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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发展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两次根本性变革，即由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又由近代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次变革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中对于不同历史观的选择。清末民初，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仁人志士欲通过改良与革命自救图存，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五四运动以后，新史学建设融贯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国故，探求新知，建立了中国在国际汉学研究方面的中心地位。新史学的民族主义特点愈益彰显，中国的近代史学逐步形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先哲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总结、借鉴俄国的经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要找到中国的出路，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尝试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阐释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有关问题，从而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思想界关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被打断。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救亡图存成为近代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的课题。史学家以抗战、爱国相号召，开展学术研究，构建中华民族的抗敌精神。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在民族、民主的精神与旗帜下，新史学和近代史学逐渐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借助国家政治的力量，全面主导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理论旗帜，引导着中国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也因此完成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唯物史观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陶化了三四代历史学家，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灵魂，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奠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都是依据一定的史观和思想理论进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贬，其善恶标准是礼。礼亦即《春秋》大义。《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编撰成书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与理论。传统史学理论的主旨是经学，故清代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戴震提出“由训诂通义理”。张之洞说：“由小学而经学，则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则史学可信。”旨在通过基础研究发现可信的义理，又由义理以通历史观察与思考，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观的寻求。梁启超由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到进化论，以后又从进化论跳出，寻求历史变化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可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正是在民初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史观与进化史观难以帮助人们认清社会历史变化的情况下，被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者所认识并接受。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且又相互联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由低到高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衍生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动力如何、历史规律、历史认识论以及史学功用等一系列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并由此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二、批判与总结中国的传统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在批判与总结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撰出大批史学新著。通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二十册等；断代史则有翦伯赞《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还有大量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观还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与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校点，《册府元龟》等书的重印，都是在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的口号下得以重新问世。特别是每部史籍书前的“编辑说明”，都富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与意义，很值得注意总结和思考。 三、改造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史学” “新史学”有两大流派：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建设新史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通过实证建设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在抗战时期汇入新民族主义史学，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这是“新史学”自身的变化。19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转变思想与立场，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陈垣、柳诒徵、蒙文通、顾颉刚、郑天挺、吕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长儒等著名史家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较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国“新史学”的健将，一直致力于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尝试用唯物史观论证、解释学术史的发展变化，撰成《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归纳出晚周以来学术思想四大变局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四阶段密切符合”。认为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赋役减轻，越来越多的人温饱有余，努力读书，才使得学术思想不断进步。学习与改造，使“新史学”完全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 四、完成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 清代“朴学”已含有近代科学精神，但由于受传统束缚太深，思想不自由，并不能使史学走向科学。民国时期，傅斯年等学人虽致力于把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但其专事史料整理而不顾及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经世”宗旨，所以终将不能成功。清代和民国的一些学者在历史科学化方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将历史科学化作了重要铺垫。唯物史观探究社会运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鉴古知来，顺应历史大势，赋予史学以科学意义与现代价值，这在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已经展现出来。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已经迈上了科学化的进程，以后又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几代历史学家辛勤耕耘，不断开拓，研究、讨论、思考、论证，学术成果涵盖自然、社会与思维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体系。白寿彝总主编的大型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视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受到江泽民同志高度赞扬。这部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史著作的典型代表，也是历史科学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初步完成。尽管还会有学者对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并有益于历史科学化的完善与缜密，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包含着艺术。 五、深化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司马迁撰《史记》，通古今之变，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三世说”解释中国历史进程，都没有脱开传统史学“治乱兴衰”的思维模式。192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为中国学人开启了新思维、新视野，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尝试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观察中国的全部历史，由此引发出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历时半个多世纪，虽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基本上达到了大体的共识，即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的总结：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依据的这样的认识编写成书，且已成为学术界及社会的主流看法。 六、产生了史学论争的“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界围绕着五个重大史学理论与学术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五个问题包括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这些论题或沿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或为新提出的命题，都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假问题”、“伪问题”。至于讨论中所受极端政治的干扰则另当别论，然命题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因为建设完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绕不开这些问题。这场讨论产生了一大批史学名家，如宁可、林甘泉、孙祚民、李文海、何芳川等。拓展出诸多研究领域，如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经济史等；又因缘于这场讨论而撰成的史学名著也不在少数，如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等。 七、史料的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 20世纪初，甲骨金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深刻感受到材料支持的重要性，于是不得不下大气力整理金文，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以后又主持编成《甲骨文合集》。吕振羽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大量征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新资料，推证中国原始社会状况。1950年代初，郭沫若又利用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材料，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必须有翔实的资料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甲骨、金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石刻以及大量的近现代史资料大都作了系统整理。如《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包括的《太平天国史料》、《义和团运动史料》、《辛亥革命史料》等。史料整理与新材料的运用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八、旧方法的借鉴与新方法的引进 传统的考据方法多在某一具体问题之下，尽可能地将相关资料凑齐，分类梳理，归纳出一个看法，并进一步找出同类问题的通例。这样的方法虽不适合宏大或抽象问题的观察与研究，但其归纳类例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总结规律在方向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唯物史观强调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而对研究方法的要求多种多样，而且更重视综合的运用与整体的考虑，不仅注意旧方法的借鉴，还重视新方法的引进，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唯物史观引发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别是新时期破除了单一的阶级分析法之后，各种方法引介、试验，促进了中国史学事业的繁荣。 九、史学自身的总结与认识的深化 梁启超“新史学”是在总结中国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也需要以史学自身的总结为基础。但唯物史观影响下的史学总结并不同于“新史学”，它是将中国史学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总结以往的一切研究成果，在总结中寻找、归纳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进而引导史学的发展。由于这样的认识，自196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尹达等著名史学家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不仅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史学自身的总结不仅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科，即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还深化了人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认识。 十、历史研究新思维模式的建立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古人讲变易，认识到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的变化，但多就变化的现象来归纳。司马迁提出“三五之变”，三十年小变，五百年大变；或曰之为一治一乱；或称之为分、合相替。论学术也多就学术论学术，习惯于“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由此又衍生出“史诗互证”。唯物史观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寻找历史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强调生产工具、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为学人思考历史兴衰变化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同样，它将学术与社会经济打通，引导学者思考某一特定时代的学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人们思想认识的程度如何，社会的变迁、转型与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学人参与社会与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事物相互关系和变动中，寻找事物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原因、根本与终极原因，由因及果，获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不仅为历史研究构建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为历史学科开启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 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影响也是带有决定性的，由此而形成了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史学思潮的主流，把握着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