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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摄政王是光绪帝的亲弟弟，他或许听信了1898年袁世凯告密的政治传言，或许自己的无能使他顿生忌妒之心，总而言之，他掌握政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袁世凯开缺回籍。 摄政王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成熟政治家，当然也不是一个老辣的权谋者，作为光绪帝的亲弟弟，他或许真的相信康有为制造和反复宣传的一个故事，以为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的急速变化或许就是袁世凯的叛变，是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这个说法当然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持，不过摄政王载沣在接管权力之后确实将袁世凯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危险，想着法的准备整治袁世凯，甚至一度产生过要致袁世凯于死地的想法。只是摄政王载沣缺少决断，多了一点点妇人之心，结果放虎归山，养痈为患，咎由自取。 作为清廷政治的新核心，摄政王载沣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多年关照和栽培下，不至于幼稚到相信康有为的造谣和宣传，他当然清楚1898年中国政治转折的关键点，知道袁世凯是有密可告但其并没有告，其在康有为这些改良派和清政府方面都是道德无缺，假如袁世凯当年真的像康有为所指责的那样不堪，那么就很难理解其在这之后的升迁和不断被重用。 问题在于，康有为在外面的宣传使社会上对摄政王载沣掌控清廷政治权力后的政治走向有诸多猜测，舆论上一般相信摄政王载沣一定会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仇雪耻，整治袁世凯。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揣测，并不代表历史的真实。 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确实有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并不那么幼稚和简单。按照一般规律，新主人上台后总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大赦天下，提升心腹，收拾人心，重振王朝新气象。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一般规律。在比较平和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掌控权力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尽量向流亡在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放政权，像民国初年新政府所做的那样，因为不管康有为在1898年做了多少对不起太皇太后和光绪帝的事情，其在国外流亡的这些年毕竟始终以保皇为号召，毕竟没有与革命党联手对付清政府。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回国参政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出现了，如果摄政王此时顺应潮流，从这些方面入手，相信在民族和解、民主重建、民生提升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在先前君主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再出发，宣统元年的情形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而摄政王没有按照这种历史惯例和常规进行，他在太皇太后去世后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拿太皇太后当年的宠臣重臣袁世凯开刀，结果适得其反，人心丢失了一大半。 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当然不是他认为袁世凯有负于他的哥哥光绪帝，那些民间传言和演绎并没有扎实的根据。摄政王之所以拿袁世凯开刀，主要的还是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坐大，功高震主，已经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政治安全，是清廷内部少壮派无论如何都不能继续无视和容忍的。 袁世凯炙手可热，天下无敌，在强权人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掌控下，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主子有本事有权谋，再能干的奴才只能是奴才，无论如何不会变为主子。有本事的奴才会得到主子的青睐，这种青睐不过是让奴才多管些事多出些力，丝毫不意味着主子准备把这个家交给这个奴才。奴才就是奴才，主子随时可以将这个能干的奴才功夫废除，因为只要抽掉这个奴才的活动平台，再有本事的奴才也没有办法。所以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时代，无论拥有多大权力，都是在给大清国办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从来没有感到袁世凯对他们会有什么威胁。 摄政王与袁世凯之间的怨恨，主要还是因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尤其是军事高官的崛起，不仅损害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也要威胁到摄政王的政治统治。因为在慈禧太后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清廷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改革中，确实准备走上行政中立的政治道路，确实准备像东西方立宪各国一样，最大限度地消弭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出身问题，所有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政治权利，除了君主之外的政治职位对所有人开放，不再以出身决定一个人的升迁罢黜。清廷的这个政治选择当然有孙中山革命党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压力，但从本质上说也表明清廷和满洲贵族中大多数人开始觉悟。行政中立的原则既没有表明汉族人的优越，也没有再规定满洲贵族的政治优先权，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由于满洲贵族在政治架构中永远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因为永远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所以这个政策在表面上并不是要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但在客观效果上肯定对满洲贵族不利。这也是后来之所以出现一个令人奇怪的“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 清廷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实在说来，在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大概还没有为汉族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海外鼓吹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袁世凯等汉族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一个层面，都占有绝对的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的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地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廷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坦然很欣赏地看着袁世凯等汉族高官拼命工作，相信他们绝不是为汉族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 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眼见原本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能干的汉人抢走之后，其心中的醋意真的是难以言说。于是他们与汉族高官与袁世凯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公开化。这就从事实上验证了孙中山在海外所宣传的满汉冲突。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在他的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认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的是对议会负责。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除此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他们想着法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他们不再像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当年对汉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样信任和仰赖，反而接受孙中山的宣传，以为满汉之间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在客观效果上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能干的汉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于是他自觉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主动交出北洋军队的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似乎期待以此换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 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和少壮派之间的较量角逐和暗中较劲越演越烈。当然，袁世凯大致处于被动状态，少壮派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暗中煽动言官、御史捕风捉影、栽赃诬陷、交章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仅1907年，据说举报袁世凯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们的攻击当然没有影响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此时主持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当然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对袁世凯的信任不仅没有因为满洲贵族少壮派和清流们的攻击而稍减，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凯。1907年9月，清廷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和中央政府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即便在为光绪帝选择皇位继承人以及选择摄政王载沣这样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也曾认真听取袁世凯的意见，这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并不怀疑，袁世凯对清廷对皇上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是真诚的，只是慈禧太后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太皇太后的这种信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包袱和压力。 本来，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为监国，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量，但毫无疑问的是，袁世凯期望自己的真诚拥戴能够化解他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矛盾，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帮助摄政王载沣领导国家渡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理解和和解，这些少壮派集中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国家刚刚遭受慈禧太后、光绪帝两位主要领导人大丧这样重大打击，如果立即就对慈禧太后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决非国家之福，弄不好就会社稷动荡，甚者引起内乱。因为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外面虎视眈眈，在寻找一切机会，即便是袁世凯曾经统帅的北洋新军，也决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说拿来就能拿来，即便拿来，也不一定就听你的，甚至可以起来推翻你。 果不其然，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收拾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系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就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权，弄点颜色给摄政王和那些少壮派看看，结果摄政王就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谁知道这不仅使袁世凯对这些不中用的满洲少壮派瞧不起，而且可能连带着对摄政王的大清王朝产生了不信任不堪辅助的政治心理，袁世凯大约从此时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有许多人们至今并不明白的背景与原因，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后岁月最为信赖的重臣，他与汉大臣张之洞分享着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权力，张的主要职责在内政，而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主管着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与外务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密切合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的大发展，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突出，中外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内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外交，外交博弈成为清政府当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也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列强的视角看，英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原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两国的贸易往来文化往来也是列强中最为突出的一家，然而在甲午战争中，英国先是借给了中国高升号运兵船，中国可能有拉英国人下水的意思。然而当高升号出事之后，英国人不仅不愿与日本人翻脸，反而越来越倾向于日本，中英关系渐行渐远。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这也是日本稍后敢于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背景。 在欧洲，英国是德国的宿敌，中英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中德关系的亲近，特别是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德国人拉着俄国人、法国人，多多少少为中国说了一些好话，帮过中国一些忙，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让中国人感激。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英日同盟在远东占尽了上风，远东的战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垄断当然不符合后起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所以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国人于1906年动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 德国人三国同盟的建议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和兴趣，只是清廷考虑到英国和日本对这个三国同盟可能产生的激烈反弹，因而迟迟不敢答应德国人的建议。 中国的自我孤立鼓励了英国和日本，几经折腾，日本竟然与俄国握手言欢，稍后甚至出现了英、法、日、俄四国同盟的雏形，他们联合统治着远东，使德国还有美国都感到格外失落，于是德国人再度推动中美德同盟，美国人对此也变得非常积极。 对于德美两国的建议，此时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认同，认为这是中国走出外交困境的一个重要机会，中国如果能够与德国、美国结盟，一定能够在亚洲遏制日本，甚至牵制俄国、英国和法国。基于这一系列判断，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的方案，于1908年秋派遣唐绍仪出访美国，推动中美德三国同盟的建立。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对三国同盟的消息严格保密，然而日本和英国的谍报网委实强大，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中国政府的计划。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与美国、德国结盟，所以日本一方面加快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结盟。1908年11月30日，日美两国换文，宣布维持中国独立，保全中国领土，机会均等，维持现状。日本以重大让步换取美国默认日本对东三省享有的特殊权利，阻止了中美结盟；另一方面略施小计将唐绍仪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日本人下决心破坏袁世凯的布局，下决心要用美国人的力量清除对日本最具威胁的袁世凯。 待唐绍仪率领的代表团于12月1日抵达美国时，所有情形都发生了变化。一来美日达成了新的协议，美国人似乎都日本更感兴趣；二来中国政治局面发生大变化，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相继去世，美国人弄不清这件事的真相，虽然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宣扬的那些故事略有怀疑，但毕竟无法证实，他们担心与袁世凯走得太近可能会带来被动，毕竟摄政王载沣是已故光绪帝的亲弟弟，如果摄政王真的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要为兄长报仇，那么美国就很可能在远东的角逐中再度被动。基于自认为比较审慎的考虑，美国政府当然不愿对唐绍仪过分热情，中美德同盟因此迅速降温。 唐绍仪的外交失败当然是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的目的当然也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凯，担心袁世凯将中美德三国结成一个紧密同盟，吃亏的肯定是日本。因为袁世凯之所以急于与美国和德国达成同盟，主要的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对东北的蚕食与控制。现在，唐绍仪的外交失败了，在东北对日本的抵制也就无从谈起了，清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再度抬头，他们期望以和平的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国的渗透，所以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了，他不下台怎么可能呢？[1] 摄政王载沣没有按照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强硬的少壮派的要求处死袁世凯，使清廷避免了一场政治危机，但是由于将袁世凯放虎归山，实际上也为自己制造了敌人，为后续政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1] 袁世凯罢官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国际因素，这一点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不够的。过去的研究太过看重摄政王的复仇，现在看来这大概是一个假问题。关于国际背景的研究可以参见美国学者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孙瑞芹、陈泽宪译），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