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17日，陈其泰在“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20周年、荣孟源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摘要：范文澜是一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史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其治史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发展21世纪史学最有启示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树立科学态度和倡导优良学风；二是勇于创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关键词：范文澜 治史精神 科学态度 倡导优良学风 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今年11月15日，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诞辰120周年。范文澜于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7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此后相继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外，还著有《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正史考略》等书。人民大众不断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潮流，推动他走上革命的道路。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开封河南大学毅然组织抗战训练班，进行抗战动员工作。以后又参加新四军，活跃在豫南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1939年冬，范文澜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不久，便接受党中央的任务，主编一部中国通史，以供干部学习之用。至1941年和1945年，范文澜先后撰成《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56万字）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约30万字。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其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近20年，并长期负责中国史学会的领导工作，是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1946年至新中国初年，《中国通史简编》曾先后印行了8版，《中国近代史》（上册）也印行了9版。从新中国成立初年起，范文澜又集中精力，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几乎是全部重写，至1965年，完成远古至五代十国部分。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出版，分第一、二、三编，共4册，总计110万字。毛泽东对范文澜的著作十分赞赏，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的年代，毛泽东于1967年7月派人向范文澜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范文澜由此深受鼓舞，立即找人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计划写至1949年。但终因年老体弱，无法如愿。1969年7月病逝。 范文澜是一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的学术大师。他与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称“五老”。而范文澜同时在通史和近代史两大领域兼有卓越贡献，在理论高度、深厚学养、文史兼通等方面都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他的著作总计出版达数百万册，教育了几代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大年先生在《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一文所作的评价：“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确实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的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40多年、50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①]戴逸先生也赞誉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两部著作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②] 范文澜所坚持的学术方向，他创造的学术业绩和治史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我们现今正在建设21世纪中国史学，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确实存在着某些对学术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做法，必须予以正视和克服，新世纪史学才能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纪念范文澜这位杰出的史学家，重读他的成功之作，自然要认真地思考：在其学术思想和治史精神中，最有现实启示意义的是什么？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一，树立科学态度和倡导优良学风；二，勇于创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下面即就此两项谈点感想。 贯穿范文澜一生治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他本人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二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受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对于教条主义者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而造成的危害深以为戒。从此，在治学上更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过联系和分析，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上述传统学术的精华和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的教育，铸造了范文澜一生笃实求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本色！试看他是如何精心修改史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著成后，广受读者欢迎，但范文澜却一遍又一遍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其中存在的错误、不足之处作修改。据他对1949年前后多种版本所写的“说明”可知，在五年之中，集中地修订了三次，1951年一次所作改动尤多。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对近代史上几次重大事件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考察，分别增加了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的各国政治、经济、军事背景和对华政策的论述。再一项重要修改，是删去义和团等章中可疑的材料，改用确有根据的史实。其他还有属于词句上、译名上和阴阳历上等项技术性问题，都认真地作了修改、核正。对于《中国通史简编》，于1951年，他便决定从头修订。从那时起，到1965年，共历15个年头，中间除了因病无法工作外，其余时间，都以惊人的毅力，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实际上是以十几年功夫重写。蔡美彪先生长期担任范老的助手，他总结范老在近代史所长期树立的学风是，提倡攻难关，研究艰难而又有意义的问题。“反对浮夸、出风头、相互标榜乃至自我标榜等等不良习气，力倡不慕荣利，辛勤耕耘。”[③]他本人潜心著述、深入钻研的情景，则可举出如下一个典型事例。1962年他因患病，不得不停下通史的写作。1963年旧病复发，他却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之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及第六节“近体文与古文”。刘桂五先生对此回忆说：“他主张要大量掌握资料，要重视资料工作。他在写作时，不断阅读资料，不断修改，就是不断前进。他为了写通史简编中唐文化一节，把《全唐诗》通读一遍。我对他说‘你用什么就读什么，就可以了，何必通读？’他告诉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④]范文澜治史这种严谨求真、锲而不舍的精神，堪称是后学之楷模。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不容否认，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也侵袭了学术界，不愿坐“冷板凳”，只求“短、平、快”，不在搜集、钻研第一手资料上下功夫，随意摘取他人论著的若干文句、拼凑成篇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则是抓住一两条片段的材料，却不认真查核其真伪和价值，而贸然提出所谓“新说”，甚至为了出名，采取夸诞手法，以求制造“轰动效应”。以这种态度对待做学问，决然不可能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确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必然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在当前，大力发扬范文澜和其他成就卓著的学术前辈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无疑是矫治浮躁、夸诞学风的一剂良药！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了很多政治运动，范文澜作为从延安来的党内在史学界的领导人，他自然不能置身于这些政治运动之外，处于他的特殊地位，也得写与当时的运动相呼应的东西，对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人不能超出于时代。可贵的的，范文澜对此实际上有极其清醒的态度，他坚持必须认真读书、潜心钻研、坚持不懈，舍此便毫无学术上的建树可言。他自己坚持这样做，并尽可能要求身边的同志这样做，而且只要得到机会时便大力倡导这种严谨、切实的学风。1957年3月，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要做到“神似”，反对“形似”的名言。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他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⑤]在当时，这样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在1961年，正当教条化、公式化在史学当中盛行的时候，范文澜更挺身而出，一年之中一连三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予以严肃的批判，揭露其危害。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教条化的普遍恶劣做法是“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这种空炮放得再多也毫无用处。治疗这种教条主义病症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 [⑥]这是严厉抨击教条化、公式化是毫无价值的“空炮”。5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文澜再次针对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问题，强调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⑦] 痛斥教条化的罪状是把整个历史都取消了！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又同吴玉章一起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意义。重温这些史实，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范文澜一贯地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面对错误倾向、勇于挺身而出加以抵制，大力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崇高风范，并从中获得教益。 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努力揭示、总结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有意义的东西，并作为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提高人的素质的借鉴。中国是东方大国，又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发展长期连续的国家，中国历史的进程展现了无比丰富复杂的内容，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总结出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和民族的特点，以此丰富人类对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和世界历史理论宝库。范文澜到达延安以后，结合火热的斗争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受真切，学术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此确立了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正确方向。1941年5月，他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完成所写的《序》中，开宗明义即强调必须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指出：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⑧]他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以及撰写的重要论文，都是坚持这一正确方向而取得的学术成果，帮助千万群众认识中国历史演进的生动内容和特点，因而广为大众所珍视，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同仁作了不懈的努力，撰成许多著作，在推进认识和总结中国历史上做出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确实存在一些不利于坚持这一正确方向的做法。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的学者由于未加选择地受到西方学者某种观点的影响，一味热心于作细小题目的研究，因而出现了“历史研究片化”的倾向。还有后现代主义者所持的否定史料的价值，认为历史的书写可以任凭主观想象的主张，对当前史学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那么，在当今，重新研读范老的论著，体会其“勇于创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的治史精神，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举出范老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典型例证。 50年代作为学术“热点”问题“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是由于范文澜的理论探讨而直接引起的。民族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在中国汉族又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主体民族，探讨汉民族如何形成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范文澜于1954年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对此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详细论述。他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应如何理解和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又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欧洲的“近代”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范文澜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斯大林的前一段论述对研究中国史有指导意义，而其后一段论述则是针对欧洲的历史讲的，适合于欧洲的历史，而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不能生硬套用。欧洲与中国历史的最大不同是，在欧洲，“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连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也就‘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的国家才能够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历史却不相同。“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从那时起汉民族已经形成，以后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他纵贯中国两千余年历史进程，举出最重要的史实，作了有力的论证。最为关键之处有二。一是，论证中国早在秦汉时，从皇帝经过郡、县，到乡村基层，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体系，中间除短期分裂割据外，汉族的国家统一是长期的、稳定的。这样的统一国家，决不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再者，范文澜认为，斯大林论述欧洲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从时代上讲，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然而斯大林所论民族形成的四个基本特征却是确有道理的，故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汉民族形成所应具备的条件。他说：“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简单地说，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而“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即祖宗崇拜与孝道，是汉族的共同心理”。从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联系性分析，自战国时代，经济上的联系已很紧密，至秦汉时期，经济联系更加发展。这种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经济联系是自秦汉时起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基础，也是汉民族形成的有利条件。因此结论应该是：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实。它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锤炼，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据此，范文澜得出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结论：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实。它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锤炼，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 在当时，范文澜提出上述观点，是需要很大理论勇气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如果有谁提出不同意见，就有离经畔道之嫌。果然在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即有人激烈地指责，说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主观地夸大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竟说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历史概念及其诸方面原理不适用于中国。”[⑨]但是，时间的推移毕竟证明，范文澜提出的论点和分析确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揭示出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事实，因而具有生命力，至今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形成理论”条目中说：“根据民族的特征和史籍的记载，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统一的民族”。 再举出范文澜善于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点的又一典型例证，这就是他在1956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基本线索的论证，见于他所写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在此文中，他坚持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观点，对近代史四个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他已明确认识到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并且将之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又一基本线索，因而提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弱小的中国资本主义在重重压迫下用革命和改良的方法要求发展，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⑩]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提出来，堪称是极具前瞻性的意义重大的理论创造。实际上，在这场讨论中，也只有范文澜明确提出还应当以中国资本主义从弱小到发展，作为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又一主线，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其善于揭示历史进程本质性问题，和不囿于成说、大胆创造的风格。范文澜的观点，已为进一步正确解决近代史基本线索提出了新的思路。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近代史研究者再次展开关于近代社会进程基本线索的讨论，许多学者纷纷展开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线索”的论证，最后以刘大年为代表提出近代史进程应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求要求民族独立，一是要求近代化、工业化，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11]经过40年时间的考验，范文澜早在1956年提出的论题所具有的前瞻性和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认识范文澜治史精神的当代价值，还应包括他善于组织学术界的力量，完成具重大意义的大型学术项目，以及他发扬了中国古代优秀史家“文史兼通”的传统，撰成的论著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生动的语言特点，因而广受读者的喜爱等项，因篇幅关系，不再详论。 [①] 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蔡美彪：《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④] 刘桂五：《缅怀范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⑤]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第219－220页。 [⑥]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⑦] 《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 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 [⑧] 《中国通史简编·序》，《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版。 [⑨]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1页。 [⑩]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6页。 [11]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