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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视清朝的最后十年 首先，清朝的最后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从1901年到1911年的十年，是历时268年的清王朝崩溃前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为兆端，以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告终，正好有两个大事件在头尾。清朝的最后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早在19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一些人就已经提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放眼历史，可以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都处在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转型过程当中，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型。其中，1901年到1919年这20世纪最初20年影响深远，它包括了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的建立，包括“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20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随着清王朝的最后崩溃而宣告结束，从此开启了共和国的新时代。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说，晚清最后十年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性拐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十年。 其次，清朝的最后十年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通常我们习惯于将晚清的最后十年放在辛亥革命的标题下讲，由此而突出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的主线，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样去梳理晚清十年的历史尚有缺憾。这样一笔带过的梳理法会使丰富多样的历史简单化，历史本来是复杂多样的，简单化会使很多事情不能得到合理说明。 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有这样的名言：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在特定的时间内，现实性的存在本身具有必然性。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复杂历史现象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忽略其存在本身的现实合理性。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清政府已经是命悬一线，但最终仍然延续了十年之久，而且这十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说明在这十年当中清政府的存在有着历史的合理性。辛亥革命的历史应该是包括清王朝和革命派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如果不去理睬作为前者的清王朝的存在，后者也不容易说清楚。 所以我认为要重视清朝的最后十年，分析清政府如何应对自己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这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客观地讲，清朝最后十年是围绕新政进行改革的十年，因而，关注清朝的最后十年当以清政府的新政为中心进行考察。 清朝的最后十年是成也新政，败也新政 法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就改革和革命的关系讲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向人民表明了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改革往往会导致革命。就是说，社会改革的心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惰性，矫枉必须过正，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改革一旦付诸行动，欲望就会加速强化，而且还会逐渐失去耐心，急于求成的一面就会出现，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用这些思路反过来思考晚清的改革。清政府也可以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新政已经发动了，就不可能终止，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地控制因为新政而兴起的新的社会力量，有没有始终把握住改革的主动权，这一点决定了清政府的存亡。也就是说，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是把双刃剑。 第一，清政府顺应潮流推行新政。 1905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人们直接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因而出现了“立宪运动”。1905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要仿照实行宪政，但是又认为条件不具备，因而要预先预备，所以叫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要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发展教育、清理财务、设立巡警等一系列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实行立宪，还要看准备情况怎么样，按今天话说就是小步前进留有余地。立宪虽然遥遥无期，但是毕竟启动了。 第二，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演变成权力再分配的盛宴。 预备立宪一施行，各种新旧矛盾进一步凸现，清政府面临着更加难以控制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局面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清政府内部新旧矛盾发生激化。 1906年9月按照预备立宪的程序，要改革官制，奕劻、孙家鼐（军机大臣）为总负责。于是袁世凯利用机会预先在这个机构里面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进行运作。袁世凯提出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合并内阁和军机处，然后成立责任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一人，总理大臣总揽行政大权，下面再设11个部，可见，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责任内阁。袁世凯本人想当总理大臣掌握大权，但是为了避嫌，他授意安插在内部的亲信提名奕劻为总理大臣，自己当副大臣，实际上奕劻只是一个挡箭牌，实权势必被袁世凯掌握。所以，这个方案一出台，袁世凯想独揽大权的心思就暴露无疑了，因此，遭到很多人反对。所以慈禧太后否决了袁世凯的方案，于当年的11月6日采用瞿鸿禨等人的方案公布了新的官制，其内容是保留了军机处和内阁，取消责任内阁，底下设11个部，但各部大臣当中满洲人占多数，所以新的官制就变成满洲人集权了。 没有成功的袁世凯、奕劻，进一步伺机反击。奕劻利用慈禧太后对康梁的恨意，进谗言说瞿鸿禨和岑春煊曾多次保过康梁，还有张謇一些人，有结党图谋不轨的嫌疑。慈禧多疑，听信了奕劻的主张，把岑春煊调出军机处到两广去当总督，这时候慈禧和瞿鸿禨密谈要罢免奕劻的消息被人刊登到了报上，引起了舆论哗然。慈禧太后大怒，奕劻一些人又趁机进谗言说，瞿鸿禨勾结报馆，居心叵测，结果瞿鸿禨被开除回家。袁世凯意犹未尽，又让人在上海制造了一张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合影照片，慈禧太后看到换了头的合影照片信以为真，这样本来被派去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就此被开除罢官了。至此，岑春煊、瞿鸿禨与袁世凯、奕劻各部尚书之间的权力之争以前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晚清这段波澜云集的权力之争使得清政府的形象更加坏了。但袁世凯和奕劻刚刚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政局却又发生了大的变化，那就是第二年的11月14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去世了，三岁的溥仪开始继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就是摄政王载沣，即光绪帝的亲哥哥。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他和袁世凯之间有国恨、家仇。据说光绪死的时候在他书房的案头留下一个字条：必杀袁世凯。载沣是一个很懦弱的人，而这时的袁世凯已经掌握了很多盘根错节的势力，大家都劝载沣不能动袁，动会乱，所以载沣以袁世凯的脚不好为由，让他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 不仅满汉官员在争权，满洲亲贵内部也矛盾重重，奕劻的职务虽被保留，但事实上成了空名。载沣还不满足，还想没收地方督抚的兵权，结果地方督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本来富有新意的新政已经逐渐演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这是新旧矛盾开始激化的一个表现。 二是清政府和立宪派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 起初新政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安抚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但是现在立宪派进一步提出参政的要求，清政府政策强硬，彼此的关系迅速趋于恶化。从1909年10月到1910年10月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在第三次请愿的压力下，清政府最后做出让步，说将在11月4日宣布组织责任内阁，但是到宣统五年（1913年）才能开国会。这比清政府原来提的九年立宪提前了四年，比立宪派要求的时限——1911年晚了两年，清政府说，既然已经公布1913年开国会，组织内阁，就不允许再请愿了，否则严惩。东三省的一些立宪派议员不走，结果被驱回籍，立宪运动到这儿实际上失败了。 到1911年5月清政府建立内阁，但是这个内阁根本不是什么责任内阁，奕劻作为总理大臣，17个内阁成员当中满族九人，皇族七人，被人笑话为皇族内阁，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得立宪派彻底心寒，许多人因此纷纷离清政府而去，另谋出路了。清政府这种对待立宪派的强硬办法，使得两派最终分道扬镳。 综上所述：清政府内部的新旧矛盾以及清政府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对清政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清廷内部这种绵绵不绝的争权夺利，集中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作为“续命汤”的新政，现在却变成了利益再分配的角斗场，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最终将作为“续命汤”的新政进一步异化成了“催命汤”。待到武昌枪声响起，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虽然掌权，却根本手足无措，只好再回过头请自己的仇敌袁世凯出山。结果，袁世凯和立宪派革命党联手获得了列强的支持，拿走了政权，268年的清王朝随之崩溃。 应该说清政府举起新政旗帜的时候，它是决心与时俱进，改革图存，为自己争得了延续政权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但当改革无法制止自己内部争权夺利的腐败以及不能够有效控制新政发展的时候，就使得新政变法维新的初衷变得难以为继，清政府就这样失去了自身继续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由此，清政府曾经抓住的必然性继而被另一种新兴的共和革命的历史潮流所取代。 清朝最后十年的历史反思 总结清政府新政的失败，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它缺乏深思熟虑和周延的改革方案。清政府施行的新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晚清推行新政的实质在于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根本上改革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此，清朝的君臣，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张之洞一些人都缺乏足够的应对知识。不仅如此，清政府内部也没有如日本大九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富有现代性能臣相佐。尽管也有一些督抚奏议，也举行过御前会议，甚至也派大臣出国考察，但是各个关键点上提出的方案都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 第二，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执行力。慈禧太后个人的强势，并不能代表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势。更何况在她风烛残年之际，中央最高层出现分裂，涣散无力，到懦弱的载沣这样一些人来执掌政权的时候，更形成了严重的内轻外重，大权旁落的局面。新政最高领导层这样的软弱无能，一盘散沙，清朝难以为继的局面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阶级局限性无法超越，新政也难以为继。清王朝代表的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局限性它超越不了。近代化的变法求存要求统治者必须逐渐放弃阶级特权，而清朝君臣恰恰无法超越阶级局限性，结果是把新政变成了争权夺利的盛宴，最终不仅葬送了新政，而且也使得清王朝彻底崩溃。 回首清朝最后十年的历史转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两点教训： 一是从清朝的改革可以看出，转型期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 对清王朝来说，改革是把双刃剑，它要求组织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着改革进程的主动权。老子曾经有一句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是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不能瞎折腾，要跟煎小鱼一样，慢慢地翻，如若老翻，鱼就会烂掉。我以为老子这句话中强调做事的周密与稳妥，这是必要的，但是同时还需要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这样的雄才大略。清王朝缺乏有远见卓识的人才，无法从长远考虑，对待新政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不能做到未雨绸缪。 二是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时统治阶级的腐败就成了改革的致命毒药。 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主持者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能够超越一己私利，维护大局公利，以人格魅力来彰显改革的公信力。我们常常讲“时势造英雄”，反过来，也可以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这是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提出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先生感觉到国民党统治实在太腐败，所以就提出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民众”，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如果很有人格魅力，就可以像英雄一样造时势，来影响民众，带领整个国家社会改善风气。这与毛主席的名言“政策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此我们反观清末争权夺利的腐败政治，便可以窥见清政府新政的致命点所在。 所以，我觉得在近代170年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过程当中，近三十年的改革是最有成效的，由此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辉煌的崭新时期。但既然是历史的转型期、改革期，那么风险就会客观存在。前面我讲了清王朝的最后十年，是要以史为鉴知兴替。(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