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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伦敦访学期间，笔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有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恭亲王奕致格兰特将军的外交照会和恭亲王的礼单等两份稀见的史料。第一份材料展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是先由英使臣发出警告，再伴之军事征服并由英方水陆军予以实施。交涉过程中总览全局及与清方谈判的是英使臣，其中巴夏礼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份材料表现出恭亲王奕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采取多维策略，展开多重外交，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台前与幕后的多面人生。研究这些史料，分析恭亲王奕及其政治舞台，有利于把握中英双方最初真实的战略意图、姿态及其变化的逻辑层次，对于研究中英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外交照会/礼单/奕/政治舞台/中英关系 笔者在伦敦访学期间在大英图书馆等单位特藏室多方查索，发现了包括英国国防部等单位的诸多手稿本或盖有京津等关防、玉玺的资料。新发现的这些关于中方军事外交等文档多属未刊珍稀史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本文公布两份珍稀资料，为大英图书馆所藏，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英国藉亚罗号事件伙同法国出兵侵华。次年10月，英国额尔金同法国葛罗率军在香港汇合。期间，清廷既要面对太平天国运动，同时要应付英法联军。面对内忧外患，1858年6月中英、中法签订了《天津条约》。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并不满足在华既得利益，英法联军以到北京换约名义，大肆进军，强迫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并有面见咸丰皇帝亲递国书等要求。1859年6月14日，塘沽失陷。6月24日，大沽炮台被敌军攻克，是日英法联军攻占天津。1860年2月，英法政府调整军事部署，扩大战争。①在侵华重要骨干巴夏礼看来，“我们的军力应该集中在对付曾格林沁和傲慢的蒙古人身上……我想整个项目应该这样进行：首先我们应当攻取大沽要塞，然后向天津移动。”②面对紧迫军情，清廷或战或和的把戏一再重演，军事上的良机不复存在。联军顺势进犯京师，并有烧劫之举。新发现的文献即此后英法联军扩大战争并火烧圆明园进行威胁的产物。 一、恭亲王奕致格兰特将军的外交照会及其背景考释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及火烧圆明园，主要借口涉及中方扣留谈判人员巴夏礼等。这一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筹办夷务始未》均有涉及，而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较为翔实。但马士所依据的材料多为巴夏礼写给英国的英文材料，而少直接交涉中文照会。笔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两份原始文档，文档涉及火烧圆明园前后恭亲王外交等。第一件索书号为OR.6597，有信函包装。信封为白皮，宽三寸，长约七寸，正中竖行，墨迹书“咸丰拾年玖月初六日”，红色关防印章盖在“拾年玖月初六”字样上。10月6日，法军进入圆明园并抢劫。咸丰十年九月初三(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达数日之久。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即1860年10月21日，圆明园仍在熊熊大火燃烧之中。 装有外交照会的信封背面有右上竖书“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公文赍至”，左上竖书“大英钦命陆路(字有缺损)大将军克当台开拆(字有缺损)”。中有关防红印两处，上下各一。两个关防印之间有英文草书：“Prince□□□□□(字迹潦草，当为Kung，见下文)Letter to me”，“熊”(?)。③“Letter to me”亦可见此属格兰特将军笔迹的照会原件。照会中“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即爱新觉罗·奕(1833～1898)。照会中“大英钦命陆路(字有缺损)大将军克”即Sir James Hope Grant。④Grant(格兰特将军)即马士等书中所指英军统帅，他将经囚禁巴夏礼等的圆明园予以焚毁。 信封内照会的正文：右边竖行书“照会”并有关防红印。另起一行：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为(大字号)照覆事照得本爵於九月初四日接到贵将军照会内称 另起一页： 贵国员弁除送回二十一名尚有\同时被获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请本爵将如何实在情形(，)详晰\查复等因前来(，)查本爵于接办后 另起一页： 业将\贵国在京之员弁八名(，)以礼相待\送回(，)其余各名(，)本爵并未知悉(，)迨\接办后(，)陆续详查多日(，)始知分寄 另起一页： 各处(，)即行札饬从优款待(，)亦已将\生故共二十九名(，)分别送回(，)与\贵国大臣额来文名数(，)似无不符\并据 另起一页： 贵国大臣额照会(，)给抚卹银三十万\两(，)已经本爵允准照覆矣(，)须至照覆者(。) 右照会 大英钦命陆路大将军克 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红色关防印章盖在“十年九月初六”字样上)。 (文档中尚有“December 10，1904.”字迹潦草，为大英图书馆收藏时登录在案的时间。) 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相关记载，发现此照会与《附件五：抄录奕为查明被押在京之英国员弁情形给英使照会》基本上一致。⑤原文日期中有“咸丰”字样，而抄录件无。且原件显示接受照会的是将军克而非英使额尔金。这易与《附件四：抄录奕为允许如数照交恤款给英使照会》混淆，⑥实际上该书相关“附件四”中“英使”才是真正的英国国王授权代国行事大权的额尔金。其时，英国对华外交大使与英法联军中英方将领关系微妙，双方既相互合作，亦牵制。即英将不能干预英使与中方谈判事宜，而英驻华大臣可以授意采取军事行动，但亦不能命令英军在战事上的进退，至于何者适宜进军，何时谈判，则主要听从英京外交部、国防部，乃至首相的命令或指示。所以上文提到的文档抄录将英使与英将混淆，实为一大历史误会。这从奉行对华进行铁血政策的巴麦尊主义的当事人巴夏礼的记载可见，巴麦尊称：“如果我们采取低姿态，那么我们将丢失通过在中国的战事胜利所取得的一切有利地位”，巴夏礼可谓此信条的信徒。⑦对于要不要针对修约而发动战争，英国众议院展开了论辩并进行投票，终以巴麦尊获胜而告终。而没有等投票的结果出来，所谓“英女王的全权大臣额尔金”就被派往中国。⑧此时的巴夏礼与威妥玛都充当了翻译官的角色。额尔金一度要往北方与清方谈判时，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职责交给英军总司令，而让巴夏礼充当自己在广州的代理人。但额尔金离开时，巴夏礼的工作并不顺利，“我的工作是并不受人尊重的领事，受命于总司令，很多时候我要扮演他的眼睛和嘴巴，与中国人打交道。”⑨但巴夏礼基本上每天以日记的方式向额尔金报告。⑩此从侧面可见英使与英将的权力牵制。后额尔金离开中国，三个月后由其弟卜鲁斯继任。卜鲁斯属对华强硬派，与其搭档的是英将格兰特司令。而英军初在大沽炮台攻占的失利被视作额尔金软弱政策造成的后果。为了挽回自己在中国弱势的形象并补救英方在中国遭遇的所谓损失，额尔金重新受命往中国，而其弟改任英方驻上海全权大使和商务总监。1860年3月26日巴夏礼致妻的信件表明“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夫人星期一到了广州，周二和周三他们都在这里”，(11)巴夏礼在起草租借九龙协定的时候，草稿“要先让格兰特将军过目”，可见此时格兰特也参与政事。(12)但主张对华强硬政策的巴夏礼对额尔金重回中国主持工作并不看好。1860年4月17日巴夏礼致妻子信称：“额尔金将要回来的消息已经通过邮件得到证实。我觉得很遗憾，我认为政府送他过来无异于火上浇油”，(13)其时英方军队分为海陆部分，巴夏礼称“一方面，我们的军事准备状况很好，格兰特将军对我们的巡逻队很满意。但是我不喜欢海军上将的表现，他努力调集北方的军力，给予南方太多的海上支持。”(14)巴夏礼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他对华强硬的立场，认为对清方只有通过军事征服。实际上额尔金抵达中国完全改变了他过去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立场，1960年6月22日早餐之后，巴夏礼去总督府与额尔金会谈了两个小时，“他对自己言辞的选择十分小心，他承认说自己这次出任主要是为了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但是决不会对中国人屈服，而且希望总司令在攻打大沽要塞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必须接受并且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15)这些表明额尔金一改过去和谈为主的路线，支持军事征服。因此，他选择了一贯主张对清方动武的巴夏礼参加自己北上的团队。1860年7月6日，巴夏礼称是日“晚上到广州的邮件给了我一个惊喜，额尔金勋爵下令让我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队!他用词非常客气，我想他所遭遇的身份危机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16)额尔金一北上即授意军方采取行动。 新发现的照会中恭亲王与英将联络，旨在军事压力上有所缓解，此为现实外交中细微之处，也为交涉大局中关键的一着棋。至于行文亦见恭亲王办事务实，他对英将的要求分类解答并表示逐一落实，对于赔款亦应允，出发点是求得联军军事上缓进。新发现的照会在格兰特的日记中也有提及，并表明了“我们焚烧圆明园的意图”。(17)新发现照会中有“九月初四日”字样，查《英将克灵顿为要求查明被押英兵尚未放还之实在情形事照会》：“大英钦命陆路大将军克，为照会事。”“照得八月初四日，有本国员兵弁人等数名，均为免战旗号所保者，被贵国袭掳。今送回二十一名，内有死者八人，本将军分别查收外，尚有同时被获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其中一人，为我国武弁。据查：初五日早，与前被获各名，一同离通进京，行至半途某地方庙前，将该弁并法国官员一人，分别启行，声称欲送回两军，以便汇报；其余兵丁四名，与前多名，皆送海淀，或在淀远近地方，捆缚甚凶，大违各国之常理。旋于初八日，将多名分为五六人一股，远押各监。合请贵亲王将前兵弁五人如何实在情形，详晰查复。”(18)“右照会大清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时间为“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十六日”，又署有：“庚申年九月初三日”。(19)此为外交照会惯例而已。九月初三日英将发照会，初四日恭亲王收到，事关清方对巴夏礼处置这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为棘手的事件。九月初六日恭亲王即发给英将回覆。依当时通讯条件及京师被英法联军封锁的情况，恭亲王若在两日之内向在热河的咸丰帝会商并得到指示是难以想象的，由此看来，致英将照会为恭亲王当机立断，意在放人了事。后上谕可见咸丰帝之意完全相反，是要处决巴夏礼等。实际上，初三日英方驻华代表额尔金亦发出了战争迅将恶化的威胁。其时，英使、英将虽都听从英京的指挥，但具体到对华的态度及其军事措施，两者亦有些差异。在清政府利用人质来要挟英法联军停战之际，额尔金明确表示拒绝，他说“所以现在指挥权又都交到了将军们的手中……我不知道他们准备什么时候进军。”(20)交涉过程中总览行政全局及与清方谈判的是英使臣。额尔金在战争之中总结英国人质被杀事件时，一度指责英军方失误，1860年10月26日，他称：“在中国用兵就该派五千人的部队没有延误地前进，这样事情就不会发生。我在出发之前就跟巴麦尊这么说。但我们军队太过庞大，为了保险，耽搁在所难免，但就因为如此，几乎毁了全局。火烧圆明园多为额尔金决策，额尔金称：“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情感。”(21)“将军克”是执行者。英钦差额尔金威胁要挟恭亲王赔款，并限期画押换约照会，“前接贵亲王八月二十八日来文，内开大半系为照复我将军克前日去文，本大臣阅悉之下，合立抄录转致查照，听便办理。所云我军攻破圆明园，并在进军之间，另有各等举动，本大臣无庸再言。只以此次进兵之故，仅因本大臣前在天津所开和议，贵国不肯定局，旋在通州亦然，加以奸谋袭害，开辟以来，无此凶恶，理合申明。”(22)可见其言辞强硬，也足见额尔金重塑自己强硬派立场。照会涉及英驻华使节与英将的分工，即额尔金负责具体谈判事宜，“至于来文内开，颇归本大臣专办之事。所有两国既经和好之语，贵亲王何不记本大臣于八月初八日首次照复内，有该员等未回之先，我军断不能暂息干戈，实不便遽议和局之言?俟屡发文，毫无别议，总以务必依议，否则不能复和。”其内容涉及清方扣留英方代表巴夏礼等，即八月初四日巴夏礼等被扣，四日之后，英方作正式外交反应，初八日英使额尔金照会清方因巴夏礼等被扣，难以和谈，联军将更严厉地推进军事，“容问贵国暨贵亲王，原为当国之臣，何以应之?查本国彼日不回者，计共二十六名；今送回生者，仅十三名，身上俱有辱逼虐遇之迹，轻重不等，其余十三名处死甚凶。本大臣于始终情节，不更长言，只因深愤，难免重提，恐与此等公文有所不便之语，惟此事甚恶，尚未抵偿，大英国于大清朝自不能先定和局。贵国果怨拯救其濒危，必照本大臣所定，尅允遵行。”(23)对此，额尔金简述了部分被逮捕的英人受虐，并发出战争威胁：“据查园庭似为两国员人数名受各等暴虐之处，内各殿宇尚有未经全坏之区，立必拆清。”“此节我大将军克刻当设法自办，贵亲王可毋庸与闻。外必将叁拾万银两交与本大臣委员查收，候本大臣奏准，分别陪恤，或给遭害之家，或给被难之人，以资抚赡。”即这一决议方为英驻华代表，执行者是英将而非恭亲王等自拆，至于赔款等善后亦归驻华使者专任事。此外，“所有前在天津会定续约内，除一条改为俟约内陪项总数未得交完之间，我两国任便将两军均在津城驻扎之词，其余照旧不改，贵国立必盖印画押。其园庭拆毁一举，不日兴办。”即发出拆毁圆明园的警告，同时就赔偿及其订约签字问题进一步威胁：“余定本月初七日巳刻以前为期，务当于限内，必以本国被凶之人陪恤银两，俱于初九日措交；并以贵亲王真奉便宜行事之权，于本月初十日，必将续约画押、八年条约互换等因照复。否则咨会大将军克入京，将皇宫攻取，再当相机设法，勉令贵国必从所议；一面咨请水师提督，合一并严办。”(24)这些皆是新发现照会所提及的交涉内容。即先由英使臣发出警告，再伴之军事征服并由英方水陆军予以实施。交涉过程中总览全局及与清方谈判的是英使臣。额尔金在战争之中总结英国人质被杀事件时，一度指责英军方失误。1860年10月26日，他称：“在中国用兵就该派五千人的部队……”(25)前文述及英使臣额尔金在对华强硬派巴夏礼等心目中一度对华过于谦和，早在1858年3月14日巴夏礼致姐夫的信称：“额尔金勋爵对我也很好，我现在每年的薪金是300英镑。……唯一令我不满的是我们对华方针。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很弱，无法保证巨大的胜利。我不认为额尔金勋爵是一个伟人，尽管他可能很受政府的喜爱。他在欧洲、在国会和在公众面前都非常谨慎。”(26)但重返中国并急于要在英国众议院改变自己软弱派形象的额尔金因巴夏礼等被捕而对清方态度更加强硬。 新发现照会原件中九月初四日，即1860年10月19日，英法联军于18、19日第二次火烧圆明园。见“奕等又奏初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片”：“恭亲王(奕)等又奏：再，臣等于初四日亥刻，接到英夷照会，声称：被获夷兵，凌虐过严，欲拆毁圆明园等处宫殿。当即连夜札调恒祺来寓，令其前往阻止。乃初五日辰刻，该卿来后，正在谆嘱商办间，即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报：夷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该夷到后，以大队分扎各要隘，探报无从前进。其焚烧确有几处，容俟查明，再行详细具奏。据恒祺面禀：该夷去，藉此泄愤，如派兵拦阻，必于城内宫殿拆毁，以逞其毒等语。臣等办理议抚，致令夷情如此猖獗，祇因夷兵已拦(阑)入城，不得已顾全大局，未敢轻于进剿，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可见，清廷受重创，恭亲王等束手无策。据英军随营记者佚名报道，早在10月6日晚颐和园、圆明园已为联军占领，8日法军对圆明园进行报复性的打砸抢，“在圆明园的一间国宾接待室，人们发现了额尔金阁下签署的《天津条约》的英文本和汉文本。它被人扔在地上，躺在一堆被打碎的物品中间，直到那份英文条约明显地吸引住了发现它的人的目光。”(27)在抢劫的过程中，“魏德先生把一些珍贵的书籍和文件保护起来，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英国图书馆。”(28)圆明园遭抢劫并被两次火烧无论是对“天朝”的声誉还是影响都是致命的，咸丰帝硃批：“览奏曷胜愤怒!”(29)但也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新发现的照会正文未再提及焚烧圆明园的事情，主要是烧圆明园已发生并无可挽回。巴夏礼称：“我想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5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2/3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虐待的地方。……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30)英国随军记者亦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称：“对圆明园内部彻底的破坏，只不过是对大清皇帝桀骜不恭以及清国人对待战俘方式的一个小小惩罚”。(31)面对联军扩大事态的威胁，中英外交照会涉及巴夏礼等被扣押及处理。 新发现材料中涉及的事件主角巴夏礼等。巴夏礼曾任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是酿造亚罗号中英冲突的当事人。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2)称在是年“8月25日占领天津，巴夏礼发挥的卓越作用”。(33)据1860年8月18日和26日巴夏礼致额尔金伯爵的报告，涉及与清方在天津谈判的过程。马士所著依据档案及当事者日记称：“在这里，像以前在北塘和大沽以及后来在北京进军时的各次情况一样，巴夏礼都是到场作为额尔金伯爵的代表。他蒙受这位英国大使的信任，当派他在休战旗下交递书信的时候，他曾奉命提出那些不便于落为文字的进一步的要求，并去听那些有关的中国官员的答复。”(34)马士的说法有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巴夏礼为英驻华大使派往英将格兰特营中任翻译官，兼事与清方谈判，从目前史料来看，巴夏礼还承当了沟通使臣额尔金与陆军将领格兰特(清方称之克灵顿)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在对华共同目标上的具体措施得以协调，见1860年7月31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30日早上“格兰特将军来到甲板上请求额尔金勋爵让我跟他一起去。额尔金当然赞成这样做。我明白，我的职责虽然是陪同将军，但我的工作绝不简单。只要职责所在，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只有威妥玛会留下来陪额尔金勋爵。”(35)而巴夏礼的所谓才干决定了他在对清外交中的角色，他是英方代言人：咸丰十年七月十九日(1860年9月4日)有恭亲王奕的岳父桂良等片：“再，奴才等照复该二国照会后，正将各款设法商议间，忽该酋巴夏礼，突来奴才桂良行寓，奴才等公同相见。该酋声称：‘此次赔偿一款，非从前可比，必须即日先付若干，余再议定如何给清’等语。奴才等当将现给照会内载有各口税务，分成扣归一语。该二国既经接受，何得再有异词?该酋复称：从前所允四百万，至今数年，分文未收，总云中国失信于彼。现在照会内所云，分成扣归，原因太多，中国一时难措。今若不先付现银三四百万之数，定当即日占据天津，将各官署屯扎居住，并一面进京，索讨赔项，必须收得现银，方能还我津郡等语。”(36)至于桂良在谈判中的作用，1860年9月10日巴夏礼致其妻信称：“你应该记得桂良，他是1858年时的老委员(作者按：指他曾经参与1858年《天津条约》的谈判)，恒祺现在是王室的管家，恒福现在是直隶总督。北京的3名亲王是我们解决整个事件的障碍。当皇帝病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暴露出各自的主张。因此，接近他们是十分必要的。”(37)此亦可见，巴夏礼充当英军等讨价还价的中介角色，为达到目的，发出战争威胁。巴夏礼的角色，英将格兰特称：“巴夏礼以他的杰出的品格应付各种问题，他的办事能力是有目共睹的。”(38)在桂良看来，“惟该夷嗜利性成，其意若不得有现银，仍恐难以羁縻，于抚局即不能有定议。”(39)比照英军牧师对巴夏礼的评价，“没有人象巴夏礼那样适合处理中国事务。他就像英国牛斗犬一样真诚勇敢。……因此当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时，对他的感情是既有尊敬又恐惧的。我一直希望我们在中国的每一个官员都拥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话，我们国家遇到的麻烦事可能会少一些。”(40)可见巴夏礼之难对付。 面对英法联军继续北上，咸丰帝派出自己的侄子载垣、“一个是真正掌握国家的亲王”(41)奕、兵部尚书穆荫作为谈判代表，“这些毫无经验的外交家们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权力，试图诱使额尔金勋爵回到天津继续被打断的和谈。”(42)载垣是钦差中文官职员，而穆荫显属清帝国军方代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60年9月14日)载垣、穆荫向咸丰帝汇报英法大使在通州等候谈判的消息。附有法国公使葛罗以强硬的口气照会载垣等，称：“惟本大臣抵至通州，如有贵国全权大臣前来，诚允所定之章程，则军务得息，旧好能敦。而本大臣随带兵将护驾进京，互换《天津条约》。如贵国不识已益，转抗拒往通州之师，则军务复兴，而兵驰抵京师。”(43)是日，载垣等又奏巴礼夏等到通州求见片，“正在缮折间，据营员伊灵阿来通面禀称：夷人吧夏礼、威妥玛带从人二十一，于明(昨)晚到码头，欲求见钦差等语。午刻，该夷人等即已到通，经地方官令于东岳庙侯见。该夷等已到州官署内称：洗澡后再定地方相见。是以奴才等派出随带司员等，尚未得与该夷会晤。其队伍尚驻河西务，已知照会曾格林沁，派拨重兵拦截，勿令前进。”(44)针对此，硃批：“另有旨。该夷狡谲性成，知汝等回通，即赶紧前来，似属和议可成，实则豫伏带兵抵通要盟根底。况葛逆照会，万分狂悖，不惟战则归过于我，并为将来战后不受抚奢求地步，可恶可愤之至!”(45)身在京师并预备逃亡热河的咸丰断定巴夏礼等“豫伏带兵抵通要盟根底”，是日廷寄：“夷情狡谲，必欲带队赴通，名为议和，实则预伏以兵要盟地步。况法夷所递照会，万分狂悖。和议必不能成，惟有与之决战。已谕令曾格林沁等相机截击，不得再令该夷一人北来。并谕胜保统统带精兵，驻扎由通入京要隘矣。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也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46)可见囚禁巴夏礼等是咸丰帝的主意之一，“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47)在咸丰帝看来，“至巴夏礼等欲来求见，恐该夷以宾礼自居，长其骄傲，将来见额、葛等酋，又将何以待之?即著该王大臣无庸接见，以崇天朝礼制，仍谴委员与之辩马交，所请索要现银及带兵进城，万不能允。”(48)综上可见，咸丰帝比较利弊，提出多条解决巴夏礼带兵到通州的策略，并倾向于将巴夏礼等抓起来。当然发出命令的是咸丰帝，而出此计谋显然与咸丰帝身边的肃顺等利益集团对朝廷的控制有内在关联。而是日，载垣等已与巴夏礼谈判，大体上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同时致信额尔金与葛罗。四天之后，载垣等才收到咸丰的上谕，并立即将扣押巴夏礼付诸行动。 关于自己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巴夏礼自称：“在占领炮台之后，我的工作是直接在炮台中获取文件、考察俘虏，等等。”(49)占领天津后，何伯一度予巴夏礼以临时执行管理天津的职权。(50)加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巴夏礼在广东的种种劣迹，这一人物显然招致清方反感。尽管如此，是年9月14日中国全权钦差大臣对磋商仍作出诺言，准备退让。为此，英、法大使各有回信，其中，“额尔金伯爵的信则经由巴夏礼之手送达，而由额尔金伯爵的私人秘书洛奇(Henry B.Loch)、陆军方面的瓦克尔上校(Colonel Walker)和汤姆逊(Thomson)、卡鲁斯的随员之一诺尔曼(de Norman)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包尔卑(Bowlby)陪同前往；他在安德逊中校(Lieutenant Anderson)率领下的六名英国的和二十名印度的骑兵保卫着。”(51)此即34人的代表团。这与新发现的照会原件中提及的“贵将军照会内称贵国员弁除送回二十一名尚有同时被获之五人至今未有下落……本爵于接办后业将贵国在京之员弁八名以礼相待”等话中34人在数目上完全相符合。而与此同时，法国另组13人代表团递交法国大使信件。是日，咸丰皇帝的态度有巨大转变，他以廷寄的方式答钦差大臣载垣折片称：“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52)比较历史现场与事后追忆可见，扣留巴夏礼是咸丰皇帝的意思。而怡亲王载垣、僧格林沁只是执行者而已。“9月16日，我们的两位秘书巴夏礼、威妥玛与恭亲王一行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会谈，带回了一封正式的公文，其中表示委员会赞成草约的内容，并且会执行协定。联军在距通州5英里处的张家湾安营扎寨，决定不再继续前进。巴夏礼与威妥玛回来的时候非常满意，事实上他们完全上当受骗了。”(53)9月18日，僧格林沁在张家湾设置埋伏。对此，《巴夏礼在中国》有专节“中国置休战旗于不顾”，记录了巴夏礼等外交使团的情况，称：“我们快马加鞭，在离安全地点只有半英里的地方，突然被一群中国士兵包围。”(54)巴礼夏和其他人员成为俘虏。而载垣等自作聪明地向咸丰帝报告称，“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必可]操胜算”。(55)可见，清廷视此举为获胜，对事态看好。 几与英方已被俘获的同时，法国代表团也全数被逮。巴夏礼及额尔金的秘书洛奇被解到僧格林沁营地，“他(指僧)多次向我方发出过休战旗帜，因此我希望他会尊重我。……但幻想很快便破灭了，因为在我走上前去时被他的随从抓住，把我按倒，跪在他面前，因为我没有遵守他们的命令立即向他跪拜”。(56)巴夏礼被拷问为何在条约问题上反复纠缠，并被问及为何敢对怡亲王说话如此无理，“现在你扬言说会对阻止你通往通州道路上的任何力量加以打击。现在我就正在这么做。你说你并不指挥这些军事行动；但我知道你是谁，你们民族所做的罪恶全都是你煽动的。你还敢出言不逊，当面冲撞怡亲王。现在是教外国人学会如何尊敬中国的贵族与官人的时候了。”(57)曾氏的话基本准确，“中国人把他们所面对的灾难的每一步都和巴夏礼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英国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中，都可以看到巴夏礼的身影。”(58)曾氏命令巴夏礼，“给你们的人写信，告诉他们停止前进”，(59)据巴夏礼回忆称，“几分钟后，我们三个人被装上一马车，连同两个法国人……一起解往怡亲王处。”(60)怡亲王即载垣，1859年(咸丰九年)僧格林沁在直隶设防，他奉谕视察；后与兵部尚书穆荫接替桂良。他是英法联军议和的钦差大臣，往通州，多次接触巴夏礼。见刘毓楠日记(61)记载，八月初四日，“派怡亲王载恒、兵部尚书穆荫赴通州议和。”(62)初五日，“将夷酋巴雅里等九名，解交刑部，不准审讯。房山等县城，将夷兵分寄于狱，多寡不等。”(63)即巴夏礼等被带到北京刑部，多次接受讯问，但并未受刑撘。据巴夏礼等事后回忆，清方此番目的找出巴夏礼经过什么路线得到对中国当前政治的知识，并且想使他承认有权作外交上的让步及阻止军队的前进。(64)而事态恰好相反，巴夏礼等被逮次日，英法联军就发动猛攻，而曾格林沁的军队节节败退。初七日，“我军败绩，京城各门遂闭”，初八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慌。”(65)木兰即热河。咸丰等携带肃顺等仓皇出逃，途中撤销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令曾格林沁停战求和，任命恭亲王奕为驻京全权大臣。 此时，清廷权力面临形式上的分裂，一方面是咸丰及其周围的肃顺等在热河组成权力核心地带。而奕驻扎的京师因皇帝的流亡，权力空间上反而受制于热河。不仅仅如此，中国以修齐治平为核心的家、国一体，还表现为皇亲国戚等身体政治在空间上的展开，身体政治主要体现在血缘关系上，咸丰朝呈现的兄弟、君臣等关系的多重杂糅。咸丰帝奕詝与奕为同父异母兄弟，咸丰帝为道光第四子，为皇后孝慎所生养，而奕为第六子。奕生母为静妃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十七年(1837)奕入上书房，与奕詝同学。后奕詝生母病逝，奕詝转由静妃抚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帝留遗命，奕詝立为皇太子，奕封为亲王。是日帝崩。咸丰三年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此为咸丰帝面对太平军北伐而加强皇权力量的重要举措。后太平军北伐部队被荡平。咸丰五年七月初一日，咸丰帝与恭亲王奕因奕生母病逝的谥号追封问题而有间隙。二十日，咸丰帝以奕办理葬礼“疏略”而罢黜恭亲王所兼职事，罚上书房读书。恭亲王被逐出军机处，其留下的权力空间迅速地被肃顺、端华、载华等皇帝身边的宗室所填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大沽炮台，咸丰帝忙于应对英法联军，启用奕进行外交折冲。次年，咸丰帝补授奕为管宴大臣，多属小恩小惠。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1860年9月21日)，咸丰逃亡热河的前一天，任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予以便宜行事全权。奕成为咸丰外交折冲的代理。而恭亲王奕开始了其政治舞台上的多面人生。恭亲王的外交折冲既要面对皇帝兼兄长的奕詝之“国”与“家”的双重恩威，又要面对英法联军的敲诈勒索及国内此起彼伏的或战或和的政治舆论。 清官方的想法见咸丰十年八月初十日(1860年9月24日)奕等奏《夷务情形由》，称：“窃臣等于本月初九日，接据英、法两夷照会文称，欲令放还该两国业已就擒之夷人。并称未回之先，断不能咨会两军暂息干戈，实不便遽议和局。并有寄谕巴、麦两酋之信，求为转致各等语。查巴夏礼虽非渠魁，罪同首逆，又系该夷画策之人，幸已就获，岂可遽令生还。(朱批：甚是，总应设法办理。)且前次所获之逆夷，系巡防王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臣等一时也难查知麦酋在何处监禁。况该夷狡猾成性，动施技俩，即放回巴等，未必即能罢兵，不过益增其枭悍之心。臣等先行照会该夷，令将兵队退出大沽海口，始允送还。该夷能否听命，实难逆料。”(66)咸丰十年八月初十日有“奕等单”主要包括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英国照会、法国照会。照会无一例外是向清廷要人。是日奉朱批：“览奏均悉，以后情形，实难逆料，也不便遥为指示，只有相机而行。”(67)十一日，“留守内城王大臣等，在内阁政事堂会议一次，均无定见，旋即散去。是日，将巴酋由刑部放出，暂居高庙，供给丰美。”(68)二十二日申刻，“夷兵有赴圆明园之信”。(69)这些显示清廷如意算盘的破产，也可见他们对国际外交的无知。奕的外交策略大多属于危机应对中临场发挥，他本人也是在处理问题中逐步明了西方世界游戏规则的。 面对英法联军强大的攻势及要占据京师的威胁，据传奕一度也有弃京而去的想法，咸丰帝获悉后，立即抚慰。戊寅(十七日，公元十月一日)廷寄(答义道等折，并谕奕)称：“恭亲王奕，经朕特派办理抚局，责无旁贷。前有硃谕，令其专心妥办，如或不成，即督兵剿击。昨复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速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并保全亿万生灵性命。谅恭亲王必能领会朕意，竭力图维，不至轻为迁避。”(70)这其中可见咸丰帝对奕的信任，更重要的是让奕明白其驻守京师的重任与职责。是日奕致函英法联军，“再次恳求我们部门停止前进，暗示可让巴夏礼充当调停人”，(71)而事态日益恶化，次日即八月十八日(10月2日)，奕、桂良、文祥奏巴夏礼已提出住于高庙城内战守皆不足恃折，称：“窃臣等于十二日，接到该夷照覆，业于十四日，将办理棘手之处，奏明在案。拜折后，复接该夷照会，据称：三日之期已迫，并言明日如不送回，即行攻城。臣等仍给与照会，并设法将巴夏礼提出，于德胜门内高庙暂住，并派成琦带兵防守，仍以礼相待。并令恒祺透彻开导，令其写汉字信函，劝令退兵后，即将伊放回。任密饬成琦，万一该夷攻城紧急，即遵谕旨，将巴夏礼等立时正法。其刑部及各县监禁夷匪，亦传知刑部、顺天府行知各县，一并按此办理。”(72)咸丰帝亡命热河，名义上承诺予恭亲王奕以驻京全权代理，不为遥制，但实际上仍为清方政治乃至外交的总导演，廷寄再称：“昨据恭亲王奕等奏，夷务紧急情形。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谅恭亲王必能领会朕意，妥为办理。”(73)面对危急关头，重申“不为遥制”，名义上让奕等相机办事，但又表示英军等“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74)可见此时的咸丰皇帝在外交礼仪上也无奈地选择了“大方”，只不过让自己的兄弟奕充当执行者而已。奕是咸丰帝驻京代理，在外交上也属咸丰帝的影子，并无太多的发挥空间。 联军步步紧逼，10月6日占领颐和园、圆明园，10月8日，恭亲王下令释放巴夏礼、洛奇等。(75)这一事件及后果涉及千头万绪。但在巴夏礼等看来这是他们的幸运，咸丰皇帝下令将他们斩首的文件在释放15分钟后就到达。(76)被释放的重要原因是联军不仅火烧圆明园且扬言要占据金銮殿等。英军将领及相关人员另有日记式的回忆，即巴夏礼等被释是联军强大的攻势之下恭亲王等必然选择。 二、恭亲王的礼单及其政治运作 面对战或和、或战或和，还是且战且和等如此复杂多变的时局，驻京全权大臣奕采取了多维策略，展开了多重外交。就近代政治舞台而言，恭亲王奕等对英法的外交与其对咸丰奏折话语的修辞及其思想呈现的方式无疑有明显的分界线。面对强悍的他者，奕对英法联军采取多方联络感情的措施，面对英法联军统帅的“面子”问题，恭亲王送礼大方，充分发挥其兼管宴大臣的资源优势，对联军以示安慰。笔者在大英图书馆亚非阅览室的手稿部发现恭亲王送礼清单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该礼单为长9厘米，宽约为38厘米的函件：外层包装，(77)包装左边题有：庚申九月十五日。内页有洋红纸两张，第一张墨书：  恭亲王送礼系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第四日。可见这些礼物显然送给英方首领。关于送礼，刘毓楠日记对此有所记载，但时间及其礼单内容与笔者发现原件有别。刘毓楠九月十四日记：“恭亲王送夷人满汉席二桌，鲜果四色，饽饽四色，绍酒二坛，共十六抬。送至怡王府。”(78)英军占据北京后将司令部设在怡王府，意在对载垣下令抓捕巴夏礼等施以报复。比照可见，将军克收到的只是其中刘毓楠提到的礼单中一半礼物，而怡王府此时为英军所盘踞，根据外交礼节及其刘日记记载，另外一半很可能送给了英方另一重要人物，但并非如此。日记中“夷人”至少包括英国将军克，这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份礼物实际上送给了法方，(79)十六日刘毓楠日记载：“恒祺与法人送行，送鲜果四盒，饽饽四盒”。(80)这也有问题，二十三日(11月5日)“奕等又奏于互送礼物并法使求在天主堂超度王兵片”，称：“臣等至礼部于该夷换约，口佛夷口葛酋取出洋钱数枚馈送，业经奏明在案。臣奕于次日派员备席。送给该酋以为答礼。并给英酋一席。口佛夷全行领收，英酋祇领饽饽水果。”(81)送礼日期当为1860年10月26日。 从平息事态来看，奕在礼仪上注重“大方”，“至十九日，英酋遣人送来该国酒果数瓶，并洋菜四色，声称：两国和好，特备礼致敬。臣奕未便显拂其意。因即收受，拟仍酌给礼物。以示羁縻。至该酋等欲至臣奕府拜谒，当即托词拒说，仍于广化寺接见。前换约时口葛酋恳请欲于天主堂超度该国伤亡之人，臣等以条约中既准其传教，此等小节，似不足与之计较，因即允其所请。至十七日，该夷前往彼处念经一日，亦尚安静。”(82)硃批：“知道了。”(83)此时，咸丰对其弟奕面见“英酋”并没有表态或有何特殊的情绪。恭亲王奕在外交礼仪上确实“大方”，似给对方“长脸”。他送的是满汉全席等，而法国大使送他“洋钱数枚”。相比之下，英国将军克接受礼物四日后，“仍还酒菜”等。奕这样大方的外交礼仪实属外交舞台演出的规则，他在给七弟奕儇信中称：“若通权达变，凡事示以大方，使彼信之不疑。苟能相安，可无他虑。”(84)奕给七弟奕儇信中称“条约内既许住京，断不能阻止，即使明岁来京，亦不致肆行无忌。至国书一节，倘不亲递固好，然住京后彼要朝觐亦不能止。若圣人识以坦白大方，抚局方能成也。”(85)奕詝、奕、奕儇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而在王朝的权力框架内，奕詝与奕、奕儇有君臣之分，这无疑意味着等级秩序上的森严。而恭亲王私下议论咸丰皇帝办事的尺度，显示了政治人物奕的外交折冲，他本人在对待英国将领及外交人员上也是这么做的。 面对四兄奕詝皇帝身份，奕差不多事无巨细，件件汇报。其重要的原委就是此时王朝权力在空间面临着事实上的分裂。 咸丰帝流亡热河造成清廷事实上存在京师与热河两个政治中心。让朝臣及咸丰帝本人一再担心的问题出现了，作为象征符号的皇帝威权能否降得住驻京大臣?面对清军败绩，咸丰帝早就有狩猎木兰之想，咸丰十年七月七日(9月9日)皇帝有朱谕：“据桂良等折，外事决裂，今拟亲征，著王大臣定议”，(86)明为亲征通州，意在流亡热河。大学士贾桢领衔上折称：“一经迁徙，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木(未)达，土木之变堪忧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难至滦耶?种种情形，不堪设想。”(87)所谓“土木之变”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听信太监王振谗言，留其弟驻扎京师，率部亲征瓦拉，经过土木堡战败被俘。随后其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这一故事对咸丰朝显然有震慑作用，而大沽战败，咸丰亡命热河，事实上步入了类似“土木之变”的历史困境。恭亲王奕的政治舞台无疑就是皇帝缺席的京师，京师即皇帝、亲王等寓所所在的地理空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度为英法联军占领并掌控。其时奕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使命是如何以物质等利益上的满足打发来自欧洲且以联军形式出现的“他者”，其后再邀咸丰帝回銮，至少要做到让咸丰帝走出肃顺等团团包围，重新在京师恢复皇权旧有的规范与恩威。他对外发表了诸多外交照会，对内公开的奏折涉及《北京条约》签订后请咸丰帝回銮京师，还有在书信中表露政治思想，围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斡旋等展开了台前与幕后的演出。 三、新发现的文献及关联史料呈现的政治景观 从新发现的这两件资料及其他关联资料来看，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期间，承担留守京师的重臣恭亲王奕面对内忧外患，尤其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台前与幕后的多面人生。考察火烧圆明园期间的政治事件中奕等外交斡旋，可见政治人物台前与幕后差异很大。1860年10月10日英军随军记者报道：“联军方面收到了清国恭亲王的一封信，宣称清国政府已准备同意我军全部条款。我们完全可以指望短期内就能宣布我们的这次战役完成任务了，和平达成了。”(88)“现在，外交又将重新代替战争。而我们将十分焦急地观察，而且怀疑是否可能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89)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0月12日)，奕给英法的照会称：“照得本亲王前经派员以礼优待贵国巴参赞，并与妥商办理续约盖印画押各事宜后，即可以礼送还贵国之人，屡经知照贵国，是待贵国不为不厚。何以贵国兵丁扰及园庭，焚烧殿宇?贵国乃系知礼之邦，约束兵丁，素有纪律，岂有兵军肆意焚掠园庭，而两国带兵官及贵大臣推为不知之理?应由贵大臣将如何办法，详为照复。”(90)从照会的行文及修辞来看，这是奕代表天朝大国的外交重臣在发言。而新发现的恭亲王照会英国将军克信函，其言辞也属前台演出。那么他的私人信件无疑是脱下天朝大国的外衣，是后台奕真实心迹的表述。他给亲属信中除强调“诸容面叙”外，称：“至行在一切公事，弟当勉力为之，想无须多嘱，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勿勿布复”，(91)部分信件已焚，无从知晓内容，但这些残留的密信对了解事实真相及其心态无疑是十分关键的。奕以密信致七弟奕儇(即慈禧的妹婿)称：“谕旨总以夷务办理未有把握见责。复思此次夷人之猖獗，迥非从前可比。自入城把守安定门之后，其势汹汹，若苟有异志，则都中旦夕且不能保，人心之涣散、仓库之空虚，及京中一切情形，夷人莫不深悉。到处汉奸勾引，又何事不可为。而其心仅以索现银五十万为赔恤之用，往怡府数日，为泄忿之举，其心已可概见。缘夷人此次之大肆猖獗，实因拿获巴夏礼及英、法二国之夷兵，我处凌虐太甚，彼心不甘。”在他看来，怡亲王授意曾格林沁抓捕巴夏礼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为此烧毁园庭，伤心惨目，有不忍言者。”(92)其时的国事、家事对奕、奕儇而言，实为一体，他在私人信件中称：“至亲递国书一节，该夷不复坚执前说，而我处亦不必再行饶舌，俟恒祺、崇厚到津后，渐渐消弭，易于措辞。明岁驻京人数，此时亦不能预定。上以此二事未能说妥见责，然夷性诡谲，狡猾异常，不与晤面，不能深悉其情。彼之来意，暗中实为通商，诸事总不肯明言，故以争分要体面为辞。”(93)即奕私下里将英法联军的侵略目的归纳为通商，而在外交礼仪上归结好面子，由此看来，恭亲王有其一孔之见，“额尔金勋爵和恭亲王之间进行了常规的会谈，勋爵还将自己的弟弟介绍给他。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卜鲁斯先生已经开始和中国当局展开了贸易业务，这正是我们的特别大使馆的目标。”(94)恭亲王虽仍有夷夏之辨的心态，但已区别咸丰帝外交上无知。恭亲王接见夷人的重要目的是洞悉夷情，这些皆说明他在外交舞台上演技日益精湛。 就外交而言，奕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应该说非常成功。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方人对奕很有好感，芮尼博士描绘了1861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时的中国外交政策首脑恭亲王(奕)。(95)称：“恭亲王表情很和善，是个典型的鞑靼人。……他的脸和手很小，手指纤细，有点女气。……他中等身材，体形瘦削。他身着海獭皮皮袍，外罩紫色马褂，他的帽子是普通的那种鞑靼帽，上翻的部分衬有黑丝绒。帽子上端是一个深红色的丝球，而不是顶子和显贵们所戴的孔雀翎。”(96)人物的描述除了呈现相貌外，更重要的是要传递一位晚清重臣给英国人以“和善”的好印象。 政治外交前台与清王朝官员活动的后台无疑有自己的界限。舞台的前台实际上是在演出，奕扮演天朝大国的钦差，是面对作为“他者”英法联军的挑战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奕的外交演出是否成功，英人当事者巴夏礼在1861年9月8日致妻子的信件中称：“今天有重要的消息——中国皇帝驾崩了……谁会成为继任的皇帝现在还不得而知，他的儿子很小，只有七岁，所以一定是由他的一个弟弟来接过皇冠，恭亲王或者另一个在热河的亲王。我们希望是前者，他才是数年来一直在幕后的国家发言人。”(97)恭亲王外交斡旋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区分台上与台下的界限，并在政治舞台台前与幕后顺利调适自己作为咸丰与英法联军的缓冲这一角色担当的心态。 总之，对中国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涉及中外不同的社会秩序及其政治支撑，战争是双方剧烈碰撞的暴力表述方式。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身份落差在卖国条约中得以充分的界定，这里中国的天朝大国政治身份认同就有了问题。系统地考析这些史料，分析恭亲王奕及其政治舞台，有利于把握中英双方最初真实的战略意图、姿态及其变化的逻辑层次。讨论近代中英关系，通过文献解读历史，比较两者优劣，有利于看清战争的动机及其引发的清廷内部权力空间上重新分配及其带来的变数，明白事实与现象背后的政治想象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英]斯坦利·菜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②1860年4月8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巴夏礼在中国》，第220、221页。 ③字迹潦草，待考。 ④或译作格兰特将军或有其他音译。后有Henry Knollys编辑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收录了portraits of Sir Hope Grant，and maps and plans，该书共两卷，由Edinburgh的W.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1894刊行。 ⑤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 ⑦《巴夏礼在中国》，第156-157页。 ⑧⑩(11)(12)(13)《巴夏礼在中国》，第181、202-207、216、222、216页。 ⑨1858年11月13日巴夏礼写给姐夫的信件。《巴夏礼在中国》，第156-157页。 (14)(15)(16)1960年5月20日巴夏礼致妻子的信，《巴夏礼在中国》，第223、225、228页。 (17)[英]霍普·格兰特、诺利斯：《格兰特私人日记》，陈洁华译，中西书局，2011年，第86页。 (18)(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 (20)(21)(25)[英]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汪洪章、陈以侃译，中西书局，2011年，第213、220、221页。 (22)(23)(2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7页。 (26)(30)《巴夏礼在中国》，第193-194、264页。 (27)(28)(31)《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1860年10月9日)，郑曦原编，李方惠、郑曦原、胡书源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2、196、264页。 (2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473页。 (32)即Morse，Hosea Ballou(1855～1934)，原籍美国，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进入中国海关工作，1903～1907年，一度任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秘书，1909年退休后往英国剑桥，1917年入英国籍，1910～1918年间，出版《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Empire)，三大卷。 (33)(3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71页。 (35)(37)(40)(41)(42)《巴夏礼在中国》，第232、247、247、249、249页。 (36)(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0、211页。 (38)1860年11月17日格兰特致卜鲁斯的信，《巴夏礼在中国》，第246页。 (43)(44)(4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287、2288、2288页。 (46)(47)(48)(52)(5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288、2290、2319页。 (49)(50)(5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72、672、672页。 (53)《巴夏礼在中国》，第249页。 (54)(56)[英]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8页。 (57)(60)[英]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0页。 (58)《巴夏礼在中国》，第173页。 (59)(6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678页。 (61)刘毓楠，字南卿，开封人，其书法多有可观，咸丰二年中进士，累官至礼部郎中、江南道御史。 (6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4页。 (63)(65)《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34页。 (66)(6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7-218、218页。 (68)(69)《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第134、135页。 (7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378-2379页。 (71)《格兰特私人日记选》，第50页。 (72)(73)(74)《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382、2382、2383页。 (75)(76)见洛奇的记载，《巴夏礼在中国》，第257、259页。 (77)右上有：Brit.Mus\Oriental.6598\Menu of represt\sent by Prince\Kung to Sir Hope\Grant.\Chinese\OR.6598\Presented by\Colnll(字迹潦草，可能是Coloel，即陆军将领)it Knollqd(字迹不清，疑为Sir Hope Grant.)December 10，1904. (78)(80)《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2)，第141、142页。 (79)比照新发现的礼单日期为九月十五日，刘毓楠日记有误。 (81)(82)(8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中华书局，1978年，第2542、2542、2543页。 (84)(8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2页。 (86)(8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六)》，中华书局，1978年，第2254、2255页。 (88)(89)《清军投降，北京城楼升起英法旗》(1860年12月28日)，该报道是对10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报道的继续，郑曦原编，李方惠、郑曦原、胡书源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7、198页。 (90)《抄录奕为同意英法军强占安定门但须明定章程给英法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5)，第177页。 (91)部分信件已焚，无从知晓内容，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2页。 (92)(9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61-662、662页。 (94)(97)[英]斯坦利·菜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290页。 (95)[英]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 (96)芮尼：《北京及北京人》第1卷，第42-43页。[英]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