良好感觉。重要的是，当这种反应逐渐从感性距离沉积为理性落差、由一时不敌演变成理所当然时，某种自我矮化的心理和对日神化情结，还逐渐演变成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归趋。“康梁变法”所引发的全面仿日运动，遂由此展开。甲午战争，是伤及清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命脉的重大历史事件。唯此，败战之初，康有为曾为此痛不欲生，所撰《日本书目志》，亦视此为奇耻大辱：“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50)《日本书目志》一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汪晖认为，该书当作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之前，证据是梁启超在这一天以《读日本书目志后》为题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文章。(51)有学者考证，该书的编撰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52)然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日本对他国的蚕食鲸吞行为，不但在康有为的笔下转而为日人“改良进步”之“治效”，而且，这时的日本为中国树立了比泰西诸国更具实用性的标准和榜样：“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灭琉球，北开北海，左抚高丽，右取台湾，治效之速，盖地球诸国所未有也。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而且，倘“大誓群臣，伊雪国耻，取日本更新之法，斟酌草定，从容行之，章程毕具，流弊绝无，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皇上但稍留意人才，拔至左右，日以讨论，立即施行，拱手垂裳，而土地可保，中国可安矣。以我之地大人众倍于欧洲，十年之后，虽为政地球不难矣”。(53)学习日本竟能带来如此绚烂的远景，光绪帝亦为之倾倒，可谓良有以也。不过，参与变法维新者显然都受到过某种思想的共同影响。林乐知在总结甲午战争中方败战原因时曾谓：“日人之崇尚新法，如水乳之交融，如骨肉之互易。其形则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华人之俊伟魁梧，而其气质性情则迥非昔日之东人，而竟成今日之西人矣。况重以君若臣之振兴鼓励，不遗余力，泰西良法美意，无不略见端倪。又踵西法而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复兴起。”清朝则不然，“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尔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54)林乐知著述中的价值取向，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发言，在当时中国人当中极具移人耳目之力量。据载，甲午战争后和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光绪帝，均受到过广学会和《中东战纪本末》的主要来源——《万国公报》的深刻影响。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对香港《中国邮报》的一名记者说，他之所以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与林乐知牧师的著作”(55)。又，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称，康有为“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56)。这证明了康有为“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57)、“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莫不尽量购取”(58)等记录的属实。而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中所列的42种西方著作中，传教士编译出版的有30种，其中即包括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丁韪良的《万国公法》等。后来，连光绪皇帝也购阅了全套《万国公报》及89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并“在精神上接受了它的影响”。(59) 在戊戌变法的筹备与实施过程中，康有为进呈于光绪皇帝者，除了《日本变政考》外，还有《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和《英国变政考》等。然而，其所以对日本情有独钟，除了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外，也有来自他自身的特别判断。首先他认为，日本过去不入中国人法眼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真正研究过它。一旦认真关注之，就会发现其能量不仅不在欧美之下，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自小而大者，俄罗斯是也；自弱而强者，日本是也。是皆变法开新，君主能与民同之国也。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60)，“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然后北遣使以开虾夷，南驰使以灭琉球，东出师以抚高丽，西耀兵以取台湾，于是日本遂为盛国，与欧洲德法大国颉颃焉。然论其地，不过区区三岛；论其民，不过三千余万，皆当吾十之一。然遂以威震亚东，名施大地。迹其致此之由，岂非尽革旧俗，大政维新之故哉？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之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61)。其次，向日本学习，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而改革中的许多风险和不测，都已由日本经历过的教训得到了规避，其经验可拿来即用：“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道。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62)“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63)再次，日本之勇猛强悍，令人骇惧。因此，只有效仿日本，才不致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若视他星。臣曾上书言日本变法已强，将窥辽东，先谋高丽，大臣不信”，“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致败辱，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之所由也”。(64)又次，日本从泰西不光学到了“术”，更学得了“道”：“夫日本所以盛强者，为其兵之练欤？为其炮械之精欤？昧昧我思之，其有不然欤？其有本原者存焉。”他的解释是：“尝考欧洲所以强者，为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化也……昔吾中人之至德国也，必问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国也，必问格致……呜呼，吾其宜为日弱哉！”(65)最后，人事斗争的需要使然。拟协助光绪帝罢黜慈禧派与亲俄派的李鸿章，以为这样方可为制定联日国策搬去一块绊脚石。(66) 康有为无疑深爱着自己的国家，甲午战败给他带来的心理伤害显然亦十分巨大。正因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日派”，如何迅速地扭转大清的颓势并早日转败为胜，自然成为他昼夜焦思的头等大事。他早年对日本的了解和战败前对清朝命运的预见，仿佛已让他反向找到了延续国祚的丹药，当然，这服丹药的服用过程充满了对日本的骇惧和转生于骇惧的艳羡。这从他以上的言说中已不难窥见。但是，这一长期形成的愿望能否得到实现，端赖其能否做到“得君行道”，而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政治环境下似乎更加重要。他是幸运的，因为在最需要“得君”的时候他遇到了光绪皇帝；他也是不幸的，因为这个弱君其实未必能真的如其所愿。在他还没有能力铲除后党的前提下，通过光绪拼将一场，对他而言已成为改造国家的不二选择。好在他超长的热情与光绪帝急切的心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确曾激荡出绚烂的光焰，而且这团光焰还似乎给“举目何处是神州”的中国带去了一线光明。可以想象，光绪帝平生以来大概没有像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那般如饥似渴，而康有为也从未像编撰这部书时那般福至心灵，才思泉涌。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二十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均为康有为代拟)；康有为本人亦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终于，10天后，光绪帝根据他们的奏章，召集军机处的亲王大臣，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正式拉开帷幕。也从这一天起，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开始了有步骤地推进其想法的全过程，这其中包括仿日、联日甚至径与日本合邦等思想和行动等不一。先是，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奏称：“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之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既于两国可联情好，且令吾人士得通彼学。”(67)而洪汝冲的奏折，似最能代表康有为的一贯政见：“中国论治，主闭主分；欧西论治，主通主合……论地形则同洲者先通先合，论种族则同种者宜通宜合，论文教则同文者可通可合。今欧美各国与我洲异种异文，天之所限，势难联成一气，易启杀机。惟日本则不然，虽以岛夷，国势骤盛，进步之速，欧美惮之，顾急于自见，发难于我，受制俄人，致有唇亡齿寒之惧……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68)康有为于是乎敦请光绪皇帝实行与日本的“合邦”计划，并为此采取了行动：“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69)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合邦”思想，很可能受到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樽井藤吉)的影响。为了影响中朝两国之人，光绪十九年(1893)，森本曾用汉文出版了《大东合邦论》一书。从梁启超为该书之上海大同译书局版所撰《序言》和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所书日记中不难看出，“合邦”论似乎并非康有为一人之所思所想，梁与蔡都是赞同森本的意见的。(70)中日“联合”甚至“合邦”意见的出台，显然也与日本军方和“亚细亚协会”的怂恿、鼓动有关。参谋大佐神尾光臣曾对中国各方人士称：“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今大地师舰，麋集鳞萃，吮血磨牙，睊睊相向；不于此时薪胆为雄，练兵兴学，更优游卒岁安乎？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君熟思，同往我国，谋定后动……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有学者指出，神尾这些慷慨激昂的言论，不仅引发张之洞的联日冲动，也对维新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在南方的唐才常、谭嗣同，还是在北京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异口同声地主张中日结盟，以为是千载一遇的大好机会。(71)与此相偕动，光绪皇帝的对日倾倒之意，也愈加表面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光绪拟派黄遵宪以“头等全权大使”的名义出使日本。驻清国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在上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函中这样写道：“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与报告，其实讲了三件事。其一，光绪皇帝要送天皇头等第一勋章；其二，希望将黄遵宪的规格从原先的公使，升格为头等全权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国书，不同以往，字句格外亲密。研究者指出，这三条内容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急切联合日本的真诚愿望。不仅如此，据张荫桓回忆称：“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朱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有研究者由此认为，以前人们在“衣带诏”问题上对康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72)然而，那一阶段的中日关系，显然不是与日本少有实际接触的隔空“知日派”所能够真正了解和把握的。《大东合邦论》初版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所谓“大东合邦”，指的是日韩结成联邦之国，再与满清合纵结盟，以对抗欧美列强。如果不考虑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7年后日韩合并等事实，单纯就此书的主张和道理而言，弱国之人初读之，很难不为所动。这种有时亦被唤作“大亚洲主义”的想法和实践，缘起于“西力东渐”之初清、日、韩三国的相似遭遇和日本与清、韩间所谓“东亚一体”的虚实关联。前者，展开于“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佩里来航”后的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和“异样船”引发的朝法“丙寅洋扰”与朝美“辛未洋扰”(1866—1871)；而后者，则催生于厄运与共者的地缘亲缘感受。亦即，西人的来犯，不但使发生同类遭遇的三个国家在视觉上产生了空间上的连带感，也易于在情感上触发共命运的亲近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中华文化圈”，无疑还通过某种回忆的方式在不时提示着上述感觉。这或许能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清朝第一位驻日公使何如璋会与日本兴亚会的主将曾根俊虎有过“同文同种”、“唇齿相依”(73)的倾情深谈，胜海舟又何以称“朝鲜乃昔日的老师”(74)以及明治期史论家山路爱山为什么会说出“朝鲜才是把支那和印度的学术技能与道德宗教传播给日本的最古大恩人”(75)等话来。这大概也是所谓“古典亚细亚主义最初是作为民间的一种理想主义而被提倡的”(76)一类感受之所自出。但是，以日本人为核心组建而成的相关组织，以汉语、韩语学习为形式，以加深了解为标榜，以“睦邻”、“提携”为号召，开始了对清朝、朝鲜等国远不止于了解层面的实地踏查和信息采集工作。继兴亚会之后陆续成立的东洋学馆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特别是后者，所培养的“人才”，是东亚联盟理想、东亚领袖意识和东亚征服理念的混合体(如以日本为主导实现东亚文武联手的“第一天职”和拯救朝鲜、膺惩清国、改造清国的“第二天职”等)，而且在日后的日清战争中，他们还被军队所征用且最大限度地被利用。(77)因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并且言行不一现象越积越多，(78)所以，时任《循环日报》主编的王韬，曾对兴亚会的复杂构造及其名实乖离行为做过如下评论：“日人创立兴亚会，其志则大，其名则美，而势事之难处，意见之各殊，则非特等于无补空言，且将类于阴谋诡计也。今日本无端而构衅台湾，蓄谋歼灭琉球，则其所谓睦邻者，盖可知矣。即繁称博引，援古引今，欲维时局，其谁信之？”(79)这意味着，“构衅台湾”(80)与“歼灭琉球”(81)等系列行动，与日方口头上的说法，是南辕北辙的。王韬的话，其实只说出了日人言行矛盾的一点苗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以及由这一政变所引发的清日摩擦乃至战争，才使上述苗头日益显在化。这一点，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看得真切。他曾对日人宫岛诚一郎说：“此次朝鲜之事似易了结，所关要者在以后之措置耳。贵国本拟朝鲜以独立而又越海驻兵，非朝人所心服。仆之私意，以为贵国以后应不干涉朝事。”(82)而甲申政变的直接发起人金玉均(1851—1894)的上海遇刺事件，也无法不让人怀疑日方冷遇甚至软禁金氏的真实意图。(83)金玉均在日本的叙事中被指称为朝鲜的开化派政治家和思想家。金曾与福泽谕吉过从甚密，并在福泽的援助下，筹谋朝鲜的国政改革。1884年末，乘中法战争混乱之机，金玉均发起了推翻“事大党”的内部政变，以期排除清国的对朝影响。失败后逃往日本，不料竟长期遭受明治政府的冷落，度过了近十年的软禁生活。朝鲜知此，遂遣洪鐘宇将金氏诱至上海杀害。金氏遇害后，日本国内反而频繁举行追悼活动，借以弹劾清朝政府，并演变为日清战争的导火线。(84)在这些历史镜鉴面前，戊戌变法的许多对日倾倒行为，其实也在或隐或显地重蹈韩国“改革家”们的覆辙。当光绪帝拟派黄遵宪赴日亲善时，林权助高兴之余的实际心态是：“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85)而百日维新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康有为被日本当局始乱终弃甚至驱离的遭遇，也与金玉均的在日命运十分相似。然而，问题显然不止于此。戊戌变法后，日本其实储备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这两股对清廷持不同政见甚至敌对态度的势力，同时维持着与清廷及其要员的政治联络通道。其中，无论是哪股力量，几乎均无一例外地要取法日本和利用日本，以为自身壮大之需。吊诡的是，试图取法和利用日本的各股势力间必然会形成的“争夺”日本局面，反而为日本自由汰选和利用合乎己意的华人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是否合乎己意的唯一标准，则是哪股力量对日本的国益更加有利而不是相反。结果，中日之间竟长期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在几股华人势力一齐求助日本并对日本争相“贡献”的同时，日方的忽即忽离和忽冷忽热态度，事实上已不动声色地操纵和控制了华人世界的人事关系、价值取向、政治走势，一言以蔽之曰内部事务。 有学者注意到，戊戌政变爆发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仓皇出逃，日本政府不惜冒着很大风险，将康、梁等人接到了日本，奉若上宾。维新派与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感动。然而，曾几何时，日本政府对康、梁之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以致康有为因母亲病危而取道日本，想暂作停留，却受到日本政府“拒绝登陆”的对待，连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日方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背后，一方面有清廷通缉康党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欲与康梁争夺在日地位的张之洞的手脚。因为日本政府既不愿为大势已去的维新派去得罪依然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政府，也不愿意为保护康、梁而得罪张之洞，丢失张之洞所希望的在中国帮助练兵等许多实惠和利益。(86)及维新派的海外势力在上述围剿中逐渐被排除后，反映西太后意志的清廷联日交谊行动，遂开始步入日程。光绪二十五年(1899)，西太后令刘学询、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本联谊。这里有两份“上谕”，一份是庆亲王准备好的由刘学询携带的上谕：“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朕奉皇太后懿旨：自马关修约以来，中东交际，日形亲密”云云；另一份是矢野文雄拿到的光绪皇帝致日本天皇正式信函：“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维中国与贵国，海疆接壤，风俗同文，和好夙敦，纪之盟府。朝鲜一役，误于浮言，弃好寻仇，实非朕意”云云。研究者指出，这两份“上谕”的内容大同小异，而由慈禧皇太后一手敲定的与日本结盟的计划，不过是用皇帝的名义，表达慈禧本人的愿望罢了。(87)然而，明治天皇除了欣喜于清廷帝、后两位所送的特级礼品外，对与其“结盟”之事，态度并不积极。而且直到一个多月后，天皇才复电清廷。值得注意的是，其“辑固邻好”和“亟敦交谊”中的“邻”“交”措辞，体现的其实不是亲密，而是距离。这意味着，与戊戌变法前日本急不可待的“联盟”甚至“合邦”愿望相比，天皇态度的变化已形若霄壤。关于慈禧、奕劻所设计的中日结盟计划之所以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三点理由：首先，慈禧与奕劻等清廷决策人物，缺乏近代基本外交常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大多还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纪。其次，作为一个专制的君王，慈禧丝毫容不得她的臣民和持不同政见者在海外对其有任何形式的攻击，甚至每每遣人暗杀，以绝后患。最后，日本天皇昔日敦促朝廷实行联日之策，而现在清廷遣专使前来却反而犹疑，一是因为日本政府对慈禧一伙已彻底绝望；二是沙俄的干预已应声而至。于是，所谓中日结盟，只是慈禧、奕劻一伙的单相思。他们绞尽脑汁、费力劳神，其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这实在是晚清外交史上最荒唐的篇章。(88)但是，除了上述三点外，是否还存在着第四个原因呢？如前所述，几股争夺日本力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事实上已给日本人提供了牵制和控制中国局面的绝好机会。而且，由于日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着明确的利益指向原则，因此，谁在竞争中能最后胜出，往往取决于谁的条件堆积更有利于日本的国益。这一点，与刘学询一道访日的庆宽似乎已有所察觉：“奴才访得逋逆孙文，时于新旧金山及南洋各处，勾结匪党，煽惑人心，敛钱设会。近日时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煽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大隈伯爵、犬养为护符。并闻，伊藤虽不同党于该匪等，亦有羁縻之意。又传闻孙逆于春间，改换西服，游历长江一带，勾结山东、湖南、四川会匪，谋为不宄。谣言之甚者，谓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传言虽无实据，然内而各省，外而各国，皆有所闻，究亦不可不防。谨案，青木、伊藤告语谆谆，意殊迫切，熟察词气之间，冒昧揣度，若我国毫无举动，恐日本以我无自强之望，即当另谋他策，似有将用康梁、孙文之意……访查日本陆军、海军学校章程，集欧洲各国之长，精益求精，刻下舆论日本陆军学校驾各国之上。且日本武学堂人才正多，当能为教习，聘之不难，勿聘头等大臣。”(89)就是说，如果能实现清日结盟计划，就必须把军队的训练权交给日本，何况，除军政外，清日之间还有学校、财赋、商务、农工、保甲等无限大的合作空间呢！然而，庆宽建议的无用和康梁势力的式微，却使这两者以外的另一股力量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日本瞩目的焦点，即所谓已“内外勾结不下四五十万人”的孙文及其革命党。日本政府虽然对革命党人不取日本式“君主立宪制”而直接“走向共和”的改革道路有所不快，但孙文早年对日本的承诺，却无法不令其芳心大动，而且重要的是，这一承诺的确是康梁和清廷所难以兑现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曾游说日本朝野人士，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故日本亟应援助革命党。”1907年，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小川平吉也有一段回忆，可与内田的记载相印证。在《孙逸仙之革命与满洲独立》一文中，小川说：“孙逸仙与黄兴长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90)众所周知，黑龙会及其日本浪人，曾经给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提供过不少帮助。唯此，当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回忆那段历史时才说：“我们赌上生命援助孙的革命，是因为它与日本的利益一致。”(91)因为据内田称，孙中山当年曾亲口对他说：“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92)有学者指出：“日本大陆浪人之所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是在将东北地区最终纳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目的驱使下开始的；之所以让他们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革命派所提出的‘灭满兴汉’的政治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议(1905年7月30日)，就召开于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住处；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暗含满蒙不在“恢复”范围内等寓意的入会誓词，亦首次发布于这次会议。“据说当天因为来人太多，内田良平家的地面都被踩塌了。”不过黑龙会的野望显然不止于此，按照他们的说法，拿下“满洲”，才能为下一步的“大陆经营”打下基础。实际上，革命党的发展势头和利用日本所应付出的代价，日方应早有设计。据载，刘学询访日期间私会孙中山的事，是由日本高级军事间谍、在威海战役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宗方小太郎引荐而成的。该人与汪康年、李盛铎、文廷式、梁启超、孙中山均有交往，号称“友人”。后来，他参加东亚同文会，长期在上海生活，曾主持上海同文书院与上海东方通讯社，与近卫笃麿联系频繁。而刘学询等人的赴日事宜，也是由他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多方奔走、参与筹措方才促成。(93)正是这个人，在很早以前就对清朝内部的“反清复明”动向有清楚的了解：“予明治十七年(1884)初冬游中国，以后举反旗者虽不少，但不如今日之盛。前之叛乱者殆无名义而叛，今之叛乱者无不以恢复明祀为名义。其故何在？曰：‘恢复明朝’一语最易煽动民心，又为民心之所向故也。”(94)职是之故，他在日本对清宣战时所拟的“讨清檄文”中宣称：“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95)在日本人关于满蒙问题的普遍认识面前，内田良平自然不是例外。据说，孙中山在拟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革命誓词时，是参考了内田的意见的；而宗方将刘学询引荐给孙中山，亦显然看好了孙对于日本的未来价值。在暗示这一价值要大于清廷不知凡几的同时，其实已巧妙地在清廷与孙文之间导入了如何才能更有利于日本国益的“竞争”机制。然而，日本显然忘记了孙中山有案可稽的另一种对日态度。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获得日本政府的承认，曾拟派宋教仁赴日斡旋。可当隐约感到日方对华的领土意图后，孙中山遂指示宋教仁道：“如果得到承认，却有难以保全领土之虞，就不进行和议。”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机提出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宋教仁也决定推迟访日。(96)对此，下面的一段解读值得玩味：“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97)甲午战败后，中国君民向敌国学习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为了强调改革的重要性，说几句夸张的话，原亦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学习和仿效已演变为倾倒和迷信甚至不惜竞相对日投怀送抱时，事情的性质便容易发生与初衷相反的转变。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行为除了给日本提供牵制与控制中国内部事务的绝大机会外，还使日本上下蔑华之心日盛，而侵华之欲日强。中日之间的落差之所以不止于军事和政治层面，原因亦在于此。 三、对中日间“落差—权利”结构的分析 “落差—权利”结构，可以为我们观察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本质，提供分析依据。该结构，指的是根据实力和地位等诸般差异而形成于关系双边或多边的权利义务框架。构成这一框架的支撑要素，通常说来有以下三点，即价值取向、政治制度和经济条件。这三个要素的组合能否形成“落差—权利”结构，往往取决于该结构赖以确立的充分条件——“高下相倾”态势是否具备。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第一，高端事物是否代表了强势、优势和趋势；第二，高端事物能否准确地反映并回应位处下风者的欲望和需求。在东亚地区，最早体现这一结构特征的，是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华夷秩序”，又称“朝贡体系”、“册封体制”、“朝贡贸易体系”和“前近代东亚体系”。它通过价值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赐贡关系”这组特定的纽带，把大小、高下、强弱的关系双方联结在一起。由于这是中国古代“金字塔”式规则的外推，而如此高下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早期政治力学的产物，因此，这“三大纽带”事实上是建立在“三大落差”的基础上的，即与“华—夷”对应的“文—野”价值落差、与“宗—藩”同构的“中—边”地位落差和与“赐—贡”相称的“厚—薄”丰瘠落差。(98)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和所有从属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朝贡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这种体系长期特有的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以朝贡体系为依托，国家间被拉大的差距培育出了潜在的稳定性”。(99)这一不易改变的落差，曾赋予位处高端者以长久而稳定的权利，致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圈域规则在前近代东亚地区通行了两千余年。然而，这一通过道德感化、制度同化和经贸互化等方法来维持的关系体系，因长期秉承“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邦国交往原则，换言之，由于其体系维持特征往往表现出弹性怀柔和非强制性，故而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乃至利玛窦所称“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的区域内邻邦，几乎都与中国有过或近或远的册封朝贡关系。在此过程中，尽管日本叛服无常，并通过白村江之役(663)和壬辰丁酉倭乱(1592—1597)与中国频争高下，但直到代表刚性原则的西方“条约体系”东渐亚洲后，以往的区域关系格局才首次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当然，充当这一挑战之急先锋并且最终取代中国原有区域中心地位的国家，仍是脱胎于“华夷秩序”并充分了解秩序内部规则的日本。这种出身和了解意味着，日本若想在早已习惯于“落差”支配逻辑的地区推展某种新的文明形态，新的“落差”制作，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行动前提。明治政府无疑深谙此道，亦深晓西方强势“价值”及其“规矩”体系对于日本主导东亚事务的权威借助意义，于是，一个新的“落差—权利”结构开始形于世人面前，即：(1)以“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蛮”的文明正当性，(2)以“国民国家”取代“华夷秩序”的政治正义性，(3)以“资本经济”改造“自足经济”的经贸优位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制作的这三大“落差”与明治维新的三大“口号”——“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之间，彼此呼应，异曲同工。毋庸讳言，如此“落差—权利”设计的主要针对者，显然是清朝及其属邦。所以，称其为日本对“华夷秩序”时代“落差—权利”设计的反设计，亦不为过。然而，许多无奈的事实表明，该设计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奏效，与新的“落差—权利”构图中位处下风者在某种程度上默认甚至首肯这种设计有关。作为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甲午战争无疑为该结构的出台与确立，提供了军事政治前提；而嗣后中国君民对日本所展开的全面模仿甚至联合运动，则使“礼乐征伐自中华出”的前近代东亚规则不得不让位给“礼乐征伐自东洋出”的近代日本规则。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曾这样描述过日本的空间位置和文明特征：“它有个特殊情况，就是生存于中国和西方这两大对立的传统之间。在适应二者的同时，日本通过自己的智慧，在接受两种传统方面都表现得相当杰出，并达到一定高度。”(100)这是事实，而且在有些领域，霍尔的表述略显不足。但是，明治维新后不少日本政客和学者对国内改革成就的高自标置和自我陶醉，其实已不单纯是事实描述，其中还蕴含有相当程度的他者轻蔑意识。这显然是“落差”制作的要求，也是求取更大区域“权利”的隐形目的使然。明治时期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838—1922)曾讲：“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因此，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101)其实，比较起所谓“东方文明”，他们更为醉心的乃是优于东亚传统的“西方文明”，因为只有西方文明，才给日本赋予了所谓“文明国家”的新形象，而这一新形象最为需要的，恰恰是能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野蛮国家”。在这一自明的价值前提下，日本国的任何对外行动，也就天然地被赋予了正当正义性。甲午战争之际，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1861—1930)，曾把当时的“日、支两国关系”解释为“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的关系，于是，这场战争便不但不是什么“侵略”与“被侵略”，而是所谓“新文明”战胜“旧文明”的“义战”。无独有偶，担当战时外交指导的陆奥宗光(1835—1897)，也毫不犹豫地把这场战争理解成“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间之冲突”。(102)然而，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福泽谕吉(1835—1901)。这位新“落差—权利”结构的实际创建者及其“启蒙”著述，还把所谓“文明—野蛮”的逻辑加工得理论上成体系，行动上有章法。他自认已找到了东、西洋文明的本质差异以及二者间明显的“文明—野蛮”落差，并直捣造成这些差异和落差的文化根源：“比较东洋的儒教主义与西洋的文明主义会发现，东洋所阙如者，为有形之数理学与无形之独立心这两点。”(103)在“文明”改造“野蛮”这一新的国际通则面前，清国和朝鲜显然已成为冥顽不灵的“野蛮”国象征。由于“野蛮”的持续存在违背了国际通则，因而清、韩才需要改造、破坏甚至武力打击。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促其“觉醒”，逼其“进步”。在如此“善意”的安排下，“脱亚”也就意味着追随“文明”的“进步”，而“征亚”便自然成为改造“野蛮”的“义举”。这一权威借助手段和妖魔“支·韩”的逻辑，曾收到过出人意表的效果：它不但给日本在该地区的全部行动赋予了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还使被侵略国的部分“开明人士”亦纷纷自认落伍、自解武装，甚至在日本的策划下不惜发动内部政变。福泽在甲申政变问题上对朝鲜的“策反”不成转而“贬损”和“抛弃”态度，以及在东亚问题上“兴亚”不成转而“脱亚”和“征亚”等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均已通过《文明论概略》(东京：岩波书店，1931年)、《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和《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载《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等所谓“启蒙”手段，给日本在该地区的侵占行为赋予了左右逢源的逻辑圆通。需要注意的是，福泽谕吉在设计新的“落差—权利”结构时，总是强调所谓“世界大势”和“近代文明秩序”，认为“西人文明如疹疫流行”一般，不可阻挡，“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104)。对此，丸山真男不乏回护和开脱的解释，谈出了几分福泽谕吉看似矛盾的学说逻辑：“面对现实国际政治，他(指福泽)的思考本措置于如何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东洋共同防卫上。可福泽对于被儒教主义浸入骨髓的朝鲜和清国现状的焦躁和绝望，又反射性地强化和确证了他的信念，即作为东洋近代化之推动力的日本的使命感。从这一点出发，他的对外主张便在现实上与日本帝国的大陆进出冲动形成了步调一致的后果。”(105)而后来的日本思想流向，亦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由已经完成了近代国家建设的诸国构筑的观念，也是由以这些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社会的观念”，“在二战以前的日本——其实在二战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样的思想也好，意识也好，从右翼到左翼，在真正意义上能突破这一近代国际秩序观念束缚的人，事实上一个也没有”。(106)问题在于，日本自构建了新的“落差—权利”结构那天起，就从未想过要放弃这一结构，甚至还为此早有预案。宗方小太郎给明治政府的建议是：“昔日识者曾认为，中日两国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彼始知我之实力之不可敌，至此方可收协同之效也。要之，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是也。使彼多年服从之后，在不知不觉之间，大局之形势可驭使彼感觉有与我联合之必要。然与彼言和，首要唯有对彼永久不失胜算方可；若不幸一朝兵力不如彼时，则中日和平终不能持久也。熙熙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也。以上所论，为使中国知晓联合之为百年大计之手段。在已获得头绪之后，可进一步采取使彼信服之方针。”(107)实际上，日本对待周边国家的态度，明治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今日中日关系突然降至恢复邦交以来的最糟状态，不能说与GDP指数超越日本后中日落差逐渐消失等国势变化无关。而这一点，甲午战争后仍以“熙熙之仁”与“孑孑之义”待人的中国，虽有些微察觉，但并未起到实际的作用。还在甲午战前清廷对日盲目虚骄时，宗方小太郎即指出：“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见。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108)及甲午完败后中方已进入“神化”日本阶段时，仍有人警告贸然“联日”的危险性。当张之洞惑溺于日人“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我遣人赴东入各种学堂”等甜言蜜语，频繁地向总理衙门电奏以表明其联日愿望的急切与真诚时，总理衙门的答复却以为不妥。总理衙门认为：“日本狃于辽役，民志日骄，其二三老臣尚以为惧。其于我诚有唇齿之势，马关约定，我亦大度处之，非如法德仇怨之状。然中国受害之深，实缘日本。近以德事，各国环伺，机局危迫，东方太平之局，几不可保。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祇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统俟筹定，请旨遵行。”(109)然而，有许多涉日事务，张之洞并不与朝廷沟通，或利用地方大员的手中资源与日方擅做交易，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做出了许多怀私携诈、自增筹码的事情。有学者略带情绪地指出：“张之洞原来是一个首鼠两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而没有一定政见的人。在康、梁主张变法，博得光绪倚任时，他也要挤进去凑热闹，六君子中的杨锐，就是他保举的。及那拉氏训政后，他又恐怕牵入旋涡，连夜与其党徒梁鼎芬粗制滥造，著成一部《劝学篇》，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陈腐滥调，奏上那拉氏，以表示自己与康、梁不同。”(110)而总理衙门话里有话的“统俟筹定，请旨遵行”一语，还隐约透露出上方对张氏欲与朝廷争宠于日本之心的警惕与防范。就这样，在明治构建的“落差”和认可这一“落差”者们的呼应声中，日本逐渐拥有了甲午以来的最大“权力空间”。“有病急投医”，原属人之常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体现了中国人在列强环伺的世界里不甘人后、迎头赶上的民族志气，所以，从1896年起，清朝开始派人赴日本留学，而且到了1906年，日本方面宣称：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多达16000余人。(111)然而，留学固为善举，但过程中却不乏假公济私的现象，而且，当年的日本即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殷笃私交的方式以达成其在华利益。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1899年11月4日)，日本为了加强与张之洞之联络(抓住在华的练兵权)，特派近卫笃麿公爵前往长江流域活动，受到了张之洞空前隆重的欢迎。近卫为了日本政府的利益，软硬兼施，劝康有为离开日本，又把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安排到日本留学。因此，张之洞对近卫来访，做了充分准备，精心安排。张氏先是举行了欢迎大会，接着张宴于总督衙门，晚上又于黄鹤楼上宴请近卫一行。结果，张与日本的各自目的均圆满达成。据载，张氏还不止派出一个孙子，即除了张厚琨外，还有张厚畹；留学院校，则不是日本贵族学校“学习院大学”，就是“中央幼年学校”。而且，张之洞为了自己孙子留学日本之事，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他给清廷当时的驻日公使李盛铎捎信，还给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请托送礼，一句话：请他们对张厚琨留学日本多多关照。不仅张之洞如此，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并举新政，办教育，肃贪惩腐，人称“屠官”和“满洲虎”的岑春煊，也多方修书求助日本，把自己的儿子岑德徵也先后送到上述两所学校留学。(112)小田切万寿之助在写给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信中称：“现下听说，有清国的大官，强制其部下到我国留学，但是，却没听说过主动让自己的子女去留学的。所以此举确实令人钦佩。”日本人的高兴显然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公派他人留学，只是证明了清朝官方对日本价值的服膺态度，那么，朝廷重臣把本可以在国内享受最优等教育的自家子弟也争相送去留学，并且还不断地请求日方的关照，表明清朝上下对本国的教育体制和治理走向，已经茫然若失，失去了起码的信心。这一方面验证了日本人“落差—权利”结构的制作功效，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地位对调所造成的历史性难堪。对此，孔祥吉先生指出：“国人向来以中华自称，而把外国视作夷狄。因此，把学生成批成批地派往外国，正规说来，是戊戌维新时才开始的。”(113)话里话外，可谓意味深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后清朝欲与日本“合邦”一事，反映了“内治不成转而投机取巧”的思维惰性和臣服心态。道理很简单，在日本人设定且逐渐为周边国所认可的“落差—权利”结构中，似乎只能把中国“合”给日本而不可能相反。日后所发生的大小事件表明，“合邦”虽然形式上未果，但中国人在心理和价值层面上对日本的艳羡和倾倒，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如此“万事不如人”的事实与想象面前，连皇帝的“上谕”措辞也已看不出还是“上谕”，就不要说在“下风”预设驱使下一般中国官绅的对日感受了。江西新淦人朱绶(组豪)曾撰《东游纪程》一书。其表侄逢舜在《东游纪程跋》中谓：“余中表叔组豪《东游纪程》……于邦交、地理、职官、食货、兵制、刑法、礼俗、物产、工艺诸大政要，记之特详，而学术则尤加详。盖学术为人才所从出之途。苟能战胜于学，斯能战胜于商，斯能战胜于兵，而富而强，直操左券。是则尤为杰识已。”(114)甲午战争后出使过日本的钱德培亦谓：“不学无术，圣训昭然，日本早得此要领。伊藤、黑田、桂太郎诸相以及各大臣，均系明治初出洋学生出身。三十年来，人才辈出，尽从学堂中来。上下当行，无从蒙蔽，而尤妙于下情得以上达。上有过失，下得而议之，故其郅治也易。中国甲午前之海军，各船管带虽有船政学堂派赴外洋毕业学生充当，而以目不识丁之丁汝昌统之，故其致败也亦速。今欲求治，非讲学术不可，更非求通下情不可。苟仍前粉饰为属员者，一味唯唯，虽腹非而口仍应之，则恐自欺欺人，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115)然而，骂一骂自己是简单和容易的，可如果了解到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治不备”这一真实背景时，那么，当年庆宽的省思反而具有十足的参考价值：“窃谓，日本旧制，政在诸侯，明治废藩，故号维新，王政颁行，故号变法。我朝圣圣相继，普天率土，共戴一尊，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所以使良法美意废弛堕坏于无形之中，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而国势不强者，皆官吏奉行之不善之过耳。故今日之事，言维新者妄也，言变法者谬也，实在整顿内政而已，补救偏弊而已。偏弊既去，内政修明，五洲万国，自当迥视易听，外变不足虑矣。仅将在日本见闻所及，印证中国内政，胪陈六端(整顿学校，整顿财赋，整顿军政，整顿商务，整顿农工，整顿保甲)，是为整顿之要。虽然政存矣，而行政之法，尤有立乎其先者三端，是为整顿之本；尤有旧例积习，大害于整顿者二端，是为整顿之戒。狂夫之言，圣人择焉。”(116)庆宽是坏人，可连坏人也能吐出如此肺腑真言，清朝的危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历史需要反思。而且事实上，反思也恰恰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但是，如果反思的问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经验总结和切实的教训汲取，尤其在每次反思时“我”总是“不在场”，那么，这种反思的意义，不但局促而有限，并且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对中国而言，明治日本所设定的“落差”，在某些领域已逐渐被抹平，这构成了国人的骄傲。但是，潜在于中日两国民众心理和价值层面上的“落差”，似乎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完全消失。由于“大战”之前没有“大治”，所以，一旦兵败，清朝的整体垮塌甚至毁灭，也就不显突兀。这也是万般无奈之时中国人全面倾倒于日本的内在原因。倘若战前清廷能顺应民心与天下大势，把重点措置于内部整治，并以此重铸国家信仰和国民信念，历史或许会呈现出另外一幅面貌，亦未可知。 【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亚思想史、东亚国际关系史。 注释： ①参见戚其章：《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沫兰：《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述》，《东岳论丛》1985年第1期；戚其章：《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3年第7期；戚俊杰等：《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刘玉明：《勿忘甲午 鉴古知今：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周雪莉：《近十年来甲午战败原因研究综述》，《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0卷；王建朗：《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史的新视野：读〈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蔡秉颀：《从甲午战败看清廷的腐朽》，《历史教学》1995年第12期；关捷：《清朝政体与甲午战败之教训》，《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论甲午战争后期的帝后党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郑守正：《甲午丰岛海战失败责任在李鸿章》，《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任鸿章：《中日甲午之战与李鸿章的误国外交》，《日本研究》1985年第2期；戚其章：《甲午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施亚英：《中国的觉醒与甲午战争》，《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②Angus Maddison,"Shares of the Rich and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Income Divergence Between Nations, 1820—2030,"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No. 3, 2008. ③龚自珍：《平均篇》，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页。 ④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一》，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页。 ⑤龚自珍：《平均篇》，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页。 ⑥龚自珍：《明良论》二，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页。 ⑦龚自珍：《平均篇》，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页。 ⑧龚自珍：《明良论》二，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页。 ⑨龚自珍：《尊隐》，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88页。 ⑩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6－97页。 (11)王韬：《重民》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12)王韬：《重民》下，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页。连赈灾善款官吏都敢贪污，就不要说对平素工程款的层层刨扣了。(徐珂：《度支类·同光度支琐闻》，载《清稗类钞》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6－517页)值得注意的是，贪腐诸端，即便在洋务新政中，亦不可免，有时还更容易作案：“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参见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89页。 (13)王韬：《重民》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页。何启和胡礼垣在作于甲午战争期间的《新政论议》中亦谓：“官民不能相维，则有万民嗟怨之事，而主上实在不知者矣；官民不能一体，则有六军不发之忧，而主上逼于无奈者矣。此其显然者耳。若夫隐匿于无形，怀意而不露者，则固官民俱抱不平之气，几同水火之不相能；官民各怀忌嫉之心，俨若敌国之相为难……若是者，国家无事犹可隐忍相安，一旦有变，其不瓦解者几何矣。”参见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页。 (14)王韬：《重民》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4页。 (15)王韬：《重民》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对此，冯桂芬讲得尤其直白：“君民不隔不如夷”。参见冯桂芬：《制洋器议》，载《校邠庐抗议》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16)王韬：《重民》下，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7)王韬：《变法》下，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页。 (18)王韬：《变法》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5页。 (19)王韬：《变法》下，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20)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8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 (21)王韬：《〈中东战纪本末〉序》，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8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2)参见王林：《〈中东战纪本末〉与甲午中日战争》，《福建论坛》2009年第4期。 (23)蔡尔康：《中东之战关系地球全局说》，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8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24)胡燏棻：《变法自强疏》，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8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2－183页。 (25)参见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26)参见林乐知：《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27)参见林乐知：《治安新策》下之上，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1－312页。 (28)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 (29)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107页。 (30)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141页。 (31)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初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页。 (32)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33)林乐知：《治安新策》上之上，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257页。 (34)林乐知；《治安新策》上之上，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287－288页。 (35)《中国大势之倾向》，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8页。 (36)王韬：《变法》中，载《弢园文录外编》卷1，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37)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页。 (38)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初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39)梁启超：《论公德》，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214页。 (40)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41)《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51页。 (42)日人悉晓清“当治而不治”的诸多弊端：“政府之措施日益陷于因循支绌，对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恬然粉饰太平……而负有言责之官吏，竟无一言一辞谏争此一弊政。谄谀百出，丑状实不忍见。”参见《中国大势之倾向》，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8－129页。 (43)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载《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78页。 (44)清朝官衙有万事均需“打通关节”、收取“例费”之恶习。这种潜规则，竟未因国罹大难而稍减：“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参见徐珂：《度支类·同光度支琐闻》，载《清稗类钞》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6页。 (45)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9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313、328页。 (46)《日清战争实记》，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0－251页。 (47)参见金一南：《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参考消息》2014年3月3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栏目编者按，《参考消息》2014年3月3日。 (48)参见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载《新政真诠——何启 胡礼垣集》二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49)辜鴻銘「日本の将来」名家講演叢書第1編『辜鴻铭講演集』所収、東京：大東文化協会、1925、51頁。 (5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51)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751页。 (52)参见张晓丽：《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学术界》2009年第3期。 (53)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载《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54)林乐知：《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9册，北京：九州出版社、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6页。 (55)杰西·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5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4页。 (57)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5－116页。 (58)冯自由：《革命逸史》，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0页。 (5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60)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61)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104页。 (62)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63)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4页。 (64)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6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66)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果然颁布谕旨，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 (67)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8页。 (68)洪汝冲：《呈请代奏变法自强当求本原大计条陈三策疏》，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5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94－95页。 (69)康有为：《我史》，载《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70)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6－388页。 (71)参见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载《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84页。 (72)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9－73页。 (73)『興亜会報告』第二集、東京：興亞會報告局、1880。 (74)勝海舟「朝鮮は昔お師匠樣」『氷川清話』東京：講談社、1973。 (75)山路愛山「敬愛なゐ朝鮮」『平民新聞』(週刊)，No. 32，1904年6月19日。 (76)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页。 (77)参见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東京：社会評論社、1990、291－293頁。 (78)参见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79)王韜「興亜会宜杜其弊論」興亜会編『興亜会報告』Vol. 12、1880年11月15日、8頁。 (80)「臺灣生蕃討撫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7、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会、1955、1－338頁。 (81)「琉球所属ニ関シ日清両国紛議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12、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会、1949、176－200頁。 (82)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6－37页。 (83)参见「金玉均暗殺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27、No. 1、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会、1953、482－492頁。 (84)参见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東京：社会評論社、1990、44－45頁。 (85)《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之报告》，载《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9－71页。 (86)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06－107页。 (87)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47、151－152页。 (88)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98－203页。 (89)《庆宽说折》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75－176、188页。 (90)转引自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3页。 (91)西尾陽太郎解説「内田良平自伝」『硬石五十年譜』福岡：葦書房、1978、77頁。 (92)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页。 (93)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62－163、178页。 (94)《中国大势之倾向》，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9页。 (95)宗方小太郎「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日清戦争実記』所収、東京：博聞館、1896、5－6頁。 (96)参见王柯：《民权、政权、国权：辛亥革命与黑龙会》，《二十一世纪》(香港)2011年第10期。 (97)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 (98)参见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韩东育：《东亚的生态》，《读书》2013年第8期。 (99)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 (100)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 (101)大隈重信「東西の文明」『新日本』Vol. 1, No. 2，1911年5月，6頁。 (102)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8页。 (103)福沢諭吉「王政維新」『福翁自伝』東京：岩波書店、1978、206頁。 (104)参见福沢諭吉「脱亜論」『時事新報』、明治18年(1885)3月16日。 (105)丸山真男「福沢諭吉」『丸山真男集』Vol. 5、東京：岩波書店、1995、332頁。 (106)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75、77页。 (107)参见《对华迩言》，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0页。 (108)《对华迩言》，载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9页。 (109)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421页。 (110)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100页。 (111)参见刘启强等：《袁世凯与清末留学热潮》，《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12)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第13章《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 (113)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302、308页。 (114)朱绶：《东游纪程》，载《实藤惠秀文库》35(编号1193)，光绪己亥(1899)夏鸿宝堂刊行，第49页。 (115)钱德培：《重游东瀛阅操记》，载《实藤惠秀文库》45(编号1181)，第18－19页。刊行年不明，因开篇处有“光绪二十有七年九月朔奉到江西抚宪李中丞札委赴日本阅看大操”字样，遂推知刊行时间当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 (116)《庆宽说折》，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内政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8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