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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需要指出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四个特点，旨在说明农战史专题与一般农战史的不同之处，以及农战史专题与其他众多专题研究的不同之处。而这两大差异恰恰是以往学界所忽视的。 其一，农战史专题与一般农战史有所不同。一般农战史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是中外都有的史学形式。而中国的农战史专题为中国所特有，其对象基本仅限于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它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后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前者是史学学术正常发展的产物。后者则是“证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证明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的正确性而建立，就像是黎澍所说的“经学”，它是史学政治化的结果。两者不仅在目的和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在表现形式及方法上也有较大的差异。而且正是由于目的的不同才造成了这些差异。一般农战史以叙述具体史实，即农民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表现形式主要是史的专著，论从史出并附属于史。而农战史专题由于需要论证毛泽东的理论，又由于不同的人对毛泽东理论的理解有分歧，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论。因此农战史专题的表现形式是以论为主，并常常发展为论战。即使是史的叙述也多是以论为线索或为指导，可以说是“以论带史”。其二、一般农战史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历史中的某一部分。它对历史的其他部分的研究没有较多的影响。而农战史专题是将农民战争史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并把农民战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赋予了农民战争史以超越一般历史的意义。因此农战史专题在中国史学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农民战争理论成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话语，而且是指导历史学研究与编纂的重要原则。其三、作为中国史学中众多专题中的一支，农战史专题的产生原因最为复杂和特殊，它是在领袖、政权和史学家三重作用下形成的。而其他的专题多只是在领袖理论和史学家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具体方式是史学家研究和阐释领袖的理论，并对此展开讨论，权力的直接干预较为少见。第四、农战史专题因大力宣扬阶级斗争理论，极为有力地配合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运动，成为最政治化和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项专题，并由此提高了历史学在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学术中的显学。 二、早期一般农战史：20世纪30年代的两部农战史专著① 1933年，正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之时，有两部农战史专著在中国问世，一部是蔡雪村著《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另一部是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此前尚未曾见过有全面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专著，只是有20余部太平天国史的著作。 这两部农战史与后来的农战史专题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较大的差异。先来看它们的不同之处。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农战史专题根据毛泽东的理论，认为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造成起义。而两著却都认为，全国性农民战争出现的社会条件是中国形成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例如蔡雪村认为，从秦代到清代中期，中国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是商业资本发展下的直接产物。”[1]（P1）就指导原则来说，两著直接尊从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两位作者都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述。而农战史专题具体奉行的是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两著的表现手法是史的专著而非论战的形式。 两著的观点与后来的农战史专题又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这表明后者在有些方面借鉴了前者。首先，他们都高度评价农民战争对于历史所起的作用。蔡著指出：“由秦始皇时代以至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前后，农民不断的暴动，成了推动中国历史向前演进的一个主要因素。”[2]（P8）他认为，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改朝换代，另一方面则是迫使新的统治者实行“让步政策”。农民战争以其“余威”“胁迫利用战争崛起之新兴政权不得不对农民施以相当让步与改良。”[3]（P2）这也许是中国农民战争研究中最早提出的“让步政策”论。薛农山也认为，农民暴动对于中国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甚至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4]（P228）关于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他们也归结为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两书还论述了有关“农民政权”及农民战争的口号等问题，这些都是后来的农战史专题所关注的。 ———————————————— ①本章节的写作参考了侯云灏《从三十年代的两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著看早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三、1939年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的提出 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几个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合作，写作了一个供当时政治教育用的课本，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该文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几位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定稿，并以他的名义公诸于世。[5]（P165）正是在这一章里，毛泽东提出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整套解释系统，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战争理论。这个理论具体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 农民战争的性质：从秦末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6]（P588） 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而这种武装斗争的实质就是农民战争。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7]（P572）所以他高度评价农民战争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党的领导农民革命必定会失败。毛泽东还以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因未建立根据地，实行“流寇主义”导致失败的教训来证明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性。可见，是现代革命的需要赋予了古代农民战争“革命性”。对于毛泽东理论的深意，史学家田昌五有极好的领会。他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有了再版的农民战争。”[8]（P17） 四、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般农战史 尽管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规定了一整套农民战争的理论，而且毛泽东还曾授意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要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并没有随之形成农战史的专门研究与著述。只是在几部史著中有部分农战史的表述，那就是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几部著作都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部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著中并没有出现像50年代以后的那种以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为出发点而研究的模式。这些史学家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认识得出结论，即使是范文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不例外。例如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他们都没有采用毛泽东所说的“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论”，而是强调官府对全体庶民，其中也包括庶民地主的剥削、压迫。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多次论述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的矛盾是历代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9]（P433—434）翦伯赞在论述王莽统治时起义的原因时说，王莽改制使商人地主大受损失，“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天下萧萧然群起为盗矣。”[10]（P402）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在汉代，王莽派兵到处烧杀抢掠，使“中产人民也不能安居生产，”由此激发了全国性的起义。隋代末期，朝廷征战高丽，命令天下富豪提供军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产。”再加上其他的剥夺，“除去贵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贫民，一致要求起义。”[11]（P124、250） 50年代后的农战史专题为了证明毛泽东所规定的农民战争的革命性，无原则地美化起义者，不仅把起义者描绘成现代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而且极力掩盖他们的残暴行为。与之不同的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多是以史实为依据，严厉批评一些起义者的杀人残暴行为。吕振羽多次谴责张献忠“到处乱杀”，历数他屠锦州、杀妇女的行为是“无阶级立场的反动行动”，尤其是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后，“比过去更乱杀。”吕振羽在引用《明史》的一段记载后，公正地指出：“这虽是献身仕清的汉奸张廷玉等的夸大，但张献忠实行乱杀，四川人口被屠杀为数颇大，清初由‘湖广填四川’却是事实。所以张献忠领导的农暴，在这方面，完全是反动的。”吕振羽还指出：“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措施。”[12]（P735、739、743、835）范文澜披露黄巢的罪行说：“黄巢怒市民助唐，纵兵屠杀，称为洗城。”[13]（P310）有关起义的性质，这些著作的论述也与毛泽东的论述有很大的差距。吕振羽将张献忠等的起义说成是“农暴”，即农民暴动。翦伯赞把黄巾起义说成是“农民暴动”，而把秦末和西汉末的起义说成是“农民叛乱”。这种命名与中国史学界通行的说法一致，却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论不尽相符。再例如毛泽东说，包括项羽、刘邦在内的“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而范文澜、翦伯赞都没有把他们领导的起义看作是农民起义，而是指出，项羽是旧贵族，刘邦是个小地主、农村无赖、野心家等等。翦伯赞说，刘邦建立的政权是商人地主政权，项羽建立的政权是旧贵族政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用“农民起义”和“庶民起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区分秦末的起义。认为陈胜发动的起义是农民起义，而刘邦领导的则是庶民起义。指出他们是“庶民夺国”，庶民就是平民。所以他说：“秦朝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起义了，而且政权落在平民刘邦的手里了。”[14]（P101）这些著作中也没有论证毛泽东所说的“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些都反映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学风。 范文澜1945年写成《中国近代史》，于1947年由华北大学出版，其中的第三章为“太平天国革命”。1951年他将此章作为单行本出版，题目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与毛泽东关于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的说法不同的是，范文澜虽承认其为“革命”，但不认为它是“农民的”革命。他详细分析了起义者的身份，认为它是“从工人、农民到富农、流氓无产者、兵士、失意士人、某些政治上被压迫的地主、豪绅、商贾；从新式的上帝会到旧式的天地会，团结在反满旗帜下，展开广泛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从陈胜、吴广起的所有起义算作同类，而范文澜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看作是与以往所有农民起义都截然不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认为它客观上是资本主义将在中国萌芽的反映。虽然这种评价过高，但是却表现出与毛泽东理论的不同之处。范文澜具体指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宗派主义、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范文澜批评太平军首领自相残杀、腐化堕落等等。认为这些“决定了太平天国的必然崩溃。”[15]（P104、110）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当农战史的研究与著述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理论模式时，史学家们都能从历史的真实情况出发，对农民起义中的具体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说明，此时的农战史只是一般性的农战史，而不是后来的那种农战史专题。不仅从基本概念到认识模式都与毛泽东的论述不相符合，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讨论后来农战史专题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的漆侠在《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说：“自从1939年底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便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开始了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他们或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或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以一定的篇章，描述了农民革命的一些英雄事迹。”[16]（P1）这种说法恐怕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 五、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的形成 以往人们总结农战史专题形成的原因，多把它归结为是史学家们贯彻“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理论的产物。因为要歌颂劳动人民，所以就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这种论断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人民中有多种成分，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农民战争形成了如此大规模的研究，而对奴隶、工人等“人民”却没有这样强烈的热情呢？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学中并没有一项专门的奴隶史。即使是工人运动史也仅仅是一个极小的专史，远没有达到农民战争史那样高的地位和那样大的规模。有人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要重视农民战争史。但是，重视农民，应该是全面地研究农民的历史状况，可为什么不研究农民的生产、生活史，而只关注农民战争史呢？况且，农战史研究的对象，即起义的主体，不仅是农民，还有许多参与起义的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地主、商人、甚至还有官僚、贵族。更重要的是，参加起义的农民主要是受国家控制的编户农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耕农”，而不包括佃农。因为受雇于私人的佃农和一些隶属于私人的部曲等一般不参与针对皇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可见农战史并没有研究农民的全部。这种“人民史”恐怕是不符合“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要求的（关于“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命题的意义，史学界另有结论，因与本文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此无需叙述。）。这充分说明，农战史专题并不单纯是为了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才产生的。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它具体规定了农战史研究的范围和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可以肯定，中国历史学只会产生一般农战史，而不会有农战史专题这种形式。不过，理论自己是不会自动发生作用的，需要有历史学家的阐释和运用。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初农战史专题产生到改革开放前的近四十年中，有关农战史的问题共发表了4000多篇论文，300多部专著。这卷帙浩繁的论文，多是学者们论证、讨论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的主要成果。而那些专著中也贯穿着相关的种种争论。如果仅仅是叙述农民战争史，是无需有这样多论文和著作的。 然而，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看到，领袖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立即推动史学家们积极地展开农战史的研究，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当时并没有主动地迎和毛泽东的需要去研究农战史。农战史专题是在新政权建立后才形成的。对于这一点，农战史研究者如此解释：“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为一门学科，应该说，也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在旧中国，尽管不少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已经重视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但有关的研究工作为反动统治者所不容，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只有在人民的新中国，由于国家和人民的鼓励和支持，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和规模。”[17]说在旧中国，因反动统治者不允许而不能开展农战史研究，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农战史研究。至于说由于国家和人民的鼓励，在建国后才有了大规模的农战史，这一解释还算有部分的可靠性。的确，没有国家的作用，农战史专题是不可能建立的。只是，国家的作用并非仅仅是“鼓励和支持”，而是权力的强有力的干预，包括下达命令、组织专业人员研究和教学。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范围内造成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 最直接的原因是，在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现实政治的一部分，贯彻、落实及铨释领袖人物的理论成为有组织的重要任务。这种任务经上级下达之后，由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以及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等多方共同完成。一方面，学者在学校中开设相关课程，另一方面，他们撰写文章或著作发表。学术期刊也组织专门的讨论，以推动这项工作的进行。由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理论自然比其他领袖的理论更加受到重视，贯彻毛泽东的理论便成了中国学界的首要任务。赵俪生和高昭一于1954年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在“付印题记”中赵俪生说明：“去年（1953）暑假前，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交下来一个任务，即自1953年暑后开学起，配合高等学校专业教学的设置，要我们开出一门专门化的课程：‘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个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特别对于旧文献根底较差的人，它更显得艰巨。当时，单纯靠了一点工作勇气，我们把这一任务接受下来了。到现在，通过一年余以来的劳动，这个试探性的工作，初步说是完成了。而这本论文集，就是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历程中积累起来的出品之一。”[18]受命开设农战史课程的，当然不会只是山东大学一个学校，很可能是全国多所重要的大学。也还是1954年，《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出版了《历史教学丛刊》第1辑《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其中收集了10位学者的15篇文章。在该论文集的“前言”中，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有关论述，以此来表明编辑此论文集的宗旨。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探索》出版于1956年。看来，这些论文集的问世都是1953年上级有关指示的直接产物。由此可以推论，1953年—1954年正是中国史学中“农战史”专题正式形成的时间。 此外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一、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尽管写作较早，但是并没有广泛发行，仅1949年由华北大学教务处出版了一个单行本。因此在当时及其后的一段时期里没能在史学界引起普遍的关注。49年以后，新政权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为配合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大量出版。截止1952年底，《毛泽东选集》的前三卷已出版发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出版单行本，成为史学界重点学习的篇目。通过有组织的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有力地覆盖了中国史学界，从而成为历史学研究和编纂的最高指导原则。二、文化、教育界的学习又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密切地配合起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洗心革面”。通过学习，树立起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阶级斗争观点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观点。这些都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转变立场，能否热情地歌颂劳动人民。三、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50周年，为纪念它，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于1951年出版发行。它虽是这套丛刊中的第九种，却是整套丛刊中最早发行的一部。1951年适值太平天国运动100周年，全国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1952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之《太平天国》部分也出版。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战史专题的形成。 六、农战史专题的发展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农战史专题一经形成便迅速地发展，有大量专著、资料及论文问世。然而，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某种背离毛泽东农民战争理论的倾向，这恰是史学家认真思考的结果。这种认真的思考不断深入，最终向传统理论发起全面的挑战。 如上所述，在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中，有五项原则性的规定。其中关于农民战争“规模大”的特点，史学界始终是认可的，因为它的确符合历史的事实。关于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一点也没有引起争论。而以上两点恰恰是不太具有重要性的。引起大的争论的是那些重要的论点，即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战争对历史的作用和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农民战争的性质，即是否具有“革命性”，直接决定着它对历史的作用，而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又影响到对农民战争性质的判断。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当然就具有革命性。如果承认有些地主也因受官府的剥削和压迫而参加起义，那么就会影响农民起义的“革命性”。 史学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在80年代前，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农民行为的性质和“农民政权”的性质。这只是从具体的方面入手，对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进行辨析，无庸置疑，绝大多数农战史学者是以大力颂扬农民战争的革命性及其“伟大作用”为研究的首要目标的。只有极少数学者在肯定“革命性”的前提下，批评农民战争的“局限性”和农民的落后性，实际上是对农民战争的革命性有所怀疑。孙祚民和翦伯赞较早提出这种看法。孙祚民指出：“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过高估计中国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他通过具体分析“农民政权”的性质来认识农民战争的性质：“‘新政权’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是存在着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孙祚民还以起义者的行为来分析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统统说成绝对‘纪律严明’，绝对‘秋毫无犯’，简直和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一般无二。而对有关农民军‘纪律败坏’的一切记载则认为‘完全是出于捏造’，‘全出诬构’和‘全然不足信的’。……仅凭‘善良的愿望’。抱着‘求全’的精神，无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意藻饰，尽量‘美化’农民军，以致达到了失实的程度，这便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P19、27、3）翦伯赞说：“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在写农民战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翦伯赞说，我们除了歌颂农民战争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20] 他们的批评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既有史实的根据，也有马克思理论的依据。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农民是一个保守的阶级，工人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尽管这些质疑有着充分的根据，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受“左”思潮极大影响的史学界，是不允许对农民战争革命性有丝毫的怀疑的。翦伯赞等人的论述被说成是对农民的“诬蔑”。不过，翦伯赞、孙祚民等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农民战争的革命性。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学者明确指出，这种“农民战争”丝毫不具有革命性（具体见下面的介绍）。 关于农民战争的作用，在80年代前，学界基本上是依照毛泽东的理论，一致同意农民战争对历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这种作用如何体现却有不同的看法。孙祚民、翦伯赞等学者提倡“让步政策论”，认为农民战争迫使统治阶级“让步”，就是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具体表现。这种观点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遭到了大规模的无情的批判。在新时期，学界展开了“历史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有人提出，农民战争不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相反起到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试图以否定毛泽东的“农民战争动力论”来挑战“阶级斗争动力论”，同时主张“生产力动力论”。这种观点又引起坚持阶级斗争动力论者的反对。由于论战的双方仍沿袭了传统的方法，不是从史实出发，而依旧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推论，大多只是在概念上兜圈子，所以没能得出新的认识。与之不同的是，有些学者以分析史实来认识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潘旭澜指出：“几十年来，太平军被作为‘农民革命’的范例。其实，前期领导集团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户、典当商乃至海盗。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原来的身份，不能用这种简单化的机械论来确定它的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发动起来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革命；它是为极少数人建立的‘地上的天国’，而不是为中国创造美好的前途，不是为广大农民谋福祉。”他还说：“不加分别地从根本上肯定‘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误区。……认为无论怎么样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进步意义，是一种背离事实、违反科学的历史观。根本的尺度应当是，根据其所作所为和造成的效果，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促使社会文明进步还是落后倒退。”[21]（P15—16、17） 近年来，对农战史专题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孟祥才明确指出，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的20多年中，农战史“所有学者都是在一个错误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22]对传统农战史理论提出根本的质疑。他还曾对笔者说，农战史专题的失误是体系的问题，不是枝节的问题，需要全面地改造。 黄敏兰从史实出发，全面挑战传统的农民战争理论，对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及性质和作用都提出了与前人根本不同的看法。结论之不同源于方法的不同，即不是仅仅讨论理论、辨析概念，而是具体分析中外历史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造农战史专题的初步设想。友人何兆武先生称这种方法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因为只有切实地研究，用史实说明理论问题，才能够真正地达到“破”。 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黄敏兰认为它既不是农民的，也不是革命的。所以它不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所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名实不副，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农民的。首先，它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其中有大量的庶民地主和商人。其次，它不是为农民利益的；尽管在发动之初，有着民众反抗的性质，但是最终都发展成为个人和小集团通过夺取政权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行动。”黄敏兰还进一步将中国的农民战争与西方社会各阶层的斗争相比，分析其性质和作用，指出，西方社会各阶层的斗争──无论是农奴、还是市民或贵族──的斗争，大多是为了制约权力或争取自身的权利。这种行动常常是以建立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为结局，由此不断地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大多数人最初只是盲目地反抗，随后则是为了夺取政权，用以改变个人的地位和命运。改朝换代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它只是更换了统治集团的具体成员，部分原来的被统治者变成了新统治者，而广大社会成员依旧处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境地。这种非理性的斗争，丝毫不具有“革命”性。根据大量中外的史实来看，“只有理性的行动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单纯暴力的行动不一定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23] 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黄敏兰早些时候曾从分析社会矛盾入手，指出并不是地主剥削农民，而是官民对立造成了起义。“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其中庶民地主与官僚地主的矛盾是不容忽视的。”[24]其实，起义原因是“官逼民反”这种认识王亚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并非新论，在新时期也有不少学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种认识比毛泽东的“地主剥削农民论”更接近于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但是仍然过于简单，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黄敏兰通过中外比较的方法认识到，由于起义与王朝更替有密切的关系，起义的原因只能从王朝自身以及王朝与社会的关系两方面去寻找。由于西方的王朝构成简单，西方的王朝更替只是国王个人的权力交替。中国的皇朝更替是庞大集团的权力交替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性财产再分配。中国皇朝的这种构成形式必然促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造反、夺权。中国皇朝的集团性统治形式和剥削形式使它与全社会对抗，而不是像地主个人与农民只是单独的对抗，所以中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夺取政权的政治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王位继承有极其严格的血统要求，而中国改朝换代却是以“易姓”为特色。血统原则的缺乏扩大了广大社会成员参与起义的可能性。针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农民战争少，就意味着阶级斗争少的误解，黄敏兰指出西方并非是阶级斗争少，而是中国式的单纯暴力的阶级斗争少。西方的农民经常性的斗争是合法的、非暴力的行动。由于他们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自己的地位，无需较多地诉诸武力，尤其是不靠夺取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中国民众恰恰是因为平时缺乏合法斗争的手段，积重难返，才会在王朝末期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25] 据笔者浅见，农战史专题实际上是大有意义的，大有潜力可挖。中国历史上频繁的周期性社会动乱以及由此引起的皇朝更替，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它被当作是“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即“农民战争”。农战史专题用一般性的理论即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结果是埋没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无法认识它的真意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的这种历史现象。当前，历史学必须对农战史专题进行改造，将这个旧课题变为新的课题。需要走出农民战争理论的误区，从新的角度去研究这种历史现象，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意义。 [作者简介] 黄敏兰（1953—），女，湖北咸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研究。 《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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