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开拓精神
2003年是范文澜先生诞辰110周年。范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史学领域著名的“五老”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范文澜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学和文学方面。1929年出版的范文澜著的《文心雕龙注》多次再版，该书至今仍被文学史家看作是《文心雕龙》的权威注释本。1933年出版的他的《群经概论》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重要学术研究。1940年夏季，范先生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经学史演讲，毛泽东同志听了两次，在看了他的第三次演讲大纲后，特别给范文澜先生写信，称赞他的经学史演讲“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指出当时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是思想斗争领域的“第一任务”。这是刚到延安不久的范先生作为传统国学的集大成的继承人，对传统经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贡献。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个贡献，是建立中国通史撰写的科学框架。他虽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开拓者。1941~1942年延安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说出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系统看法，是对此前各种有关中国历史的观点的系统批判，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中国通史撰写框架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同志对这部著作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1947年他在华北用本名以及随后在重庆、上海用笔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和他发表的若干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把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把这段历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建立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基础上的划分，对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个体系对确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起到了指标的作用。
范文澜先生对推动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范先生作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历史研究室主任，在1949年4月带领历史研究室人员从河北正定迁到刚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安顿在东厂胡同一号。1949年11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范先生自己的古代史研究正在进行，他没有首先考虑在科学院建立历史研究所，而是率先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归入科学院领导，改名为近代史研究所。这个举措对于新中国的学科布局，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建国初期，各大学纷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很多大学还派出青年教师到近代史研究所进修。这些研究力量的培养和配置，对于形成后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雄厚科研力量是功不可没的。刘大年先生在纪念范老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说过：“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早在建国前夕，范老负责组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国史学会的前身），就开始筹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个丛刊的编辑委员会有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人，范老是实际的负责人和推动者。这套资料到1961年基本出齐，加上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总共出版了11种66册。这是新中国出版的最大的一部历史资料书，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新中国史学领域几项大工程，如《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中国历史地震资料的编辑，都和范文澜的名字分不开。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坚持、贯彻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与郭沫若先生的学术争论。范老是“西周封建说”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历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带动了20世纪50年代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热潮。再一个是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提出，部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情。那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汉民族是何时形成的，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范老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认为秦汉时期的汉族已经符合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的四个特征，已经形成为民族，并且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他提出并坚持这个论点，挑战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是有压力和风险的，事实上也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指责。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引起热烈的讨论，推动了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的发展。范老敢于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学者的勇敢，主要是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说过：“学有专长而争鸣是好的，长于教条而争鸣那就很不好。”
范文澜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的第四个贡献，是提倡并且力行实事求是的学风。范老认为，不肯下苦功夫，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抱着教条主义态度企图一鸣惊人式的争鸣，那叫做“潦岁蛙鸣”，与百家争鸣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真正进行了研究，作了深入思考，才能数年而一鸣，或毕生而一鸣。真正做到鸣，并不是容易的事。范老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要“神似”，不要“形似”，不要教条主义。范老的书和文章很少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范老经常强调要发扬“二冷”精神，即提倡“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这就是说，做学问要埋头苦干，要不慕虚荣。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范老所提倡的这些学风，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学研究，不仅仅是老一辈学人的责任，还需要广大中青年学者继承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的开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现实的变革需要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我们纪念范先生诞辰110周年，就是要学习范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从“神似”中去提高、发展和繁荣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的文化需要服务。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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