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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有许多优良传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勇于探索的研究精神、建立宏大历史体系的创新精神、结合现实审视历史的批判精神、重视历史垂训作用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提高历史学者本身素养的学习精神等等。但是西方史学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是历史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中的人文主义 西方历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历史学家R. G.柯林武德曾指出，历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 希罗多德说，他之所以要发表其研究成果，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而被人们遗忘”。在修昔底德的著述中，他不断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的观点。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处的时代，是古希腊历史上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在希腊思想家们看来，宇宙不再是那些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集纳所。对这些力量的恐惧感，越来越被一种要了解它们和为了人而利用的愿望所代替。”智者学派的代表普罗太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著名的命题。这个著名命题对启示世人重新评估一切旧的传统观念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黑暗的”中世纪，尽管历史学成为了神学的奴婢，但西方历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依然传承，并且较古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借助神学的外衣而已。例如基督教强调公平，《圣经》处处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被《圣经》拔高到了除了上帝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高度。如果说上帝是超越人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那么，除了上帝之外，人人平等，这正是西方历史学人文主义理想的最高境界。 不过，对西方历史学的人文主义应该一分为二。西方历史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西方历史学中人文主义也存在不合理的成分和糟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就是过分强调“道德”和“理性”，以先验论和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并从虚无主义的立场断言历史没有规律性。 例如，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先验论的和虚无主义的。康德认为历史哲学乃是“道德哲学”的派生品，至于历史，“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昧、幼稚的虚荣，甚至往往还是有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 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它自诩为“自由”的、“理性主义”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现实就是精神：宇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心灵的产物。”“历史的线索应该求之于自由这一观念。”黑格尔还说：“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 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康德认为是“天意利用了人性之中的坏的方面来完成它在历史中的目的”，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由”和“理性”。 后来的西方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并加以发挥。如赫尔德等人在承认历史学人文主义的同时，反对历史有规律性，提出了历史主义就是相对主义的错误观点等。其他19世纪的西方史学家的普遍观点，都是在宣扬人文主义的同时，鼓吹历史没有规律可寻。他们认为，“历史好像是由一串多少是散漫地或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事件所组成的，其中至少是乍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计划或模式可寻。”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扬弃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西方历史学人文主义中的优秀传统，扬弃了其中先验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并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的学问，“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学具有人文性，但也具有规律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任何时候，外部自然界都占有优先地位，人的主观活动，要受自然的制约。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历史的人文性和规律性是最基本的内容，而这两个基本内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要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更明确指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后，很快为先进的历史学者所接受，不仅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也为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在西方形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发展。 西方史学界误读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在实践中苏联学者和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时，都出现了偏差。 苏联史学界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苏联历史学家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忽视了历史学的人文性。例如，在对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片面，他们完全否定了一些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历史人物的好的一面，并且对资产阶级学者观点中的正确看法一律否定。不顾各种历史背景，生搬硬套、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出现偏差，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名誉。正如苏联历史学家帕夫连科所说，苏联史学家“在全盘否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观点的同时，经常是把小孩和水一起到掉了，也就是抛弃了在这些观点中包含的积极因素”。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正与苏联相反，它们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人文义，而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样，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在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上以及历史是否科学等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搞唯心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破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使资产阶级学者感到害怕，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两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断言唯物主义颠倒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宗教的天命论、宿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决定论混为一谈，污蔑为“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根本没有规律可言。”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进行论证。客观而论，他的说法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和恶意的攻击。 事实上，波普尔不是在研究历史哲学，而是借题发挥，处心积虑地攻击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他在该书的扉页上写得非常明白。他说他写这本书，是“为纪念那些沦为所谓历史命运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法西斯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牺牲品的一切教派、民族和种族的无数男男女女而作”。 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史学构建 到现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变为了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无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如何发展和创新，形式上有多少改变，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凡是提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何历史著作，占主流地位的西方历史学著作，总要给予否定和攻击。 因此，如何看待西方史学传统，学西方史学的什么，如何避免西方史学中不健康因素的影响等，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史学有许多优良传统，但中国有中国的史学传统，有不同于西方的国情。中国的史学建设，需要继承西方的优秀史学传统，但更需要克服西方史学传统中的不健康成分。 在学习西方史学传统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坚持唯物史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一定要把两个基本内容结合起来，既承认历史学的人文性质，也要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才能更好地继承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才能把中国的史学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